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毛家姓氏在百家姓排位:世界王牌特种部队实录（5）第九边防警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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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边防警察大队是当今德国主要致力于反恐怖作战的精锐特种部队，它的成员一律不佩戴军衔级别标志。在队员的挑选上，全都在联邦边境防卫队（具有警察身份）内部进行。在国内，第九边防警察大队是一个准军事性的特警组织，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联邦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财产的安全。在武器配备方面，第九边防警察大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最基本的装备是９毫米ＭＰ系列冲锋枪。此外还配备突击步枪、狙击步枪、轻机枪、霰弹枪、火箭筒及榴弹发射器等。队员们携带的自卫手枪，则依个人的爱好、专长和习惯自由选择。运输调动则以直升机为主，机种包括超级美洲豹、法国的云雀等。它所担负的任务，除了突击德国极端组织红军派的秘密据点、攻击马勒斯坦及库尔德族极端分子的基地外，还包括缉捕重大的罪犯等。
一、临危受命
１９７２年，第２０届夏季奥运会在联邦德国（即“西德”）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举行。９月５日，在一片祥和与欢乐的气氛中，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对入驻奥林匹克村的以色列运动员发动了突袭，造成２人死亡和９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挟持为人质的恐怖事件。经过冗长的谈判，西德政府被迫向恐怖分子提供了一架直升机。当恐怖分子与人质一道飞抵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打算转乘另一架飞机前往开罗时，巴伐利亚州警察强行展开了营救行动。不幸的是，在一片枪林弹雨中，营救行动彻底失败，所有的人质均死于非命。西德为举办奥运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惨案震惊了世界！各国在强烈谴责恐怖分子暴行的同时，也对西德警察鲁莽的行动颇有微词。当时清楚的显示西德当局对人质危机束手无策又毫无准备。原联邦内政部部长汉斯?蒂特里希?根舍先生，即后来因德国统一而闻名于世的根舍外长对此也不讳言：“我们对像处理１９７２年这样的人质事件毫无经验。'慕尼黑惨案’说明，我们的警察——其实只能算是慕尼黑市的警察——根本是束手无策。”
实际上，“慕尼黑惨案”并不是孤立的恐怖袭击事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以来，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全世界愈演愈烈。这波暴力风潮以“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１９６８年劫持以色列客机为起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基于“慕尼黑惨案”的教训以及联邦德国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联邦德国内政部随即决定组建一支打击恐怖主义及严重暴力犯罪的特殊部队，即反恐怖特种部队。
于是，联邦内政部长汉斯?蒂特里希?根舍获准效仿英、美国家，组织设立反恐怖特种部队，以打击国内、国际的恐怖活动。由于各种原因，也由于因这支精锐部队，而让人联想到有复活纳粹亲卫队之嫌，最后决定在联邦国境警察内组建成立这支新队伍。联邦国境警察是正规军事组织，可行使国家权力。
起初，内政部在这支特种部队的归属问题上意见不一。根舍回忆说：“内政部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要将这支部队划归联邦刑事警察局管辖，另一种意见则是要其归入联邦边防警察部队。我偏向于后者。联邦边防警察部队人员稳定、装备齐全，从这样一支拥有２．２万人的部队里挑选人员以组建反恐怖部队易如反掌。而联邦刑事警察局却可能不得不重新为此制定在边防警察部队中早已有的训练项目，因此它难以胜任这样的任务。”
从一开始，内政部就没有考虑按国际通行的做法，将特种部队编入军队体制。其原因是，“联邦国防军的组成受到《基本法》的限制，人们根本就没往那儿想”。
当时，联邦边防警察部队下设四个司令部，每个司令部辖两个大队，共八个大队。特种部队与这些大队平级，但序列排在最后，因此定名为联邦边防第九大队，简称边防第九大队（ＧＳＧ－９）。
边防第九大队受联邦内政部直接领导，设在卡塞尔的联邦边防警察总司令部负责其人员的招募和管理。随着西部边防警察司令部的建立，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边防第九大队划归设在波恩杜依斯多大的西部边防警察部队司令部管辖，驻地在哈格拉尔。
边防第九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是乌符里希?Ｋ?魏格奈尔。部队成立前，他一直是根舍部长与联邦边警之间的联络官，亲历过“慕尼黑惨案”。熟悉他的人都说，魏格奈尔是一个极具活力和热情的人，拥有鼓舞人心的感召力。在组建边防第九大队的问题上，根舍对他的信任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为了将这支特种部队尽快组建完成，使本国免遭恐怖分子的新一轮攻击，根舍亲自指导边防第九大队的组建工作，凡是边防第九大队的事情必亲历亲为。受其影响，内政部在诸如向边防第九大队拨款的问题上也丝毫不敢怠慢。曾一次性拨给边防第九大队６３０万马克的装备费。
在边防第九大队组建初期，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大多不愿意向边防第九大队传授战术训练方面的经验。这倒不是有意为难西德，而是因为在各国部队中，特种部队最为神秘，而一旦被他人全然洞悉，也就再无秘密可言。当时，联邦德国最可信赖的伙伴只有以色列特种部队和英国陆军特别空勤团（ＳＡＳ）。这是由于“爱尔兰共和军”在西德的兄弟组织“莱茵军”曾以炸弹袭击的手段对付在德的英国人；以色列自不用说，他们对“慕尼黑惨案”的愤怒已渗入骨髓。更重要的是，就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来说，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反恐怖史，以色列特种部队经过与恐怖分子多次较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联邦政府极力支持边防第九大队向英国和以色列特种部队“取经”。当时，到英国学习问题不大，但在拟定到以色列长期学习的问题上最初不免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慕尼黑惨案”尚未烟消云散，以色列国内还存在仇德情绪。尽管如此，边防第九大队虚心求教的精神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最终还是打动了以方，以色列特种部队同意将其在警察特种部队方面的战术传授给西德。
谈到建设初期的困难时，魏格奈尔无不感叹：“没有人能告诉我边防第九大队应该是个什么样，没有人敢说。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每个人都在想，反正这是张'弹射椅’，如果失败了，谁说的谁负责。”
在对边防第九大队的众多期盼中，也曾出现批评的声音，人们甚至担心边防第九大队会成为一支比其他部队更具特权的部队。特别是当资金向他们倾斜，而别的部队却捉襟见肘时，这支部队就不免招人嫉恨。各联邦州也自觉本州的警察权力受到侵害，认为应该建立各州自己的特种警察部队。根舍认为这正符合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联邦州在将来组建自己的特种部队，因为我曾经说过，如果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形式的部队，那将是非常有效的。我宁愿——可能这样更自由些——把它看作是一种竞争。组建州特警部队，我认为可行。”
公众对创建这样一支部队同样心存忧虑，他们担心特种部队的精英意识会超越国家的法律界限。对此，魏格奈尔的回答十分明确：“这些我们都考虑到了。如果一个法制国家不愿意在法律与限制自由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就必须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为警察创造最高的效率。这是提高效率的传统做法，以往在创建联邦刑事警察局或联邦宪法保卫局时也是这么做的。”
兵员、装备和训练 组建初期，边防第九大队人数虽然不多，却能发挥出自身的最大潜能，做到高起点。
在人员招募方面，边防第九大队极其重视征召高素质警员。负责招募工作的胡伯图斯?格茨纳目标非常明确：“对一支特种部队来说，我需要那些成绩最优秀的人。在他们的选择上没有任何妥协，因为优胜劣汰就是对人身安全的保证。弱者是链子中薄弱的一环，谁出现了问题，谁就成了别人的负担。每个人都应该始终坚信，在我的周围都是优秀的人。他们必须是一支精英团队，我绝不能招募让我总是心存疑虑的人。”
ＧＳＧ－９的队员都是从志愿参加者中招收，择优录取。人员主要来自联邦边防部队或正规警察部队服役至少两年半，记录必须良好。能成ＧＳＧ－９的正式成员，这些２０至２５岁的年轻人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考验。ＧＳＧ－９的初选期为三天，甄选项目包括：心理能力（持续４至５小时）、个人耐力、射击术、个人身体测试。经过这初选程序后，仅第一阶段约三分之二的人将落选。通过初选程序的入选者，还要接受５个月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特别重视个人身体条件训练及技能训练（射击、武术），这阶段大约百分之十的人落选。最后一个为期３个月的训练为专门技术训练（团队意识、突击战术、武器）。成为ＧＳＧ－９的成员后，每周也必须进行约５０～７０小时训练，内容包括：各种枪械认识及使用、自卫术、爆破、通讯、急救、室内近战、快速游绳、跳伞术、潜水、驾驶。还有定期的模拟演习等。
