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内户口迁移政策:56位唐朝诗人的心路历程3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无非是借助于山水间的漂流，借助于车轮上的驰骋，借助于文房四宝的铺展与流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所有的艺术形态中，文字是最为普遍适用的。譬如怀念一个人，怀想某件事，文字要多于其他的表达方式。一部罗列世间万象、胜败存亡的历史，亦多是以文字为主，其余为辅。张继所乘坐的那只船，在秋风日甚的水面之上，在中唐的浩渺烟气中，悠悠地、一点点地驶近了苏州这个文化重镇。

船就停泊在枫桥边。乘舟一日，饱览秋色。可对于张继来说，迟迟不得入眠，脑海里波澜起伏，身静而心不止。这是一个平常的秋夜，斜月如钩，伴着瑟瑟秋风，他站在船头，仍在张望什么，好一阵寒风，吹得水波翻滚，襟飘髯动！秋天，历来是敏感而多变的季节，繁霜满天，飒飒风声，尤其在空旷无人的江河之上，格外的清冷寂然，萧条四野。此刻，秋色正浓，夜色渐浓，张继却无端地被秋风所感，毫无睡意。读书人的睡眠，始终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席间尚有一壶酒，并无人对饮。被叫过来的船家，只是默默地吃了一两盅，终究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疲惫，倒身便睡。张继是善饮的，倘有好友刘长卿或者皇甫冉在侧，那么，这将是一场浩大的酒事，可惜他们都不在身边。有多少次，文朋诗友，相聚在一起，只饮得春暖花开，饮得日落月升。现在，形单影只的他，坐在船边独饮，漫不经心地想着往事或者心事。偏偏这个时候，传来了乌鸦的啼叫之声。起先是一只，继而是一群。呃—啊—呃—啊……黑色的乌鸦借着黑夜的夜空，绕树盘旋，驱之不去，传递着悲凉凄迷、断肠销魂的凄凄鸣叫。月落之下，乌啼声声，江风阵阵，水流哗哗，张继的耳边，是一个充满了奇异声响的孤独世界。

这一夜，张继在想些什么，后来的无数人百般猜度，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刚刚落榜，失意之下，泛舟江南。有人说他伤时感世，揪心于安史之乱前夕兵荒马乱的动荡时局。还有人认为张继正在赴任途中。总之，张继的交待是模糊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千里泛舟，远在他乡，作为一名孤独的旅行者，应该是复杂多元的旅人羁思，并不能确定地指向一个方向。有许多的人和事，一旦验证确凿，反而失去了扑朔迷离的神秘面目。旅途并非归途，他乡不是故乡，就像此刻张继站在船头，孤独地四顾怅望，那对岸边的点点渔火，远远地望去，明明灭灭，似母亲妻儿一双双盼归的眼睛，又似白日里见到的火红枫叶。这寒凉秋夜里的一点暖色，恰恰可以缓解紧张、释放内心的寸寸柔情。微醺之下，其实更难入眠，有一种东西，慢慢地涌上来。

那东西大约便是愁了。伴着张继缓缓躺下的，无声无形、难以言明却又蓬蓬勃勃、恣意萦绕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骨子里的清愁吧。借着一点酒意，张继便进入了浮想联翩的思维空间。“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张继是一个内心安静的人，他在长安城里读书终日，从来都是借着诗书入眠，住了很长时间，却连王公侯门都不识一家，这与世情，与当时士子们干谒成风的普遍状况，实在是格格不入。李白尽管才高八斗，仍然写过为数不少的干谒诗，希望因此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的那篇《与韩荆州书》，就曾明确地描述了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的冲天激情。张继没有这样做，就像他在洛阳所写的一首诗：“书成休逐客，赋罢遂为郎。贫贱非吾事，西游思自强”。张继是一个严谨自律的人，更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他只是想，文人要像李斯、司马相如一样，以一手锦绣文章，博取功名，然后安济天下，换得百世功名。

半部论语，一卷诗经，滋长着读书人的理想与希望。也许在张继的内心世界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风如雨，挥之不去。忽然，他想起夜宿洛阳的白马寺，那一夜，一夜秋雨，而这个流浪异乡的才子，也猛然悟出了“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的道理。短暂的安闲，可以令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思考身外之事。

现在，他浮于水上，如同一丛浮萍，随波逐流，前途不可测，归路渺茫茫。黑暗里，他轻轻地转过身来，复又转过身去，大约还有一声轻轻的叹息。漫漫长夜，他只能枕着淡淡清愁，半睡半醒。

夜半时分，江风渐小，乌啼暂歇，隔岸渔火也纷纷熄灭，慢慢地，张继在船体的轻摇之下，聆听天籁之音，心境渐平，睡意如烟。忽地，一记钟声，由远而近，穿透茫茫夜色，越过山丘，掠过树梢，贴着潺潺水波，传进耳里。可怜刚刚浅睡的张继，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兀地惊醒。钟声不绝，前音后继，撞击着一颗敏感的心灵。这个失眠的夜晚，注定了什么，暗示着张继，他披衣而起：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正是这短短二十余字，从此让人们记住了苏州，记住了寒山寺，也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失眠的读书人，和他的一夜清愁。

枫桥不远处，便是寒山寺。翌日，张继一定是踏着秋霜，徒步去了寺里。昨夜的钟声，已经让他心仪神往。这钟声，让失眠的他猛然警醒；这钟声，安抚了他内心的愁绪，再次甜甜入梦。他一路循声，逶迤而往。寒山寺里的钟声，一直没有停歇。对于所有的士子，红尘中人，均可闲来驻足，都能听到这悠扬而示警的钟声的。张继的前往，只不过印证昨夜的诗境。

张继无意间的造访，却给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带来了游人如织、千年不衰的香火。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清代国学大师俞樾曾在《新修寒山寺记》如是记述：“吴中寺院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一诗，其名独脍炙于中国，抑且传诵于东瀛，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他所描摹的月下苏州，枫桥，以及寒山寺，已经成为一个文学世界里的定格。人们今天听到这钟声，仍然会不自觉地与他当年的钟声联系起来。而张继与寒山寺的渊源，亦仿佛是天造地设。不知在此后的人间岁月里，张继的耳边，是否还会一直萦绕着这样的清凉钟声。

苏杭二地，历来被誉为人间天堂，秀甲天下。张继到了苏州，也登临了阊门，正是在这里，诗人的笔下，展现了一个令所有唐人为之惊骇的情景：

耕夫召募逐楼船，
春草青青万顷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
清明几处有新烟？
——张继《阊门即事》

今天如果我们到苏州城，不论大街小巷，还是酒肆街坊，都是人潮如涌，热闹与繁华，园林美景与江南美食，成为这座城市接纳八方游客的骄傲。可是，张继到达的时候，这座城市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人荒。就连耕夫都参军去了，万顷良田，长满春草。可叹啊，清明时节，就连焚香祭祖的新烟，也是寥寥可数。天地之间的一切，都为战争的阴霾所笼罩。“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杜甫失落的感喟，在公元761年张继的这次苏州之行里，同样得到了最残酷的体现。

盛世渐行渐远，从安史之乱起，讴歌江山万年青、春风花草香的主题，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的天朝自信，以及梦想中国、倜傥不羁的格调，统统烟消云散，不复再来。接下来的中唐，仿佛一个加速衰老的老翁，坐在风雨飘摇、归期难料的夜航船上，激昂的情绪也随之平静，渐而被怀旧的主题，伤感迷离的格调所取代。这样的转变，是无奈的。尽管有许多人，还在内心深处，期待着大唐中兴的局面出现。
流年似水。苏州之行，并非张继的人生终点。之后，他还在继续“浮客了无定”的漂泊生活，直到最后与妻子相继客死洪州。张继死时，他的孩子还小。好朋友刘长卿声泪俱下地撰写了《哭张员外继》，“世难愁归路，家贫缓葬期”。张继习惯了漂泊，习惯了困顿，葬期之晚，已经不能算什么了。不过，他在枫桥畔的一夜清愁，已经定格了一位中唐书生的漂泊与清愁。

28、韦应物：今年学种瓜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诗人韦应物种瓜，该是怎样的情形？那年春天，他率性而为，放下手里的事情，跑到农田里，破土撒种，浇灌施肥，兴致勃勃地开始学种瓜。

率性方卤莽，理生尤自疏。
今年学种瓜，园圃多荒芜。
众草同雨露，新苗独翳如。
直以春窘迫，过时不得锄。
田家笑枉费，日夕转空虚。
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
——韦应物《种瓜》

时隔不久，别人的田地里一片生机，他的园圃里还是杂草丛生，苗稀草广，惹得农民们一阵发笑。韦应物虽写得一手浑然天成的田园诗文，庄稼活做得却并不体面，他自己也曾自嘲过，园庐既芜没，烟景空澹泊。常常是，闲望着田地里的星星豆苗，一转身，又走进书斋，读古人书去了。很显然，种瓜于他，只是一种闲情与乐趣。

少年韦应物，对于种瓜之类的事情，应当是毫无兴趣的。出生于韦姓豪门（有唐三百年间，出了十多个贵为宰相的高级人才，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语），虽然家道式微，韦应物也还是仰仗祖辈门荫，进入宫廷，成为唐玄宗身边的一名侍卫。豪门出身，累世高官，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有时也会贻害无穷。少年时代的韦应物，是个十足的问题少年，据他自己后来的一篇怀旧诗可以得知，在这一阶段由于极度的“尚侠”，沾染上了很重的流氓习气，窝藏罪犯，赌博偷姬，识字无多，整日花天酒地，虚掷年华。

如果不是安史之乱，按照少年韦应物的种种行径推测，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高级泼皮无赖。叛军临城，大兵压境，唐玄宗仓皇出逃，平日里所有的生活与秩序，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平日出入宫闱、扈从游幸、无事生非的皇家侍卫，也纷纷下岗。“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这一巨变，想必给年少的韦应物当头一击。大约是忽然又想起祖辈家训，想起理想情操，韦应物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开始折节读书。很奇怪，有时影响到一生的重大改变，恰恰就是那么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句话。

从一个性格外向张狂的人，到含垢忍辱，含蓄内敛，再到后来的高雅闲淡；从一个不良少年，到自清污渍，立身高洁，再到后来成为一代名家。这期间，走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心路历程。韦应物的成长与转变，在整个唐诗史上，几乎是一个奇迹。他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当年让他就业又失业的唐玄宗，一个是让他想到种瓜继而恋爱山水的陶渊明。

一个人学坏容易，学好却需要一段时间。皇家侍卫不当了，放下刀枪，进入书房，做一个知书达礼的书生，就得要接受礼仪习俗的熏陶，横直竖平、内圆外方地上规矩。好在韦应物还年轻，悟性也很高，祖辈们在血脉里积累延续的文化因子，又适时地萌发涌动了出来。在文字的熏陶之下，他渐渐削平癫狂，复归平静。“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进入太学读书几年，朝诵晚读，青灯黄卷，韦应物出来时已是脱胎换骨，杀伐之气全无，练得一手锦绣文章。他的笔下，已经能够看见碧绿的山水，青青的禾苗，潺潺的流水。

随着后来的出仕与远行，走出书斋，放眼看天下，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山河，看到了更湛蓝的天空。

笔下即胸襟。看一个人的性情，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文字；看一个人的品位，看他的朋友。韦应物后来的朋友，都是顾况、刘长卿、皎然这些独步天下的文坛圣手，大有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之意。从模仿陶渊明的诗歌开始，韦应物也渐渐感悟到大自然给予他的悠闲神韵。滁州西涧，一个幽僻的去处，他却兀自躲在那里，品味春光：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滁州西涧》

短短几行诗，一个悠闲自若的太守形象，立刻跃然纸上。随着不急不缓，张弛有度的语言节奏，我们感觉到的，是一派融融春意。而他，也成为那一蓬碧绿的幽草，独自享受着一个明媚的春天。

最好的文章得自神来。韦应物心向自然，忘机之间，觅得了诗歌与人性的真谛。他赋予文字清幽与灵动，文字也给予了他宁静与淡泊。

在所有的前辈诗人中，他有一个相去千载的朋友——陶渊明，他在天地之间，与斯人共通心气。要闲，就悠闲到极致，散淡到无为之境。韦应物在陶渊明的文章里，得了陶氏这一脉精髓。除了独坐西涧，他还会像当初种瓜一样，欣欣然地“种柳西涧滨”，带头植树，累得满头大汗，忙得不亦乐乎。或者，在闲暇的日子里，将满院的花草一一修芟。再或者，取道东冈，捕杀野雉。当然，他的箭法和农技一样，很是糟糕，但韦太守毫不在意，哈哈一乐，露出射翁之意不在雉的样子。

很有趣，陶渊明这样的角色，官并不大，位并不高，就因为辞官隐居，种田写诗，却换得了无数官场人的神往。在讲求建功立业的盛世里，隐士没有什么市场。但时隔不久，就会又诞生一批仿陶隐士来，影响了朝朝代代。韦应物所处的年代，已经是盛世之后的低落，他担当太守一职，负责一郡民众的吃饭生计，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也不可谓不多，但韦应物当得也还算称职，似乎已经掌握了从政与赋闲的两不相误，“世有征战事，心将流水闲”，实行劳逸结合的办法，适当减轻精神负荷，留给自己一定的时空境域，将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责任尽量协同一致。比如闲来种瓜，酒后作诗。

文人多好聚。翻开唐诗，文人之间，总有聚不完的酒会，说不完的闲话，叙不完的旧情。不过，文人的朋友圈子不容易大，不外乎那么几个。几经进退，韦应物到了苏州做太守，当是他最为惬意的人生时光。他和身边，聚集着一批文人雅士，且看他为诗人顾况专门安排的一次聚会，焚香郡斋，嘉宾满堂，风雨飘洒，池阁清凉，“俯仰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章，群彦今汪洋……”韦太守端坐在席上，朗声劝菜，鲜鱼大肉为时下所禁，但蔬菜水果尚丰，敬请大家多多品尝啊。这席上，说不定就有瓜果出自韦应物亲手栽植浇灌的呢。倘若是，韦应物可称为种瓜太守了。因为清贫，他退职之后，干脆搬到苏州的永定寺中寓居。文章太守，自后来愈多，白居易、苏东坡，这些人，对于韦氏，无论人诗，俱是十分推崇。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苏东坡对韦应物的五言诗更是激赏不已，曾有“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的句子，甚至模仿着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就用原韵和了一首，寄给罗浮山中的邓道士。苏东坡也怪有意思，煞费苦心，翻唱一曲新词，还被后人嘲笑了一番，说一点也不比人家韦应物的从容淡定。宋代的欧阳修到滁州做太守时，也学了韦应物的样子，忙里偷闲，到醉翁亭边去一个喝得爽歪歪的，陶然物外。当官很累，因为心系社稷，心系民瘼，既要当好官，又能看上去不累，这几位，都是值得学习的。

屡访尘外迹，未穷幽赏情。与其他几位文章太守不同，韦应物卸任之后，就留在苏州不走了。寓居在永定寺，永远在这里安家落户了，直到终老。韦应物的一生，始终处于出仕——闲居——出仕——闲居的循环之中，似乎与寺庙有着一种无法言状的渊薮。日本的一位学者赤井益久先生，在韦应物的作品里，破译了他的“高雅闲淡”风格的密码，即在每一次出仕之后，总会到一个寺庙探访，或者呆在那里生活一阵子。《唐国史补》中这样描述他，“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从佛门看红尘，从红尘到佛门，联系到他半隐半仕的生活，韦应物似乎在两者之间，寻求着某种精神平衡，而他想到达到的，大约就是人格的高洁吧。

