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贷最快最容易下款:明亡：贪腐是表，本质是财富集中

明朝末年的内忧外患，其根本原因不是贪腐，而是土地兼并造成的税源枯竭。

明朝中期以后，朝廷税收的基础自耕农大量破产，而有功名的士绅官僚阶级有税收优惠甚至免税，大量的土地隐瞒在士绅官僚名下，再加上明朝是典型的小政府，朝廷无法对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工商业和矿业进行有效征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税源枯竭，政府连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无法支付边军士兵的饷银。一旦军队开始大规模欠饷，战斗力必然下降。明朝后期，军队的战斗力主要靠将领的私兵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家丁。

万历四十六年，杨镐兵败萨尔浒，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万历年间最优秀的将领和最精锐的军队几乎全部葬送在萨尔浒。以明朝后期政府的财政状况，显然无法承受这个结果。此役之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在辽东的局面完全占了上风，明朝的势力步步收缩，最后从辽东退到了宁锦。

天启年间，辽东局势尚未完全糜烂，这是因为天启拿九千岁当工具，还能从士绅官僚口中讨点银子出来，以构筑宁锦防线，暂时稳住了辽东局势。崇祯即位以后，拿掉了九千岁，等于是拿掉了自己手上最后的工具。孤身一人对抗整个官僚集团，朝廷财政问题加速恶化。又遇上西北连年天灾，造成大量流民，再加上欠饷的边军士兵也裹入流民，崇祯二年西北地区，终于形成大规模民变。为了应付两线作战的局面，减少财政支出，崇祯不得已裁撤了驿站，结果大家都知道，有个驿卒名叫李自成。

明末官僚体制内并非没有人才，也并非全部是无才无德之辈。孙承宗、袁崇焕、杨鹤、曹文诏、陈奇瑜、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等人俱是栋梁之才，孙承宗、卢象升更是德才兼备、忠肝义胆之士。然而这些才智过人之辈或战死、或弃市、或降清，而袁崇焕更是被凌迟。何也？仅仅贪腐二字是无法说清的。

这一切，要从大海航说起，1493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随之而来的是海洋贸易兴起。随着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刺激了东南沿海的工商业的发展，而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小政府制度，无法对工商业进行有效的征税，加上士绅官僚的各种免税的政策，最后就是官商勾结一体。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明朝中期以后，大规模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明朝大规模的白银输入并没有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好转，反而让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加速恶化。大量的白银，也就是资本集中在官商勾结的士绅官僚阶级手里。我们都知道资本，有自己的意志，东南沿海发达的工商业和士绅官僚勾结在一起以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明朝的官僚集团和朝廷离心离德。万历末年发展起来的东林党，正是资本在明朝政府内部的代言人。东林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团体，但是这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和明朝皇权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万历初年一代名相张居正试图利用皇权的力量对抗过官僚资本这个怪物，但是我们知道，他失败了，文官集团反过来利用皇权打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死后身败名裂，他所有的政策全部被推翻。当万历末年东林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明朝的结局已经可以预见了。我们可以看到，崇祯即位以后，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无用功，他定的任何政策都能被官僚指向相反的方向，他任用的任何一名官员，无论这个人是否有德或者有才，或者才智都过人，都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明末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明朝的官僚纷纷投降，甚至主动剃发易服联合满清八旗贵族绞杀农民军，是典型的阶级仇压倒民族恨。明朝官僚资产阶级投靠异族，利用异族的军事力量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罢了。

满清200余年的历史，大清官僚们的贪腐不亚于明末的官僚，但满清能统治这么多年，一个原因是明清易代的战争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另一个原因是满清统治者以八旗贵族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利用文字狱，官绅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等手段，牢牢压制了东南沿海工商资本。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终于把势力伸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商资本和皇权对抗的戏继续在中国上演，而且在清末又涂上了一层民族革命的色彩。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民族革命，更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在中国迟了两百多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后面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用教科书上的话说，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必然投靠国外的资产阶级势力，沦为买办。中国革命的重担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头上。

中国从明朝中期以来的几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和皇权对抗的历史，王朝的兴衰，其实就是经济周期的轮回。明清易代的历史，一言蔽之，就是明末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导致经济危机，底层农民沦为流民后进行反抗，最后官僚资本借助异族的军事力量联合绞杀内部农民军。

而大明朝末年的历史，现在在北美大陆上正在上演呢，美国现在就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情形了。私有制下，周期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私有制下，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总要走向垄断的。中国要打破周期律，那只有一条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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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宦官其实背了不少黑锅

