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今昔──从1968到2008

文／罗惠珍

40年前的春天，法国的大学生掀起翻天覆地的巨浪，戴高乐政府摇晃如大地震来临，从巴黎第十大学到意大利、德国、整个欧洲，并蔓延至美洲。「六八学运」，是运动，是革命，彻底颠覆权威，改造社会。

充满梦想，靠运动筑梦

那个年代的青春激情所累积的能量巨大，足以让美梦成真，「六八世代」如天之骄子，他们不断建构而后解构……。

长江后浪推前浪，运动的形式与内涵不断改变，今天在法国从事学生运动的多为「六八的儿孙辈」，比起他们的前辈，学运新世代少了激情澎湃，多了务实目标追寻。我们不禁要问，六八的继承者，到底继承了甚么？

法国最大学运组织Unef主席普雷沃斯特（Jean-Baptiste Prevost）分析两代差距：「如今的年轻人与六八那一代有很大的差距，这一代的生活条件不如上一代，失业率如此高，多少人担心毕业即失业，我们对未来前途充满忧虑，由此便可理解，今日学运的诉求转变为争取较具体现实的目标。」

Unef这个左派的学生组织已有百年历史，是目前唯一延续六八学运的学生团体。而亲UMP（法国执政党「民众运动联盟」）的大学生组织UNI，则是 1968年之后，为了平衡左派学运势力，所发展出来的右派学生组织。UNI主要的任务是支持政府施政，并在左派所发动的学潮里，发挥反作用力的功能。

前任Unef主席朱利亚（Bruno Julliard）曾于2006年3月领导全国大学生，抵制前总理德维勒班执意执行的首度雇用合同（CPE）。谈学运变革，朱利亚表示：「六八那一代不断提醒我们，他们充满了梦想，靠运动筑梦，而无视于物质生活的追求。他们总以这些特质对后辈说教，然而社会环境都变了，抗争的内涵当然随之而转变。」

没错，年轻的一代受够了「六八老前辈」的教诲，这些「八○后」的新世代成长在六八的阴影下，六八世代是社会菁英，在那个法国经济生气蓬勃的年代，他们的职场生涯一帆风顺，且数十年来占据了法国社会的决策层，掌握所有的发言权。

新世代缺乏反叛的能力

他们的下一代却没有这么幸运，生长在失业率不断升高，经济景气一路低迷的年代，教育普及的另一个结果是文凭贬值，他们反而成为社会弱势，法国大学生毕业后，平均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找到稳定的工作，除非是高科技或干部以上的职务，大多数年轻人只能领基本薪资，有时还不是全职工作；房租与物价均高，因此，他们不得不变成「月光族」。

经济宽裕的父母因此常接济他们的「穷孩子」，六八世代对子女的管教以自由为原则，甚至宠爱，他们并不要求孩子18岁以后离家独立，所以这些还住父母家的小孩，在「六八父母」眼里缺乏独立自主性，更糟糕的是，根本没有梦想，也没有反叛的能力，更别提改造世界了。

生长在六八的大树底下，小树苗既无阳光也缺氧。难怪学生团体Fage主席伟柏（Thiebaut Weber）大喊，今天的年轻人，只希望社会能给他们一点空间，给他们一些机会，「别再给我们意识形态了」。

去年法国通过大学自主法，要求学校力求经济自主、企业进驻协助经营大学等法令曾经引起大学师生反弹，无奈情势比人强，大学校园眼看将逐渐转变为「商贸中心」。法国一家大型家具集团Comforama已进驻巴黎最古老的索邦大学，在大学里培训Comforama连锁店经理。也许吧，这就是年轻人迫切需要的「机会」。

2006年，法国大学生酝酿学潮，反对政府所制订的「首度雇用合同」，这一波学运的本质是抗争而非反叛，这项专为年轻人设计的工作合同，给予雇主极大的空间，签约两年内，雇主可以无须理由解聘员工。

政府立意在减轻雇主压力，鼓励雇用，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景气。但做为受雇对象的年轻人，认为是社会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拿这种合同怎么租房子，办贷款呢？」「我们必须看雇主的脸色，否则随时会被解雇！」年轻人认为，他们已经够弱势了，为什么还要忍受种种的不确定呢？