ＧＳＧ－９驻扎在波昂郊外的圣奥古斯汀，距离德政府所在地很接近。尽管ＧＳＧ－９建立的初旨是作为国家的反恐部队，但也可预见它还会负责如在高危时担任保护政要，及提供保护国家重要机构设施等职责。被任命指挥ＧＳＧ－９的是尤里奇?韦格讷，他是一名拥有１５年军龄的边境警察及反恐专家。在担任ＧＳＧ－９指挥官前，韦格讷就曾与ＦＢＩ和以色列人一起进行反恐训练，韦格讷接管ＧＳＧ－９指挥权后，他更加强了与以色列人的联系。据报道，韦格讷曾参与１９７６年以色列的恩德比行动。１９７２年底时，韦格讷开始组织自己的特种部队。至１９７３年初，这支部队开始执行特种任务。为了在ＧＳＧ－９树立团队精神，１９７３年队员们开始戴绿色贝雷帽。
边防第九大队的训练是在一座由高墙围着的模拟城市中进行的。里面有住宅、高楼大厦、直升机、汽车并且有三架客机机体实物，因为这些目标都极易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并且稍有疏忽随时都会发生爆炸。新队员入队后，要经过２２周的专门训练，其中前１３周课程主要着重于法律、武器操作、空手道等基础训练；最后的９周则是针对个人特性，做较严格的个人专业技术训练，以及一连串极为严格、艰苦的反恐怖行动测试和考验。一名边防第九大队的成员，首先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镇静。因此，队员们经常接受心理学专家的帮助，学习应付各种极度紧张情况的本领。专业技术训练是很艰苦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队员们每天训练８至１０小时，只有在用简便午餐时才稍事休息。不时还要进行强化训练：整整一周，每天连续训练１２小时。他们要进行体质、射击、模拟游击战等方面的磨练。
为了增加本队知识和调整训练，ＧＳＧ－９也和美国的ＦＢＩ、三角洲部队、英国ＳＡＳ、法国ＧＩＧＮ等作定期技术交流。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曾称，边防第九大队是一个不吝惜使用最先进装备的部队，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在心理素质培养方面，边防第九大队从一开始即聘请专家进行辅导。由于边防第九大队承担的特殊任务非心智坚强者所不能完成，因此内政部决定派驻心理学家对部队成员进行心理辅导。根舍对此有更多的考虑：“对我们来说，进行充分的心理辅导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对警员自己，同样也是为了使每个警员能够针对各种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所有的行动必须遵循手段适当的原则，武力的使用只能被看作是最后的选择。这一切都必须以具备穿透敌人内心的能力为前提。所以对边防第九大队来说，求教于有警察工作经验，及可靠的心理学者是不可或缺的。”１９７７年，心理学家沃尔夫冈?萨勒夫斯基接受了为这支特种部队进行心理辅导的任务。他随即为边防第九大队设计了一套新的挑选程序，该程序的目标是让那些符合心理要求的人能够适应这支团队的任务。
在行动组织方面，边防第九大队采用小组作战的方式，即一个特种小组由五个人组成，而不是采用以色列按每１０人为一个班的建制。边防第九大队第一任教官克劳斯?布莱特在解释这一做法时说：“我们的培训目标是建立能自给自足的特种小组，而不是单个特种兵。每个小组的力量是平均的，而且能随时互换，而单兵则不会取得这样好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边防第九大队并无前例可言，即便是美国，可类比的部队过去也是以单兵的原则组建。
边防第九大队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有所不同，它实际上是特种警察部队，在组织上隶属内务部，归内务部长指挥。目前，边防第九大队由司令部、四个突击部队和一个专家技术组组成，编制为２００人，而目前实际拥有队员３００人。大约每３０人为一个战斗组，全队可分为６至１０个战斗组。他们驻扎在波恩附近桑克?奥古丁的一栋现代化的大楼里。起初ＧＳＧ－９有三个打击分队，并配有其他后勤支持小组，包括总部、通讯、情报、工程、武器、研究、训练、供应、及装备维修组。１９８３年ＧＳＧ－９再增加多一支打击分队，共四支打击分队。每支打击分队由４２人组成，并分为指挥部和五个５～８人组成的小队。各小队可在任务部署时，按此编制增减。
理论课教室的墙上一直贴着这样两句口号“为争取行动自由而奋斗”和“只有简便才能取得成功”。学员们经常喊这两个口号，这是边防第九大队员的基本品格。因此，该组织不允许其成员炫耀自已是德国联邦警察中的明星，发现谁有这种想法就会被立即开除出队。这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边防第九大队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暴露身份。
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携带多种特种装备，如：微光夜视镜、特制手溜弹、微型手枪、催泪弹、微型高灵敏度无线电报话机、特种攀登装备、强光型鹰眼探照灯，以及可穿透厚３０厘米的高级防弹玻璃的高爆子弹等。队员的制式装置主要是德国ＨＫ公司生产的ＭＰ系列９毫米冲锋枪，和每支价值３ ０００马克的毛瑟６６型精确步枪。所携枪支皆配有消音器。队员每人都有标有自己名字的专用武器。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的队员平时穿黑色制服。根据不同的任务，选穿防弹背心、防火服、弹簧靴，戴四角防弹帽以代替贝雷帽。但在某些行动中，有时穿的则是和空降部队相同的迷彩装。
虽然这支部队的人员，均可从联邦边防警察部队的现役人员中直接招募，而最初的武器配备却没有如此便利条件。当时联邦德国所有武器库里的枪械，竟然没有一件适合这支特种部队使用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将边防第九大队武器的采购转向市场，寻求最佳的产品，同时与工业界通力合作以研制专用武器装备。以手枪为例，由于英国安全部队在与“爱尔兰共和军”的交火中，手枪经常发生卡壳现象。有鉴于此，边防第九大队首选了稳定性较好且故障率较低的“史密斯和文森”型手枪。几年后，厂家根据部队的要求又研制出“赫克尔与科赫”Ｐ７型手枪，这种操作简便的射击武器后来成为边防第九大队手枪家族的利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边防第九大队又引进了奥地利科劳克公司的１７型枪，存弹１７发，威力极为强大。
由于边防第九大队的任务范围广泛，从一开始便把营救在海外的德国公民包括在其行动范围之内。因此，边防第九大队必须采用功率极强的通讯器材。在这种情况下，博世、电信通讯及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无线通信设备组合便成为当时最佳的解决方案。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在对敌情研究方面，边防第九大队也时刻牢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真理。边防第九大队非常重视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研究，且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像卡洛斯?马里希海勒的恐怖理论手册、乌尔雷克?曼霍夫的文章、“赤军”的小册子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文章等都是其收集的对象。这种广泛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认清敌人的强处与弱点，以便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使边防第九大队保持优势。这不仅涉及战术领域，同样也涉及到装备采购。与此同时，边防第九大队还系统收集和分析了一些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并为联邦德国领空上的所有飞机建立了一个资料库，配有各架飞机的精确图纸。
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根据分工，边防军第九反恐怖大队主要对付好战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因此，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事件，保护国宾以及联邦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１９７７年，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在德国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４月７日期，联邦总律师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及其司机被暗杀。７月３０日，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也成为牺牲品。９月５日，“赤军”再次劫持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勒耶尔，并杀死了他的司机和四名警卫。西德民众因此人心惶惶，联邦政府发誓要全力打击恐怖主义。边防第九大队终于可以出手了。
除了魏格奈尔，恐怕再没有人能够描述这惊心动魄的１９７７年秋天了。