种瓜太守韦应物冲淡闲适，性近陶潜，文和气定，虽然新旧唐书不见传，然后世评价愈高。从文字中看，这是一个脾气温和的诗人，但是，他的心中多少有些失落，“中心君讵知，冰玉徒贞白”，“无事久离别，不知今生死”，“孤鸟去不还，缄情从天未”，这些和他曾经愤而辞去洛阳丞一职相应和，大约和他处事不够圆滑有关，颇有君既不见爱、吾独爱江山的味道。贵人不赏识，那么，我就去种瓜，至少种瓜可以得瓜的。

29、钱起：曲终人不见

科举制度的兴起，对于许多贫穷无助、学而向上的民间子弟来说，实质上是一种福祉。在唐朝，每到开科取士之际，就会有一支赶考大军，从四面八方聚拢了来，星星点点，沿途相继，汇成一支规模巨大的队伍，行进在奔赴长安的途中。因为路途的遥远，交通的不够发达，他们必须早早地出发，坐车，乘船，或者步行，常常是日出而行，披星而歇，日夜兼程。这些寒窗苦读的举子们，怀着登堂入室、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跋山涉水，迈向皇城。

书生钱起，也是赶考队伍中的一员。他已经不止一次，往返在长安与故乡的路上。钱起的考试，已经前后历经数次，而且屡考屡败，每次都是铩羽而归。正如他自己所说，“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考得白发丛生，但仍然没有放弃。而他的赶考之旅，后来也成了千年科举中的独特范例。

赶考大军是一群有志者。不管后来飞黄腾达或者落魄潦倒，但毋庸置疑，他们多是博览群书、出类拔萃的优秀学子，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有宏大的理想，而且满腔热血，踌躇满志，是一支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关于这支由读书人组成的赶考大军，在历史上产生了无数的典故传说。他们的人员结构，也是十分庞杂。有名门之后，有官宦子孙，有民间草根。而他们的年龄，有的年富力强，有的初出茅庐，有的已届垂暮之年。许多士子，对于科举考试，抱着“出门便作焚舟计，生不成名死不归”的意向，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我不止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科场考试正在进行之中，突然有一位年老的考生訇然倒下。他们考得精疲力竭，考得面黄肌瘦，考得家财两空，有的甚至前赴后继，比如中唐才子卢纶，自己毕生没有能够中举，心有不甘，将自己的四个儿子也送上考场，直到都中了进士，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这场考试对于人生来说，实在至关重要。因此上，也注定了他们满腹心事，默默祈祷。

那一天，钱起夜宿客店，晚间难以入眠，遂在客舍之中独吟，忽然，“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十个字，犹如天人之语，钱起一惊，出来视看，哪里有人，眼前不过清风明月耳。是谁在吟诗，莫不是鬼怪？

不过，这两句话，钱起倒是记在了心里。

到京城，笔试就在尚书省。考生们一字排开，等待试卷的发放，大气不敢喘一声。考题发下来，钱起一看，是“湘灵鼓瑟”。审题之下，随即开始动笔，笔下清新致远，流畅如水。写到末尾，脑海里突然冒出那晚在客店里的情景，心下不禁一动，遂将那句无意间觅得的天人之语，作为落笔之墨。

喜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主考官李暐在众多的试卷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钱起！尤其是末尾一联，读了又读，爱不释手，“击节吟味久之”，认为绝唱，并且说，“此必有神助之耳”。于是，钱起幸运地荣登金榜，一举成名。
这则故事，是一般读书人乐意接受的。中国是个喜好编撰故事的国度，有时一件事情可以有若干个版本，并由好事者加油添醋，广为流传，百年之后，真假难辨，弄得后人考据时绞尽脑汁，莫衷一是。钱起名列“大历十才子”，以至于后来的诗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首应考诗，尤其是末尾这一句。后人编出他有如神助这则小故事来，大约是惊疑于作者的神来之笔，有点类似于王勃登临滕王阁时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妙句，一创而新，仿之不得。当年与钱起同榜及第的进士陈季写的也不错，最好的一句是“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虽是佳句，相比之下，意境上远不如钱起的来得空灵自在。

命题作文，有时比的就是才气与文笔。这一首诗，或者说，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佳句，改变了钱起一生的命运。中国文人的垂名留史，有时就是靠一两个观点，或者一二佳句，垂名千古。

眨眼之间，昔日的穷酸秀才，立即成为闻名天下的进士名人。钱起的这次京城赶考之旅，以及觅得佳句，成为千古美谈。其实，灵感来时，思如泉涌，有如电光火石，归根到底，还是钱起的灵感，赢得了诗文美誉。

才子之名，钱起不是浪得。他的作品，诗人王维深为嘉许。两人是好朋友，常于月下徘徊吟咏，或于林下闲坐，性情相近，谈文论道，其乐陶陶，一派隐士君子之风。钱起是个安静的人，即便是安史之乱，他与友人投奔南山佛寺，一路疾走，气定神闲，也还能吟出“香云空静影，定水无惊湍”这样闲适的句子出来。但对于一个朋友的离去，他却是悲不能尽，发出“分袂一相嗟，良辰更何许”的浩叹。用他自己的话说，本是自乐鱼鸟性的人，习惯于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所以他的笔下，寄情山水，心系宾朋。

在当时，钱起与郎士元齐名。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两人的名气，直追律诗高手沈佺期与宋之问。唐代著名选评家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里对这两位也是推崇有加，这本诗集，选录了唐肃宗至德初年（公元756年）到唐代宗大历末(公元779年)20多年间作家作品，共有26人130多首诗。钱起和郎士元的诗作分别被作为上、下卷之首。书中提及，“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饯别，时论鄙视”。

（郎士元）与员外郎钱起齐名。时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无两君诗文祖饯，人以为愧，其珍重如此。
——《唐才子传》

那些出京的干部，如果请不到钱起或者郎士元出席，约不到饭局，等不到诗稿，就会很惭愧，很没面子，其他人也会笑话。可以想象，约请作诗的人纷至沓来，源源不断。今日送张中丞赴桂州，题有“寇恂朝望重，计日谒承明”等句；明天又王相公赴范阳，写得“去镇关河静，归看日月明”共勉，再后天又有蒋尚书调到东都洛阳任职，赠诗“长安日西笑，朝夕衮衣迎”祝贺；刚刚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又有裴裴侍御出使西蜀的宴请贴送来，还得要苦思冥想，成诗一首，带了过去。钱起可真是忙坏了，不去吧，不太合适，人家慕名而来，总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去吧，有些人平时也不怎么熟悉，勉强为诗，总不那么舒服，况且酒席之上，无非张长李短，无非荤素段子，无非长吁短叹，或者喜形于色。这对于性喜清幽的钱起来说，或许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望着桌上厚厚一叠的请柬，钱起叹一口气，摇了摇头，还是去吧。做名人，敢情有时也挺累。

人生最大的浪费，便是将有限的时间，投身于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无实质性内容的宴请吃喝。从写作的层面，钱起的题材稍显狭窄，大半的诗，是赠人之诗，或送落第的秀才归乡，或送人入伍，或送人为官，提笔送人，满眼离情，仿佛整天都处于一日数宴、觥筹交错的应酬之中。钱起的局限性，亦缘于此。

饶是这样，钱起仍然可以将诗写得别具一格，有一首送日本僧人归国的诗，后来成为佳句，“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声。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将内心的波澜化做笔下的点点秋水，可谓深谙禅韵，堪称跨国友谊的典范。送别，是相聚的一个环节，没有送别，相聚便不够完整。而怀念与牵挂，是相聚之后友谊的延续。怀念落在纸上，则是对相聚做的回忆和眷恋，赠人以诗，诉之以情。这样一来，通过钱起的送别诗，也就可以看出他与社会人群的普遍交厚，这其实是一个诗人对于朋友发自内心的尊重。

钱起虽是读书之人，却也是并非只读圣贤，还是一位关注农村的现实诗人。农村，历来是生活清苦、风景陶然、人心醇厚的去处。身为蓝田县尉，他可以坐观渔者垂钓，甚至会与“静若一沙鸥”的老叟抵足而眠，清夜长谈。或者煞有兴致地观看农人耕作，放牧山田，俨然置身于一幅至美的画卷。抑或跟随被贬的太守张九龄巡视农事，阴阴桑陌，漠漠水田，耕作者在他眼里，是最可爱的人，他甚至感到有些惭愧，想起古代贤人周任的“陈力就列，不能辄止”（能够施展才能的可以就职，如果不能施展才能就该退职），为官一任，本该体恤民情，情系百姓苍生才是。

但钱起的后半生正处于国家动荡岁月，安史之乱的变革，致使他常生遁世之心。而唐代宗时期的大唐帝国，天灾人祸，藩镇割据，朝廷党争日益激化，所有这些，都如同一道道阴影，弥漫于大唐王朝的宫阙之上。他在蓝田小地方做官，远离京城，风景也佳，倒是十分适应，像王维一样，立志修身悟道，正所谓“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希望像庄子那样，隐逸乡间。可是，一纸诏书，还是奉旨赴京，而后来的生活，有许多时间在为文造情、粉饰太平。钱起的内心悲悯而沉寂，文字华美而凄婉，一代才子，于淡淡哀愁中平静度过余生。

江山代有才人，各领风骚百年。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以一诗之秀，成为有唐三百年间应试诗中的佳作。在我以为，钱起本质上是一个隐士而非才子，真正的隐士，并非局限于身处何方，而是时时修身，处处养性，令自己一颗浮躁的心趋于安静闲淡、中正平和。钱起在赴京赶考的路上，也一定在寻找着这样的人生答案。这个世界，有人在寻找美，有人在寻找丑，有人在寻找宁静。就像曹雪芹，写下《红楼梦》，自己却不知隐向何处去了。

30、孟郊：久病蚌成珠

白居易曾经在一首诗里怜悯卖炭翁，发出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祈盼，能让炭卖出个好价钱。而在他更早些时候的中国唐朝诗坛，一位名声显赫的诗人，却穷得连炭也烧不起。每日里只顾埋头苦读，发奋作文，家里的生计一塌糊涂，到了寒冬腊月，冻得手脚红肿，冻疮一片。好朋友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心疼不已，赶紧命人送了几百斤炭来。一时间，几块黑炭架起来，烧得炉火旺红，屋内方才有热气源源散出，渐渐地，“暖得曲身成直身”。乐得他又是欢喜又是笑，因为穷得无以为报，怀着一半感激，一半惭愧，写了一首《答友人赠炭》，聊表酬谢。

夜读唐诗，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文士命运多悲苦。高贵的诗歌文学遗产背后，常常是锥心泣血、不堪回首的辛酸与痛楚。这几乎让人有些泄气，但读至后来，渐渐也发现一个与之相伴的规律，越是身处逆境，诗人越能写出惊世骇俗的好作品来。他们大多人微言轻、身世坎坷，却又怀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位卑未敢忘忧国，屡遭穷愁困厄，痴心不改。这位穷得丁当响的诗人，就是被称做“诗囚”的孟郊。才华横溢，满腹文采，到头来连冬日取暖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保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苦难从一开始，便袭向对生活与命运毫不设防的小孟郊。父亲早早撒手人寰，遮风避雨的大树訇然倒下，对于任何一颗幼小的心灵来说，都是没齿难忘的灰色记忆与心灵创伤。幸好，孟郊有一位慈爱可亲的母亲。天底下的每一个母亲，就是一颗太阳，以百般恩泽滋润着青青小草。若干年后，背负行囊，在外的求学、漫游、为官的日子里，孟郊仍然深深记挂着家中年迈的母亲：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游子吟》

一首《游子吟》，曲尽游子的思乡之愁和思亲之苦。从小丧父，隐居于嵩山一带，养成了“孤僻寡合”的性格，与一般人相处“少谐合”。但与母亲的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使得他在困厄艰难的岁月里，总能想起昔日慈母点点滴滴给予的温暖。孟郊的这番话，道出了所有游子的心声。当他考试名落孙山，徘徊在遥远的商州客舍里，想起母亲，一定总含着几许无奈，诚如他在《远游》中所述，“慈乌不远飞，孝子念先归。而我独何事，四时心有违”，发出了深深自责。奔波流浪，求取功名，也许是想更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与教诲之恩。孟郊为了这个目标，苦苦奋斗了一辈子，也未能如愿。他的母亲，基本上可以确定，也是常年生活在贫困之中。

孟郊，字东野，少年便颇具才名，三十岁离开家乡，三十五岁抵达长安，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求仕生涯。离开家乡，辞别母亲，抱得功名济百姓，衣锦还乡归故里，应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可是，即便他才华超群，仍然屡试屡败。不是文章与学问不好，“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依孟郊清高孤傲的性格，自然不会游走于官宦之门，因此屡试不中、频频落榜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一考，便是十一年。

直到四十六岁，才得以考中进士。这一回，对照榜文，看了又看，确凿无疑，金榜高中了，孟郊的欣喜若狂，应该是溢于言表。十多年的赶考，几乎使他丧失了信心，他为此写的失意诗，还有下第诗，诸如“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将自己比作一口卷口生锈的青锋剑，还有诸如无颜面对家中老母，“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等，文中露出的壮志难酬之窘态、怒态、怨态、悲态，实在是不忍卒读。科举制度所成就的幸运儿，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饱读诗书的书生秀才，却是在年复一年的落榜中失意东归，含恨离京。而他们所留下的大量落第诗，实在是哀婉悲凉，情真意切。

孟郊登科，心花怒放，遂也作诗一首：“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先前积压在心中的痛楚的煎熬一扫而光，痛饮长歌，奔走高呼，简直是如升九天。几乎快要考成一个小老头的孟郊，以为自此天光大亮，苦尽甘来，天降大任于斯人了。

好运依旧姗姗来迟，又等了四五年，五十岁，垂垂将老的他，仅得到溧阳县尉这样一个芝麻官。大材小用，俯首低眉，哪里是一介狷狂自负的文人所肯为的？本来他不想去，可母亲要求他赴任。孟郊至孝，只得遵命。到了任上，无心政事，倒是为境内几处风景秀美的地方所吸引，整日呆在山水间，喝酒弹琴，吟诗作对，乐而忘返。

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孟）郊闲往坐水旁，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
——《新唐书 . 卷一百七十六》

孟郊不务正业，县令气得没有办法，向上报告，大约未置可否，只得另外请一个人，坐到大堂上，代为履行公职，并且分了孟大人的一半俸禄给代职者，作为补偿。这倒是很有趣，孟县尉为了赏景写诗，擅离职守，州府居然也没有管束，似乎也未加责怪，给予了默许，而且，还保留了一半的工资。看上去，有点接近现在的停薪留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停（半）薪留（虚）职，多少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梦寐以求地进入官场，可惜又不能适应。过不了多久，孟郊便彻底厌烦了，与其这样别别扭扭，倒不如无官一身轻，于是干而脆之地辞官，将自己的进阶之路彻底封闭，回到了老家，与明月清风相伴。
这就是孟郊。他像一个走火入魔的诗歌学者，“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因为长期的书斋经历，令他进入了一个追求奇妙光焰、奇特语境的地步。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是残酷无情的。“天下无义剑，中原多疮痍”，生于乱季，天下不平，而他想恢复的，也许是诗歌所应具有的风骨，或者说，他在实现自古以来高士们的道德情操。孟郊的远离尘嚣，将自己与外界的人情世故相对封隔起来，除了与一帮文友交游应和，陷入了苦吟不已的悲鸣诗境。