对于整个架构来说，贪腐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有想法的隐藏力量壮大过程中对架构的破坏。宦官在外朝无根基，是不可能掀出风浪来的，相反宦官必须依附皇权才能获得力量，所以宦官其实是皇权的耳目，监军，监政。宦官换皇帝，与其说是宦官妄自为大，不如说是宦官审时度势的无奈之举，是外朝逼迫下为了自保而进行的，是皇权已经丧失了对架构的控制后所发生的，皇权在外朝的压力下要换宦官，宦官自然要反抗，而此时的皇权先已丢了外朝的掌控，再在外朝的压力下来对自己的耳目宦官来逼迫，那不出人命才奇怪呢。说白了，你见过宦官换皇帝，你没见过宦官自己当皇帝的吧？宦官就是换皇帝，维护的还是那个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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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历史书太注重于上面的权力斗争，而不注重底层的架构，但真正影响架构的其实是底层的组织结构，这点黄仁宇就研究的比较多。

宦官当然有自己的私心，但宦官由于依附于皇权，对于皇权的架构是没有主动的心去破坏的，而且他也不接地气，和外围的接触是不直接的，根基不可能稳固。所以宦官的坏，大多数只是说贪污腐败，阿谀奉承，但这些，那些士大夫何尝没有呢？外朝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藩镇割据，地方称大才是根本啊。而宦官好就好在没有后代，这黑锅不让宦官背，让谁背？历史书又不是宦官写，据说宦官懂识字的比例都不高，更别说写书了。

在说说这个底层架构为什么是关键。东方体制的集中为什么会涣散？还不是因为王朝开初初步奠定的与民生息局面，被不断破坏，结果丧失土地越来越多，而地方一些大户隐匿人口，侵占土地越来越多，就成了地方豪强，那么中央的底层架构就丧失，反而成为地方的组织结构了。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架构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像唐朝最初的均田制，基本执行的还是可以，那时候的人口调查还是很严密的，但是中后期后，随着各地动乱，人口逃逸流动过多，人口调查就丧失了，土地也就渐渐的被买卖吞并，那个均田制也就越来越像个空架子。那么主席是怎么来思考的呢？主席与黄仁宇一样，都看到了底层架构的重要性。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但是主席更进了一步，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不允许随便买卖，只能在村集体内部调配，这就给土地私下买卖制造了障碍。在此之外，主席还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建设，这其实是整个体制架构的细胞，那就是合作社，让农民的组织来管理自己的物质财务和社会事务。如果这两点能够夯实，中国体制的基础就扎实了，历史周期律就可能避免了。展开一下，如果土地流转的主体是资本公司，那对这个基层架构影响就是要考虑，如果主体是村镇组织，那就可以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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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明朝象又不像

象的地方是政治局和当年的内阁相似，而不像的地方是现在没有皇权和相权相互制约，相权的来源不是皇帝而是官僚。也就是说，这块土地有可能正在形成有史以来最为强势的文官集团和官僚阶层。而且这个集团毫无制约，没有皇权的制约，没有军权的制约，什么制约都没有

各级官僚层层递进，构建了现在的权力体系直至核心层的权力。我相信没有下面一级级官僚的支撑，哪怕贵为1号，都可能政令不出。这也就形成了官员只需对上负责，而核心层反过来需要自己这一系官员的力量强大的怪异现象。

这一怪异现象的直接表现就是党争将起（或者已经起来了）。翻翻历史就知道，党争的时候，大家都是不看你干什么，只看你是哪一派的。同一派系共同进退，不同派系相互倾轧。这样的风向各位已经可以在当下混乱的舆论导向内窥见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贪腐横行。官员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只要站队不错，哪怕惹下泼天的祸事都可以挡下来。这和毛时代有本质的不同，毛时代可以轻易的罢免一个有问题的县长，而现在可能一个县长后面逐级往上都可能可以直达天庭....

