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医患关系:抗美援寮纪实-8

抗美援寮纪实

   9月24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吃过早餐后、我和同班战友黄天丛去一里多外的地方砍树枝做伪装、出发时天空万里无云、太阳光直晒下来、身上火辣辣的、头上的汗水象雨点一样掉下来。枪架上的树支很快就晒干了，每天至少要换两次伪装才能保证阵地一片绿色。阵地旁边的树枝不能砍得太多，否则容易暴露目标，只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砍。

   我拿着刀和黄天丛战友一道向树林深处走去，来到一处生长茂密的大树下、放下身上携带的武器弹药、为方便上树,我脱去鞋子赤脚就往树上爬去，因黄天从同志较肥胖、不大会爬树、所以只能站在树下做帮手。我爬到一处树叉上坐上去,看准一棵树丫一刀下去，咚的一声、上边唦唦的掉下几十只红蚂蚁，有的掉在我身上、我赶紧溜下树拍打身上的蚂蚁，可是还是有一只掉在我身上、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脖子立即红肿起来、象针刺一样难受。我赶紧抹上万金油、但又不大管用、我只有忍痛坚持。这种红蚂蚁是那边的特产、又红又大、又毒、被它咬着又痛又痒很难受。没办法、为了完成任务不白跑一趟,只有忍着。我又向旁边的一棵大树爬去，还没有爬几下、抬头看到一个树杈上又挂着一个南瓜样大小的马蜂窝，我哧溜一声赶紧下来，免得又被马蜂叮着、那就太危险，这马蜂可比红蚂蚁利害得多，咬着了有生命危险。这次干脆走远一点、免得自找苦吃。这样一折腾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开始向另一棵树上爬去，这棵树较大、树枝茂密，我一连砍了十多枝才下来。还没下到半腰、没想到突然间风起云涌、黑云压顶、泼瓢大雨倾盆而下，淋了一身落鸡汤。身体湿漉漉的、浑身不舒服。突然间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身子哆嗦了一下觉得有点发冷，我们赶紧用绳子捆绑了一把树枝、冒着大雨向阵地方向拖去。回到营地身子就觉得就冷得不行、我赶紧换去濕衣钻进被褥里用被子裹住身体保温。好象是感冒了！班长邬海辉赶紧派人找到卫生员拿了感冒药给我吃。卫生员说：大概是砍树枝时出了一身汗被大雨一冲而感冒了，不要紧吃点药就行。可是吃药后好长时间都不见效，身上还是冷得不行、没办法、班长又拿来其他战友的被子盖在我身上，还是不行、我的牙齿还是一个劲的打战、额头热得发烫，卫生员拿体温计量了一下、一看吓了一跳！41度！这才感到问题严重！这么高的体温要是当年在国内医院、恐怕早就放进重症监护室了。卫生员一看不行就赶紧向上级报告，上级卫生院指示按疟疾治疗。卫生员急忙给我吃了两片喹咛药（印度进口的治疟药）再打了两针药剂，症状有些缓和、但体温还是在39度以上下不来。到吃饭时口味苦苦的，什么也不想吃，连开水都喝不进。因高烧不退、口内干燥、我想喝水、喝了几口就哇的一声全都吐了出来，至此连吐不止、连胃中的黄水都吐出来了。更为严重的是又开始拉肚子、真是上吐下泻、人都站立不稳。卫生员慌了！怎么办？吃不进东西、而且吐泻不止、就是铁打的人也要垮掉！赶紧输葡萄糖盐水吧，连续五天过去了、仍然是高烧不退，没有吃东西、光吐黄水、又想拉肚子、下去又拉不出、人直接消瘦下去、连站都站不住，移动都要人扶持，正在此时、我们班的二枪手陆定元也病倒了。卫生员接受给我治病的教训立即给陆定元吃了治疟药，由于用药及时、病情得到了控制。根据经验、以后凡是得了感冒的都按疟疾治疗准没错。我的病情加重的原因大概是吃感冒药时误了最佳时机，等病情加重了再治就晚了。而且药剂量过小、根本不起作用。第六天、病情不见好转、卫生员感到无计可施、满脸愁容，我看情况不对、为了不影响班里其他的战友，一再要求送团卫生队治疗。没办法、经过请示、问明了情况、卫生队同意送、并要求派人护送、以防出现意外。结果、连部派了一辆汽车和四个战友护送，他们抬着担架站在车上，因为是新修的公路、坑坑洼洼很难行、战友们只好一手抬担架、一手扶着车箱、一路颠簸着往前行。30多公里的路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主治医生过来检查都吓了一大跳！责备卫生员为什么不早一点送来！若是再晚一天恐怕就很难救了。因为我整个人都已经变形了、一付皮包骨头的样子、人也动不了，战友们都认不出来了，我体重120多斤的身体、现在已经不足80斤，太可怕了。

