且加偏旁组新字:《知识中国——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中国——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前言

    前  言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也是新千年的开端。当我们处于千年之交的时候，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兴起，这就是以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革命。短短几年时间，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依靠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已经迫近眉睫。有人把知识经济称之为“知本经济”，把那些拥有知识而又靠知识创造和获得财富的人叫做“知本家”。依靠知识发财致富，这只是就个人而言，对社会而言，则是迅速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促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而对国家来说，在这个竞争加剧了10倍的时代，搭上知识经济这班快车，就意味着大幅度增强综合国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在其中唱主角的是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20多年前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制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为我们今天迎接信息技术革命、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做好了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正是由于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20多年引发了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的变化，正是由于我们党20多年来坚持实施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激发、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使得我们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时没有错过历史的机遇。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再一次坐失良机，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比100年前更加不堪的局面——100年前的1900年，中华民族是背负着耻辱跨入20世纪的，那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而今天，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着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昂首挺胸跨入21世纪的。

    站在新世纪的门口，回顾20多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总结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形成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而对知识分子政策所做的调整、充实和完善，正是本书的主要论题和目的。

    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条是作为这个政策对象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变化。全书的结构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在进入正题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预先加以讨论。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界定讨论的对象，即谁是我们将要讨论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无论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还是作为政策对象的知识分子本身，在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时都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谁是知识分子？”有两个例子大概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一个例子是，随着我国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规范化，愈来愈多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按照过去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解，大专毕业就算是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政干部算不算知识分子呢？如果算，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却又担负着制定或者执行与知识分子有关的政策的任务，这不是自己制定并且执行与自己有关的政策么？这显然说不通。另一个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原来的科研人员、教师、文化人下海经商或者创办企业。他们现在是算做知识分子，还是算做企业家或者商人？这些问题都同知识分子政策有关，因为，要制定和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必须首先搞清楚政策的对象到底包括哪些人。这样看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其实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界定，另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操作界定。我在第一章中综合各家意见，并且结合我国知识分子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上述问题做了比较粗浅的探讨，目的是为其后的讨论确定一个范围。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或者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不曾听说过知识分子问题，也不曾听说过有什么专门的特殊的知识分子政策，而在近代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竟然会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特殊政策的特殊对象？在第二章中，我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知识分子本身的特殊性出发，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应当说，这两章具有导论的性质，故安排在全书的前面。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的叙述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同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由于他的领导和推动，科学教育文化战线首先开始了拨乱反正。同全党范围的拨乱反正从思想路线开始一样，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从思想理论上开始的。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知识分子问题，把党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从“左”的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我们党正确地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从1977年至1986年，党用了10年的时间逐步清理了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用了很大力气解决“右派分子”问题和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到中共十三大之前，基本完成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方针政策。本书的第三、四、五、六章，大体按照这样一种顺序，分别叙述了党在这一时期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

    研究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变化，不能不研究这个政策的对象——知识分子本身的发展变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它的社会地位、心态和功能角色，除了受党在特定时期的政策影响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它所依存的那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结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下，在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不时成为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沦落到“臭老九”的地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通常，我们把这种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称为“社会转型”。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其施展才能的天地越来越广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渐承担起新的社会功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伴随社会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也经历了一场阵痛——从已经习惯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模式，转变到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剧烈竞争的大潮。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纵身下海，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一部分知识分子挺身政坛，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一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坚守科技、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固有阵地，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辛勤耕耘。无论如何，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开始并将继续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本书的第七、八、九章分别讨论伴随中国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群体结构、社会地位和心态、社会功能和角色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讨论的时限大体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9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知识经济”兴起，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这方面的问题，我留在最后三章中专门讨论。

    2000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总书记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着重做好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工作”。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2000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内容载入文件。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世纪之交再次进行调整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结合时代转换的大背景和知识分子在新时代中的特殊社会地位和作用，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理解。本书的最后三章正是着眼于此，从知识经济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入手，通过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云人物（我称之为“新一代知识精英”）基本特征的描述，通过对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的观察，通过党和政府在新世纪所实施的一系列人才政策及其成效，对“三才”政策的重大意义做了一个粗略的揭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同时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一个是我本人主持的《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另一个是我的同事张树桐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中由我承担的子课题《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我把两个课题合一，重点放在当代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上，对于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只是作为背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做了比较简略的回顾。同样，对于马、恩、列、斯、毛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思想，我也做了相同的处理。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谈到学风问题时曾经提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我以为这是很对的。如果读者需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方面的阐述，需要了解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历史发展，可以阅读其他的专著和资料，幸喜这些著述和资料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也不难找，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最后，我要对在本书的研究、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曾经给予我很多帮助的同志们表达诚挚的谢意。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感谢姜汝真教授，他是我1996年开始研究这个课题时的领导和合作者，假如没有他的帮助和鼓励，我可能不会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如一地坚持把这个课题做完。感谢甄小英教授，她最先读到本书的部分章节，并给以较高的评价，这使我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以最终完成全部书稿。感谢李景源教授和王继宣教授，他们两位审读了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如果不是他们，本书的结构可能比较松散，某些章节的理论分析也会相对薄弱一些。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张树桐副教授、张继辉副教授、沈桂萍副教授、王小红副教授、李金河副教授都给了我很大支持和帮助。特别要致以谢意的是李仁质副编审，他为联系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努力。李琳女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她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劳动以及对我的帮助是可想而知的。

                                                     李小宁

                                                     2001年7月30日于京西万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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