“９月５日，随着施勒耶尔在科隆遭到劫持的消息，命令立刻传来，要求迅速将边防第九大队派往科隆。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内政部长魏尔纳?曼霍夫固执己见，我们不得不依命行事。三个特种小组挤在科隆警察局的院子里原地待命，我独自走进指挥中心，发现那里一片混乱。联邦内政部长和北威州内政部长正吵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人顾得上向我们交待什么。我向联邦内政部长建议：将边防第九大队人员撤回驻地。反正从驻地到这里只需一刻钟时间，而且，在驻地待命对准备工作及形势判断更加有利。部长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们很快采取了搜捕行动，科隆的一切可疑地点都是我们搜索的对象。每天我都要前往哥德斯堡的联邦刑事警察局指挥中心，那里聚集了所有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而边防第九大队人员，则在哈格拉尔驻地长期处于战备状态，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回家。
１０月１３日，汉莎航空公司‘皇冠’号客机被劫持时，我们正好与刑警同事一道，在科隆大学对一幢公寓楼里约２０００个房间进行搜查。有证据表明，施勒耶尔曾经被扣留在这里，因为，在地下车库里我们找到了绑匪的车。就在这时，我接到联邦总理府下达的命令，要我立即停止行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我的人才向我报告说，一架西德飞机被劫持了。由于应对反劫机行动我们需要准备另一套装备，因此，我立即将部分人员撤回驻地并更换装备。接下来，我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带谁去。对攻击一架波音７３７飞机需要多少作战力量，我心里有数，连专家在内，里里外外应不超过７０人。但向留守人员讲明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登上了科隆至塞浦路斯拉维卡机场的飞机，这架飞机是根据与汉莎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专供我们使用的。联邦刑事警察局也派来专家与我们同行。为弄清是谁劫持了这架飞机，我尝试着与塞浦路斯机场的地面调度中心进行联络，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对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后来，我们从窃听被劫持飞机与塔台的对话里才得知，劫匪是阿拉伯人，其中一个人还是女的。有迹象表明，他们可能还试图返回联邦德国。
我建议危机指挥部允许我们留在这个地区，因为，被劫的飞机有可能在附近的任何一个地方降落。我首先建议驻扎在以色列，但这必须穿越一个阿拉伯国家，在当时，中东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这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好在我们后来与土耳其达成了协议，可以飞到安卡拉并首先驻扎在那里。土耳其向我们提供了全力的支持，联邦德国武官也来照料我们。我们被允许在机场上自由活动，甚至可以跟土耳其士兵踢踢足球。在这种时候，我必须让我的人忙碌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我让所有人员检查并清洗枪支。这些活动多少能让我们保持紧张的状态。
由于巴林和科威特拒绝了劫机犯的降落请求，被劫持飞机最后降落在阿联酋首都迪拜。我和几位同事立即乘坐联邦政府派来的一架小型喷气飞机飞往迪拜。
阿联酋国防大臣沙耶希?穆罕默德作为行动指挥坐镇塔台。他是一位年轻的大臣，毕业于英国的军事学院，我们是同学，期间关系还相当不错。可沙耶希却马上告诉我，他不会同意让我行动的。我对此立即表示反对，称这种事你们干不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并请我看看他们由英国顾问培训的部队。此时，这支部队正好在海湾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上进行行动前演练。我认为，‘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不可能令人信服，一旦劫持者开始枪杀人质，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后来，‘皇冠’号飞离迪拜，使得我们未能在那儿解决这次危机。幸运的是，当劫持者站在舱门时，我们拍到了他们的相貌，其中三人的特征非常清晰。德国联邦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根据照片，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劫机为首者佐汉?尤素夫?阿卡什的具体情况。几个月前，他在伦敦的兰斯特饭店射杀了北也门前总理阿朴杜拉?阿尔?哈贾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此外，从舒曼机长在从飞机带下来的垃圾中放进四根新的香烟，安全人员判断这暗示着共有四名劫机犯。
没过多久，飞机开始在也门的阿登机场降落。起初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只知道这种老款的７３７型客机的续航力非常有限，只可能在也门人民共和国或者是索马里降落，不大可能飞到利比亚。
由于搭载边防第九大队人员的飞机不能进入也门，只能继续在安卡拉待命。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补给和照顾，我命令飞机转移到科里塔北约基地。与此同时，我们乘坐总理府秘书长维什涅夫斯基的飞机前往德基达。维什涅夫斯基试图通过沙特向也门政府施加影响。但方案尚未实施，由于舒曼机长被枪杀，也门政府强行要求飞机离开。第二天上午，‘皇冠’号再次起飞。我们再次陷入思索中，他们的下一站目标会是哪里？两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他们要飞往索马里。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沙特经常向索马里提供援助，沙特政府与索马里政府具有良好的关系。不久，索马里政府同意飞机降落。
劫持者从一开始就在摩加迪沙机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将舒曼机长的尸体抛到了机外。这个错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尸体是不净的，对一个伊斯兰国家来说这是巨大的侮辱。因此，尽管劫机者也是阿拉伯人，但索马里人并没有对他们表示欢迎。当然，此时，沙特的说服工作也发挥了作用。
当我们到达摩加迪沙时，会谈已经准备开始了。维什涅夫斯基立刻拜访索马里总统西阿德?巴里。而我则和现场的一名行动指挥官，即一名中将进行了交谈。他的神情非常紧张，尽管他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做，却不断在那里嘀咕，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问他是否拥有一支相应的部队，‘你们有经过训练的人吗？’他回答，有一支突击营。我继续问他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不，还没有，但我们的人从早上起已经开始训练了。’这是一个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必须从他那得到行动许可，而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相信，他介于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要求那些在西阿德?巴里总统专机上进行训练的突击队员，学做一遍我手下两个人做的动作，他们没能完成，而这只是一些小训练而已。另一方面，从生理条件上讲，索马里人身材比较矮小，没有强壮的身体素质，体能较差。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配备特种武器，连梯子都没有，他们根本完成不了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为此，我建议将军立刻赶往总统那里。维什涅夫斯基也要求这个任务由我们来完成。
就在同时，根舍外长就解决人质危机传来紧急口信：‘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可能，并在危机指挥部约见了索马里大使，我把与施密特总理谈话的内容向他做了转达。我对他说，他应该立即与西阿德?巴里总统取得联系，并征得总统本人的同意，我们要求派一支特种部队前往摩加迪沙，这支特种部队能够解救在那里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这意味着，外交部已经开始介入边防第九大队的行动了。这之后，施密特总理和根舍外长再次召见了索马里大使，施密特总理再次做出保证，绝对尊重索马里主权，“边九”的行动需要得到索方的允许；另一方面，总理还保证，这必定会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人们已经感觉到索马里领导人开始有所松动，两国间的会谈最终肯定了我们的计划，现在的一切都掌握在边防第九大队和汉斯?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手中了。中午过后，我们得知他们为我们获得了行动许可。这一个营的索马里士兵归我指挥，我让他们执行机场掩护任务。然后，我乘车前往位于机场边缘的索马里空军基地进行侦察。‘皇冠’号飞机停在一条滑行跑道上，我试图从那里靠近飞机。一名索马里上校让我充当索马里空军司令的陪同军官，在他旁边还站着一名前苏联顾问。这两个人看来对此并不热心，我的存在想必让他们的滋味并不好受。我是作为一个北约国家的成员来到这里，而他们代表的则是另一方。然而，他们并没有阻止我做什么，因为命令是从最高层直接下达的。
我试着对地形进行侦察，并靠近了飞机。当时天空有点雾气蒙蒙，这个纬度地区的黑夜来的特别快。为了越过一段沙丘土路靠近飞机，我必须穿过一段１ ５００米的开阔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不能使用人工照明。当一切都侦察完毕后，我又回到了基地。
此前，指挥部的飞机搭载的边防第九大队成员已飞抵距摩加迪沙半小时飞行距离的吉布提。我用无线电通知他们，在黑夜来临前必须到达摩加迪沙。同时，我们让索马里空军的飞机起飞，以免我们的飞机到达时让劫机犯感到突兀。大约１９时，边防第九大队的人来了，我们的队员热情高涨，一下飞机就急着向我请命。‘是的。’我回答，‘你们已经看到这里发生什么了。’”