党争带来了贪腐，而贪腐毁灭国之根本，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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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前的中国是贵族社会，宋以后的中国才是官僚社会

宋代以前，中国是个门阀贵族社会，中国的文化传承主要是靠门阀来传承，支撑门阀社会的是经济基础是坞堡经济。宋代以前的社会，与其说是帝制，不如说是贵族和皇权联合执政，宗室不过是门阀当中的一个，甚至到了唐代，大门阀清河崔氏还看不上李唐宗室的公主。在这种贵族社会里，门阀贵族的利益和皇权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门阀中出现带路党的可能性极低。而且，这种世家大族掌权的社会，就算出现南北朝五胡乱华那种乱世，依靠坞堡和部曲，门阀世族足以自保。从微观的角度来说，这种贵族门阀的社会的基层是高度组织化的，皇权崩溃和异族作乱都不足以摧毁其根本。

而经过安史之乱，再加上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到了宋代，门阀势力式微。宋代设计了一个叠床架屋的官僚体制，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武人造反，以文驭武，另一方面就是由于门阀式微，文化的传承需要靠依附皇权的科举制度才能传承。

唐宋之间的变迁，造成了宋代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极大的变化。高度组织化的基层社会解体，底层社会碎片化，而上层社会，就是统治阶级高度组织化，官僚化。用黄仁宇的话说，宋代以后中国从贵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个社会是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面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官僚政府，下面是一盘散沙的自耕农，中间唯一的联系就是科举这一条细细的线。科举制下的官僚士大夫和门阀制度下的士族，最大的区别就是科举制下的士大夫必须依附于皇权才能存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科举制下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也就是说宋代以后，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变成了和西方中世纪教会里的教士一样的寄生阶级。官僚士大夫依附于皇权，当皇权强大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和皇权是一致的，当皇权衰弱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一个更强的势力依附。这就是所谓宋代以后带路党大量出现的原因。

实际上从东汉到唐，门阀是半独立的，门阀和皇权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而宋以后的历史，则是官僚依附皇权，官僚不能独立于皇权存在，这是两回事。

南北朝的朝代更迭和蒙元灭宋，满清灭明是两回事。北魏政权和满清政权更是两个概念。魏晋南北朝的朝代更迭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更替，而元灭宋，清灭明则是亡天下。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亡国和亡天下是两个概念，不可拿现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套古代历史。所谓的带路党，按中国传统概念里是亡天下的时候才能谈到的。

至于贪腐，在私有制下贪腐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帝国都避免不了贪腐，贪腐导致亡国这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兴亡史上都可以成立。问题不是贪腐，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贪腐。

如果能避免周期律，那自然最好。如果周期律避免不了，那我们要做到的是如何避免亡天下，这才是关键。

49年以后的社会，和明清时期的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49年以后的中国是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组织性是天然高于农业社会的。国企没卖光，就存在和中央政府利益一致的一个庞大理工科官僚集团，目前看来这个集团足以对抗文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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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为什么一直压制商业发展,就是因为商业资本会快速造成贫富分化,中国古代的一些制度只是为了推迟贫富分化的晚些到来,现在工业社会的特点是社会财富变动越来越快了,你想象一下,只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上百亿的资本家,这还不算掌握财富更多的太子党们.你仔细观察下,国企的就业人数,与私企的就业人数,你就明白,依靠国企稳定国家,已经民存实亡,国企特别是央企,已经成为垄断的代名词.

国企官僚集团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部分,不存在对抗关系,国企老总直接调任地方政府领导的事,不是个别现象.

各级党校还把从党政部门和国企来的学员, 捏成了类似科举制度下的同年关系. 国企官僚集团并不是独立于文官集团的利益集体, 而只不过是其子系统. 虽然,有时有条块冲突, 部门利益冲突,但不是对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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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贵族社会也好、官僚社会也好本质是一样的，承担了最少义务，享受了最多权利的阶层是带路党最大的发源地。崔、卢、王、郑号称北朝四大门阀，杨、李更是在北魏的壳子里面做成了皇帝。难道他们都是为了曲线救国？

他们和现在的官僚一样，有家无国。贪腐成性，遇到国难则争相投降，魏晋南北朝这么多王朝更替，连一个殉国的门阀都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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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期是影响全球的，气候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在这一时期崛起。

另一方面，小冰期对草原民族来说也是气候异常，牲畜大量死亡，人口锐减

这个节骨眼上，是草原民族不断南侵乃至最终统治农耕民族，还是农耕民族抓住有利时机彻底解决北方边境安全问题，就看农耕民族的内政如何

不要说没有先例，唐朝就是抓住天灾时机，彻底打垮了突厥

相比之下，明朝，不合格！只要明军稍有一点战斗力，让后金的几次入关劫掠不那么顺利（只要战利品不能大批顺利运走即可），熬不下去的肯定不是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