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头论足是什么意思:欧洲的「中国热(Chinoiserie)」 欧洲收藏与仿制中国瓷器的历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0:11:22
文:曾肃良

何谓「中国热」

Chinoiserie源自法文,意谓「中国热」,「中国热」不仅代表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历程之间,西方对东方的好奇与向往,也代表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一股源源不绝的探索热忱。

这一股「中国热」,目前可以远溯自纪元前四世纪,东西方逐步交流开始,其时中国正步入强盛时期,俨然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贸易的频繁互动,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此一热潮延续至今,未曾稍有终止。

第三世纪之际,中亚西亚蛮族的入侵,使得丝绸之路并不安宁,而回教势力的兴起,更掌控了进入中国的要津,虽然垂涎中国精美的货物,欧洲商人的势力却一直无法越过黑海[1]。四世纪之时,中国的丝绸仍然被大量地经由波斯商人输入欧洲,但是在往后的近六百年间,欧洲却因查士丁尼政权(Reign of Justinian)和教皇格里哥里十世( Papacy of St Gregory X)的疏远,而与中国几近隔绝,然而数量不大的中国瓷器,在中世纪的时候仍然零星地输往欧洲。

十三世纪晚期,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元朝朝廷服务二十年,他描述古中国的著作,吸引了许多想一窥究竟的欧洲人到中国旅行。但是由于明代政府对于外族采取封闭的策略,虽然在十六世纪以后开放了有限的通商口岸给欧洲商人,但是仅仅止于在当地做生意,因此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以后,欧洲人才真正有机会对中国做全面而细心的观察。

然而在十六世纪以后,随着贸易与军事势力的扩张,西方的「中国热」似乎也跟进扩大,欧洲人已经并不单对中国的文化感到兴趣,而是广泛地对东方文化的迷恋与探究,举凡中国、波斯、印度等国的文物,都曾在西方人的收藏之列,而日本与东南亚诸国等地的货物,也伴随着商品输入西方。至此,「中国热(Chinoiserie)」一词似乎应该被正名为「东方热」,因为欧洲不仅对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与建筑等,波斯的地毯,印度的黄金与建筑,对日本的漆器与瓷器,乃至中国风格的园林艺术等等,也都产生浓厚的兴趣,譬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就称呼瓷器(Porcelain)为China,而称漆器(Lacquer)为Japan,原本所谓对震旦-古中国迷恋的「中国热(Chinoiserie)」,似乎在十六世纪以后,已经蜕变为西方对以中国为主的整体东方文化的吸收融会,并将之加以应用在西方各种手工艺品,建筑以及园林艺术的一种狂热的代名词。

欧洲的收藏中国热

根据目前的确切纪录,在中世纪欧洲最早收藏的中国瓷器,是一件灰白色的瓶子,由于珍贵的原因,它被改装成镶上银饰保护,而上面带有死于1382 年的匈牙利国王路易(Louis the Great of Hungary)的徽章的宽口水注。在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瓷器显然已经成为富贵的象征,欧洲各地君主或贵族,都视其为必要的收藏品,譬如查里士五世皇帝(The Emperor Charles V)除了拥有各式瓷器之外收藏有一套装饰有他个人徽章的中国瓷盘,目前仍收藏在德国的德勒斯登(Dresden)。此外,根据清单目录显示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拥有至少三千件的中国瓷器的收藏。即使远在相对遥远而落后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Ⅷ)也拥有一批中国瓷器收藏,其中三件以上在一五八七和八八年还被送给女皇依莉莎白(Queen Elizabeth)当作她「藏宝宫(Treasure House)」的开幕贺礼。在当时,中国瓷器尚且已经被包括在埃及国王赐予历任威尼斯总督(Doges of Venice)的礼物里,而根据史料,佛思卡利(Foscari)是第一位获得中国瓷器为礼物的威尼斯的总督。崇尚中国的风气,使得中国货物价格高涨,尤其是瓷器,在1613年送给英格兰公主伊莉莎白(Princess Elizabeth of England)当作结婚礼物的一套中国工艺品,价值就高达一万镑[2 ]。上行下效的结果,「中国热」也风靡了一般民众,吸引许多中国瓷器已经进入民间收藏,尤其是富裕的商人,譬如在1599年之际英国的汤玛士?皮列特(Thomas Platter)就曾提到,伦敦的科普(Cope)收藏了一系列来自中国的陶壶和瓷器[3]。如今,中国瓷器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似乎也可以从当时许多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瓷器身影窥知端倪。

欧洲诸国在中国的贸易竞争

由于中国货物受到欧洲的热烈欢迎,进口数量却一直远低于实际需求,因此「中国热(Chinoiserie)」着吸引欧洲商人极力寻求取得与中国直接贸易的机会,自十六世纪开始,欧洲挟借着优越的航海技术,跨洲越海而来。首先,葡萄牙人在1517年就已经派遣中国总督驻在广东,但是迟至1557年才获准在澳门进行与中国贸易事宜,而在1571年,西班牙人也在菲律宾群岛设立贸易基地。紧接着荷兰人在1600年到达广东(Canton),虽然遭遇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阻挠,荷兰人先后在现今的雅加达、澎湖和台湾建立了贸易基地,并在其后的十七世纪,分别将中国瓷器与日本漆器等货物一起输入欧洲,1615年之际,荷兰每年大约可以进口两万四千件中国瓷器进入欧洲[4]。

英国在东方的贸易要晚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同样地,也遭到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干扰,但是他们仍然在1600年合并东印度公司,而在1612年,在泰国设立基地, 1676年,他们在厦门建立了贸易站,与中国进行贸易。法国的舰队,则尾随在英国人之后,加入欧洲诸国在东方的贸易竞争。