边防第九大队总是保持着高昂的士气，这一点毫不夸张。任务极为崇高：保护生命。魏格奈尔上校已经为行动做好了准备，队员们完全信任他。在这样的行动中，自己总会有损失。每个人都会说：好了，让它发生好了。你可以当个旁观者，但人们也会说：首先你是自愿的，其次，这是一件好事。正如一位同伴形容的那样：我们就是那些绝不手软的理想主义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能救人于水火的机会。
当行动被允许时，还有几个障碍必须解决。魏格奈尔上校继续谈道：“期间，我已经与维什涅夫斯基谈过，他也向危机指挥部和施密特总理做了汇报。施密特总理同意开始动手，他让我接听无线电话并亲自向我下达攻击命令。我感到很兴奋。我向他说，我不能保证没有损失，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但我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坚信可以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句话对他是个极大地安慰。他说：‘我负政治责任，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做你们学到的东西，我们也相信你们可以做到。’就这么简单。整个行动没有人向我指手画脚，甚至连维什涅夫斯基也没有这样做。从一开始他就讲，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有趣的是，边防第九大队中也丝毫觉察不到浮躁的气氛，相反他们都保持着最好的状态，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我的司机还说，但愿行动开始时不会再出现一个冒失鬼。我让副大队长带一个组埋伏在山丘的阵地里，执行狙击和观察任务。这样，飞机上的一切事情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根据与观察队员的无线电通话联络，我们随时都掌握着每个劫机者的位置。此外，我们还和我们边防第九大队的心理学专家萨勒夫斯基一道制定了一套谈判方案，我们要让劫持者相信，联邦德国政府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会释放‘赤军’的成员和另两名关押在土耳其的人。
劫机者中为首的穆罕默德是个飞机行家，曾受过培训，熟悉飞行时间和空间计算，非常清楚一架飞机从法兰克福到摩加迪沙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同样也经过了精确计算，并把对时间因素的考虑纳入整个方案中。
下午，形势突变，穆罕默德变得有些狂躁不安。他让手下将乘客绑起来，并往其中几个让他感到讨厌的乘客身上浇白酒，威胁要将他们烧死。他叫喊道：‘都结束了，结束了！’此时，机舱里的空气顿时凝结了。然而，当听说‘交换程序’正在按计划进行（当然是假的）时，他又恢复了平静。到了晚上，他甚至兴奋地谈论起交换的细节。对我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迹象，我们正巴不得他们这样。
我们认为，最好能在午夜后实施攻击行动。我们已经探明，在飞机前部的驾驶舱及一等舱内有三名恐怖分子，但第四名的位置我们尚不知晓。我请求塔台上的谈判小组尽可能把他们拖累。这点很关键，他们的注意力不能太集中。”
事实上，在解决这场危机的整个过程中，谈判小组和边防第九大队心理学专家的工作是极为关键的。沃尔夫冈?萨勒夫斯基说：“我们和魏格奈尔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恐怖分子集中在驾驶舱里，重要的是阻止他们炸毁飞机，这种危险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有时，同恐怖分子的谈判是非常激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和我们保持通话，然后就此拴住他们。”
总攻的最后时刻就要来临了，魏格奈尔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
“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恐怖分子持续保持着神经高度紧张，并逐渐靠拢在一起。将近午夜时，我们出发了。在附近待命的六个作战小组和一支预备队，还有部分拆弹专家开始向飞机靠近。同时，位于山丘的观察哨和狙击人员不断向我们报告最新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很正常。
索马里人正在执行另一项任务，即点火。在非洲，火具有不同寻常的魅力。我交待他们，把这个区域圈起来，任何人在这段时间里，既不能进，也不能出。在距离飞机两百米的地方，索马里人将火点了起来，这立刻引起了恐怖分子的警觉。穆罕默德叫嚷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着火？我们回答，我们必须去塔台问一下才知道。然后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此这般。这期间，我的特种小组已经潜到了飞机的底部。我向各单位下达了总攻命令，就像在平常训练中做的那样。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将命令录在了磁带里，然后又用磁带重复了一遍。２时０５分，进攻开始了。”
冲进飞机前的感觉是永远难以抹去的，一名边九队员讲述了他的记忆：“就像一次演习，只不过火力要猛烈些。我并不惧怕这样的行动，在摩加迪沙也不例外。这正是检验训练方案是否正确的好时机。每一个战术细节我们都训练过，所以我们对要冒多大风险一清二楚。在这种行动中，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如果中弹，只能当作运气不好，这是谁都决定不了的。我们不仅要对同伴负责，而且更多地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质负责。最轻微的声响或稍不留神都可能惊动敌人，那些无助的人就可能因此惨遭毒手。要说有压力，正是这种责任感造成的。时间在出击前的一刻仿佛停止了运转，空气静默得令人窒息。虽然动作练习了千百遍，但在此危急时刻，谁都不能预见对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谈判人员和侦察员。每个人都必须相互信任。我并不感到恐惧，确切地说，压根儿没有想到过自己。该做的事早就做好了，实际作战中哪里有时间进行考虑。”
一声爆炸，火光骤闪，魏格奈尔率先冲进了“皇冠”号。魏格奈尔回忆道：“右前方小组受到狙击，第二组马上跟上。双方立刻交上火。我们的一名同伴被击中脖子——这是此次行动中惟一受伤的人。急救人员立即前来急救。
第一个中弹的是一个名叫马默德的劫机犯，他连中六枪，被当场击毙。接下来是那个叫安莎丽的女匪，她倒在地上时，还没有死。我们还没来得及处理她，第三个人却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但立刻被两边的交叉火力撂倒。最后一名劫机者却不知躲在什么地方。这时卫生间里突然枪声大作，我们毫不犹豫地朝卫生间开火。一切就这样被搞定了。
在双方交火持续了三四分钟后，疏散行动开始了。我们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因为当年在以色列班机被劫持到恩特伯的事件中，由于人质语言不通、反应迟钝，在以色列特种部队突袭飞机并要求他们趴下时，有些乘客理解错了，居然蹦了起来，结果被子弹射中。基于那次的教训，我们在行动前就已决定用英、德两种语言喊：‘趴下！’，并辅助于相应的手势。这一招果然管用，没有乘客反其道而行之。疏散中，最先要寻找可能受伤的乘客。结果，伤员没找到，倒是在头等舱发现了２．５千克的炸药。行动结束时，安莎丽还活着，队员们把她抬下飞机并转交给索马里的医护人员进行照料，她似乎仍不甘心，吃力地叫喊着，并做出胜利的手势。后来，作为感谢，我带领两个训练小组到过索马里，并见到了关在贝尔贝拉监狱的安莎丽。一见到我，她便朝我啐了唾沫，狂热的本性依然没变。”
边联第九大队在摩加迪沙行动的成功，使联邦德国上下雀跃不已，德国人终于一扫１９７２年“慕尼黑惨案”的耻辱。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对联邦议院的政府声明中说：“当客机经过９ ０００千米的迷途，而最终当８９名危在旦夕的生命在摩加迪沙被成功营救出来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为之松了一口气。我们对死难者表达深深的悲痛，并向他们的家人及朋友表示哀悼；同时我们对边防第九大队的警官们，及所有被派往摩加迪沙人员的成绩感到满意，他们是我国年轻一代的杰出榜样……索马里的营救行动体现了自由和团结的基本价值，同样显示出世界各国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合作精神，以及共同应对国际上无视生命的、反社会的恐怖主义的决心。”
根舍对自己亲自创建的特种部队不无自豪，他说：“这支部队的表现无可指摘，因为，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所有的人质都成功获救，当然令人高兴。但不要忘记，当时做出这一正确的决定是多么的艰难。”
英雄们凯旋了。随着飞机降落在科隆机场，所有边防第九队员的父母、妻儿及女友一周来的焦急等待终于结束了。其中一位警官的妻子这样描述她的感受：
“我和家里人都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在摩加迪沙。所有边防第九大队的成员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当我第一次听说劫机时，就立刻感觉部队要行动。当他们从摩加迪沙回国时，我带着六个月的女儿开车躲了出去。我非常紧张，惟恐听见有人牺牲的消息。我就这样沿着街漫无目的的开车，最后还是邻居把我拉回了家。我不愿意，也不想看电视里播放的边防第九大队成员凯旋的画面，大部分镜头都太远，根本辨认不出来谁是谁。接着报道说，没有人死伤，这时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然而，我依然不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去没去摩加迪沙。”