孟郊坚持自我，不与世俗苟同，努力寻求摆脱精神的困顿，求索文学的回归之路。其作品题材的严肃，措辞的奇峻，独特而犀利的文风，也赢得了文坛的普遍尊重。唐代的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对他大加赏识，在写给郑馀庆的《荐士》一文中，甚至将孟郊的重要与难得，拔到与开辟一代新风的陈子昂、李白、杜甫同样的高度相提并论。孟郊比韩愈大十多岁，深为敬佩，后来在为这位长者的墓志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及其为诗……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没，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年轻的韩愈从年长的孟郊文章中，看到了一介文士不平则鸣的勇士风采，看到了一个书生的松木本色，也看到了一位诗人的诗魂诗胆。

诗文如秋菊傲霜，青松挺雪，但所有这些文学的成就，并不能改变孟郊寒酸文人的生活面貌。经济的贫穷，生活的逼迫，像一把刀剑，威胁着饥寒交迫的诗人，比之于当年的落第的失意，更加刻骨铭心。失意数十载，贫穷也是几十年。在唐朝所有的诗人中，唯独孟郊不避贫，在诗中直言不讳地倾诉自己的穷苦。他曾经感叹道，本指望文字发达，却不料因为文字穷困一生。关于生活拮据的描写，在他笔下俯拾皆是。“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居住的陋室也是破漏不堪，“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清苦的生活，使得他又枯又瘦，几乎要瘦得“惊步恐自翻”，担心自己走路都要跌跟头了。文人的体面生活，孟郊何尝不想拥有，但是，生活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的诗歌里精神富足，又让他在诗歌里贫穷困厄。

贫贱文士百事哀。少年丧父的孟郊，青年时经历了落第不举的失意，中年时经历了官场的不适，还有中年丧妻之痛。到了晚年，在五十八岁那年，数日之内，三个儿子相继去世。孟郊抚着三具僵冷的尸体痛哭，他对着最小的儿子说，你负我十年的恩情啊。在《杏殇》一文中他写道，“踏地恐土痛，损彼芳树根。此诚天不知，剪弃我子孙”。这个倒霉穷困的父亲，几乎是绝望地，向昊天诉说了他内心深处的疼痛——亲人埋在地下，他甚至连踏着土地，也是小心翼翼，心怕弄疼了沉睡的孩子。何等的悲凉，何等的伤心欲绝！

一个一个地送走阴阳相隔的亲人，一身病体，老迈穷困，在生活的屡屡重击而前，孟郊依然没有倒下，“至亲唯有诗”，他至少还有钟爱的诗歌。怀着宗教般的意志，他继续写诗，殚精竭虑，摹写黑暗、寒冷、饥饿与疾病。有唐有来，他是继杜甫之后忍忧受苦、坚守诗歌王国为数不多的精神贵族。

又过几年，原先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郑庆余一纸聘书到宅，他豁出老命赴任，途中暴病而卒，年终六十四岁。孟郊临死，家徒四壁，存钱无多。韩愈、张籍、樊宗师等一帮诗友，将其哭葬。

时间是公平的，孟郊一生的苦难被定格，他诗风清奇僻苦，与他的承受的苦难遥相呼应，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这不禁令人想起一则成语典故，晶莹剔透的珍珠，恰是因长久的、痛苦的磨砺孕育而成的生命精华。孟郊的一生，恰是蚌病成珠的过程罢。

31、韩愈:贤者唱古声

科举取士，常常以一篇文章定夺终身。唐朝有位考生，连考三次不中，到了第四次，仍然冥顽不化，坐在鸦雀无声、一派肃静的考场里，将上次落第的文章《不迁怒不贰过论》，一字不改，抄了一遍交上去。

“不迁怒，不贰过”，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门徒，可惜二十来岁就满头白发，不幸早死。孔子哭得伤心极了，对鲁哀公说，颜回从来不会把自己心中的怨气随便地发泄到别人身上，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是一个可塑之材。《不迁怒不贰过论》这篇文章是去年的，考官也是去年的考官，叫陆贽。不料，陆贽仿佛忽然醒悟过来，又细细读之，击节赞赏，认为是一篇上好佳作。于是，做论者被圈点中了进士。

这位作出惊人之举、充满自信的考生，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从此，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巨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韩愈的坚持与固执，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理喻，需要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有谁敢将失败的作品再次抄录，捧献庙堂？恰恰遇到了陆贽这样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一代贤相，方才得以脱颖而出。陆贽是一个称职的伯乐，像颜回那样“不贰过”，当他在文章里准确地识别出一匹千里马之后，立即毫不迟疑地作了荐举，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两年之后，陆贽就因故被罢相了（韩愈很幸运，如果换了其他考官，说不定就会“骈死于槽枥之间”）。无独有偶，20年后，韩愈执笔撰写《顺宗实录》，在其中为陆贽立传，为我们形象地勾勒描摹了一位博学、正直的宰相生平事迹。历史的机缘巧合，有时就是这样，烟雨不定，不可估量。

作为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盛誉的韩愈，自幼喜好读书。可是他读的，多是“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的经典古籍著作，对那些时尚、媚俗的近代文体，并不推崇，甚至十分反感，于是自辟一路，希望能够达到以文载道，文以明道，恢复上古时期的道德风气。

诗文到中唐，盛唐时代的大师们相继凋零，其时的政治环境，正处于安史之乱之后的经济复苏与政治反省之中，徘徊与观望，隐逸的主题再次被中兴局面的逐渐打开而冲淡，大历才子们的清秀笔调与清雅文风，再次被貌似火热的政治经济氛围所笼罩。这时的唐朝文学，最需要的是振臂一呼的领军人物。

浩劫过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如何痊愈伤口，重振雄风。韩愈的博学，渐渐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以尽情演讲的讲坛。国子监的学生曾联名上书，要求请韩愈做他们的老师。在经历了几年的节度使幕府任职生活后，三十出头的韩愈，做了国子监的四门博士，成为一名专职教授，这对致力于恢复古风的他来说，无异是复兴传统古学的最佳时机。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师说》

教育的回归，道德的回归，文化的回归，韩愈以如椽巨笔，不辞辛劳地发表着他的见解。“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不啻是对误人子弟的教育弊端的迎头棒喝。做学问写文章，哪里是论资排辈，怎么能倚仗投门走穴，又怎么可以偏执顽固地抱守门户之见呢？还不止这些，韩愈的政论文章，诸如《原道》、《原说》、《进学解》、《答李翊书》等，言之有物，陈言务去，更重要的是，他以万民社稷的道德情怀，力倡孔孟之道，以深厚绵密的复古内核，因此赢得了朝野的认同，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贤者唱古声。韩愈的影响力，因为他的人本思想（韩愈在唐朝诗人中学生最多，从者如流）。若干年后，苏东坡怀着敬畏与赞许之情，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写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他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此言不虚。

大官人韩愈将奥援之手，伸向了更多的天下寒士文人。韩愈以他的个人努力与魅力，向最广泛的文士群体，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在一个和风拂柳的初春，抑或是风清云淡的秋日，韩愈的召唤来了。比他年长的孟郊，和尚贾岛，比他年轻的天才李贺……纷纷聚集而来。那是一个温暖的召唤，比如那个杀人遇赦的莽汉诗人——刘叉闻讯后，也怦然心动，投奔韩门，献以《冰柱》、《雪车》等诗。韩愈等到人，微笑着接纳了他。

与元白诗派相比，“韩孟诗派”的精英们研讨的内容，更多的是文化复古这一严肃话题。韩愈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苦苦修行，终成正果，他与当时的杰出诗人并肩鏖战，创作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微言大义，直朴刚正，凝聚着心怀万民的悲悯情怀，并由其倡导形成了百卉含英、大有可观的“硬体诗派”。在政治上愈合创伤、卧薪尝胆的中唐王朝，因为文化的补钙，由此再一次迸发出奇光异彩。

韩愈一介儒生，下笔千言，汪洋恣肆，做起官来却是一顿三跌，仕途坎坷。他心中装着的是上古道德情操，看到不合理的现象，也就难免不平则鸣，直言其事。官差借着宫中购物之名，鱼肉百姓，这一点，韩愈注意到了，立即做出反应，上书痛论宫市之弊，用词却是直白坦诚。果然，立即招致了非法获利者们的强烈反应。时隔不久，他就被贬到远僻的阳山做县令。

不过，韩愈凭借其文章的影响力，以及必要的人际援助，很快又回到了京城。

公元818年，韩愈随裴度平定淮西，得胜还朝，奉诏写《平淮西碑》。碑文写就，着人刻好，路人争看，以为奇文。可是碑文刚一面世，就遇到了尴尬。有好事者说，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无济，论功第一，而韩愈却在碑文中多写裴度，以为不妥。消息传到李愬的耳朵里，自然不快活，李愬之妻是唐宪宗的外甥女，于是借着“出入禁中”的机会，诉说“碑辞不实”。就这样，宫里发出话来，责令将三丈高的大碑推倒，磨去文字，又令翰林大学士、李愬的女婿段文昌执笔，重新撰文。韩愈在撰写碑文的过程中，可能夹杂有私人情感，但并非过度宣溢，却使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不过，富于戏剧性的是，到了北宋时期，石碑所在地的一位州官上任伊始，又命人将段文昌的碑文磨掉，重新换上韩愈当年撰写的内容。所以就有了苏东坡的《平淮西碑》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长；千古残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小瑕不掩真玉，韩愈即使写得稍稍走题，也会有人替他说话。

韩愈的一生所遭受的几次挫折与失落，几乎都是因为文章而风波骤起。公元819年，年过半百的韩愈，又由于一篇文章，差点送了性命。

这一年，韩愈被招回京城，恰遇到唐宪宗奉迎佛骨。眼见得佛骨被迎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不及”，这种崇佛过甚的不正常现象，使得他如梗在喉，不吐不快，随即呈上了《谏迎佛骨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力陈敬佛之祸，认为伤风败俗，甚至把皇帝奉若神明的佛骨指为“朽秽之物”。这篇文章虽然流芳百世，但在当时，韩愈对佛祖大不敬，说了很多不悦耳、不吉祥的话，言辞十分激烈，简直是置国君颜面于不顾。而唐宪宗其实早已为奉迎佛骨这件三十年一遇的盛事，定下了调子。这一下，终于闯出天大的祸事来了，宪宗勃然大怒，说韩愈狂妄至极，准备处以极刑。幸好，宰相裴度等人极力劝阻，加之朝中国戚显贵们也纷纷出来讲情，韩愈的人头才没有落地，但他必须离开京城，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在经受这场劫后余生的风波之后，韩愈仍然认定，自己上书言事，是在为“圣朝”除弊，可见决心之坚。不过，他也已是胆战心惊，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苏东坡评价韩愈“忠犯人主之怒”，事实上，执政者若不能闻过则改，不识时务的智者贤人说真话，通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韩夫子再次被贬，到更为遥远的潮州任职。
被贬期间，韩愈倒是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他在袁州刺史任上，还了数百名奴隶人身自由。他曾任职的阳山县许多百姓感其恩德，皆以他的姓氏“韩”字为子弟名。倔强的韩愈，是中唐时期自觉地、彻底地、全身心地实践新儒学的新王道论者。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头号人物，一生著作颇丰，却也是个感情丰沛的通达之士。他才名贯天下，却甘为人梯，愿做伯乐，对贫寒诗人孟郊、张籍等人极力提携，两人未成名时，就引为知己，不惜为之奔走推荐，后来果然名扬天下。韩愈自幼孤苦，三岁时丧父，由兄嫂抚养，后来兄嫂也过世，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侄儿韩老成也因病去世，这对于从小便受兄嫂之恩的韩愈来说，实在是一个打击。那篇以血泪文字写就的《祭十二郎文》，明心见性，催人泪下，为古今祭文中罕见的佳作。

在当时，名声大振的韩愈，也常常会被人家请了去写碑文、撰墓志。文章交付，也得了为数可观的润笔费，作为报酬。投奔他的刘叉，有一次负气出走，临行前，将韩愈放在桌上的数斤黄金悉数取走，并且留下话来，这些都是你韩愈阿谀死人所得财物，不如给我老刘用来养家糊口。刘叉携金，一走了之，门人朋友闻讯，义愤填膺，请求韩愈告官。对此，韩愈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追究。没有古仁人之心，或许很难如此放达的吧。

心怀圣人之志，笔唱大道古声，历经热烈、悲壮复归平淡的一生，也许最适合韩愈的，是像孔子一样，做老师、做学问，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高尚职业。毕竟他留下来的，还是儒家最为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文章。前不久，遇有好事者问我，现时的文风，有没有矫揉造作的浅露之嫌？要不要再来一次文以明道的尚古回归？这个问题我无法作答，但倘若韩愈在，一看便知。

32、李季兰：相思渺无畔（上）

张爱玲说唐代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比喻奇特而措词明丽，足以令人对那个朝代瞩目回眸，观瞻盱盱。人文之风盛于唐，这个橙红色的时代里，也涌现出了一批红粉诗人。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还有被刘长卿誉为“女中诗豪”的李季兰，堪称唐诗四大女杰。时过数百年之后，元代的辛文房作《唐才子传》，给了女才子们一席之地，并且在李季兰的传记里，辟出长长的篇幅，并且不吝笔墨地大发一通对于历代女性文人的种种感怀，可谓文以性近，异代通心。

一个女子，如果貌美，已令人称羡可观。倘若再才华出众，诗情翩翩，则更会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啧啧称赞。李季兰不但长得百里挑一，美艳出群，而且又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有这三个“一手”，大约是很难遇到的。李季兰的美貌与才情，得到了当时文士们的刮目相待。

更为特别的是，李季兰一生下来，就仿佛注满了相思情怀。她在年幼时，目睹其父搭蔷薇架，随口说了一句，“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言下之意，这蔷薇，架子虽未没有搭好，但是心绪却已开始出格飞行了。按照《唐才子传》的说法，那时的李季兰才六岁，以一个六岁的女孩，说出这等有想法的话来，而且暗藏着某种预言性的不祥内容，这不能不让她的父亲担忧。早在其先的骆宾王，七岁时作了一首咏鹅，被父亲和一帮朋友夸得要死，认为志向高远，将来不可限量。而李季兰的咏蔷薇，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李季兰的父亲看到的不是她的聪明才华，而是红颜祸水。这个心怀忧虑的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其送入深山，希望可以使她潜心修道，谨遵妇德。

李季兰的命运，其实是被他的父亲设计好了。然而殊不知，这株蔷薇，早已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橙红色的情思。

入得深山，住进道观。年轻的女道士——李季兰平日的生活，舞文弄墨，净手弹琴，基本是清静的，惟有高人入观，才可共语一番。况且李季兰又是修道中人，手执拂尘，神情萧散，飘逸之态，尽可以想象一番。这样的女子，站到谁的面前，都是一道风景。那么注定与她交往的人，都是卓尔不群的人中龙凤。唐代的佛寺道观，是一个联结文化与政治的神秘场所，唐高宗为了娶到父亲的妃子武则天，将其安排到寺院过渡，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迎娶到手。唐玄宗看中貌美如花的儿媳妇杨玉环，也是拐弯抹角地将其送往道观，作了女真人，掩人耳目一番，最后风风光光地占为己有。