医生详细讯问了病症及治疗情况，最后确定两点：一是用药是对的、但耽误了治疗时机，即：开始一发病就应该吃治疟疾的药而不应该吃感冒药，但我是我们连第一个患疟疾病的、卫生员没有经验。二是药剂量不够、必需加大药剂量，才能控制病情的发展。医生根据我的病情专门制定了治疗方案、对症下药，经过卫生队医生的精心治疗、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第三天、我的体温开始下降，口里已经能吃点东西了，医生开始让我喝点米汤。过了几天、我的精神开始好起来、扶着床边慢慢可以活动。

团部卫生队座落在离我们阵地30多公里的一座森林中，离新西线公路边100多米左右，一排排帐篷被热带丛林覆盖着、高大的木棉树和剣竹林把医疗队围得严严实实，地面上收拾得整齐有序，来这里住院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患了疟疾等热带病。在此我才了解到：东南亚地区的疟疾与我国内地的疟疾不同、我国内地的疟疾、（俗称打摆子）一吃药就好、容易治疗，而这里传染上的都是恶性的脑型疟疾，如被传染上了就是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如得不到及时治疗、对症下药、很快会因脱水而死亡。据说我解放大军进军云南时、很多优秀的解放军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而是病死在这该死的疟疾病上。解放大西南时、我军没有专治疟疾的特效药，全靠战士们的体质和当地的一些土药方来治疟疾。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疟疾的利害了。就在我们刚开始抗美援越和抗美援寮时、我国生产的治疟药对付不了热带疟疾病，所以我们入寮部队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印度进口的绿色喹咛药丸和注射药剂，如果不是它、我的骨头恐怕也留在了老挝的友谊山上了。还好！我的体质在入伍时是一流的、由于从小儿时就得到了锻炼、因家庭困难、9岁时就爬十几里山路去砍柴、吃过不少苦、所以炼就了一身好身材，体格健壮。在学校时、同学们给我起的外号就叫“水牛”意思是我的体格象水牛一样健壯。要不是这样的体质，在连队十来天的时间里、靠卫生员那样的技术治疗加上又上吐下泻，还没有等送到卫生队、小命恐怕早就玩完了。

在此住院的20多天时间里、每天三次药、三次注射药水，每次注射两针、后来回到连队还继续用药一个多月、只不过药量减少了一些，我的两条大腿和屁股打针都打肿了，一点点密密麻麻的黑色伤疤、好几年都没有消散，直到73年退伍回家、还有少量的痕迹，那次从死亡线上逃了回来真是万幸。经过十几天的治疗、身体慢慢在恢复，基本上能够外出走动，有时心情好些时就遛达到200多米外的西线公路边的友谊亭里坐坐，看看这里美丽的风光。

这友谊亭是我们筑路工程队特意修建的，用来接待过往的寮国友好人士，同时也向一些抗美救国的战士提供武器装备，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斗争。那时老挝解放区基本上是全民皆兵，只要是能够拿得动武器的都武装起来，投入到抗美救国运动中去。公路上经常看见三三二二拿着武器的行人经过，偶尔也可看到一群穿着袈裟的大大小小的和尚走过。老挝人民大多信奉佛教，他们的男儿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得穿起袈裟做和尚，学习文化知识和他们的生活准则。否则将来就没有地位、不能成家立业。我们所到之处随处可见娃娃和尚的活动就不足为怪。