十六世纪之后,虽然大量的中国瓷器被输入欧洲,但是一方面由于民间需求增加进口仍不敷所需。海运船从英国航行到中国广州,依据天候而定,要耗费大约十六到二十九个月的时间,而且期间货船沉没以及海盗抢掠时有所闻,一方面也由于明代末期瓷业的衰弱,使得中国瓷器的品质日渐低落,欧洲人不再满足于中国瓷器的制作,不仅开始自己设计纹样交给中国瓷匠完成,也逐步开始跨出仿造中国瓷器的步伐。

西欧诸国仿造中国瓷器履败履进

虽然十四世纪的马可波罗曾经留下他对中国瓷器的描述,但是大多出于表面的观察,臆测大于实际制作过程的了解,更使得中国瓷器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根据纪录,欧洲开始仿造中国瓷器的先驱,是公爵法兰西斯科一世(Grand Duke Francesco Ⅰ),他在1575年左右,开始要求位于义大利佛罗伦斯的梅迪奇工厂(The factory of the Medici )仿制中国瓷器,由于缺乏技术上与材料的知识,他们以各种原料如沙子、玻璃、水晶沙、黏土等等,企图烧制出釉色光辉而透明的坚致瓷器,但是许多试验证明是失败的,目前留存下来当时的制品显示,釉色朦胧不清而且含有大量的气泡,装饰手法以模仿明代嘉靖与万历时期的青花为主,绘满了中国风味的图样。 1587年法兰西斯科一世死后,数十年间,没有人敢去尝试仿制中国瓷器[5]。

十七世纪初,荷兰依恃其进口中国瓷器的机会,开始研究仿造中国瓷器,1628年,荷兰的陶艺师克里斯丁?威尔汉(Christian Wilhelm)以明代青花为范本仿制出类似瓷器的粗略成品,1637年,另一位陶艺师更成功仿制白色瓷胎的青花器,而最迟在十七世纪中期,荷兰代尔夫特瓷厂(Delft)就已经生产以模仿明代青花的瓷器销行欧洲,当时的陶工们喜欢在瓷砖、瓶子与盘子上画上中国风味的人物、花鸟与山水纹饰。

紧接着法国尼瓦士瓷厂(Nevers),在1650年之前,就制作出以结合欧洲与中国的纹饰而闻名的瓷器,一般认为,因为法国在当时并没有进口中国瓷器,陶工观摩的机会相对较少,也因而比较没有束缚,而能够大胆地以结合中国与法国的纹样进行创作[6]。除此之外,德国的梅森瓷厂(Meissen)也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尤其在仿制五彩瓷方面获得相当程度的成果。

英格兰仿造中国瓷器

十七世纪的下半叶,英国在中国瓷器与荷兰仿中国瓷器的影响之下,开始在布鲁斯托(Bristal)附近地区尝试烧制中国瓷器,特别是在布鲁斯托的雷得克里夫贝克( Redcliffe Backs)和附近的布里斯灵顿(Brislington),中国瓷器的纹饰被当地的陶艺家大量应用在瓷器制作上[7]。

但是一直要到十八世纪晚期,英国化学家威廉?库克威尔兹(William Cookworthy, 1705-1780),才发明制作硬质瓷器的方法,他使用在科尔威(Cornwall)的圣奥斯特尔(St. Austell)所发现的黏土,成功地制作出坚致的瓷器,并在1768年设厂进行商业生产。

其他的瓷厂也陆续成立,它们大多都以中国瓷器为模仿对象,譬如伦敦(London)、利物浦(Liverpool)、达比(Derby)、威尔斯特(Worcester) 和彻尔斯(Chelsea)等等地区的瓷厂。其中威尔斯特(Worcester)的瓷厂成立于1751年,从软质陶瓷的基础上,仿造中国瓷器,主要以青花器为范本,生产日用茶具为主,他们应用钴料将中国风格的图案描绘或转印在釉下,由于生产成本相当高,在当时的售价也不便宜[8]。其后它更受到日本伊万里瓷器的影响,而开创出它最具代表性的金彩瓷器。

除此之外,少数富裕的贵族和富豪也特别透过东印度公司的管道,向中国直接订烧带有家族徽章或羽饰图案的瓷器,这些订烧的纹章瓷器,主要满足特殊的事件,如节庆、婚礼或宴会。它们在广东由一流的工匠绘制,然后经由东印度公司的货柜运回英国。

博物馆收藏演进的历史

如今我们漫步在欧洲地区的博物馆艺廊与古董市场,不仅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中国古瓷器,也能够看到许多当时欧洲仿制的中国风瓷器,也看到他们目前所生产精美绝伦的,具有特殊风格的瓷器。

在荷兰的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展示着德国梅森瓷厂所仿制的清代彩瓷,以及荷兰的代尔夫特的青花器。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Victorial & Albert Museum),可以欣赏到一批当时英国订烧的精美纹章瓷器与早期义大利的梅迪奇瓷厂的仿中国瓷器,而拜访在剑桥(Cambridge)的Fitzwilliam Museum以及达比(Derby)、威尔斯特(Worcester)、巴斯(Bath)与斯托克(Stoke-upon-tent)等地的博物馆,也都可以看到许多早期绘满中国人物与山水的瓷器,与当时中国瓷器的精致,着实有若云壤之别,但是审视它们演进的过程与目前的产品,却令人一新耳目,它们不仅吸收了中国瓷器的优点,也撷取了日本瓷器的长处,丰富了本身的文化视野,更进而一一开创出自我风格。

审视这些早期模仿中国的瓷器,虽然笔法粗略,所描写的中国人物也相当稚拙,它们却标志着一页页的历史,一段欧洲人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迷恋的历史,也展现着欧洲人勇于学习新事物,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