道观与外界的大量接触，使得李季兰一面进行着青灯黄卷的读书生活，一面又与社会名流保持着频繁的交往。而她的才华与美貌，更是吸引了无数人的造访。她的生活圈子里，就有茶圣陆羽、诗僧皎然等高人隐士。果然，到后来连唐玄宗也闻其大名，心驰神往，特诏进宫，一睹芳容。

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对于功名利禄的向往，恐怕要远远低于对于纯洁爱情的追求。而寂寞的深山生活，总有让她心动的男子，这样的现实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李季兰的情感生活里，她作过一首诗：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
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
弹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
——李季兰《相思怨》

这是一首怎样热烈奔放的含情之诗！她在思念着谁？她的相思，跨过了湛蓝的海水，越过了缥缈的月色，手上琴弦响，心中相思浓，可怜弦肠断，洒泪衣襟上。而这样的绵绵情思，比之早年的蔷薇诗，更为热烈，更为哀怨。她在呼唤一个可以寄情的七尺男儿，她需要一个温暖的肩膀，来消融这无边的相思，排遣心中郁积多年的等待。可是，这等待太漫长，煎熬得人比黄花瘦，只有空倚楼台，仰看明月，俯盼流波，对月临水，以琴以心，倾诉无边的幽怨。

中国文化史上的女性写作，是一个慢慢融入、徐徐切入的过程。历来的道德文章，评判标准，以及社会交际的主阵地，都为须眉男子所把持。对于女性的社会要求，分为两个层次，上流社会的女子，基本定位在闺房与后花园，经济丰厚、地位较高的人家，为自家的女孩儿提供了棋琴书画等必要的文化哺乳。而一般人家，则主要在“洗手做羹汤”的厨房，以及“汗滴禾下土”的田间。唐代的思想解放，开放的文化格局，尤其是武则天时代的女子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女性的思想文化禁锢，迅速由松弛转向宽松。

生活于吴兴一带的李季兰，身处于文化经济繁荣的重镇，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她以一个女冠诗人的名义，将寂寞红袖的相思情怀抒发到了极致。她在《春闺怨》里，更是毫不避讳地说，“百尺井栏上，数株桃已红；念君辽海北，抛妾宋家东”，那古井栏的四周，数株桃花正红艳，那个远在辽海北的人啊，你把孤单的我扔在这里了！李季兰的笔下，是一圈圈自由爱恋的冲击波，充满了女性解放的前卫呐喊。她并不惧怕，坦诚地说了所想所思。

山中的隐士朱放，大约是她生命中第一个相思驿站。郁郁山木，绵绵野花，见证了他们曾经的激情岁月。可惜这个隐士后来辜负了她的期望，远出做官，音讯全无。那个当年她所倾心的男人，身披官袍，看遍牡丹，再也记不起山中的野蔷薇了。李季兰在信中，自曝其“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她一次次徘徊在月下，花草又绿，山水依旧，然而物是人非。山中旧色，成了她呼唤离人、期盼望归的伤心之地，她在回忆旧事，等待重逢，倾吐比海水更为汹涌澎湃的离情。她有一首《明月夜留别》：“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倘若翻译成现代散文，仍不失为一篇意境幽远、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在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曾经有过缠绵的别离。

可惜朱放，配不了这样的文章与女子。（待续）

32、李季兰：相思渺无畔（下）

阎伯钧也是出入道观较多的才子。阎才子的才情，大约也令李季兰为子心动，所以在李季兰的诗里，有两首专门送别阎郎的情诗。其中一首是：“妾梦经吴苑，君行到剡溪；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虽然此地分手，你去做官，但千万别学汉代的阮肇，迷恋女色而不知返啊。这样的诉求，几乎是苦苦哀求，纵使李季兰貌美才高，矜持高雅，仍然心有疑虑。阎伯钧在一顾三回头的依依惜别中，踏入他乡，赶赴锦绣前程。李季兰坐在山中，又开始她的等待。

相思是一种刻骨的痛。宋代词人晏几道写的《阮郎归》，“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可以从中感觉到长长的孤寂与深深的无奈。李季兰就是整日生活在这样的情状之中，痴痴迷迷，梦见阮郎归来。阎伯钧似乎比朱放要稍好一点，时隔很久，还有一封信寄回。不过，这封信已经是不痛不痒的象征性挂念，李季兰在《得阎伯钧书》里，没有丝毫的快乐与欣喜。

苦苦的相思之后，她没有得到阎才子当初的承诺。男人的负情，一直遭到社会的唾弃，而李季兰的相思之痛，却是贯穿一生。

除了男女间的恩爱恋情，李季兰的心中柔情似水，也有别样的相思。她与诗僧皎然、茶圣陆羽等一帮性情高古之士，也曾结下过不解之缘。皎然乃谢灵运十世孙，大家常在一起诗会，时间久了，意趣相投，李季兰不免心动，遂将信纸折成双鲤之状，腹中藏匿文，以诗探问。这首《结素鱼贻友人》写得很俏皮：“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皎然接到书信，迟疑半晌，也挥笔作了一首《答李季兰》：“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一个心猿意马，一个心如古井；一个含春带笑投石问路，一个口中念道阿弥陀佛；一个是活泼的才女道姑，一个是得道的才子高僧。一问一答，一来一往，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藏匿己久的心事对白。想必以这样温和的问答方式，倒是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纯正的友情。

与茶圣陆羽之间，也是彼此的牵挂。陆羽性情高古，精通文学，更是志在天下茶山，时常与李季兰在一起品茶论诗，其乐融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陆羽从他乡采茶归来，访李季兰。李季兰正在病中，好友重逢，她心有寂寞苦痛，欲语不能，泪先双流。不过，从她的《湖上卧病喜陆羽至》来看，“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强劝陶家酒，还吟谢客诗；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对于陆羽在大雾天造访，李季兰是高兴的，快乐的。毕竟陆羽出门很久，还牵挂着她。李季兰卧病也已久（仿佛是由于相思太久，忧郁成疾），还是强支着病体，与茶圣痛饮一场。

热闹的人自有热闹，寂寞的人，最后归于寂寞。沉湎相思，在相思中痛苦，也在相思中收获，李季兰将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落笔为墨，便成为了优美而干净的诗话。她后来在《八至》诗中曰：“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看透男女之情，复归于内心深处的平静。应该说，李季兰在中国女性文化史上，因为独特的生活经历，开启了相思与情爱的细腻描写。而她的努力，也赢得了把持文坛的须眉男子的尊重与肯定。唐人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的百余篇诗中，独选了她的六首，称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

在她一生的交往中，有九五之尊的帝王，有从容淡定的高僧，有清正高雅的茶圣，还有文采裴然的才子诗人。李季兰的一生，寂寞却不空虚。

（李季兰）尝会诸贤于乌程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诮曰：“山气日夕佳。”刘应声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
——《唐才子传》

在一次诗友聚会上，得知诗人刘长卿患有阴重之疾（疝气），李季兰半真半假地开起了玩笑，问，“山（疝）气日夕佳”？自诩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长卿，冷不防被李道姑开了个不轻不重的玩笑，想必十分难堪。那时的疝气治疗，多是用布将肾囊兜托起来，减轻痛苦，刘长卿急中生智，也回以陶渊明的一句，“众（重）鸟欣有托”！于是满座大笑。刘长卿尝于761年旅居江浙，这时候已经年过半百。如果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考证，李季兰与刘长卿同年，翁媪二人，开了这样的玩笑，的确很有趣。

细细回味，这个笑话是历代异性文人之间开得忒有意思的一则，堪称不雅中的大雅，落俗中的脱俗。

可是，剔开这一节，美艳出众，才思敏捷的她，终年生活在以等待和相思为基调的悲苦氛围中，竟没有赢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丈夫。李季兰的一生，表面浮荡风流，却是锦心绣口，都付了相思，有如天边的一轮中秋之月，尽化做橙红色的绵绵相思。相思二字，耗尽了她的青春。

33、白居易：千里故人心（上）

公元815年，九世纪初叶的中唐，驿道之上，骏马奔驰。衣襟飘飘的邮差怀揣一叠信件，快马加鞭，经州过县，用当时最快的速度奔走于城市乡村之间。这位无名的邮差也许不晓得，他像《莺莺传》中的红娘一样，为当朝两位最著名的文学家——白居易和元稹——传送着温馨的问候。他不知道，这薄薄的书简之内，有许多是后来流传甚广的诗篇。他更不知道，除了传承着友谊的接力之外，他还幸运地担当了那场诗歌变革的新乐府运动的绿衣天使。

此刻的元稹，倚门而立，北望长安。已经数月没有音讯来，他真担心老朋友白居易有什么三长两短。想当年元白二人同跃龙门，俱有才情，自此书信往来，相互唱和，引为知己。只因元稹年少正直（弹劾众多贪官污吏，出差途中不让宦官强占宿舍，并与之发生打斗），办事又得罪当权者。于是一贬数千里，远放外调。案牍劳形之余，唯一盼望的，是友人的诗书。

这样的书信来往，已经持续多年。邮差策马而来，元稹一眼看见熟悉的笔迹，急急展书，顿时喜笑颜开。昨日梦见白居易，今天便收到他的信了。诗笺数页，见字如晤，寄去的衣衫已经收到了，前些日还在吟咏白居易的诗句，原来友人在京城也念着自己的诗文。反复揣摩，反复把玩，远隔千里，不见声音，不见容颜，一幕幕旧情，因诗重现。“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读到这句，元稹笑了。相见不如怀念，通过诗书，他们彼此倾诉，记挂着对方。更多的信，其实是诗，以诗代笔，以诗为信，成了沟通心灵的最好交流方式。元稹被贬十年，百般煎熬，可以想见，白居易的书信成了他最为有力的精神支柱。

招待信使稍歇。元稹以最快的速度读了信，又以最快的速度回信。望着远去的烟尘，元稹轻轻一笑，复又回身书房，捧读友人的诗书了。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
——白居易《新乐府组诗第三十二 . 卖炭翁》

读诗毕，元稹拍案叫绝。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好友白居易，已经离开京城，被贬任江州司马了。而他即将要收到白居易的一篇充满悲悯与同情、反映社会底层辛酸生活的新作——《琵琶行》。他更不知道，白居易正在江州的官舍里，正在伏案埋头给他写信，而这封私人信件，将是开创诗坛新风的文学宣言。

其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永贞革新”，口眼歪斜的中风皇帝唐顺宗李诵不幸被宦官所害，整个朝廷经历了一次颠覆性的人事调整。不满二十岁的唐宪宗李纯开始接任执掌皇室。这位年轻的皇室继承人在上任伊始，就立志效仿唐太宗和唐玄宗，开创一个盛世。就是这样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好文之主”，终于在十多年的整饰吏治之后，取得了削弱藩镇的巨大成功，中央政府的人气与威望重新上升，实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日渐清明的政治时局，又重新酝酿了文学史上的一次变革与发展。

诗至盛唐，到了李白和杜甫，犹如一次火山大爆发，光焰冲天，热浪袭人。此后数十年，由于国势急转，诗坛沉寂，无有顶尖的诗人出来接过旗帜。见证了盛世、创造了诗歌奇迹的诗人们，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相继迈入暮年，巨星相继殒落：

公元761年，王维卒；
公元762年，李白卒于当涂；
公元765年，高适卒；
公元770年，岑参卒于成都；同年，杜甫卒……

诗歌的种子毕竟有顽强的生命力，诚如白居易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在唐朝（或者前后的任何朝代里），一直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着沧桑与变迁。“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八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诗歌巨匠纷纷谢世，而与此同时，一批诗坛新秀，也在这二十年间呱呱坠地：

公元768年，韩愈生；
公元772年，白居易生；同年，刘禹锡生；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
公元779年，元稹生；同年，贾岛生……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惊人的巧合。仿佛是为了承接某种历史与文化的重任，这批诞生于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秀们，在九世纪的“元和中兴”的时代里，担当起了诗歌济世的重任，迸发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喜人景象。

白居易等人的出现，是中唐时期的一次诗歌繁荣与振兴，文学的花圃再次绽放如春，梅开二度，余香袅袅。当时的文坛，一派以韩愈为首，一派推白居易为尊，遥相呼应。韩愈一派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古文运动，白居易也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重振诗歌雄风。白居易以诗讽喻，针砭时弊，赢得了人们对于诗歌价值的新体验。他与陈鸿等人同游马嵬，相约撰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陈鸿写成《长恨歌传》的小说体文章，而白居易挥洒自如，写就《长恨歌》。就是这首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于一个歌伎在应聘时理直气壮地夸口，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岂能等同于一般的歌伎？ （待续）

33、白居易：千里故人心（下）

文学的功能是什么？诗歌的价值在哪里？白居易与元稹已经在来往的书信中不止一次探讨过，他们深知《诗经》美刺讽喻的社会功效。反映民生的讽喻之作，表面上看起来与当政不谐，实际上，这样的美刺，正是通过巧妙的文学社会化传播方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期间，拜官百日，就献疏言事：

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六》

诗歌在白居易的眼里，不是附庸风雅、升官进阶的工具，而是要“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返璞归真，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政、上下交和、内外相谐的目的。他将目光投放到民生疾苦上，将视角定格在包罗万象的现实生活中。他的足迹遍布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耳闻目睹，用笔记述、抨击着人间的不平之事。大小官员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却不知大旱之年的江南，饥民相食。那些王公大臣吃得酒肉穿肠，红光满面，却不知牢狱中的囚犯，几乎冻死。十首《秦中吟》，是民间的悲声，民间的呐喊。他以庖丁解牛的方式，解读下层百姓的悲惨遭遇，甚至，他还为上阳宫里的白头宫女鸣不平。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五十首新乐府诗，也成了五十支愤懑的箭矢，射出了他心中的无穷激情。

为文事小，做人事大。身为左拾遗的白居易，将这样的文学理想，带进了他的为官之道。遇有不平之事，即上奏折，希望做到“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起初，皇帝还能听得进去，有一次进谏不听，白居易竟然在大殿上脱口说出“陛下误矣”的话来。弄得皇帝勃然变色。作为一个朝廷官员，如此大张旗鼓地抨击时政，这不啻是一次冒险的行动。依白居易这样的性格，除了得到士林的好评，当政权臣并不喜欢，自然不能在京城里久留。果然，在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件中，他又立即上书，请捕刺客，但“执政方恶其言事”。执政方还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借口，说白母看花坠井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大逆不道，“甚伤名教”，奏贬为江州司马。

元稹终于等来了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坏消息。那一日，元稹在宅，邮差递上一封远信，他迅疾拆开，忽地泪流满面，一旁的妻女惊疑不定，莫非又是什么坏消息？这是谁的信？细细思量，平常的元稹不是这样的呀。一定是江州司马白居易有信来了。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

——白居易《与元九书》

元稹的夫人猜得一点也不错，正是好友白居易有诗书寄来。能让元稹为了一封信而动容的，也只有千盼万念的友人诗书。那位领了赏钱欢喜而去的邮差也一定不知道，就是这封长达三千多言的《与元九书》，却是奠定新乐府运动理论根基的重要论著。警言妙语，时见其中。

