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的白种人:贾艳敏：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几次批评（1）

贾艳敏：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几次批评

　　原题：二十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几次批评

　　《人民日报》创刊于1946年5月15日。最初是作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在河北邯郸创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时，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联成了一片，1948年5月，两个解放区合并成为华北解放区，中共华北中央局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与原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需要一张全国性的报纸，1949年8月，改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由边区机关报而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从创刊到全国解放，对于发动人民，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人民日报》能够紧跟政治形势，发挥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然而，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中央在指导方针上转向“左”倾，直到文革爆发，《人民日报》越发跟不上形势，“大跃进”时期曾一度紧跟，放了一些粮食、钢铁“卫星”，但当中央着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时，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在“文革”前夕一心想紧跟却不知风向，找不到党中央的声音在哪里，最终逃脱不了被夺权的命运，主要领导被隔离审查，《人民日报》成为文革的斗争工具。

　　一、1956年一篇社论被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

　　1956年国民经济各项计划划指标超过了实际可能，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主持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多次压缩计划指标。但仍有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认识不足，1956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起草文件问题，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提议中宣部就此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1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话中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2随后中宣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草稿，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修改，发表于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反对急躁冒进。3这篇反冒进的社论因不符合毛泽东“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思路，而被多次严厉批评。

　　1956年10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经济有进有退。“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4这其实是在非常委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6月20日的社论。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是批评反冒进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再次成为毛泽东批评的靶子。毛泽东说，《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是非常错误的。5“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引全段话，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也是片面的。”6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甚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7为了彻底批判这篇社论，毛泽东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针对我的。”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还不惜花费时间，对社论进行逐段逐段的批判。

　　毛泽东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泽东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念完这段话后毛泽东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他再念社论的一段话：“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接下来，毛泽东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他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毛泽东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他接着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他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他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8

　　后来在关于《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6月20日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不能说这篇社论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在‘但是’以后就是反‘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向如何。以后不要提‘反冒进’，决不要提。”9

　　二、1957年初跟不上形势遭到痛骂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篇重要讲话，6月19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前者只发了一条不足两百字的消息，对后者一点没有涉及。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4月10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以及全体编委被通知到毛泽东的住处去。毛泽东对邓拓和《人民日报》进行了痛骂：“已经发表的几篇社论没有联系最高国务会议，好像没有这回事。”

　　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召开的，为甚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甚么不发社论？为甚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甚么地方？

　　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你们的意见都很一致，都不敢批评邓拓。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是撤职。邓拓要好好当刘备，刘备会用人。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你很像文、景、哀、平。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10

　　这样劈头盖脸的痛骂把邓拓等人打蒙了，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批评。

　　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表扬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时，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甚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毛泽东又当众批评邓拓不宣传1957年初的两次会议。当邓拓一走进会场，毛泽东当着与会者的面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文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11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似有理而实无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哪些重大事情能登报，哪些不能登报，这不是总编辑邓拓所能决定的。面对严厉的批评，邓拓说自己水准不行，不能适应要求，请求辞职。这使毛泽东更加愤怒。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感到无所适从，毛泽东对邓拓也越来越不满意，195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任社长。8月，邓拓离开《人民日报》。

　　三、“大跃进”中紧跟形势仍然挨批

　　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的空气日益浓厚，《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几篇较重要的社论，如《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从这时起，《人民日报》的宣传紧跟“大跃进”的形势，向“左”倾斜，对“大跃进”的发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锐曾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的责任。12

　　南宁会议大反右倾，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到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人民日报》的宣传报导也紧跟形势的发展。夏收之后，农业上开始放“卫星”，6月8日《人民日报》放了第一颗小麦“卫星”，接着就是“卫星”满天飞，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导，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13如《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等）、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导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浮夸。因此，可以说《人民日报》不仅对“大跃进”的发动要负一半的责任，对“大跃进”狂热的“浮夸风”也要负一半的责任。

　　“大跃进”的“左”倾蛮干到1958年底显现出了恶果。中央高层从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进行了8个月的纠“左”。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人民日报》在1958年对浮夸的宣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9年6月12日到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谈到报纸宣传问题。他说，《人民日报》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14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如何转的问题。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在谈到宣传问题时，批评了《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15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16

　　四、文革前夕对《人民日报》的批评

　　1964年6月21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吴冷西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并指着吴冷西说，你搞中苏领导论战的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17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不满，表现在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上。而江青把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作为尚方宝剑，开始行使她的文艺界“哨兵”的职责。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5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这十部影片有《不夜城》、《邻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及《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这期间，还开展了其他领域里的批判，如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学界批判了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历史学界批判了剪伯赞、吴晗等人的“让步政策”等。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赶快“煞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评论和其他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习毛主席着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焦裕禄、县委革命化等等，都受到比较好的效果。18然而，《人民日报》的种种努力还是没有阻挡大批判的恶浪。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十几天，除华东地区各省报和其他少数省报转载外，中央报刊和多数省市报都反应冷淡，特别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纸没有转载。这篇文章本来是“文革”的发动者甩出的一块“石头”，当然希望这块石头掷地有声，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局面。11月下旬，毛泽东看到没有多少报纸转载，就命令上海印单行本，在全国发行。这时《人民日报》才似乎感觉到了一点姚文元文章的非凡来历，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20天，即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报社还是希望这是一个学术争鸣。总编辑吴冷西主持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还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9这样的编者按所表明的态度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初衷相违背，因此又招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吴冷西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胡乔木请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全面评价海瑞的文章，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9月发表了吴晗的《论海瑞》的长文。1960年吴晗写成《海瑞罢官》的剧本 (剧本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观点上是一致的。）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泽东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20

　　从此，《人民日报》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接替邓拓任总编辑的吴冷西一度被毛泽东看好，这时也感到摸不着风向了。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职务，一个月后，即1965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批判，1966年3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被批判，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批判。从而制造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人民日报》更是无所适从。作为“文革”发动的重要步骤──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6月1日座谈会，透露其精神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也是在其他报纸发表后《人民日报》转载的；收录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首先在《解放军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种一心想紧跟风向，又不知风刮向哪里的状况，直到5月31日下午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在《人民日报》“搞了个小小的政变”，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第二天，即6月1日，杀气腾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冲锋号，《人民日报》从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