大学生的诉求获工会与社会大众的回响。这个「首度雇用合同」最后无疾而终，可是年轻人并没有获胜，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变动。

翻过六八这一页

年轻人也许不用等太久了，战后婴儿潮很快形成一股退休潮了。但他们还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吗？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社会参与的热情，从去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与越来越少的社会运动，可感受到六八的反叛与革命精神已经远离了。

法国总统沙柯吉去年竞选期间不断说，他要翻过六八这一页，因为六八的「幽灵」，正是他所要推动的经济自由化最大的绊脚石。沙柯吉当选，显示新生代选民政治性格薄弱，似乎也宣告六八走进历史。但是六八会「借尸还魂」吗？还是如藏传佛教一样「转世投胎」？

德拉佛斯（Michael Delafosse）于1994年创立全国高中学联（UNL），这个组织目前为全国最大的高中生团体，多年学运经历，德拉佛斯回顾六八学运，自有一番看法，他说：「要今天的年轻人全然感受六八种种，乃缘木求鱼，尤其身处于当今社会，充满着种族歧视、极右派与贫穷问题时，高谈六八的理想，简直奢侈。」

从高中时代就发动学运，德拉佛斯认为，目前学运处在抵挡，而非进取抢攻的位置。走过另一个学运世代，德拉佛斯寄望20岁这一世代，能改变现在的局面，由消极抵抗转为积极进取。然而，若仅专注于经济生活的抗争，追求安稳的生涯，如何能「翻天覆地」呢？

法国学生运动档案中心（CAARME）主任勒卦斯（Jean-Philippe Legois）对于运动诉求转变，有他的看法，他认为目前的学运，仍有深层的政治意义，其重要性绝不亚于1968年5月学潮。2007年5月总统大选时，极左派学运组织因反对沙柯吉，而推动的占领巴黎大学托比亚克学区（Tolbiac）事件，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穆盖尔（Jean-Baptiste Mougel）曾任Fage的2001年至2003年主席，他说：「过去，为了改变世界，我们向象征国家暴力的警察丢砖块。现在，我们则买「公平贸易」（equitable）的咖啡品牌。Equitable努力推动贫富国家平衡，是全球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但他们从来没有发动封锁校园或示威游行。」

少了政治性格，与世界的变化有关。目前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最主要为社团活动，他们尤其致力于人道、文化与体育社团活动。他们正为今日社会特有的移民问题、艾滋病问题、反战、全球化问题，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无声革命。

上月八日，法国至少二万名高中学生，在首都巴黎游行示威，旗帜上写着：「我们需要一个新世代的六八学运吗？」以抗议总统萨尔科齐计划在新学年，裁撤一万一千二百个教师职位，担心影响教学质量（路透社）

Rebel without a cause回顾六八学运的三个面向

文／陈泓易

 
1968年5月法国发生的学运事件是一个随着时间持续发展演进的运动。这个大型群众事件不同于历史上其它类似规模的活动之处，在于其引发的动机表面上完全不具有合法性，而活动当时的诉求事实上并未完全得到平反。如果以这些角度来审视这个运动，则运动完全称不上成功。法国的戴高乐派，甚至当时许多人认为学生的作为是无理取闹。于是，在学潮之后几个月后，保守派举行一次10万人以上的反示威。尽管总统戴高乐在来年公投失败的情况下黯然下台，但保守派并未因此失去政权。接下来的庞毕度总统以及季斯卡总统仍然延续了右派政权10多年，直到1981年社会党的密特朗上台。

革命燎原，世界同步

那么学运到底要抗争什么东西呢？戴高乐政权？二战的法国领袖人物戴高乐在1959年重新掌权，以公投的方式将法国的第四共和改为第五共和，建构了一个更为符合战后时代需求的政府结构。包括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文化部，并且以积极而灵巧的做为取得了政治与外交上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自主权，不让由美国所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完全主导法国的国家安全。