这一封信，元稹读了又读，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变革，由一封至情至性、鞭辟入里的私人书信，从此载入文学史册。

被贬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对于白居易来说，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他可以静心写作，由讽喻转向闲适，由崇儒转为事佛，从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中寻求心灵的平衡。白居易诗如其名，直白易懂，流传甚广。自他被贬江州的三四千里途中，竟然一路在“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常意外地发现自己的作品被人题写于墙头柱上，也亲耳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中，听他们吟咏自己的诗句。这也是寂寞贬途中，令其欢欣鼓舞的事情。

相传白居易每有新作，先读给识字无多的妇孺下人们听，听不懂就改，一直改到别人明白方才作罢。今天我们读白诗，一千多年的时空差异，丝毫没有感到文字与情感沟通上的困难，仿佛其人就在身边娓娓道来。不像今人的许多作品，凭空弄出一大堆噱头出来，动辄洋洋百万字，捧读装帧华美、价格不菲的煌煌巨著，阅后不知所言为何物，当世已经看不懂，实在叫人担心如何传之于后世。白氏之诗留传下来的诗有3800首，数量为唐人之最。可是，有谁知道，他少时发愤读书，昼夜不息，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到了成年时仍然是瘦弱一书生，未老而齿衰发白。以文为生，终究是一件绞尽脑汁、皓首穷经的苦役差事，有多少人能吃得了这样的苦？

再后来，元稹到了越州，白居易到了杭州，在风光秀丽的江南，在相邻的两郡之间，两位太守开始了更为密切频繁的书信往来。截瑯琊竹为筒，其内置诗，或为千言，或为数韵，互通心声，一寄一读，趣味盎然。实在忍不住了，两人便相约境上，停车泊舟数日，吃酒吟诗，彻夜长谈，尽兴而归。远离朋党之争，远离是非之地，白居易可以有闲情面对大好河山，尽情地享受人间春色。当然，作为具体的执事官员，他可以为老百姓做许多有益的事情了。杭州的西湖，即为白居易在任时修建，一个风景旖旎的江南人工湖，不但可供观赏消遣，而且蓄水灌溉千余顷田园，官民两便。闲暇之余，白太守常常醉卧西湖边，其乐陶陶，不知梦醒何处了。

晚年的白居易，苦乐参半，官升数级，老来得子，却不过三年又痛失爱子。好在他得了一处幽静的宅子，自号香山居士，与世无争，隐逸不出，和刘禹锡等诗人相酬往来，与一帮僧侣结社交游，后来因病放妓卖马，广施家财开凿龙门石滩，安闲地走完了人生第七十五个春秋。

尽管元稹后来在官场生涯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攀附权贵、负情薄幸的不雅之举，白居易却始终未改文人的本色。书信往来，谈世事变迁，谈得失成败，谈文学与生活，这样的友谊保持了近三十年，直至元稹五十三岁寿终。在元白二人的诗集中，有数百首诗，记载了他们相互唱和的情景。诚如白居易所说，两人“心源无异端”。白居易一度贫困，元稹分俸救济；夜里互梦对方，彼此吟咏诗句；白有《长恨歌》，元有《莺莺传》；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作序，白居易为元稹亲撰《墓志铭》……令我神往不已的是，驿道之上，邮差怀揣诗书，奔波往返千里，那是两颗友谊的灵魂，在一路舞蹈。

34、薛涛:妾住浣花溪(上)

我一直以为唐诗是一部传奇，不光关乎诗与文学，而且堪称管窥时代与人生命运种种传奇的集大成者。在唐诗的山林里，住着一位名叫薛涛的女子，时光历千载，诗颜不曾衰。这个居住在成都浣花溪畔的美人，女性诗界里的佼佼者，一生热闹却又境遇悲凉的女子，留给后人的是点滴追思。

薛涛本是良家女子，后随父亲为官蜀中，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孀居的母亲带着她，艰难度日。不过，因为薛涛“容姿既丽，才调尤佳”，不光人长得端庄漂亮，而且能写得一手好字，吟得一手好诗，加之聪明伶俐，谈吐优雅从容，渐渐地，诗名外传，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十六岁那年，韦皋入蜀，任西川节度使，闻听其才名，颇感兴趣，随即“召令侍酒赋诗”，酒席之中，不禁被薛涛过人的才气和机警的表现所吸引。于是，召为军营乐伎。

乐伎者，以歌舞陪侍以取悦于客人也。这次见面，小薛涛有幸得到了诸侯丞相级的宰臣垂青，从此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陪酒赋诗，娱乐贵官。

想当年，薛涛父亲在庭院里吟咏梧桐，只才说了两句，“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小小年纪的她便接了过来，“枝迎南北鸟，时送往来风”。谁知一语成谶，日后果真不幸沦为营中乐伎，如鸟入笼，一生不得自由身。

唐朝另一诗人李季兰小时候也因为父亲在搭蔷薇架时，说了一句“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而被父亲认定将来可能成为失行妇人。一作梧桐诗，一作蔷薇诗，仿佛暗示了某种命运安排。其实不然，多为后人据诗前推的戏说。中国文化的成语，多以故事流传，未必经得起推敲考证，不过易于流传耳。

不过，薛涛生得冰雪聪颖，貌美如花，承宠帅府。最为引人的是，她机警灵活，能言善辩，在种种酒场诗场中，应变自如，即席酬答，并且谈笑风生，能够恰到好处地渲染席间的氛围。才貌双全，诗赋出众，又解风情，这是最能引起男人关注与怜爱的一类女子。

西蜀官妓曰薛涛者，辩慧知诗。尝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带禽鸟鱼兽，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罚。至薛涛云：“佐时阿衡。”其人谓语中无鱼鸟，请罚。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鱼子，使君‘有虞陶唐’，都无一鱼。”宾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觉。
——《唐语林》

唐人擅饮，尤好群饮。酒桌之上，难免不出个题目，行令作诗，举凡经史百家、诗人词曲，信手拈来，比试才学，拷问智力，以此来佐兴提神，调节气氛。比之今天某些喝酒场合的大呼小叫，比阔气，讲排场，拼菜肴，讲段子，气氛上是一样的热闹，不过格调却要清雅得多。黎州刺史以“虞”的谐音代“鱼”，别人忍笑不罚，轮到薛涛，也从《千字文》中找了一句，众人以不合酒令要求请罚，但她当即辩驳，“衡”字中间藏有一“鱼”呢。薛涛的机智聪明，可见一斑，也为酒桌之上添了一道风景。

出入幕府，薛涛渐渐成为侍酒赋诗的第一人选，她的不温不火，诗情风采，娇容美貌，博得主事者的信赖与垂青，“历事十一镇”，为多位入镇西川的节度使（有许多后来做了宰相）服务，深得历任川主的青睐，每日必有宴，每宴必有薛涛，无不受到嘉勉与赞赏。

奇怪的是，我从薛涛现存的近百首诗中，几乎没有看到醉酒之类的话语，想必薛涛注意节制，不似许多风尘女子，以酒自醉，耽情娱弄风月。观薛涛的诗，确是少见香秾软词，一派中正，难怪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里称赞：“薛工绝句，无雌声”。

花香蝶自来。薛涛的名声渐远，词达四方，几乎成为蜀中女才子的代名词，甚至有人（一说系韦皋，一说系武元衡）上书，奏请将其任为“校书郎”一职。要将一个下等阶层的乐伎晋升为朝廷认可的“校书郎”，提议者显然是为薛涛出类拔萃的才名所倾心，显然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求贤心态，但是按照旧制，况且她是一个女儿身，显然是不会批准的。于是作罢。不过，经过这样的渲染，倒是越发提高了薛涛的知名度。京中官宦入川，纷纷下帖，鞍马劳顿、公务闲暇之余，都以与她一见为幸事。

薛涛的闺房内，摆满了各种求见的帖子。可以想见，行程自是十分繁忙，迎来送往，游历山水，被官人们众星捧月一般围拢着，颇有些女明星的味道: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茫。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薛涛《送友人》

据元代费著的《笺纸谱》记载：“涛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其间与涛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佑，余皆名士，记载凡二十人，竞有酬和。”

这些节度使，都是出将入相的重量级人物，薛涛游离于其间，小心翼翼，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并且都得到了好评，可见，她是适应这样的生活状态的。

在她的交游圈中，贵胄公子、名士高官、禅师道流，比比皆是，单是文士一项，就有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数十人之众。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称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也确像她在幼时的梧桐诗中所说，“枝迎南北鸟，时送往来风”，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柔弱女子，仅凭诗书才华和机智巧辩，跻身官场与士林之中，薛涛的一生阅人无数，也堪称是女子中的传奇。

34、薛涛：妾住浣花溪（下）

迎来送往，深得垂青。求见的人，难免各怀心思，观睹芳容者有之，附庸风雅者有之，遗金赠玉者有之。有一次，节度使韦皋得知薛涛私受财物，以为坏其名节，盛怒之下，将其远逐，罚往边关。

军爷震怒，花摇枝颤。薛涛在一片嘘唏声中，黯然离场，从此远离帅府，踏上了类似贬谪一样的边关之旅。

离开了帅府，也就意味着失去所有的人脉，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甚至失去人生的方向。正是在这次远行中，薛涛回忆起了韦皋的知遇之恩，回想起了曾经火热的军营生活。她的忏悔之情油然而生，含着委屈的泪水，写了十首感人至深的《十离诗》，诉说自己离开主人后的悔过自新之意。如在《燕离巢》中，她写道，“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枕，不得梁间更垒巢”，深深自责因为不慎而致流落的悲苦，而离开她所眷恋的帅府，好似如笔离手，如马离厩，如燕离巢，如鱼离池，如鹰离鞘，如竹离亭，如镜离台……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这十首诗，发自肺腑，含泪带悲，终于感动了怜香惜玉、重文爱才的韦大人。

薛涛再一次凭借着她揣度人心、真诚温润的语言，平息了这场风波，得以再入营中。可是，这十首诗中，却是一个弱女子无限的叹息。也正是在远赴边关的途中，她还写下了“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诸将莫贪羌族马”等一类巾帼壮语。她的心里，还在关心着国家大事。

风花日老，佳期渺渺。妾本多情，谁来怜卿？薛涛也有红妆女子的执着情思，内心深处也蕴藏着绵绵的情丝。她又何曾不想遇到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才郎俊杰？

作为一个女子，薛涛是想将自己嫁出去的。当年，名满天下、年轻气盛的大才子元稹身为监察御史，因为公差入蜀。闻知薛涛才情，“密意求访”，于是有人曲意迎合，令薛涛出场接待。两人一见倾心，互为才情所动。虽然薛涛要比元稹大几岁，但是以她的容貌，和不俗的文才，还是令已有婚娶的元稹陷入了情网。

风流才子与绝品佳人，总会要产生一段刻骨的情愫。果不其然，薛涛也为眼前这位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的新乐府运动的年轻少帅所折服。

郎才女貌，一见倾心，除了酒桌上的应酬来往，他们以诗唱和，以诗言情，踱进了更为深入的情感世界。也曾有过耳鬓厮磨的亲密接触，也曾有过花前月下的恩爱之约，本是平常的饮酒陪侍，却不料也使一向镇定从容的薛涛坠入爱河。缠绵复缠绵，分手泪连连，薛涛几乎认定，这就是她想嫁的如意郎君。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薛涛《牡丹》

实指望可以红袖添香，鸳鸯戏水，朝朝暮暮，相伴终身。可惜元稹种下相思豆，归京以后，就像当初遇到莺莺、又遗弃莺莺一样，又迅速进入了全新的爱情。可怜陷入情网的薛涛，还在苦苦等待。她以深红小笺，叙写着无边的哀怨与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然而佳期如梦，纵使望穿秋水，泪湿枕巾，始乱终弃的薄情郎元稹一直没有践约，并且另结新欢。元稹在被贬江陵的任上，纳了一妾，这时离他的结发妻子韦氏去世，不过两三年功夫，离开薛涛也不足三年。又过二年，元稹又续娶裴氏。此时的元稹，早已将西川的薛涛，忘到了脑后。

元稹一生最大的败笔，一是迷恋官权，失却文人本色，招致讥讽。二是始乱终弃，移情别恋，成为负心郎。他一面放纵多情，一面却写出了祭奠亡妻的华美篇章，如在《遣悲怀》中写道“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又在《离思》里写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句子，表现出了一个丈夫悼亡的无限哀思。包括他在《赠薛涛》的诗中，也有“别后相思隔烟水”这样情意绵绵的话语。也许，元稹自有他的无奈，但是，无论如何，元稹对待情感的方式，终为后世诟病。比之丧妻三十年不娶的才子王维，元稹的悼词与情诗的背后，却无意中暴露了他对于情感的把握极不稳定。

而薛涛不忘旧情，在晚年还有《寄旧诗与元微之》等作品，看上去爱意转淡，而友情还在。她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也有诗歌互为唱和，看来元稹对他的朋友们也公开了这段恋情。不知薛涛有没有原谅昔日情人？

一池春水，干涸到秋。到了晚年，褪去红妆，换上道袍，寂寂终年。“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薛涛终身未嫁，一朵睡莲，终究未能如期盛开。

浣花溪畔，有她亲手种植的一大片密密匝匝的菖蒲。这位昔日帅府豪门的乐伎诗人、名过其实的“校书郎”，失意于情场的美女才子，摇身一变，成了身着道袍、手执经书、清闲终日的女道士，面对一蓬蓬温和素静的菖蒲，坐在夕阳里，回想着曾经的繁华，白发如絮，心思如烟。《莺莺传》是一个传奇故事，薛涛也可称是唐代的一个传奇女子。薛涛的一生，有如孤鸾翔空，有如吉光片羽，浣花溪畔，流淌着不尽的思绪，后来者不禁要问：谁负了她的一生？

35、柳宗元：独钓寒江雪（上）

纵观唐朝三百年间，诗家迭出，名篇佳作亦如江上渔舟、林间花木，令人目不暇接，读来心旷神怡。然而，唐诗是含蓄的，如果仅仅满足于表层的阅读，容易被优美的文字善意地欺骗。唐朝的诗人又多是隐忍的，煌煌数万首诗背后，常常蕴藏着诗人难以言明的心路历程。走近柳宗元，可以细细体味贤者失意的悲凉与哀痛。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渔翁》

且从这首《渔翁》说起。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柳宗元给我们描述的，是一个远在江湖、与世无争的渔翁，生活在青山秀水之间，闲来捕鱼，生起袅袅炊烟，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实在闷得慌了，咿咿呀呀地吼上一嗓子，满眼碧水青山。或者坐在船头，俯看流水，仰首白云。这样的生活，似乎轻松自在得无以复加。

柳宗元置身于这一片山水之中，暂时可以忘却诸多的烦恼忧愁，乐而忘返了。

风光虽然秀美，然而此时的他，正是一个贬逐之臣的身份，在远离京城的永州任司马，而他的心情，也许不如诗中所写那般悠闲。之所以如此描述醉人的风光，或许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想到了屈原。屈原当年被逐，也遇到了一个渔翁，渔翁问何以如此憔悴，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被放逐。渔翁劝其不必自命清高，而应懂得放弃，自寻幽境。这样的对话最后竟是不了了之，最后屈原纵身一跃，投入汨罗江中。柳宗元的内心深处，或许不过是借助于这首诗，重温屈原的心境罢了。他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是像屈原那样，不与世合，沉水江中。再有，就是像渔翁建议的那样，随遇而安，乐天知命。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老渔翁如禅如仙一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然对柳宗元产生了足够的影响。然而，他的心中，也一直被某种阴影笼罩着，被某种看不见的绳索拴系着。他的目光，一次次移向京城，那高高的皇城里，此时正在发生和上演着怎样的故事呢？