在此我们也经常看到一队队的老挝解放军从公路上走过。他们的队列里有越南派出的顾问、每个班两名、顾问们身上交叉着挂满弹药、并配有双枪以示区别。同时有数名老挝年轻的姑娘为他们提供服务。从68年抗美援越结束时起、我军撤出越南后、越南人就开始反目、对我们不友好、在老挝战场上我就亲身经历过。就在我生病住院其间、一次在友谊亭边休闲、正好一队老挝解放军经过，老挝解放军战士纷纷走过来给我们握手问好、举起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解放军你好！”而越南顾问见我们却不理不睬、扬长而去。我们当时就很气愤！心想：我国人民节衣缩食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过后他们却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太没有良心了。肉包子给狗吃、狗都会摇头摆尾示好，而他们连狗都不如、实在太气人了。听说他们在老挝群众中宣传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如他们越南人会打仗，所以给他们派出越南顾问。把我们支援他们的物资说成是越南生产制造的，真不知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哎！别提了！

每次散步完毕回到医院、就吃一些补药，也就是老挝山上特有的一种树根，我们把它叫做“鸡血藤”，它的根部是红色的、用刀一砍、刀口处立即会流出红色的液体，散发出一种清香。我们把根采来洗干净切成片片、放到锅里煮一会儿，去渣、然后配以红酒食用，这是天然的补药，效果非常好。我每天坚持服用，脸色渐渐红润起来，精神也好多了。这时味口也特别好、吃什么都是香的，所以饭量也好、一顿要吃几碗。20多天后、看看好得差不多了，我就要求出院回连队。医生看我身体恢复得快、无什么大碍、就同意了我的要求，但要求我要继续坚持吃药、根除病根、以免后患。我牢记医生的话回到连队。归队后、由于是大病初愈、还得继续吃药、班里基本上没有安排我的工作，生活上也给予照顾、伙食改善一些、有时方便时就会出去砍些鸡血藤来补一补、以进一步增强体质，每个班都有锅、吃起来也方便。

在此其间、因为没有战斗任务，自由活动的时间多些，没事时就会去附近采一些辣椒、丝瓜之类的东西回到班里烧着吃。有时侯再去炊事班拿些猪肉罐头煮丝瓜汤喝，生活上倒还不错。我们连还在阵地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开了一块地种上了大蒜和青菜，蒜苗长出一寸多长，青菜也开始发牙，绿油油的一片。青菜种子是托人从上海带来的上海青、是当年的优良品种，不过还不知有没有这个口福能否吃上。因为以前种过几次菜、等到长大了我们就转移了、还没有来得及吃上一口就作了贡献，移交给兄弟部队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进入11月份、我是10月24日离开医院回连队的，自生病以来、经过近二个月时间治疗和休养、身体基本上康复了。而我们的付班长蒋世木也病倒了，患的也是恶性疟疾，不过有了前面的教训、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对症下药、病情得到了控制，一个星期就好了。先前与我同时生病的二枪手陆定元也早已康复。大概他们患病没有我严重、好得快。我是重感冒引起的、再加上大雨一冲，所以就严重得多。我们班总共陆人、就有三人患疟疾，所幸的是这段时间没有战斗任务，敌机也没有来侦察破坏，否则我们班都失去了战斗力、不能协同作战了。11月中旬、我们连的炊事班长（可惜不记得名字）也因疲劳过度、患了恶性疟疾，症状与我差不多，连队卫生员没有办法，也只好送团部卫生所。可他没有我幸运、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还没有根除病根，回到连队后还经常发病，原本肥胖的身体也变成皮包骨了。因身体原因、回国的当年（71年3月）就退伍回乡了。回家之后有没有发作、因没有联系就不得而知。他也是1965年入伍的江西婺源县人、文化程度低、忠诚老实、为人很好。若是回家后旧病复发就很惨了。因当年出国参战是秘密的，没什么凭据，而且还不能说，为世界和平而战，落下病根，按现行制度、恐怕连药费都不知道找哪里报销，真是太不公平了！