至于经济方面，法国此时正处于二战之后经济发展最为欣欣向荣的所谓「荣耀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整体而言，1959到1968这10年的戴高乐政府夙夜匪懈，积极作为，让法国安定繁荣，井然有序，从昔日的战后残局一步一步的找回自信。

然而学生却要推翻这个政权，理由何在？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比较一下，法国1789、1830、1848等三次的革命，都具备了经济或权利的分配过度不平均的前提，革命让权利结构重组，让资源重新分配，社会重新取得平衡。那么1968呢？如果说革命经常是在野左派向保守的权力中心挑战，进行资源的掠夺的话，那么，学运发生10多年后，社会党上台之后的做为，并不完全照着「传统」期待的左派路线，至少不是共产党或者1930年代「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所期待的路线。

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全新的世界！乍看之下，许多人会将六八学运的抗争联想到当时的一部知名好莱坞电影《Rebel without a cause》（中译《养子不教谁之过》）。但如果我们放大格局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也从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则许多当时不容易辨识的讯息逐渐变得清晰。首先，六八学运发生的约莫同时世界许多地方都产生结构相仿的活动。加拿大的「宁静革命」；美国的「Beat Generation」到反越战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影响世界面貌的大活动，都有一发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势。原来发起的中心人物渐渐失去主导权，让整个运动彷佛产生了自己的生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造成更大的破坏或者引发更深入的反省。而这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共同理由，就是人口结构的改变。

没有行动，社会将集体窒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灭绝了欧洲大部分的青壮男丁，加上战后的移民潮，使得欧洲人口突然萎缩，不论是为了经济或是政治理由，政府无不鼓励大量生育，造成战后婴儿潮的出现，也因而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中的传统比例。

1965到1975期间，正是这批婴儿潮人口长成准备投入生产以及分享资源的时候，人口结构的极端畸形成长激化了踰越（Transgression）的动机与能量。然而经济与政治上，却没有具体的缺口来合法化这群养尊处优的天之骄子的叛逆与踰越。有的仅是一些若有所感却无以名状的，并且逐渐加强的集体厌弃（Abstention）与荒谬的不适应症状（Absorb and collective inconvienct syndrome）。人们觉得要有所行动，却不明确清楚理由为何，理想为何。彷佛所有的伟大理想的叙诉（Metanarrative）都变得不再有合法性。只是认为倘若没有行动社会将集体窒息。

这个当初无法明确理解的行动动机，在40年后的今天，终于可以辨识出一些蛛丝马迹。如果将当时学生的诉求由几个口号来解读的话，那么最出名的莫过是这个口号了：

Sous le pave, il y a la plage！（马路的石砖下面，就有沙滩！）

沙滩隐喻了无垠蓝色大海的广大自由。当时巴黎市区的马路多是铺着石子路面的，石子路面之下铺有沙子，要见到沙子必须先把石头掀起来。这也暗示学生拿铺石子路面的石块当武器来攻击镇暴警察。然而这一个最清晰的口号所诉求的，却是一个崇高而抽象的「自由」。

欧洲从启蒙到工业革命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逐渐形塑出一种非常严谨的，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道德价值与社会秩序概念。欧洲也渐渐的从地方霸权变成世界霸权。种种成就让欧洲对自身充满信心，并进而合法化这些核心的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然而，让欧洲成功发展其价值的世界也慢慢转化，这一套价值与秩序的阴暗面或者副作用一一浮现出来，甚至从最深层的内部摧毁整个系统的结构动能。

对欧洲核心价值的反思

20世纪前期欧洲历经了两次自我毁灭式的战争，不同于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较小型战争，过去的战争比较是资源权力的重组与再分配，这两次战争不但不是境外侵略，而是自相残杀。战争结束后，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慢慢又萎缩成地方势力。此一自我毁灭的理由何在？这是二战以来一直备受探讨的。如果欧洲没有自我毁灭，不会引发这么深的对启蒙的反省，对几百年来深信不疑的社会秩序与人文主义价值的深刻反省。

二战之后，欧洲迅速的复元。在1960年代，一切又恢复欣欣向荣。尤其戴高乐政府很努力用新方法恢复旧秩序的所有价值，而这正是让某些深思者所担心与排斥的。唯恐在废墟中重建的美丽新世界，将又要循环一次方才结束的旧梦靥。