柳宗元痛苦的源头，正是来自京城，来自一场轰轰烈烈而又转眼成空的政治变革——“永贞革新”。

柳氏一门，在初、盛唐时，才人辈出。曾伯祖柳奭官至宰相，由于得罪武则天而被处死。父亲柳镇又因为触犯奸臣窦参而惨遭迫害，直到临死前才得以平反。柳宗元在二十一岁考中进士时，唐德宗查阅新科进士名单，看到柳宗元的名字，身边的人提醒他，这就是忠臣柳镇的儿子啊。德宗一下子回想起来，“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百十年间，柳氏家族屡屡蒙冤受屈，以致“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

可是正直刚烈，却成为一种家风与品质，世代相遗。柳宗元才情翩跹出众，在入仕之初，就锋芒暂露，“诸公要人，交口荐誉之”。过不多久，唐顺宗李诵继位，侍奉其读书的王叔文等人随即得到重用。王叔文对柳宗元等一帮文士十分器重，上奏天子，御前重用。针对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赋税过重、宫市扰民、宫女积压等弊政，他们几个抱着济世安民的心胸，打算做一回医生，彻底地动一次手术，以求恢复元气，重振大唐雄风。

“永贞革新”自唐顺宗登基伊始，便紧锣密鼓地实施开了，蠲免税赋、罢免宫市、释放宫女、起用贤人……一项项举措在柳宗元等人的笔下，立就成文，布告天下。政令出台，人情大悦，老百姓拍手称快。

偏偏革新时弊的主帅唐顺宗即位时，已经抱病在身。这位皇上患了中风，口不能语，整日卧病在床，顶多是亲临大殿，供群臣瞻望而已。王叔文等人依附一个弱势皇帝，想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立即招致了致命的反击。未能如愿得到重用的朝臣、宦官们与强大的藩镇势力紧紧地抱成一团，因为他们估计唐顺宗撑不了多久，于是将赌注押在了年轻的皇太子，后来的唐宪宗身上。变革实行半年左右，唐顺宗便被迫禅位。重新掌权的权贵集团们耿耿于怀的，是权力的分配，以及对于“负罪者”如何处置的问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所难免，当初所有参与变革的治国干臣，一夜之间全都沦为罪人，一律放逐。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没有到任，继贬的诏令又到，柳宗元再贬永州司马。

中唐的这场“永贞革新”及“二王八司马事件”，与清朝后期发生的“戊戌变法”和“六君子遇难”如出一辙，贤者参与改革或者改良，有时要付出血泪的代价。柳宗元的厄运从此开始。

变革失败，三十三岁的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被赶出京城，怀着悲愤，踏上左迁之路，一直被贬至临死。比他早一千年的屈原，也曾因为“造为宪令”，希望通过变法使楚国称雄一方，但这样的变法，触及到了保守的贵族阶层利益，于是屈原被放逐。柳宗元参与变革图强，同样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中国文官系统的权力之争，在变法的问题上常常是交锋激烈，不择手段，牺牲了无数贤者的锦绣前程。年轻的柳宗元不理解，他所视为神圣、一心为之的家国之事，在新君上任之后，就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

从京城到永州，路途千里。一家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柳宗元的母亲在到达永州之后，因为水土不服，忧虑交加，不久便病故了。仕途失意，母亲病故，上不能尽忠于先皇，下不能尽孝于老母，忠孝不能双全，这样的打击，对于年轻的柳宗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身为罪囚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柳宗元。他唯有兢兢业业地工作，恪尽职守，不授人以柄。来自朝廷的一双双监视的目光还在盯着他。他必须含垢忍辱，不能有任何过急的言语和举止，否则，灾难会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闲来无事，来到偏远的山间，坐看渔翁劳动，或者到风景独秀的幽谷小憩，朝廷是管不着的。至于他吟咏山水，也是当事者能够容忍的。文章写得好，收些徒弟，喝点小酒，旅游玩乐，只要事不关朝政，只要不发出与当政不谐的声音，他与人交往的名片上，也是可以继续保留“永州司马柳宗元”字样的。（未完待续）

35、柳宗元：独钓寒江雪（下）

远谪荒凉之地，一面勤于政事努力工作，一面寻幽览胜以文自娱，柳宗元的内心，还是向往京城。他不止一次地写信到京城，写信给友人，诉说内心的感受。他希望通过时间来改变朝廷对他的印象，可以重新入朝为官。

柳宗元在给政见不合的武元衡写信时称，“某愚陋狂简，不知周防，失于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岭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飞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低头认错，放低语调，希望可以得到对方的同情与帮助。他在写给京兆尹许孟容的信中提到，如果能够将任职之所稍稍往北去一些，离京城近一点，就非常感激了！

然而执事者对这帮有志之士厌恶至极，唐宪宗甚至下诏，“纵缝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无疑在政治上宣判了永无天日的极刑。柳宗元在永州一次次的努力，赢得了一些正直之士的同情，亦有人向上说情，但按照《新唐书》的说法，“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至少，唐宪宗是不太高兴这样的角色回京任职的，臣下们多少还要察颜观色，看看主子的态度。

一贬整整十年，到了公元815年，柳宗元终于接到了奉诏入京的命令。

这一次，柳宗元以为真的要有说法了。毕竟，那场政治陈账已经清算过了十年之久。而自己这十年之中，政绩有口皆碑，无愧于朝廷。在被贬的地方官员任上，他也一如当年执事为民，释放奴隶、破除迷信、挖井开荒、植树造林，做了一桩桩造福于民的好事（柳宗元死后，当地的百姓为之立庙祭祀，对他的政绩给予肯定）。

他梳理好满头早生的白发，兴冲冲地返京。乘坐的船只途经岳阳，经过屈原当年的投江之地，他仍然心有余悸，但又充满期待地作了一首诗：

南来不作楚臣客，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柳宗元《汨罗遇风》

归心似箭，柳宗元以最短的时间，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京城。他终于回到了善和里的旧宅，流着眼泪，看遍每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旧居，抚摸着老屋里沉寂多年、蒙有灰尘的几千册藏书。然后，又来到郊外，跪在先人的坟前，烧香祭拜。有许多老朋友，也还是要悄悄地会上一会的。

柳宗元的期待显然落空了。

他得到的消息是，按例擢升，但还要继续流放，到更远的柳州当刺史。当初写信给他的武元衡，已经贵为当朝宰相，可是武宰相一本正经，并无半点宽宥之意。柳州比起永州，向南更远五百里。“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柳宗元正月到京，朝廷一纸令下，三月，他就又要动身，前往柳州了。

复官无望，思归不能，柳宗元抚笔长叹，“贤者不得志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他将志向，转向著书为文。寄希望于朝廷已然不可行，寄希望于山水文章，或者可以寻求心灵的解脱吧。
柳宗元最好的文章，都是写于被贬之后。“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在放逐里，实践着屈原未竟的文章事业。《捕蛇者说》、《黔之驴》……出笔不凡，寓意无穷，一篇篇文章里满含着对于时弊的斥喝。时局莫测，他遂与山水与结下不解之缘，《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等小品文随手拈来，入木传神，韩愈评价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远在江湖砺心志，古来贬官多妙文。贬谪文化是苦涩的，却又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韩愈、柳宗元二人同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但文章风格却是同中有别。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贬逐之臣屈原是他的榜样，山水之外，柳宗元的一系列骚体文章，继承了《离骚》中贤者失志的悲鸣呐喊；韩愈身为国子博士，学的是孔孟之道，文章里多是《论语》般崇儒复古的呼声；还有白居易，身为左拾遗，以微言大义为重，《诗经》中温和平实的美刺笔调，成为白氏文章主流。这三人，在元和年间，担当了文章道义的脊梁。不过，韩愈与白居易在仕途上尚有几次进退回旋，最后都能“功德圆满”，而柳宗元却真正是“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带罪流放的阴影，蒙贯终生，挥之不去。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他唯有在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在丘壑林泉间寻求心灵的慰藉。他描写的那些人迹罕至的清幽之地，也正是以景写自身，陈幼石先生在《韩柳欧苏古文论》中写道，“永州那远离京华的自然环境，山水之奇崛几乎就是他自己被弃绝不用的美才的写照”。这些美景没有多少人能够抵达，换而言之，那里远在庙堂的权贵集团，又有谁真正抵达到柳宗元的心灵深处？他像渔父一样，僵坐在清冷的寒江之上。他在钓鱼吗？一半是，一半不是。

也许，他在垂钓一位贤明的君王，吊唁一个已逝的圣朝。而他在到达柳州之后，不过四五年光景，在失意悲伤的氛围里郁郁终日，体弱心碎，一病不起，死年四十七岁。

《诗经》以下，自古诗人多慷慨悲歌。诗歌之美与诗人现实生活的幸福程度，有时是不成正比的。相反，多是因为思想的极度苦闷而捉笔成文。

柳宗元，一个年轻的士大夫，参与了一场志在匡正时弊的“永贞革新”，却不幸蒙冤被贬至死，实在令人心痛。那一首《江雪》，清新隽永，意境如画，可是，若对照他的经历，却是无奈的垂钩独钓，孤舟之上，一个贬官的叹息，一个贤者的心声，又有谁能听得到？

36、刘禹锡：应不向秋悲（上）

时下交通发达，旅行团生意火爆，天涯海角，桂林山水，九寨风光，诸如此地，风光旖旎，动辄就有几万人的旅行军团，成群结对，不远万里，飞行穿梭于异地风光，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然而在千年之前的唐朝，这些风景区，却是贬谪官员们为之心惊胆战之地。

史载，“永贞革新”的主将韦执谊，因为害怕南谪，与同事研究国家大事时，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韦执谊当了宰相后，见书房挂有一图，起先没有注意，过几日无意一看，竟是崖州地图，“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等到革新失败，韦执谊所要赴任的贬所，恰恰就是边远的崖州！韦执谊贵为宰相，而一朝跌落，沦为州县小吏。但他当年害怕闻听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是游人如织，令人神往。再又如，唐朝女子以丰满为时尚，到了宋代，又改成以瘦为美……世间万物，人事变迁，有如沧海桑田，岁月更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和韦执谊一起参与“永贞革新”的刘禹锡，也经历了这样抛物线式的起伏跌落。不过这样的跌落，却是无意中成就了一位杰出的“诗豪”。刘禹锡的代表性在于，他在贬谪期间，仍然豪气冲天，以乐观豁达，浴火重生，成为一个健康长寿的诗人，一个幽默风趣的诗人，一个富于战斗精神和哲学思考的诗人。

刘禹锡起初也不是职业的文人，二十二岁时高中进士，继而为官。因为才华出众，被当时“永贞革新”的主将王叔文所赏识，出入禁中，所言皆“朝廷大议秘策”。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

自称是中山王刘胜后裔，曾经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工作，甚得杜大人赏识，并荐举入京为监察御史。应该说，刘禹锡不仅有一定的家族背景和工作经验，还具备有较为突出的政治才能，否则不会进入革新派的核心领导层，王叔文甚至将他作为未来的宰相人选，进行栽培。王叔文作为下棋高手，也深深知道，在唐顺宗登基前后，亟需一批年轻得力的后生贤人，为新政护航。

刘禹锡的才华过人，并且器宇轩昂，谈吐之间，胸怀天下，应对如流，被引入禁中，视为奇葩，也就不奇怪了。

可惜唐顺宗在位期间，一点也不顺。他的中风不起，导致整个王朝政权也来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中风。开局良好的革新局面仅维系了半年，便告夭折。唐宪宗上任，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迫于扶持者的压力，不得不重新洗牌，在变革中受到冲击的权贵势力，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们一面弹冠相庆，一面发号施令，将列入黑名单的官员一个个贬逐出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分别贬到八个州任刺史。

执事者觉得对跟随“二王”的八个人的处置仍旧嫌轻，仍然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心头余悸，于是再下诏令，再贬一层，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觉得还不解恨，第二年又追加诏令，这些人扰乱朝纲，“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内”。

当初的宰相后备人选，现在成了戴罪流放的逐臣。刘禹锡的脚步迈出京城，从此开始了壮丽的文学朝圣之旅。

这一贬，就是长达二十多年。不过，刘禹锡也没有闲着，据《旧唐书》载，他到任之后，“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这样的流放，也成了刘禹锡别有天地的文学创新之旅。当地民间多有巫祝祭神的活动，唱有各种词调，刘禹锡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参加了进来，创作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竹枝词》，诸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很快流传开来，直唱得一帮青年男女们眼热心跳。再后来，巫祝们祭神吟唱的词曲，也请刘大人也写了，刘禹锡也乐得泼墨挥毫，立就成文，以新辞代旧文。

自古以来，历经沉浮、命运多舛的文人，常常能写出刻骨铭心的好作品。比如三闾大夫屈原，含悲远走，上下求索，尽得离骚之痛。譬若南唐后主李煜，被俘后犹如虎落平川，繁华落尽，只剩满腹苦闷惆怅。又如李清照，一个孤独幽怨的女子，帘卷西风，与花比瘦，字字见愁。文章虽好，但生活得并不滋润如意。他们的身份，起初并非职业文人，因为生活所迫，最后却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宽，甚至成为一代大家，名垂文坛。唐朝的著名诗人，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都说作家写作要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文章来，刘禹锡当年身在皇城，大块文章、鸿篇巨制能写得出来，一旦被贬，也能写出怡情悦性、便于歌吟的民间歌谣，“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在被贬期间，无意中充当了文化使者的角色，心态之健康，可见一斑。

被贬十年后，刘禹锡奉诏回到长安。这时候，裴度等热心人已经开始替他周旋，“复欲置之郎署”。巧的是，这年春天，长安城的玄都观内有一大片桃园，植有桃树千株，桃花相继开放，景致可观，吸引了许多游人。刘禹锡闲不住，和朋友们一起去看，回来忍不住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问题就出在了这首诗上。刘禹锡写这首诗，当时只想博得友人一笑，却不料迅速扩散，弄出了很大的动静。当年的罪臣，出现在观赏桃花的队伍里，已经很扎眼，还写了这么一首诗，什么意思？

那些在永贞革新之后翻身上来的一群人意识到，诗中有话，什么意思，不是影射我们这些人嘛？人家也不示弱，赶紧拿了这首诗，报告上去。这首语焉不详的诗送呈上去，立即招致了强烈的反应。

其时，唐宪宗正在为吴元济造反之事烦心不已，听说了这件事后，好不恼火，于是有司将这首诗鉴定为“语涉讥刺”。结论是，刘禹锡在京城不能呆，还得再贬，贬到更远的播州。

（未完待续）

36、刘禹锡：应不向秋悲（下）

和刘禹锡一起远贬的，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柳宗元被贬柳州，不过听说刘禹锡要贬到更远的播州，而且上有八十多岁的高堂老母，联想到自己母亲的死于贬所，上书坚决请求与刘禹锡替换任所。裴度也帮助说了好话，好不容易，刘禹锡才得以到近一点的连州当刺史。