德国媒体对边防第九大队也是一片赞扬之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民族一直被负罪感所压抑，许久没有所谓英雄的出现。媒体当然不能错过大好的机会，一致称边防第九大队为“摩加迪沙的英雄”。
然而，边防第九大队对自己的评价就显得更加冷静和客观。他们明白成功与失败只在转瞬之间，而且行动的成功也包含了一定的运气成分。对此，当年边防第九的副大队长克劳斯?布莱特就说过：“我们非常幸运，甚至连被击中颈部的枪伤也未能致命，而正常情况下那是必死无疑的。”有一句话最能代表所有边防第九大队队员的感受与责任：“我们不是英雄，我们是履行自己义务的警察。”
一、临危受命
１９７２年，第２０届夏季奥运会在联邦德国（即“西德”）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举行。９月５日，在一片祥和与欢乐的气氛中，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对入驻奥林匹克村的以色列运动员发动了突袭，造成２人死亡和９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挟持为人质的恐怖事件。经过冗长的谈判，西德政府被迫向恐怖分子提供了一架直升机。当恐怖分子与人质一道飞抵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打算转乘另一架飞机前往开罗时，巴伐利亚州警察强行展开了营救行动。不幸的是，在一片枪林弹雨中，营救行动彻底失败，所有的人质均死于非命。西德为举办奥运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惨案震惊了世界！各国在强烈谴责恐怖分子暴行的同时，也对西德警察鲁莽的行动颇有微词。当时清楚的显示西德当局对人质危机束手无策又毫无准备。原联邦内政部部长汉斯?蒂特里希?根舍先生，即后来因德国统一而闻名于世的根舍外长对此也不讳言：“我们对像处理１９７２年这样的人质事件毫无经验。'慕尼黑惨案’说明，我们的警察——其实只能算是慕尼黑市的警察——根本是束手无策。”
实际上，“慕尼黑惨案”并不是孤立的恐怖袭击事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以来，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全世界愈演愈烈。这波暴力风潮以“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１９６８年劫持以色列客机为起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基于“慕尼黑惨案”的教训以及联邦德国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联邦德国内政部随即决定组建一支打击恐怖主义及严重暴力犯罪的特殊部队，即反恐怖特种部队。
于是，联邦内政部长汉斯?蒂特里希?根舍获准效仿英、美国家，组织设立反恐怖特种部队，以打击国内、国际的恐怖活动。由于各种原因，也由于因这支精锐部队，而让人联想到有复活纳粹亲卫队之嫌，最后决定在联邦国境警察内组建成立这支新队伍。联邦国境警察是正规军事组织，可行使国家权力。
起初，内政部在这支特种部队的归属问题上意见不一。根舍回忆说：“内政部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要将这支部队划归联邦刑事警察局管辖，另一种意见则是要其归入联邦边防警察部队。我偏向于后者。联邦边防警察部队人员稳定、装备齐全，从这样一支拥有２．２万人的部队里挑选人员以组建反恐怖部队易如反掌。而联邦刑事警察局却可能不得不重新为此制定在边防警察部队中早已有的训练项目，因此它难以胜任这样的任务。”
从一开始，内政部就没有考虑按国际通行的做法，将特种部队编入军队体制。其原因是，“联邦国防军的组成受到《基本法》的限制，人们根本就没往那儿想”。
当时，联邦边防警察部队下设四个司令部，每个司令部辖两个大队，共八个大队。特种部队与这些大队平级，但序列排在最后，因此定名为联邦边防第九大队，简称边防第九大队（ＧＳＧ－９）。
边防第九大队受联邦内政部直接领导，设在卡塞尔的联邦边防警察总司令部负责其人员的招募和管理。随着西部边防警察司令部的建立，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边防第九大队划归设在波恩杜依斯多大的西部边防警察部队司令部管辖，驻地在哈格拉尔。
边防第九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是乌符里希?Ｋ?魏格奈尔。部队成立前，他一直是根舍部长与联邦边警之间的联络官，亲历过“慕尼黑惨案”。熟悉他的人都说，魏格奈尔是一个极具活力和热情的人，拥有鼓舞人心的感召力。在组建边防第九大队的问题上，根舍对他的信任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为了将这支特种部队尽快组建完成，使本国免遭恐怖分子的新一轮攻击，根舍亲自指导边防第九大队的组建工作，凡是边防第九大队的事情必亲历亲为。受其影响，内政部在诸如向边防第九大队拨款的问题上也丝毫不敢怠慢。曾一次性拨给边防第九大队６３０万马克的装备费。
在边防第九大队组建初期，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大多不愿意向边防第九大队传授战术训练方面的经验。这倒不是有意为难西德，而是因为在各国部队中，特种部队最为神秘，而一旦被他人全然洞悉，也就再无秘密可言。当时，联邦德国最可信赖的伙伴只有以色列特种部队和英国陆军特别空勤团（ＳＡＳ）。这是由于“爱尔兰共和军”在西德的兄弟组织“莱茵军”曾以炸弹袭击的手段对付在德的英国人；以色列自不用说，他们对“慕尼黑惨案”的愤怒已渗入骨髓。更重要的是，就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来说，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反恐怖史，以色列特种部队经过与恐怖分子多次较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联邦政府极力支持边防第九大队向英国和以色列特种部队“取经”。当时，到英国学习问题不大，但在拟定到以色列长期学习的问题上最初不免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慕尼黑惨案”尚未烟消云散，以色列国内还存在仇德情绪。尽管如此，边防第九大队虚心求教的精神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最终还是打动了以方，以色列特种部队同意将其在警察特种部队方面的战术传授给西德。
谈到建设初期的困难时，魏格奈尔无不感叹：“没有人能告诉我边防第九大队应该是个什么样，没有人敢说。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每个人都在想，反正这是张'弹射椅’，如果失败了，谁说的谁负责。”
在对边防第九大队的众多期盼中，也曾出现批评的声音，人们甚至担心边防第九大队会成为一支比其他部队更具特权的部队。特别是当资金向他们倾斜，而别的部队却捉襟见肘时，这支部队就不免招人嫉恨。各联邦州也自觉本州的警察权力受到侵害，认为应该建立各州自己的特种警察部队。根舍认为这正符合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联邦州在将来组建自己的特种部队，因为我曾经说过，如果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形式的部队，那将是非常有效的。我宁愿——可能这样更自由些——把它看作是一种竞争。组建州特警部队，我认为可行。”
公众对创建这样一支部队同样心存忧虑，他们担心特种部队的精英意识会超越国家的法律界限。对此，魏格奈尔的回答十分明确：“这些我们都考虑到了。如果一个法制国家不愿意在法律与限制自由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就必须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为警察创造最高的效率。这是提高效率的传统做法，以往在创建联邦刑事警察局或联邦宪法保卫局时也是这么做的。”
兵员、装备和训练 组建初期，边防第九大队人数虽然不多，却能发挥出自身的最大潜能，做到高起点。
在人员招募方面，边防第九大队极其重视征召高素质警员。负责招募工作的胡伯图斯?格茨纳目标非常明确：“对一支特种部队来说，我需要那些成绩最优秀的人。在他们的选择上没有任何妥协，因为优胜劣汰就是对人身安全的保证。弱者是链子中薄弱的一环，谁出现了问题，谁就成了别人的负担。每个人都应该始终坚信，在我的周围都是优秀的人。他们必须是一支精英团队，我绝不能招募让我总是心存疑虑的人。”
ＧＳＧ－９的队员都是从志愿参加者中招收，择优录取。人员主要来自联邦边防部队或正规警察部队服役至少两年半，记录必须良好。能成ＧＳＧ－９的正式成员，这些２０至２５岁的年轻人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考验。ＧＳＧ－９的初选期为三天，甄选项目包括：心理能力（持续４至５小时）、个人耐力、射击术、个人身体测试。经过这初选程序后，仅第一阶段约三分之二的人将落选。通过初选程序的入选者，还要接受５个月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特别重视个人身体条件训练及技能训练（射击、武术），这阶段大约百分之十的人落选。最后一个为期３个月的训练为专门技术训练（团队意识、突击战术、武器）。成为ＧＳＧ－９的成员后，每周也必须进行约５０～７０小时训练，内容包括：各种枪械认识及使用、自卫术、爆破、通讯、急救、室内近战、快速游绳、跳伞术、潜水、驾驶。还有定期的模拟演习等。
ＧＳＧ－９驻扎在波昂郊外的圣奥古斯汀，距离德政府所在地很接近。尽管ＧＳＧ－９建立的初旨是作为国家的反恐部队，但也可预见它还会负责如在高危时担任保护政要，及提供保护国家重要机构设施等职责。被任命指挥ＧＳＧ－９的是尤里奇?韦格讷，他是一名拥有１５年军龄的边境警察及反恐专家。在担任ＧＳＧ－９指挥官前，韦格讷就曾与ＦＢＩ和以色列人一起进行反恐训练，韦格讷接管ＧＳＧ－９指挥权后，他更加强了与以色列人的联系。据报道，韦格讷曾参与１９７６年以色列的恩德比行动。１９７２年底时，韦格讷开始组织自己的特种部队。至１９７３年初，这支部队开始执行特种任务。为了在ＧＳＧ－９树立团队精神，１９７３年队员们开始戴绿色贝雷帽。