六八学运相当于一次超大规模极度深入的对既定秩序与既有价值的反省，而它持续发展的结果，就是更为全面更大层次的对于启蒙的反省。它抗争的不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均，不是经济生产的获利不公，而是延续两百多年的社会核心价值。如果启蒙的意义是康德所谓的欧洲人的「成年」（Major），那么六八学运至今的影响，则是重新检讨不断检验这个态度。

欧洲的学运与英美的嬉皮运动在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逐渐减弱了声势，社会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让这些「任性」的学生运动失去合法性。部分嬉皮回归就业市场，在里根政府时代变成了「雅痞」，他们改用消费符号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发言。法国的六八份子也散布到各个领域继续「改变世界」。 1981年，左翼的密特朗上台，让当初的六八份子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说拿破仑很大程度落实了启蒙哲学家，或至少鲁索的理想；那么，在六八学运非常活跃的密特朗，某种程度实践了六八学运的许多理想。

许多与学运直接间接相关的学者，不走沙特的路，而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新思辨模式，让法国思想自启蒙之后又一次对全世界发生重大影响。密特朗也在许多政策上直接或间接的援引六八学运的态度，包括其所任命的文化部长杰克?朗（Jack Lang）的许多活动或政策，还有巴黎大改造计划，从巴士底歌剧院、国立音乐学院、甚至里昂歌剧院等等，已经全然是一种六八学运意识形态的新建筑语汇。

这些改革让法国社会百花齐放，一下子变得非常的丰富而多元。但许多政策的思辨，依然如六八学运时的过度理想化，实践上在丰富多元的同时，却也形成社会前所未有的分裂。如密特朗两任总统任期之内大量归化各种移民，结果壮大了法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如今超过5百万人的穆斯林已经俨然形成国中之国，也变成了所有后继政府管理上的一个恶梦，这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从「新左」到「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

文／锺秀梅

有关美国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就我们这个1960年代出生的世代而言，只能从有限的信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民歌运动或反越战运动，很难全面地认识当时那个社会的社会运动全貌。

所幸，当年学运出身的艾尔邦（Max Elbaun）在 2005年出版了一部铺陈当年时代氛围和精神面貌的专书：《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部分还原了当时美国社运的发展、互动与争论。本文将集中探讨从1968年到1973年「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崛起期间美国基进青年。

誓言要成为「野兽里的胃」

对于1960年代的上百万美国基进青年而言，反越战的确是他（她）们反叛的成年礼，他（她）们从理想主义出发，涉入运动后，发现美国深层的军事力量与经济体结构，才是他（她）们要反抗的核心。因为，越战只不过是美国帝国野心介入国际政治的一环，在越战之前，光是从1889年到1965年，美国在亚、非、拉三大洲就介入了50多起大小规模不下越战的军事干预行动。

反对美国军事干预第三世界，成为这些反叛青年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她）们誓言要成为「野兽里的胃」（belly of the beast），直接在帝国的中心展开行动。另一方面，他（她）们发现「种族主义就在家里」（racism at home），他（她）们认为1960年代的美国已经分裂成「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人，两者分裂又不平等」（two societies, one Black and one white, separate and unequal）。比方说，1967年美国黑人收入是白人的62％，到了1972年数字还是一样，因此反对种族主义，反对黑白隔离，同时也是这些基进青年的主要目标。

1960年代早期，「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和「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形成了新左的意识，密尔斯（C. Wright Mills）和马库色（H. Marcuse）等左翼知识分子成为这些青年的精神导师。他（她）们多半是白人，关心少数、有基进主义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像密尔斯成为早期美国新左运动的青年导师同古巴经验有关。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的胜利，密尔斯严厉谴责美国做为帝国的各项外交政策，特别是古巴革命成功，美国百般为难古巴，刻意寻衅，譬如1961年的猪猡湾攻击行动，就是美国反民主军事主义力量的典型。于是，上述两个学生团体共同组成「古巴公平游戏规则委员会」（the 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在美国国内积极声援古巴革命。

