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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个问题颇多的王朝，实行高薪养廉，却养出一堆的贪污犯；崇尚科举取士，却弄得全国都是剩男剩女；搞了几次变法，却让原本一团和气的朝廷分裂成生死对立的两派。总之是搞啥啥失败，弄啥啥出问题，就连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都很差劲。在部分地区，男人们普遍流行吃软饭，每天躺在家里像朝鲜男人一样啥都不干，等着老婆出卖身体赚钱养家，真可称得上当今吃软饭男人的历史榜样。
关于宋朝男人吃软饭的事情记载在南宋时期的《鸡肋编》里，原文是：“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
这本书的作者是庄绰。他出生在今天的太原地区，早年曾摄尉襄阳。靖康之难发生之后，他随着宋高宗一路南迁到了临安。南渡后历建昌军通判、东南安抚制置司参谋，视事南雄州，守鄂州、筠州。在江南生活的期间，庄绰有幸发现了江浙一代的这一大风俗。当地的女人有种很变态的思想，认为靠正当的做生意、跑买卖赚钱是种很丢人的事，比作妓女还下作。反倒把赚来大笔“黑色收入”当成光宗耀祖的事，就差放两串鞭炮了。这些女人们平日里聚在一起，不是讨论时下什么衣服最流行，就是探讨哪家酒楼出了什么新菜肴。想要吃得好，又不想去做正当营生，那钱从哪里来呢？反正他们老公是没钱，而且有什么样的老婆，就有什么样的老公，两口子一起偷懒，日子自然是没法富裕的。于是，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一火相当有钱的人——和尚。在老公们的怂恿下，很多女人与有钱的僧人私通，这种事在当地叫做“贴夫”。大概是当地这类事情太多了，女人们贴夫时不是偷偷摸摸的，都是光明正大的在做，当地人没有感到这是见不得人的。因为当时寺庙里的僧人都很富有，所以，住在寺庙周围的妇人大都以这些僧人为“贴夫”。有的僧人中的大款，多的可以找到四、五个妇人，少的也可以找一、两个。这种被北方人视为下流的行为，在两浙却是一种时尚，很是让庄绰过足了眼瘾。
其实，宋朝的礼法制度相当严格，当权者曾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和尚、道士们不得有性行为！这一点以宋太祖和宋太宗最为严格。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宋太祖诏：“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 雍熙二年（985）九月，宋太宗要求岭南地区的地方官员，将“僧置妻孥”之禁在当地逐渐加以推广。宋代法令规定：“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 然而宋朝的法律虽然严，但是执行不严，这条法令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据记载，宋朝道士“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的状况长期一直没有改变，而和尚有老婆的人就更不在少数。如陶谷《清异录·释族·梵嫂》载，相国寺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自以为“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并以“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自况。所谓“梵嫂”，即是当时人对僧人之妻的专称。特别是岭南地区，僧人“例有室家”。《鸡肋编》卷中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此间“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以便僧人新婚时，“簪花其上”。当时还有道士与尼姑结为夫妇的。如进士杨何“父本黄冠，母尝为尼”，好事者传为笑谈：“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 某些僧道还是妓院娼馆的光顾者，甚至因此酿成事端。如“钱塘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 又如杭州灵隐寺僧人了然“常宿于娼妓李秀奴家”，在财钱用尽后，“秀奴绝之”。了然“迷恋不已，乘醉往秀奴家，不纳，因击秀奴，随手而毙。”官府将了然擒获，发现其臂上刺字：“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知州苏轼下令处以极刑，其判词曰：“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宋孝宗时，临安附近有一寺，拐骗、监禁“妇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余人至此”，置宴欢饮之后，“杂然群通”，集体对妇女实行性侵害。知临安府查明此情，“即部百卒，捕杀僧众，焚其寺，以群妇召主收领。” 僧道娶妻之风延续至元代，朝廷力图扭转，明文规定：“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离之，僧道还俗为民，聘财没官。”由此可见，当时的和尚透腥现象是多么的猖狂。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宋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女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榜和尚”，赚来的钱不仅满足了自己的衣食需要，也让老公们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吃起了软饭。这似乎也可以解释宋高宗南迁之后没了男人秉性，几十年如一日的向金国低头认耸，原来是受了这一带软男人的影响（大家别当真，全当笑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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