郎州司马十一年，连州刺史七年，再接着转到了夔州当了五年刺史。二十三年，刘禹锡几乎是创下了中国文官的贬期之最。对于从政者而言，仕途的失落无疑于最大的打击，况且他又是唐宪宗下诏不得重新起用的对象，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令人感到惊奇和振奋的是，挫折不但没有击垮刘禹锡，相反，倒使他变得更为坚强和自信。刘禹锡是一个豁达之人。他与好友柳宗元不一样，柳宗元同样被贬，但失意消沉，忧心劳神，四十几岁便殁于贬所。中国文官的贬谪之路，几乎都是一路哀歌，有许多人因为禁不起精神失落与生活窘迫的打击，意志消沉，颓废沉沦，时间不长就失意而死。柳宗元坚持了十四年，就再也坚持不了。

不过，刘禹锡坚持下来了，而且，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年间，成长于唐德宗年间，辉煌于唐顺宗年间，自贬谪之年算起，他从宪宗朝又坚持到穆宗朝，再到敬宗、文宗，一直坚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身跨七朝，最后直到古稀之年逝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长寿诗人。

宪宗一朝，是刘禹锡最艰难的日子。左岸沉沦，右岸豁达，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挫而不颓、挫而不废、挫而愈坚、挫而愈勇。他照样写他的文章，看他的山水。

好运姗姗来迟。从公元805年被贬，到公元828年，时隔二十多年，当初的年轻人，已经熬成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翁。

刘禹锡又回到了京城。不过，这时的他，已经不是戴罪之身，已经成为集贤殿的大学士了。

转眼又到了春天。刘禹锡忽然心有所动，兴致勃勃的要去看桃花，重游玄都观。这一回，他看到的不是满眼芳菲，昔日桃园已经面目全非，但见满目萧条。刘禹锡不禁感慨万千，又作了一首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好一个黑色幽默的刘郎！

好在唐宪宗已死去多年，朝廷政局已经重新洗牌，否则这样大胆的戏言，非得再吃苦头不可。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刘禹锡，也已并非当年的毛头小子，历经磨难，他已宠辱不惊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言下之意是，谁又能富贵权威一万年？

当年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时，刘禹锡和白居易同返洛阳，在扬州见面。酒宴之上，香山居士即兴作了一首为之惋惜的感伤诗，“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可是，刘禹锡却回了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想见，昂头扬脖的刘禹锡，有多么的可爱！人生总是充满着矛盾与困惑，刘禹锡的内心世界里，又何尝不充满着伤感与辛酸，但他不甘沉沦，在《浪淘沙》里给出了一条勉励自己、掷地有声的座右铭：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刘禹锡的坚持与豁达，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历经种种难以言说的苦楚，到了晚年，刘禹锡终于回到长安，过上了安谧的生活，活到七十一岁寿终。

晚年时期，白居易与刘禹锡相互以诗唱合，好不惬意。有一次，白居易在诗中诉说老境已至的悲苦，却不料刘禹锡在回信中劝他，“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乐观的心态陶然可见，难怪白居易要称之为“诗豪”。临终前，刘老先生还卧在病榻上给自己立传，并且念念不忘地给当年改革失败的盟友王叔文以肯定和评价。为人至此，也算是尽善尽美了吧。

对于刘禹锡的文章，后世好评如潮，以为盛唐风骨，尽入文风，效法者如苏轼、黄庭坚、徐渭、袁宏道等，不乏其人。刘禹锡有一篇《陋室铭》，写得风趣生动，似乎是与友人谈笑之间一挥而就的小品文，简陋的居室，高尚的道德，颇有“惟存浩然气，相共赏烟霞”的盎然意趣在内。

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内写这篇短章时，想象他历经霜雪、处变不惊的境遇，复又捧读那些令人齿颊生香、顿悟猛醒的诗句，仿佛他对坐案前，不语而笑，不禁心中一动，抬头望窗外，星光璀璨，月华如洗，好一片明净浩渺的银河夜空。

37、李贺：何当金络脑（上）

骑驴与做诗，本是两件格格不入的事情。

在唐朝偏偏有这样的诗人，一个李氏皇族旁系远支的落魄公子王孙，每每骑驴觅诗，自费走游山水，灵感勃发之际，遇有好句子涌出来，便随手记下，投入身后的锦囊。待到晚上归家，就着明明灭灭的烛亮，将囊中纸条翻倒出来，一一整理，连贯成文。这个独立特立的写作者，就是有“诗鬼”之誉的少年李贺。

（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课程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
——《新唐书 . 卷二百三》

早出晚归，踏歌而行。李贺看上去游手好闲，然而却是眼观六路，耳接八方，见到一景一事，一人一物，有所感悟，立即突发奇想，停驴写诗。不是一气呵成地写完一篇，而是写一两句即罢，然后继续前行。再遇到点什么可以入墨的，就再停下。反正，他有足够的时间。他背后的锦囊袋子里，渐渐就多了一张张纸片。那纸片上，常常是龙飞凤舞，佳句连连。

他母亲对于这样的写作方式，似乎并不太赞成，也许是少年李贺的身体，不允许他这样劳心伤神。她在一旁心疼不已，说，吾儿何苦这样呕心做诗啊。

作为“韩孟诗派” 的杰出诗人，李贺的身世，与“初唐四杰”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在年少才高方面，他与骆宾王有同样的记载。骆宾王七岁赋诗咏鹅，李贺也是少年早慧，，据《唐才子传》介绍，“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年幼时就名动京华，有如神童，而且《新唐书》里也提及，大诗人韩愈和好朋友皇甫湜曾经见到李贺的诗，奇之而未信，两人很惊讶，尤其是韩愈，不知小李贺是古人还是今人，当听说此儿只才七岁，十分惊奇，约了好友一起登门求证。高轩马车自门前停下，小李贺开门迎接贵宾，被要求当场作诗一首：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冬珑。
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
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摩空。
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
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
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李贺《高轩过》

才气过人，文笔老到，令韩愈折服不已。

这则温情看望的故事，一直被视为文坛美闻。而实际情况是，李贺七岁时，韩愈不过才登进士第五年，正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为观察推官，官职一般，何来豪华气派的高轩？真实的情况是，李贺到十八岁时，赴京赶考途中，到洛阳拜谒文满天下的国子博士韩愈，韩愈看了李贺带来的在小毛驴上作就的许多诗篇，比如那首十分有名的《雁门太守行》，以“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开头，气势磅礴，文辞优美，迥异他人，十分惊讶。在这期间，韩愈到李贺下榻的临时住所去看望，倒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官至七品而止，李贺也是位居下僚，甚至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青年时期的李贺，也希望通过一番努力，鱼跃龙门，声闻九皋，他的诗歌里，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壮志，也有“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一腔热血。那一年，他兴冲冲地拜访过韩愈，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然后兴冲冲地到长安，准备应进士第。

不过，李贺这一次遇到了麻烦，原因是他父亲叫李晋肃，如李贺考中进士，“晋”与“进”同音，有避名讳，因此不能参加考试。
才高遭人忌惮，当事者以触犯家讳的理由，在资格审查时设置障碍，不让李贺参加考试，简直匪夷所思。奇怪的是，就是这样荒唐的事情，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毁之者坚称不可。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这成了闭塞诗人用武之地、几乎令人绝望的酷刑。

关于名讳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说过：“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韩愈也曾为李贺鸣不平，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可纵是韩愈雄辩滔滔，仍然无法挽回。李贺终究未能如愿一博。一生不得志，怀才不遇贤达，往往是古代文人最大的心理障碍，也成了抒发内心积怨的最大题材。

后来，李贺只勉强当了一个九品的奉礼郎的小吏。“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命运从此将他推入暗不见天日的深渊。试想一下，若是一只鸟儿折翅淋羽，不能翱翔于空，它能做些什么？若是将一个好端端的人终日置于幽深的暗室，他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呢？李贺所能做的，惟有饮酒作诗，聊以自遣。恍恍惚惚，少年心事，恰如满天愁云，黑云压城，不见散日。李贺比起杨炯，官场更不如意。（未完待续）

37、李贺：何当金络脑（下）

卢照邻年轻时就卧病辞官在家，李贺也是瘦弱不堪。

史载，李贺长相奇特，“纤瘦”、“通眉”，“长指爪”，生来就病体缠身。他在老家昌谷发愤读书时，常常是“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在出门离家三年写给弟弟的信中，自称一身“病骨”；黯然离开长安时，也是“还车载病身”，加之读书辛劳，特别是忧郁成疾，使得年轻的李贺早早地白发染头，“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不仅头发花白，而且脱发似乎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文字工作是一项费心费脑的劳动，常常一坐半晌，需要相当的体质才行，如果不注意锻炼身体，时间一长，各种病症相继而来，腰肌劳损、颈椎僵硬、视力不佳、消化不良，乃至焦虑失眠，损耗很大。李贺的一生愁病，使得他的文章中，也就经常出现这样的疾病暗示词语。

最让李贺愁眉不展的，还是仕途失意的打击。尽管韩愈深为激赏，“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但这似乎更加重了他的失落感。几年之后，他拖着疲惫而脆弱的病体，含着眼泪，离开了京城。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既是成了命运的弃儿，但李贺的才华并不因此而萎缩而枯竭。与李白一样，李贺也有着非凡的想象力，浪漫的情怀，不过，更多的却是黑暗里的思索，困境里的呐喊，秋风里的悲歌。在他的笔下，也有一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奇诡冷艳的幻境世界，有学者曾经做过统计，李贺文中涉及色彩的词占到百分之三，就连王维也只是他的一半。

李贺的文中多是冷艳的色调，并且“鬼气”阴森，诸如“鬼语洒空草”，“秋坟鬼唱鲍家诗”，“鬼灯如漆点松花”，“呼星召鬼歆杯盘”……鬼与死亡的意象，常常出现在他的语境中。这不能不让人惊骇，一个年纪轻轻的诗人，本该在明媚的青春里放歌，却发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对于人生、命运、生死等问题的沉重思考。

等待着李贺的，似乎只有迅速来临的死亡。李贺没有经得起科举禁考的沉重打击，从此沉沦，身陷沉疴，死年只有二十七岁。只留诗名在人间。

李贺与“初唐四杰”的王勃，共同点更多。王勃小时候也是出了名的神童，九岁著书指出《汉书》瑕疵。李贺七岁名动京邑。两人写作寻求灵感的方式，也是曲异同工。王勃写作时打腹稿，《唐语林》中说他“先令磨墨数升，饮酒数杯，以被覆面而寝。既寤，援笔而成，文不加点”。而李贺写作之前，则是目中无人如梦游之状，凡吐三次，立就成文。样子都有点吓人。王勃因一篇文章失意，李贺因一次考试沉沦，皆不得志。最可叹的是，两人都是才长命短，差不多的青春年华，就弃世而去。又如贾谊，也是天纵之才，二十三岁就忧伤而死。莫非是，上苍命他们送来了美言妙语，复又收回？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幻荒诞也。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

李贺殁后多年，残存的诗集引起晚唐两位大诗人的注意。杜牧为其作序，李商隐为之作传，可谓隆重之至。李商隐在传记中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李贺临死前曾有升天为天帝当差写新楼记的梦境。《太平广记》亦说李贺死后，某日梦托梦给母亲，说自己在凡间不受重用，天帝召他上天作《白玉楼》记了。李商隐在传记中听闻其事，发出“上果有帝耶”的质疑，然后话锋一转，将“帝独重之（李贺），而人反不重耶”的诘问，重重地抛向世人。杜牧则在诗叙的末尾，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如果李贺不死，那么他那凄清艳绝的文字，再经过时间的历练，可以直追《离骚》了。

一切皆因为李贺过早地离世，而成为一种猜想。

这个天才，自有他百倍于别人的勤奋笔耕，病体下纤细华丽的语言，以及离奇绝尘的人生哀愁，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天才的迅速成长和迅速衰亡吧。

李贺大约生前喜马，曾作过关于马的组诗共有二十三首。我最喜其中的一首：“大漠沙似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明快清澈，晓白流畅，他希望驾着一匹套着黄金笼头的骏马，迎着秋风，意气风发地行走在无垠的大漠上。

这匹马儿，虽然同李贺一样的瘦弱，可是你再敲敲这匹瘦马的脊梁，却是铁骨铮铮，犹自带着青铜一般的铿锵音质！李贺正是凭着他的天才，完成了这一跨越人生的激情想象，成为唐朝诗人中一匹御风而行的千里马。

38、贾岛：僧敲月下门（上）

唐诗的繁荣，究其原因，不光有自上而下的兴趣喜好，以文取士的激励机制，以文会友的文化传承，更为重要的一点，得益于唐诗是一种开放的、大众化的文体，帝王将相，秀才淑女，平民布衣，兼容并包，来者不拒，甚至是参禅悟道的宗教人士，也都可以欣然加入。

诗僧贾岛，一个半僧半俗的寒酸文人，也凭借其独特的诗文佳作，跻身诗林，自成一家。

《唐才子传》提到，晚唐时的李洞，对贾岛的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奉之为佛，“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成了典型的贾岛迷，遇到有喜欢贾诗的人，他一定要手录其诗，赠之，并且嘴里叮咛复叮咛：“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生怕别人对贾岛的文章有丝毫亵渎与不敬。

李洞这样的追星族，不光仰慕，还挑了贾岛诗中的警句五十联，与其他唐人警句十五联，合集为《诗句图》，自为序，大力推播。

贾岛起初也是一介文士。觉得学得差不多了，就去考试，满怀信心地迈身皇城。在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应试儒生中，梦想着撷取桂冠，一举成名，然后封官进爵，有所建树，这几乎是中国文人一个普遍且真切的谋生规划。

（贾）岛，字阆仙，范阳人也。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旋往京，居青龙寺。
　——《唐才子传》

旧时科举，成就的是极少数幸运儿，更多的人屡屡遭受名落孙山的打击。贾岛的考试并不顺利，“连败文场，囊箧空甚”，可以想见，一考再考，不但没有考出功名，反而考得满身疲惫，带来的银子，全都花在了吃饭、住宿、交通上了。更为要命的是，贾岛久考不举，心有怨言，遂作了一首《病蝉》诗：“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

意思很明显，自己仿佛是一只满腹才华的病蝉，而那些黄雀、鸢鸟一样的权贵老爷们，并不能赏识，还心存不善，百般迫害。

这首讽刺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那些“黄雀”和“鸢鸟”觉得贾岛简直是疯了。不过他们也不甘示弱，立即对这样的“病蝉”采取了强制措施，将他与其他的几个口出狂言、扰乱考场的文士定性为“举场十恶”，加以贬斥。

梦想金榜题名，却不料到头来因为一首诗，引起权贵大怒，结果黯然离场，贾岛心灰意冷，不禁仰天长叹。

失意之下，“遂为浮屠”，贾岛干脆心一横，入了佛门，穿起了袈裟，与另一个堂弟无可一起做了和尚，法名无本。

即使当了和尚，贾岛仍是身在佛门心在诗，研读不辍。青灯黄卷，晨钟暮鼓，这是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将禅味浸入诗中。纵观中国历代大儒，有许多都是晚年崇佛，他们由儒入佛，从诸子百家到参悟佛经，有时可以打通人生的思想芥蒂，站在更为高远的时空境界里看淡事物，拔地而起，自成一尊。

