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允许双重国籍吗:景凯旋:呼吁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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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呼吁审查制度

发布时间:2011-10-26 09:26 作者:景凯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3次

  1985年,在匈牙利作协大会上,一位著名作家强烈呼吁审查制度。他要求政府设立一个明确的审查机构,详细规定它的权力;要求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如果作家越过了界限,可以通过法院来起诉。这样,作家们至少知道创作的限制在哪里。


  自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以来,不同制度的各国宪法相继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无论西方国家还是苏联、东欧,都没有明文的出版法规。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作家们却主动要求建立审查制度,并把它看做一种进步。


  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上台掌权。为了恢复社会和谐,他提出口号:“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取代了过去“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


  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艺术家在创作上要自由得多,出版界也要宽松得多。比如,在匈牙利可以出版在其他东欧国家遭禁的作品。当然,仍然有许多政治的禁忌,最重要的创作戒律就是:艺术必须证明现实。


  然而,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什么内容是可以发表的,什么内容又是不可以发表的,标准很模糊,控制言论的部门总是滞后,编辑往往会抢最快时间处理稿件,但早上获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午就可能遭到谴责。好不容易公开出版的一本书,很快就可能遭到禁售。编辑和作者不知道,一篇文章或书籍在通过时,哪个环节会出问题?作品的命运将会如何?自己会不会受到处罚?


  编辑就像法官,他可以自由裁量,但他的决定只能根据上面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变成了审查人员:除了宣传官员,报刊编辑、出版社审读和电视制作者,甚至艺术家本人,也学会了严格的自我审查,不断删除作品中的敏感词,删除大段文字和镜头,加进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和概念。编辑和作者都明白,要想公开发表作品,就得善于打擦边球,采用曲折的隐喻。这样一来,思维与话语的完整性遭到了损害,作品的意思往往与作者的意图相左,或者变成言不及义的空话。


  呼吁审查制度是个讽刺,因为不公开的审查制度一直都存在。作家米卡罗斯·哈拉兹提曾写了一部书《天鹅绒监狱》,描述这种“审查制度的文化”。他在书中假托一个正统作家的口气,论证创作者和审查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亲密的合作者,他们“相互拥抱”,共同创造了繁荣的文化生活。艺术家们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越来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以至于不再需要公开的审查制度。


  这是一种“进步的审查制度”,它不要求艺术家必须表现完美的社会,或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忠诚,而只要求他们认可制度的永恒性。它的宽容度不是由专横的命令所决定,而是由合作的意愿所决定。国家拨出财政预算供养艺术家,艺术家则提供国家需要的产品。这种非经济的方式被视为艺术的“解放”。


  上世纪70年代,政府曾试图倡导大众文化,把艺术品推向市场,结果引起许多“严肃”艺术家对庸俗文化的抗议,他们担心这样会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稳定收入,宁愿接受保护而不是自由。对这些艺术家来说,70年代的匈牙利已经不同于30年代的苏联,或者50年代的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早已成为过去,虽然意识形态未变,但现在的国家已经采用一种新的温和机制来统治社会,由上面发布命令的粗暴方法已经被艺术家和国家的共生关系所代替。艺术家们既然已成为“国家艺术家”,出于责任感也要主动维护国家利益,严格进行自我审查。


  此书令人想起米沃什的《被俘获的心灵》,都是循着某些知识分子的论调和逻辑,探讨他们的内心世界。哈拉兹提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他从不将世界简单地分成“他们”和“我们”,事实上,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他们”的权力一天都维持不下去。70年代初他被迫离开大学,去工厂劳动了一年,后来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书《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以萨米亚特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在公开场合发表文字。80年代,他成为萨米亚特杂志《讲述者》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


  哈拉兹提对审查制度文化的论述是深刻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萨米亚特成功地打破了体制对信息和真理的垄断。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