边防第九大队的训练是在一座由高墙围着的模拟城市中进行的。里面有住宅、高楼大厦、直升机、汽车并且有三架客机机体实物，因为这些目标都极易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并且稍有疏忽随时都会发生爆炸。新队员入队后，要经过２２周的专门训练，其中前１３周课程主要着重于法律、武器操作、空手道等基础训练；最后的９周则是针对个人特性，做较严格的个人专业技术训练，以及一连串极为严格、艰苦的反恐怖行动测试和考验。一名边防第九大队的成员，首先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镇静。因此，队员们经常接受心理学专家的帮助，学习应付各种极度紧张情况的本领。专业技术训练是很艰苦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队员们每天训练８至１０小时，只有在用简便午餐时才稍事休息。不时还要进行强化训练：整整一周，每天连续训练１２小时。他们要进行体质、射击、模拟游击战等方面的磨练。
为了增加本队知识和调整训练，ＧＳＧ－９也和美国的ＦＢＩ、三角洲部队、英国ＳＡＳ、法国ＧＩＧＮ等作定期技术交流。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曾称，边防第九大队是一个不吝惜使用最先进装备的部队，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在心理素质培养方面，边防第九大队从一开始即聘请专家进行辅导。由于边防第九大队承担的特殊任务非心智坚强者所不能完成，因此内政部决定派驻心理学家对部队成员进行心理辅导。根舍对此有更多的考虑：“对我们来说，进行充分的心理辅导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对警员自己，同样也是为了使每个警员能够针对各种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所有的行动必须遵循手段适当的原则，武力的使用只能被看作是最后的选择。这一切都必须以具备穿透敌人内心的能力为前提。所以对边防第九大队来说，求教于有警察工作经验，及可靠的心理学者是不可或缺的。”１９７７年，心理学家沃尔夫冈?萨勒夫斯基接受了为这支特种部队进行心理辅导的任务。他随即为边防第九大队设计了一套新的挑选程序，该程序的目标是让那些符合心理要求的人能够适应这支团队的任务。
在行动组织方面，边防第九大队采用小组作战的方式，即一个特种小组由五个人组成，而不是采用以色列按每１０人为一个班的建制。边防第九大队第一任教官克劳斯?布莱特在解释这一做法时说：“我们的培训目标是建立能自给自足的特种小组，而不是单个特种兵。每个小组的力量是平均的，而且能随时互换，而单兵则不会取得这样好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边防第九大队并无前例可言，即便是美国，可类比的部队过去也是以单兵的原则组建。
边防第九大队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有所不同，它实际上是特种警察部队，在组织上隶属内务部，归内务部长指挥。目前，边防第九大队由司令部、四个突击部队和一个专家技术组组成，编制为２００人，而目前实际拥有队员３００人。大约每３０人为一个战斗组，全队可分为６至１０个战斗组。他们驻扎在波恩附近桑克?奥古丁的一栋现代化的大楼里。起初ＧＳＧ－９有三个打击分队，并配有其他后勤支持小组，包括总部、通讯、情报、工程、武器、研究、训练、供应、及装备维修组。１９８３年ＧＳＧ－９再增加多一支打击分队，共四支打击分队。每支打击分队由４２人组成，并分为指挥部和五个５～８人组成的小队。各小队可在任务部署时，按此编制增减。
理论课教室的墙上一直贴着这样两句口号“为争取行动自由而奋斗”和“只有简便才能取得成功”。学员们经常喊这两个口号，这是边防第九大队员的基本品格。因此，该组织不允许其成员炫耀自已是德国联邦警察中的明星，发现谁有这种想法就会被立即开除出队。这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边防第九大队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暴露身份。
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携带多种特种装备，如：微光夜视镜、特制手溜弹、微型手枪、催泪弹、微型高灵敏度无线电报话机、特种攀登装备、强光型鹰眼探照灯，以及可穿透厚３０厘米的高级防弹玻璃的高爆子弹等。队员的制式装置主要是德国ＨＫ公司生产的ＭＰ系列９毫米冲锋枪，和每支价值３ ０００马克的毛瑟６６型精确步枪。所携枪支皆配有消音器。队员每人都有标有自己名字的专用武器。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的队员平时穿黑色制服。根据不同的任务，选穿防弹背心、防火服、弹簧靴，戴四角防弹帽以代替贝雷帽。但在某些行动中，有时穿的则是和空降部队相同的迷彩装。
虽然这支部队的人员，均可从联邦边防警察部队的现役人员中直接招募，而最初的武器配备却没有如此便利条件。当时联邦德国所有武器库里的枪械，竟然没有一件适合这支特种部队使用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将边防第九大队武器的采购转向市场，寻求最佳的产品，同时与工业界通力合作以研制专用武器装备。以手枪为例，由于英国安全部队在与“爱尔兰共和军”的交火中，手枪经常发生卡壳现象。有鉴于此，边防第九大队首选了稳定性较好且故障率较低的“史密斯和文森”型手枪。几年后，厂家根据部队的要求又研制出“赫克尔与科赫”Ｐ７型手枪，这种操作简便的射击武器后来成为边防第九大队手枪家族的利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边防第九大队又引进了奥地利科劳克公司的１７型枪，存弹１７发，威力极为强大。
由于边防第九大队的任务范围广泛，从一开始便把营救在海外的德国公民包括在其行动范围之内。因此，边防第九大队必须采用功率极强的通讯器材。在这种情况下，博世、电信通讯及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无线通信设备组合便成为当时最佳的解决方案。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在对敌情研究方面，边防第九大队也时刻牢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真理。边防第九大队非常重视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研究，且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像卡洛斯?马里希海勒的恐怖理论手册、乌尔雷克?曼霍夫的文章、“赤军”的小册子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文章等都是其收集的对象。这种广泛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认清敌人的强处与弱点，以便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使边防第九大队保持优势。这不仅涉及战术领域，同样也涉及到装备采购。与此同时，边防第九大队还系统收集和分析了一些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并为联邦德国领空上的所有飞机建立了一个资料库，配有各架飞机的精确图纸。
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根据分工，边防军第九反恐怖大队主要对付好战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因此，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事件，保护国宾以及联邦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１９７７年，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在德国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４月７日期，联邦总律师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及其司机被暗杀。７月３０日，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也成为牺牲品。９月５日，“赤军”再次劫持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勒耶尔，并杀死了他的司机和四名警卫。西德民众因此人心惶惶，联邦政府发誓要全力打击恐怖主义。边防第九大队终于可以出手了。
除了魏格奈尔，恐怕再没有人能够描述这惊心动魄的１９７７年秋天了。
“９月５日，随着施勒耶尔在科隆遭到劫持的消息，命令立刻传来，要求迅速将边防第九大队派往科隆。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内政部长魏尔纳?曼霍夫固执己见，我们不得不依命行事。三个特种小组挤在科隆警察局的院子里原地待命，我独自走进指挥中心，发现那里一片混乱。联邦内政部长和北威州内政部长正吵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人顾得上向我们交待什么。我向联邦内政部长建议：将边防第九大队人员撤回驻地。反正从驻地到这里只需一刻钟时间，而且，在驻地待命对准备工作及形势判断更加有利。部长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们很快采取了搜捕行动，科隆的一切可疑地点都是我们搜索的对象。每天我都要前往哥德斯堡的联邦刑事警察局指挥中心，那里聚集了所有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而边防第九大队人员，则在哈格拉尔驻地长期处于战备状态，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回家。
