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的答是几声:四君子画:中国画艺术象征性的代表_艺术学论文范文_CSSCI学术论文网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画象征性特点的典型——四君子画的产生、发展、完善进行梳理,得出四君子画所传达的象征内涵植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传统,但它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状态的结论。四君子画所代表的中国画象征性特点既为画家直抒胸臆提供了方便,也依赖于画家对它的完善和丰富。
　　关键词:中国画;象征性;四君子画;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Four Gentlemen Paint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Artistic Symbolism of Chinese Painting
　　LIN Wei-ran
　　(School of Fine Arts,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中国画秉承着中国文化一贯的以婉转深长为美的宗旨,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皆有所指,皆有所喻。如象征高洁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象征财富的牡丹,象征福气的蝙蝠,等等。类似这些象征物在中国画领域里可说是不胜枚举,仿佛它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这样的象征指向。但事实上,每一种题材象征的确立或者说象征内涵被画家主动地去使用都要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中国画的象征性最初是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图解上,这与中国画最初作为教化的工具有关。因之象征的意味并不十分突出,有种看图说话的味道在里面。在早期国画作品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虽大多为后人摹本,但也可从中知道,它们是一些文学作品的图说。曹植《洛神赋》中“……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原是一种比兴的手法,用美丽的事物来赞美洛神,表现在《洛神赋图》(宋摹本)中即将太阳,鸿雁、游龙,芙渠一一并置于画面之中,而且在太阳中画一鸟,以“金乌”象征太阳,达到更充分表现诗歌内容的目的。至梁朝有陶弘景,为了拒绝梁武帝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①由此看出,象征性这时在国画中已脱开了图解,开始以表达作者意志为主,更强调弦外之音。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指画的作用有“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 ②亦是以画中的人或物来象征画外的“善恶”这一普遍的意义。及至宋朝中国的象征性特点已真正地确立了下来,并发展成熟。《宣和画谱》卷十五《花鸟叙论》中“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奇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③在这个基础上,宋元的文人画发挥了这一中国画特点,将象征与人格,人生观联结起来,在经历了明清历代的发展,逐步将象征性推向极至。
　　在常用的象征题材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只怕无过于“四君子”。“四君子”在中国画里是对“梅、兰、竹、菊”四种花卉题材的总称,以这四种花卉为题材的画出现时间上有先后,并且也不是一开始就以一个组合的方式为观众接受。它们中最早约在唐代开始兴盛,逐渐成为独立题材,直到明万历年间黄凤池辑《梅兰竹菊四谱》,陈继儒称之为“四君”后又称之为“四君子”,这四种题材才成为一个整体慢慢被人们约定俗成的联系在一起。
　　“四君子”成为象征性的典型代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四君子”画与宋代以后逐步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关系最为密切。文人画强调抒发个性,追求画外之意,讲究象征性,绘画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的产物④,所画之物总是某种品格和理想的象征,它的“诗书画印”并重的形式让画面形象、诗词、书法和印章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从而使文人画家不一定完全依靠形象来抒发心中块垒,还可以由通过其他三者点出弦外之音,达到“载道”“比德”的目的。象征着崇高品格的“四君子”是文人画家最喜爱表现的题材,从文人画的雏形宋代文人士大夫绘画一出现,“四君子”就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画中表现的对象,属于文人士大夫绘画早期代表之一的文同就是画竹大家,苏轼自己除了爱竹,也会在兴之所至而画竹石枯木。纵观中国画史,“四君子”画主要是由文人画家在推动发展,逐步将其完善,在某种程度上,讲起“四君子”画人们会马上联想到文人画,它几乎成了文人画的花鸟画的一种代称。对此可以将之理解为狭义的“四君子”画,而本文所采用的是广义的说法,即以“四君子”为题材的中国画。其次,是“四君子”庞大的画家群体,没有哪一种题材的画家人数能够与之抗衡。据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统计,仅墨竹画家元代可考者即占去元代画家总数的三分之二。⑤而在夏文彦《图绘宝鉴》元代画家中所载明确提到擅长画竹者就接近总数的一半。⑥四君子画家人数之众由此可见一斑。再次,由“四君子”画的起源、发展、形成的历史,可以折射出整个中国花鸟画的历史进程,它的发展紧随着花鸟画发展过程的每一步。最后,它们也是中国画中被表现最多的题材,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创作,传播,许多意义与它们发生了不可割裂的联系,这些联系深入人心,公众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认可它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如“兰日”(春日)、“梅风”(春风)、“菊节”(重阳节)。并且,这四种植物分布广泛,遍植于人们的庭前屋后,这就更加深了人们对它们的亲切感。
　　“四君子”的合集画谱出现较晚,但这并不表示,四种花卉题材的受到注重的时间也晚。恰恰相反,这四种花卉在极早时候就已被人们的乐于表现。这与中国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有关系。竹以其圆直中空,挺拔长青的性格,被看作是清心有节,出尘有德的代表。由《诗经•淇澳》篇到魏晋时期的贤士与竹为伍,爱竹之风极盛,《世说新语》中记王徽之借居空宅数日也要环宅种竹,并称:“何可一日无此君耶。”著名的“竹林七贤”亦是以竹自比,成为千古文人向往的典范,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咏道“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⑦由此可见竹在文人中的地位尊崇,那它被作为绘画表现的题材,也就顺理成章了。竹画的起源一向众说纷纭,有人考为三国关云长画墨竹;⑧亦有称为五代李夫人所创,李衎在《竹谱详录》中认为“墨竹亦起于唐,而源流未审。旧说五代李氏描窗影,众始效之,黄太史疑出于吴道子,……” ⑨《历代名画记》卷十中所记的唐人萧悦已是一个专门画竹名家,白居易的《画竹歌》中称说萧悦画竹“古今虽画无似者,丹青以来唯一人”,⑩由此亦可知画竹由来已久,在唐代已开始繁盛,这也符合花鸟画科在唐代独立的历史。及至宋代文同画竹,苏轼随后,使得画竹成为文人画的一个首选题材,几乎是善书善画者都能画竹,画竹之风较之唐代有过而无不及,并一直影响元、明、清三代。 (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CSSCI学术论文网) 共3页: 上一页123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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