热血青年见识到国家暴力

美国新左运动走到1967年，起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美国反越战声浪翻高，美国国家机器投入反制反战运动的张力越强，美国中情局（CIA）赞助「全国学生协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并支持密西根大学训练反制运动，这两个方案明显是要对付日渐壮大的「反征兵行动」（在奥克兰和五角大厦）以及越战老兵反战行动。

同年，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谋害，41位底特律的街头运动者牺牲了生命，每天有成千上百个越南人死于战争。为此，美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向基进化。从他（她）们阅读的倾向就可以看出，如非洲医师法农的《受难的大地》（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伊斯兰国度运动者麦坎?爱克斯的《自传》（Malcolm X's Autobiography）、马库色的《单向度的人》(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 )、巴兰和史威兹的「垄断资本」（Paul A. Baran and 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杜默霍夫的《谁统治美国？》（William Domohoff: Who Rules America？）等著作，青年透过这些论著探寻革命的思想资源。

1968年美国一连串政局的变化，让这些革命青年从高蹈的理想主义走入险峻的政治现实中。光是这一年：1月底越战爆发；3月约翰逊总统被迫退出总统选举；4 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被暗杀，造成超过上百个美国城市的黑人蜂起抗争；6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8月民主党候选人韩福瑞的支持者在芝加哥街头被警察重击…… 上百万参与各种街头示威的热血青年见识到国家暴力凌驾于法律、制度和道德之上，赤裸裸又血淋淋地用暴力对付政府的反对派，他（她）们战斗的意志更为坚强。

另一方面，1968年整个世界进步的气氛，为剑拔弩张的美国街头运动添增信心。当时，北越人民奋勇抵抗，越战陷于泥沼之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民气之高涨前所未有，超过3百个都市的群众力量「已经为任何可能性都准备好了」（ready for anything）。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街头巷战和工人罢工，差点击垮欧洲工业资本大国的心脏。

美国社会运动发展到1968年秋天，根据民意调查，一百万青年学生认为自己是左翼的一份子，其中将近40万人强烈同意群众性革命政党的需求，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亚裔、拉丁美洲裔和美国印地安人则主动地在小区形成新的基进组织。

从1967年到1968年，美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激化，当时的运动青年提出几个问题：到底革命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何种意识型态、策略、组织和实际行动可以提供革命的先决条件？最后他（她）们总结：资本主义体系才是他（她）们发动攻击的首要目标，新左的思想资源显得单薄。于是，他（她）放下了密尔斯和马库色，转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成为拥抱列宁、毛泽东和切?格瓦拉革命路线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开启进步青年的视野

美国国内「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黑人、基进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者。「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所引发的运动战略思考如何？

1910年代到1930年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巨大的影响力，为1960年代中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基进学生，找到革命的养分。毕竟，新左标示的人道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型态，无法遏止美帝在第三世界的胡作非为。他（她）们从列宁的20世纪资本主义的帝国本质找到线索，结合自身的经验，找出运动策略的指导原则：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武装斗争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而团结一致。

「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在1960年代的实践场域，不只是反越战，他（她）们对法属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投以热切支持，当然，和北越、古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特别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示很大，因为文化大革命反对官僚，对社会主义建设较具民主性格和创造力，超越了苏联的发展模式。

而且文化大革命声称社会主义主要是靠道德和意识型态转化，非靠经济。对美国青年而言，反对异化和反叛消费主义，正需要文化大革命的道德自觉。虽然，后来他（她）们也意识到这两种运动不能等同，特别是文革所产生的负面经验。

「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与美国内部殖民的事实有关，因为，反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并不能解决美国有色人种同是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反阶级压迫的观点，自然而然，马克思的思维和战斗开启了基进青年的新窗口。另一方面，1968年之后，美国国内的工人阶级运动走向基进化，例如黑人汽车工人暴动、联合农场工人罢工等。1971年6月7日，反战大游行之后的一个月，抗议者宣称要发动群众，以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模式「关闭」华盛顿。没想到，纽约市政府桥梁管理工人大罢工，他们一口气封闭了通往华盛顿的28座桥（仅剩一个桥可交通），成功达成了任务。「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倡议者从此见证了阶级力量的重要性与有效性。