１０月１３日，汉莎航空公司‘皇冠’号客机被劫持时，我们正好与刑警同事一道，在科隆大学对一幢公寓楼里约２０００个房间进行搜查。有证据表明，施勒耶尔曾经被扣留在这里，因为，在地下车库里我们找到了绑匪的车。就在这时，我接到联邦总理府下达的命令，要我立即停止行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我的人才向我报告说，一架西德飞机被劫持了。由于应对反劫机行动我们需要准备另一套装备，因此，我立即将部分人员撤回驻地并更换装备。接下来，我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带谁去。对攻击一架波音７３７飞机需要多少作战力量，我心里有数，连专家在内，里里外外应不超过７０人。但向留守人员讲明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登上了科隆至塞浦路斯拉维卡机场的飞机，这架飞机是根据与汉莎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专供我们使用的。联邦刑事警察局也派来专家与我们同行。为弄清是谁劫持了这架飞机，我尝试着与塞浦路斯机场的地面调度中心进行联络，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对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后来，我们从窃听被劫持飞机与塔台的对话里才得知，劫匪是阿拉伯人，其中一个人还是女的。有迹象表明，他们可能还试图返回联邦德国。
我建议危机指挥部允许我们留在这个地区，因为，被劫的飞机有可能在附近的任何一个地方降落。我首先建议驻扎在以色列，但这必须穿越一个阿拉伯国家，在当时，中东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这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好在我们后来与土耳其达成了协议，可以飞到安卡拉并首先驻扎在那里。土耳其向我们提供了全力的支持，联邦德国武官也来照料我们。我们被允许在机场上自由活动，甚至可以跟土耳其士兵踢踢足球。在这种时候，我必须让我的人忙碌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我让所有人员检查并清洗枪支。这些活动多少能让我们保持紧张的状态。
由于巴林和科威特拒绝了劫机犯的降落请求，被劫持飞机最后降落在阿联酋首都迪拜。我和几位同事立即乘坐联邦政府派来的一架小型喷气飞机飞往迪拜。
阿联酋国防大臣沙耶希?穆罕默德作为行动指挥坐镇塔台。他是一位年轻的大臣，毕业于英国的军事学院，我们是同学，期间关系还相当不错。可沙耶希却马上告诉我，他不会同意让我行动的。我对此立即表示反对，称这种事你们干不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并请我看看他们由英国顾问培训的部队。此时，这支部队正好在海湾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上进行行动前演练。我认为，‘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不可能令人信服，一旦劫持者开始枪杀人质，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后来，‘皇冠’号飞离迪拜，使得我们未能在那儿解决这次危机。幸运的是，当劫持者站在舱门时，我们拍到了他们的相貌，其中三人的特征非常清晰。德国联邦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根据照片，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劫机为首者佐汉?尤素夫?阿卡什的具体情况。几个月前，他在伦敦的兰斯特饭店射杀了北也门前总理阿朴杜拉?阿尔?哈贾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此外，从舒曼机长在从飞机带下来的垃圾中放进四根新的香烟，安全人员判断这暗示着共有四名劫机犯。
没过多久，飞机开始在也门的阿登机场降落。起初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只知道这种老款的７３７型客机的续航力非常有限，只可能在也门人民共和国或者是索马里降落，不大可能飞到利比亚。
由于搭载边防第九大队人员的飞机不能进入也门，只能继续在安卡拉待命。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补给和照顾，我命令飞机转移到科里塔北约基地。与此同时，我们乘坐总理府秘书长维什涅夫斯基的飞机前往德基达。维什涅夫斯基试图通过沙特向也门政府施加影响。但方案尚未实施，由于舒曼机长被枪杀，也门政府强行要求飞机离开。第二天上午，‘皇冠’号再次起飞。我们再次陷入思索中，他们的下一站目标会是哪里？两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他们要飞往索马里。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沙特经常向索马里提供援助，沙特政府与索马里政府具有良好的关系。不久，索马里政府同意飞机降落。
劫持者从一开始就在摩加迪沙机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将舒曼机长的尸体抛到了机外。这个错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尸体是不净的，对一个伊斯兰国家来说这是巨大的侮辱。因此，尽管劫机者也是阿拉伯人，但索马里人并没有对他们表示欢迎。当然，此时，沙特的说服工作也发挥了作用。
当我们到达摩加迪沙时，会谈已经准备开始了。维什涅夫斯基立刻拜访索马里总统西阿德?巴里。而我则和现场的一名行动指挥官，即一名中将进行了交谈。他的神情非常紧张，尽管他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做，却不断在那里嘀咕，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我问他是否拥有一支相应的部队，‘你们有经过训练的人吗？’他回答，有一支突击营。我继续问他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不，还没有，但我们的人从早上起已经开始训练了。’这是一个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必须从他那得到行动许可，而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相信，他介于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要求那些在西阿德?巴里总统专机上进行训练的突击队员，学做一遍我手下两个人做的动作，他们没能完成，而这只是一些小训练而已。另一方面，从生理条件上讲，索马里人身材比较矮小，没有强壮的身体素质，体能较差。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配备特种武器，连梯子都没有，他们根本完成不了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为此，我建议将军立刻赶往总统那里。维什涅夫斯基也要求这个任务由我们来完成。
就在同时，根舍外长就解决人质危机传来紧急口信：‘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可能，并在危机指挥部约见了索马里大使，我把与施密特总理谈话的内容向他做了转达。我对他说，他应该立即与西阿德?巴里总统取得联系，并征得总统本人的同意，我们要求派一支特种部队前往摩加迪沙，这支特种部队能够解救在那里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这意味着，外交部已经开始介入边防第九大队的行动了。这之后，施密特总理和根舍外长再次召见了索马里大使，施密特总理再次做出保证，绝对尊重索马里主权，“边九”的行动需要得到索方的允许；另一方面，总理还保证，这必定会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人们已经感觉到索马里领导人开始有所松动，两国间的会谈最终肯定了我们的计划，现在的一切都掌握在边防第九大队和汉斯?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手中了。中午过后，我们得知他们为我们获得了行动许可。这一个营的索马里士兵归我指挥，我让他们执行机场掩护任务。然后，我乘车前往位于机场边缘的索马里空军基地进行侦察。‘皇冠’号飞机停在一条滑行跑道上，我试图从那里靠近飞机。一名索马里上校让我充当索马里空军司令的陪同军官，在他旁边还站着一名前苏联顾问。这两个人看来对此并不热心，我的存在想必让他们的滋味并不好受。我是作为一个北约国家的成员来到这里，而他们代表的则是另一方。然而，他们并没有阻止我做什么，因为命令是从最高层直接下达的。
我试着对地形进行侦察，并靠近了飞机。当时天空有点雾气蒙蒙，这个纬度地区的黑夜来的特别快。为了越过一段沙丘土路靠近飞机，我必须穿过一段１ ５００米的开阔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不能使用人工照明。当一切都侦察完毕后，我又回到了基地。
此前，指挥部的飞机搭载的边防第九大队成员已飞抵距摩加迪沙半小时飞行距离的吉布提。我用无线电通知他们，在黑夜来临前必须到达摩加迪沙。同时，我们让索马里空军的飞机起飞，以免我们的飞机到达时让劫机犯感到突兀。大约１９时，边防第九大队的人来了，我们的队员热情高涨，一下飞机就急着向我请命。‘是的。’我回答，‘你们已经看到这里发生什么了。’”
边防第九大队总是保持着高昂的士气，这一点毫不夸张。任务极为崇高：保护生命。魏格奈尔上校已经为行动做好了准备，队员们完全信任他。在这样的行动中，自己总会有损失。每个人都会说：好了，让它发生好了。你可以当个旁观者，但人们也会说：首先你是自愿的，其次，这是一件好事。正如一位同伴形容的那样：我们就是那些绝不手软的理想主义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能救人于水火的机会。