寺庙的生活，让失意书生贾岛渐渐冷静下来，也许人生还不仅仅是求官一途，也许还有别样的柳暗花明，玄之又玄，不可言说。佛寺的清静，为贾岛的读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后来，在贾岛的诗中，不乏有渐修顿悟的禅机妙语，夹杂其间，生色许多。

环境的改变，导致了心态的转变。贾岛的急性子，开始慢慢平息下来。若干年后，他随便写了一首《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浅浅随意的句子，蕴涵着咀嚼无穷的诗意禅境。

贾岛不能算是潜心研佛的高僧，却是一个刻苦好学的诗人，作诗简直到了痴痴迷迷的地步。一日骑驴，满街游走，驴走驴的路，他构他的思。贾岛一旦思考起来，便进入了满心皆诗、不见其他、高度自由的精神世界，哪怕是王公贵人走在前面，也浑然不觉。

时值深秋，落叶正黄，“落叶满长安”一吟而出，想了许久，不得对，猛然间灵感勃发，得“秋风吹渭水”为对。这一下，可把贾和尚高兴得不行，大约是一拍腿一声喝，连人带驴，冲撞了长安市的行政长官刘栖楚先生的大驾。结果被关了一夜，才被放了出来。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关了一夜，他也没有闲着，结果关出了一首名作，值得。尤其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成了经典名句。

（未完待续）

38、贾岛：僧敲月下门（下）

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贾岛是严肃认真的，以苦吟诗人著称。

苦吟二字，直白地说，颇有些书呆子气。不过贾岛比书呆子更甚，诚如他自己所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要是一天不作诗，便觉心中荒芜，宛如废井，可以想见对于创作是如何的勤勉了。

好友王建说他“尽日吟诗坐忍饥”，肚子挨饿不算，有时骑驴出去，只顾着吟诗，驴放到田里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写作的时候，冥思苦想，心中有诗，目中无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因此，冲撞冒犯大驾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回，还是贾岛，还是骑驴，还是在路上冥思苦想。刚刚去了一趟个幽静的去处，想用诗来表述，想了一句“鸟宿池边树”，又想了一句，“僧推月下门”，不过用“推”字还是用“敲”字更好呢，贾和尚神游象外，揣摩半天，也不能定论。

结果，驴蹈覆辙，又冲撞了长安市的一位大官。这一次，冒犯的是当时的京兆尹——诗坛领袖韩愈先生。不仅撞出了答案，而且撞出了一段佳话，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与韩愈相遇，成了贾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的情况是，贾岛冲撞了韩愈的车队，左右将他带到跟前。韩愈比那起位刘栖楚大人，说话做事还要人性化一点，询问缘由，听说因为吟诗所致，态度和蔼，并且一起商榷，说，用“敲”门更佳。不但没有关押责罚，还“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

和韩愈交朋友，是贾岛不曾奢望的。他的堂弟无可隐居修行，终成高僧，贾岛却被韩愈劝说还了俗，做起了专职诗人。韩愈对他十分器重，将其与孟郊并重，有诗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按照韩愈一生中对于佛教的态度来看，他一直坚持反佛主张，甚至因此受到重罚。但是，韩愈反佛归反佛，却始终与僧道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韩愈对贾岛，也像对待孟郊的态度一样，百般照顾，贾岛的生活不好，“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无私援助。而且对于贾岛的名言警句，文章风格，也是推崇有加。

一席话，说得贾岛脱掉了袈裟，复为文士，从此声名大振。

不能不佩服韩愈的眼光，不能不佩服韩愈的影响力，几个寒酸文士，经过他的奖掖提携，李贺，孟郊，贾岛……后来都名不虚传，成为诗坛一景。

有一则经学者考证为失实的佳话，说是唐宣宗某日微服来到贾岛寄身的寺庙，听得楼上吟诵之声，乘兴而来，拿起贾岛的诗稿览读。贾岛可能厌烦别人打岔，也不知对方的身份，将其视为无礼的捣乱，上来便夺，嘴里还说，瞧您这副鲜衣白胖的样子，这些诗，哪里是您看得懂、弄得来的东西呢？宣宗的尴尬可想而知。

其实，这段故事是牵强附会于贾岛后来的无故被贬（《新唐书》载贾岛“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主簿”）。如此对待皇帝，态度傲慢，比起当年孟浩然对唐玄宗说出“不才明主弃”，性质要严重得多了。若真如此，后果远不止如此，可以说明的是，贾岛文心甚深，潜心做诗，而为官一途，基本上是失败的。

苦吟是贾岛一生的写照。他常常在路上吟诗，作为一个文化名人，毕竟受到社会名流的知晓，可他有时遇到达官贵人，仍然沉浸于他的苦吟之中，“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这样不识时务的人，自然就会有人说他的坏话了，不就是有才吗？有多了不起。你看不到我，我还瞧不起你呢。

贾岛有一个好朋友叫姚合，是开元名相姚崇的曾孙，也擅写诗，他曾这样回忆贾岛：“洛下攻诗客，相逢只是吟。夜觞欢稍静，寒屋坐多深”。即便是好友之间的聚会，贾岛也是勉强应付一下，就钻进自己的屋子，吟诗去了。

在许多人眼里，诗既不能充饥，又不能显耀，只是寂寂于此的日日苦吟。不过，贾岛一首小诗《剑客》开头的“十年磨一剑”一句，倒是与其苦吟形象十分匹配。

据说每年初夕，贾岛都要将一年之中的作品放置案上，焚香而拜。他对自己的苦心孤诣是心有赞同的。这一点，当今陕西作家贾平凹倒是和他十分相似，结婚的时候，叫妻子一同焚香拜稿纸，对于写作的虔诚，可想而知。

唐朝的诗人贾岛一生贫穷，“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想起现时不少文化名人一年数本著作，如牛浅耕，一日数千字，量大酬高，令人长叹。依我看，不如闲来读读贾岛。

38、贾岛：僧敲月下门（下）

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贾岛是严肃认真的，以苦吟诗人著称。

苦吟二字，直白地说，颇有些书呆子气。不过贾岛比书呆子更甚，诚如他自己所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要是一天不作诗，便觉心中荒芜，宛如废井，可以想见对于创作是如何的勤勉了。

好友王建说他“尽日吟诗坐忍饥”，肚子挨饿不算，有时骑驴出去，只顾着吟诗，驴放到田里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写作的时候，冥思苦想，心中有诗，目中无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因此，冲撞冒犯大驾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回，还是贾岛，还是骑驴，还是在路上冥思苦想。刚刚去了一趟个幽静的去处，想用诗来表述，想了一句“鸟宿池边树”，又想了一句，“僧推月下门”，不过用“推”字还是用“敲”字更好呢，贾和尚神游象外，揣摩半天，也不能定论。

结果，驴蹈覆辙，又冲撞了长安市的一位大官。这一次，冒犯的是当时的京兆尹——诗坛领袖韩愈先生。不仅撞出了答案，而且撞出了一段佳话，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与韩愈相遇，成了贾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的情况是，贾岛冲撞了韩愈的车队，左右将他带到跟前。韩愈比那起位刘栖楚大人，说话做事还要人性化一点，询问缘由，听说因为吟诗所致，态度和蔼，并且一起商榷，说，用“敲”门更佳。不但没有关押责罚，还“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

和韩愈交朋友，是贾岛不曾奢望的。他的堂弟无可隐居修行，终成高僧，贾岛却被韩愈劝说还了俗，做起了专职诗人。韩愈对他十分器重，将其与孟郊并重，有诗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按照韩愈一生中对于佛教的态度来看，他一直坚持反佛主张，甚至因此受到重罚。但是，韩愈反佛归反佛，却始终与僧道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韩愈对贾岛，也像对待孟郊的态度一样，百般照顾，贾岛的生活不好，“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无私援助。而且对于贾岛的名言警句，文章风格，也是推崇有加。

一席话，说得贾岛脱掉了袈裟，复为文士，从此声名大振。

不能不佩服韩愈的眼光，不能不佩服韩愈的影响力，几个寒酸文士，经过他的奖掖提携，李贺，孟郊，贾岛……后来都名不虚传，成为诗坛一景。

有一则经学者考证为失实的佳话，说是唐宣宗某日微服来到贾岛寄身的寺庙，听得楼上吟诵之声，乘兴而来，拿起贾岛的诗稿览读。贾岛可能厌烦别人打岔，也不知对方的身份，将其视为无礼的捣乱，上来便夺，嘴里还说，瞧您这副鲜衣白胖的样子，这些诗，哪里是您看得懂、弄得来的东西呢？宣宗的尴尬可想而知。

其实，这段故事是牵强附会于贾岛后来的无故被贬（《新唐书》载贾岛“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主簿”）。如此对待皇帝，态度傲慢，比起当年孟浩然对唐玄宗说出“不才明主弃”，性质要严重得多了。若真如此，后果远不止如此，可以说明的是，贾岛文心甚深，潜心做诗，而为官一途，基本上是失败的。

苦吟是贾岛一生的写照。他常常在路上吟诗，作为一个文化名人，毕竟受到社会名流的知晓，可他有时遇到达官贵人，仍然沉浸于他的苦吟之中，“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这样不识时务的人，自然就会有人说他的坏话了，不就是有才吗？有多了不起。你看不到我，我还瞧不起你呢。

贾岛有一个好朋友叫姚合，是开元名相姚崇的曾孙，也擅写诗，他曾这样回忆贾岛：“洛下攻诗客，相逢只是吟。夜觞欢稍静，寒屋坐多深”。即便是好友之间的聚会，贾岛也是勉强应付一下，就钻进自己的屋子，吟诗去了。

在许多人眼里，诗既不能充饥，又不能显耀，只是寂寂于此的日日苦吟。不过，贾岛一首小诗《剑客》开头的“十年磨一剑”一句，倒是与其苦吟形象十分匹配。

据说每年初夕，贾岛都要将一年之中的作品放置案上，焚香而拜。他对自己的苦心孤诣是心有赞同的。这一点，当今陕西作家贾平凹倒是和他十分相似，结婚的时候，叫妻子一同焚香拜稿纸，对于写作的虔诚，可想而知。

唐朝的诗人贾岛一生贫穷，“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想起现时不少文化名人一年数本著作，如牛浅耕，一日数千字，量大酬高，令人长叹。依我看，不如闲来读读贾岛。

39、杜秋娘：莫惜金缕衣（下）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
　——杜牧《杜秋娘诗并序》

这首歌为杜秋娘带来了真正的好运。三十郎当岁的唐宪宗李纯爱上了这位舞姬，不仅免除了她的罪名，而且还深得宠幸。

唐宪宗在位，后宫嫔妃众多，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册立皇后。当时的郭贵妃，是郭子仪的孙女，她的母亲又是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唐宪宗登基九年，仍然不立皇后，群臣都上表拥立郭贵妃为后，但他始终没有答应。《旧唐书》载，“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想想也是，郭氏一门，功高位重，宪宗担心，如果立为后，干预他的随意宠幸。直到宪宗驾崩，他的继承人唐穆宗才册立郭贵妃为皇太后。

杜秋娘由一个平民女子，骤为王妃（节度使宠妾），旋沦为罪民，继而被宪宗纳为皇妃，并且得宠。一波三折，起伏沉浮，与当初上官婉儿的命运何其相似。

“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杜秋娘没有想到，与李锜的情缘刚尽，便开始了她真正的爱情。

这一切，似乎来得太过突然。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于人。她的丈夫被人所杀，而她现在嫁的，正是杀掉前夫的人。这个人比起前夫李锜，更加有权有势，而且更加有威有为。爱与恨相互交织，情与仇相融并存。

年轻有为的宪宗皇帝，给了她无限的温情与慰藉。偌大的皇城，暂时安存了一个少妇多愁善感的心灵，杜秋娘迎来了她人生中最为华美、最为安逸的岁月。

花开无多，好景不长，唐宪宗四十三岁便告“暴崩”，带着中兴大业未竟的深深遗憾离世，杜秋娘后来的生活渐渐发生变化。继位的唐穆宗让她以“傅姆”（保姆）身份负责照看皇子李凑。

由此也可以看出，杜秋娘在后宫中为人处世与才情，得到了后宫的普遍肯定。起码有一点，她与郭贵妃的关系相处得较为融洽，否则，郭氏升为太后之后，威重后宫，也不会让她负责照看自己的孙儿。

失去第二个丈夫，对于杜秋娘的打击是可以想见的。而她必须从痛苦从解脱出来，穆宗及时地委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她，负责照看皇子，让她老有所为。

漳王李凑在她的精心调教下，“有中外望”，很可能成为一代君王，谁料节外生枝，在一场剿灭宦官的失败举事中，漳王李凑无端被诬，以勾结宰相为名坐贬，削为庶人。

自唐穆宗以后，朝纲愈加紊乱。大唐初期精心营建的、严密有序的的组织机构，被藩镇割据弄得四分五裂，心率失衡；接着是宦官乱政，势力强大的宦官系统直接把持了军权，废立皇帝，已经不能由皇室和宰相来操作，有如肠胃严重失调；到了后来，党争四起，官场腐败，有如造血的肝脏系统日渐僵化，越发不可收拾。唐穆宗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竟然是由大小宦官们支配着轮流执政。

漳王李凑被黜为巢县公，击碎了杜秋娘苦心经营的希望与梦想，是她人生中的最不能承受的打击。“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的生活必须结束了！眼见得朝廷中风波骤起，祸事连连，安享晚年不成，杜秋娘含泪提出，请求放归乡里。

“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三十年的宫廷生涯，使她尝尽了天上人间的得失沉浮。杜秋娘拄着杖，离开京城，离开那个曾经令她欢欣鼓舞的温柔富贵乡，令她伤心绝望的险恶是非地。

只是，当年的裙裾飘飘的天真少女，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妪。

回到故乡，原先的邻居早已改换门庭，孤独的她，只能黯然偏居一隅，默默度过余生。可怜当年曾经穿着金缕衣的女人，身披素服，赶着深夜，借了邻人的织机，悄悄纺织一生的哀怨。也许，这位擅乐的老妇人，口里还会悠悠哼起那首吟唱了一辈子的《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青春已逝，她也曾有过壮丽的人生，最后复归于平静。她一面劳动，一面歌唱。唯有劳动，可以抚平她那颗病弱的心灵，忘却种种伤痛。深夜里，幽幽的歌声伴着机杼发出的单调而沉闷的声响，穿透窗棂，漫向逼仄而破败的小院……

美人迟暮，穷病将终。事隔多年，多情的才子杜牧偶尔路过金陵，听了关于她落魄潦倒的生活近况，闻之唏嘘，借助于一樽烈酒，不吝笔墨，作了长长的《杜秋娘诗并序》，摹写其一生情状，发出“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的浩叹。他的好友张祜后来读了这首诗，拍案叫绝，也做了一首《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附之于后：“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大大夸奖杜牧的才华。

杜牧在这长达五百多言的长诗里，对这位同姓的长者妇人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复原了一个巫山沧海的传奇故事，传唱了一则跌宕起伏的人生序曲，恢复了一个女性诗人应有的历史坐标。

金缕衣虽极其华贵，然而却远远不及一去不返的岁月和情缘来得珍贵。杜秋娘也许早在年轻时，因为反复吟唱，深谙其中真谛。这个女子，为了青春和爱情，吟唱了一辈子。珍惜有限的人生年华啊，她以那支洞箫，以她的人生经验，咽咽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这时候，大唐的晚风已经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