时间进入到11月26日、这天中午11时30分左右、阵地上又响起了警报声！康复后的我又一次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阵地。二个多月没有发生过战斗、这次的机会可能又来了！战友们情绪很高、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很快又传来连长高保安浓重的山西口音：32号方向、一架C—47型敌机向我方飞来、准备战斗！全连的高射机枪又迅速的指向了32号方向。只见32号方向一个黑影迅速向我方飞来，接着传来嗡嗡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随后又传来连长的第二次口令：敌C—47型军用运输机一架、速度80、作好战斗准备！我心想这不知死活的东西、怎么又和上次那架飞机一样出现在同一个方向！难道是特意来送死的吧！来不及多想、只见连长手中的小红旗又一次举了起来！他站立在阵地中央一快稍高一点的位置上，我们都望着连长手中的小红旗、炮弹已经上膛、一、二枪手眼睛盯着飞机、枪口随着敌机的影子慢慢的移动，把敌机牢牢地套在瞄准镜的中央。只听一声：放的口令！瞄准手的左脚一踩击发器、我们的高射机枪又一次吼叫起来！兄弟连队也同时开火、只看见机身上冒出一股黑烟、接着就拖着滚滚浓烟的机身摇摇摆摆的向远处的山峰中栽下去。打中了！阵地上响起了欢呼声！这是在班纳腾阵地上击落的第二架敌机。边防五团的战友又到前面抓俘虏去了。敌机在同一个地方受了两次打击、可能是上次我们击落敌机时、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的阵地、以至第二次吃了亏、罢了。也是活该他们倒霉

敌机接连受到沉重打击、又派出战斗侦察机到我阵地前方侦察。下午五点多钟、尖锐的警报声再次响起、我们再次进入一级战备！阵地上传来连长的口令：三号方向发现目标、两架F—4C敌机向我逼近准备战斗！果然不久、两个象麻雀一样大小的黑点迅速向我方运动、战友们死死的盯住目标、心想、这次绝不能放过它！连长的口令又传来：敌快速机两架、速度200、注意抓住战机、没有命令、不准开火！接受以前的几次教训、战友们咬紧嘴巴、严格操作规程。果然不出所料、敌机又开始玩花样、快接近我们的射击距离时又一次转向爬高向一号方向飞去，不久又掉头一前一后凶猛地向我们阵地扑来、我们早已严阵以待、瞄准手牢牢地把敌机的影子套在瞄准镜的中央，专等它来送死。呸！来吧！看谁狠！敌机作了一个佯攻动作又转向12号方向飞走了。原来敌机又想使用老办法引诱我军开火、使我们暴露火力点、我们才不上当，敌人没有办法只得在外边打转转，不敢靠近我们的火力点，最后还是飞走了。以后只是每天听见SR—71型高空侦察机的轰鸣声，我们已习惯了、不理睬它。

雨季结束了、下雨的日子已经很少、我们除了每天“守株待兔”外就是坐在帐篷里聊天，介绍各自的经历、以消磨时间。一天、我们意外地发现一颗很大的美国飞机扔下的子母弹的弹壳，足有2米长、像一只小型冲锋舟。这种子母弹是由美国的B—52型重型轰炸机携带，里面包裹着几十个小炸弹、从飞机上扔下后离地面十来米的高度爆炸、里边的炸弹被四散弹开、落地爆炸、其中有很多钢珠、杀伤力很大，这种灭绝人性的炸弹、当年在越南杀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我们抗美援越的战友们也有不少人牺牲在这种钢珠弹下。这颗弹壳我们在回国时把它装在我们的车上、带回了国内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