当行动被允许时，还有几个障碍必须解决。魏格奈尔上校继续谈道：“期间，我已经与维什涅夫斯基谈过，他也向危机指挥部和施密特总理做了汇报。施密特总理同意开始动手，他让我接听无线电话并亲自向我下达攻击命令。我感到很兴奋。我向他说，我不能保证没有损失，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但我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坚信可以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句话对他是个极大地安慰。他说：‘我负政治责任，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做你们学到的东西，我们也相信你们可以做到。’就这么简单。整个行动没有人向我指手画脚，甚至连维什涅夫斯基也没有这样做。从一开始他就讲，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有趣的是，边防第九大队中也丝毫觉察不到浮躁的气氛，相反他们都保持着最好的状态，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我的司机还说，但愿行动开始时不会再出现一个冒失鬼。我让副大队长带一个组埋伏在山丘的阵地里，执行狙击和观察任务。这样，飞机上的一切事情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根据与观察队员的无线电通话联络，我们随时都掌握着每个劫机者的位置。此外，我们还和我们边防第九大队的心理学专家萨勒夫斯基一道制定了一套谈判方案，我们要让劫持者相信，联邦德国政府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会释放‘赤军’的成员和另两名关押在土耳其的人。
劫机者中为首的穆罕默德是个飞机行家，曾受过培训，熟悉飞行时间和空间计算，非常清楚一架飞机从法兰克福到摩加迪沙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同样也经过了精确计算，并把对时间因素的考虑纳入整个方案中。
下午，形势突变，穆罕默德变得有些狂躁不安。他让手下将乘客绑起来，并往其中几个让他感到讨厌的乘客身上浇白酒，威胁要将他们烧死。他叫喊道：‘都结束了，结束了！’此时，机舱里的空气顿时凝结了。然而，当听说‘交换程序’正在按计划进行（当然是假的）时，他又恢复了平静。到了晚上，他甚至兴奋地谈论起交换的细节。对我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迹象，我们正巴不得他们这样。
我们认为，最好能在午夜后实施攻击行动。我们已经探明，在飞机前部的驾驶舱及一等舱内有三名恐怖分子，但第四名的位置我们尚不知晓。我请求塔台上的谈判小组尽可能把他们拖累。这点很关键，他们的注意力不能太集中。”
事实上，在解决这场危机的整个过程中，谈判小组和边防第九大队心理学专家的工作是极为关键的。沃尔夫冈?萨勒夫斯基说：“我们和魏格奈尔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恐怖分子集中在驾驶舱里，重要的是阻止他们炸毁飞机，这种危险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有时，同恐怖分子的谈判是非常激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和我们保持通话，然后就此拴住他们。”
总攻的最后时刻就要来临了，魏格奈尔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
“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恐怖分子持续保持着神经高度紧张，并逐渐靠拢在一起。将近午夜时，我们出发了。在附近待命的六个作战小组和一支预备队，还有部分拆弹专家开始向飞机靠近。同时，位于山丘的观察哨和狙击人员不断向我们报告最新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很正常。
索马里人正在执行另一项任务，即点火。在非洲，火具有不同寻常的魅力。我交待他们，把这个区域圈起来，任何人在这段时间里，既不能进，也不能出。在距离飞机两百米的地方，索马里人将火点了起来，这立刻引起了恐怖分子的警觉。穆罕默德叫嚷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着火？我们回答，我们必须去塔台问一下才知道。然后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此这般。这期间，我的特种小组已经潜到了飞机的底部。我向各单位下达了总攻命令，就像在平常训练中做的那样。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将命令录在了磁带里，然后又用磁带重复了一遍。２时０５分，进攻开始了。”
冲进飞机前的感觉是永远难以抹去的，一名边九队员讲述了他的记忆：“就像一次演习，只不过火力要猛烈些。我并不惧怕这样的行动，在摩加迪沙也不例外。这正是检验训练方案是否正确的好时机。每一个战术细节我们都训练过，所以我们对要冒多大风险一清二楚。在这种行动中，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如果中弹，只能当作运气不好，这是谁都决定不了的。我们不仅要对同伴负责，而且更多地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质负责。最轻微的声响或稍不留神都可能惊动敌人，那些无助的人就可能因此惨遭毒手。要说有压力，正是这种责任感造成的。时间在出击前的一刻仿佛停止了运转，空气静默得令人窒息。虽然动作练习了千百遍，但在此危急时刻，谁都不能预见对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谈判人员和侦察员。每个人都必须相互信任。我并不感到恐惧，确切地说，压根儿没有想到过自己。该做的事早就做好了，实际作战中哪里有时间进行考虑。”
一声爆炸，火光骤闪，魏格奈尔率先冲进了“皇冠”号。魏格奈尔回忆道：“右前方小组受到狙击，第二组马上跟上。双方立刻交上火。我们的一名同伴被击中脖子——这是此次行动中惟一受伤的人。急救人员立即前来急救。
第一个中弹的是一个名叫马默德的劫机犯，他连中六枪，被当场击毙。接下来是那个叫安莎丽的女匪，她倒在地上时，还没有死。我们还没来得及处理她，第三个人却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但立刻被两边的交叉火力撂倒。最后一名劫机者却不知躲在什么地方。这时卫生间里突然枪声大作，我们毫不犹豫地朝卫生间开火。一切就这样被搞定了。
在双方交火持续了三四分钟后，疏散行动开始了。我们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因为当年在以色列班机被劫持到恩特伯的事件中，由于人质语言不通、反应迟钝，在以色列特种部队突袭飞机并要求他们趴下时，有些乘客理解错了，居然蹦了起来，结果被子弹射中。基于那次的教训，我们在行动前就已决定用英、德两种语言喊：‘趴下！’，并辅助于相应的手势。这一招果然管用，没有乘客反其道而行之。疏散中，最先要寻找可能受伤的乘客。结果，伤员没找到，倒是在头等舱发现了２．５千克的炸药。行动结束时，安莎丽还活着，队员们把她抬下飞机并转交给索马里的医护人员进行照料，她似乎仍不甘心，吃力地叫喊着，并做出胜利的手势。后来，作为感谢，我带领两个训练小组到过索马里，并见到了关在贝尔贝拉监狱的安莎丽。一见到我，她便朝我啐了唾沫，狂热的本性依然没变。”
边联第九大队在摩加迪沙行动的成功，使联邦德国上下雀跃不已，德国人终于一扫１９７２年“慕尼黑惨案”的耻辱。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对联邦议院的政府声明中说：“当客机经过９ ０００千米的迷途，而最终当８９名危在旦夕的生命在摩加迪沙被成功营救出来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为之松了一口气。我们对死难者表达深深的悲痛，并向他们的家人及朋友表示哀悼；同时我们对边防第九大队的警官们，及所有被派往摩加迪沙人员的成绩感到满意，他们是我国年轻一代的杰出榜样……索马里的营救行动体现了自由和团结的基本价值，同样显示出世界各国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合作精神，以及共同应对国际上无视生命的、反社会的恐怖主义的决心。”
根舍对自己亲自创建的特种部队不无自豪，他说：“这支部队的表现无可指摘，因为，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所有的人质都成功获救，当然令人高兴。但不要忘记，当时做出这一正确的决定是多么的艰难。”
英雄们凯旋了。随着飞机降落在科隆机场，所有边防第九队员的父母、妻儿及女友一周来的焦急等待终于结束了。其中一位警官的妻子这样描述她的感受：
“我和家里人都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在摩加迪沙。所有边防第九大队的成员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当我第一次听说劫机时，就立刻感觉部队要行动。当他们从摩加迪沙回国时，我带着六个月的女儿开车躲了出去。我非常紧张，惟恐听见有人牺牲的消息。我就这样沿着街漫无目的的开车，最后还是邻居把我拉回了家。我不愿意，也不想看电视里播放的边防第九大队成员凯旋的画面，大部分镜头都太远，根本辨认不出来谁是谁。接着报道说，没有人死伤，这时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然而，我依然不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去没去摩加迪沙。”
德国媒体对边防第九大队也是一片赞扬之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民族一直被负罪感所压抑，许久没有所谓英雄的出现。媒体当然不能错过大好的机会，一致称边防第九大队为“摩加迪沙的英雄”。
然而，边防第九大队对自己的评价就显得更加冷静和客观。他们明白成功与失败只在转瞬之间，而且行动的成功也包含了一定的运气成分。对此，当年边防第九的副大队长克劳斯?布莱特就说过：“我们非常幸运，甚至连被击中颈部的枪伤也未能致命，而正常情况下那是必死无疑的。”有一句话最能代表所有边防第九大队队员的感受与责任：“我们不是英雄，我们是履行自己义务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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