「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第3个原因，和基进青年受到国家暴力的监视、密告、骚扰、毒打甚至抓进牢里有关，于是建立新的列宁先锋队的想法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然，到了1970年代，美国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要面对内部矛盾、斯大林路线和托洛斯基路线的争议、对苏修路线的反思、先锋党组织方式的检讨等历史诠释和实践方向的问题。不过，于今回顾，「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确切引导了美国的进步力量，也打开了美国基进青年的国际主义视野。

1968 越战与保钓运动──兼谈台湾的60年代

文／郑鸿生

 
1968年，当巴黎爆发学生与工人运动，北美洲的黑人民权与反越战运动也掀起又一波高潮，而成就了如今被誉为60年代全球青年造反运动的代表年份时，台湾在社会议题上依然继续着50年代威压后的寂静无声，而且大家似乎才开始享受到新起的经济发展的乐观气氛，城乡板块正在大规模重组。

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

1968那年，李敖已经封笔，他用以冲撞文化体制的《文星》杂志早已停刊，殷海光也早被全面封锁，整个60年代以自由主义为号召来反抗戒严体制的努力，到此看似告一段落。而在1963年曾受到国族精神感召的「中国青年自觉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大半也都毕业或出国了。那一年欧美世界遍地烽火，台湾社会却似乎寂静无声。然而表面的平静也只是在为台湾战后新生代积蓄动能，而且就像世界上其它很多新生事物的引进那样，台湾在世界潮流上总是会慢上半步。台湾的60 年代也要慢上几年才真正来临。

1968那年我高中二年级，我们学校台南一中的一批上下届「爱好文艺」的同学们，曾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捧读各种文学与哲学名著，包括陈映真与张爱玲的小说。又有另一批也是文艺青少年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丹心会」，「志在恢复汉唐雄风」，要为中国寻找新出路。那时不好好用功准备联考的这些学生，都受到60年代文星、现代文学、剧场等一堆艺文思想刊物所带动的台湾「文艺复兴」风潮影响，而且都先后聚集或围绕在学校刊物「南一中青年」里。

台湾的60年代是个文艺复兴年代。相较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从神权笼罩下解脱，台湾则是从50年代严厉肃杀的禁制中松绑，而出现了创作与出版的荣景。那时不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书与丛刊，包括在地的创作与外文的编译，更有很多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务、世界、中华等，也将他们在2、30年代大陆时期的老书大批翻印出版，譬如商务的「人人文库」涵盖了大陆时期那2、30年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如此新老书店如雨后春笋，一套套文库接续出版，有如一场思想的盛宴，带给战后台湾新生代巨大的启蒙。

这也是个文艺丰收的时代，不仅大陆来台的青年作家开始大量创作，新生代的台湾青年也很快地掌握了白话中文。文学创作者如雨后春笋纷纷冒芽，甚至长成大树，创作出大量文艺作品，开创了后来称为乡土文学的流派，引发风潮，成为70年代后期「乡土文学论战」的文本基础。

60年代又是五四运动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做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一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在出版物与思想上，藉由像人人文库这样的丛书在台湾重新出现，还借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重演一遍，有若一场为台湾新生代所办的中国近代史的补课。当然这些补课与排演都必须限制在当时的亲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内，只能涵盖到五四丰富意义中的有限面向。这些翻版的大陆旧书与此论战相关的各种论述与翻译，包括李敖与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如此构成了台湾60年代知识青年从中学到大学的思想成长背景。以「西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在年轻人中遂戴上了神圣光环，以美国为标竿，做为其全球化思想基石的「现代化理论」，也在台湾的思想界开始发声。

美国文化影响台湾的年代

60年代又是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的各种叛逆之举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新潮电影大量传入。台湾青年经过本土文艺复兴的洗礼后，接着如饥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风潮的感染，也就顺理成章了。加上台湾是美国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前哨，驻台与越战休假美军也带来一番美式风光。全部使用英语广播的美军电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学子聆听上国之音的重要频道，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带着叛逆因子的西洋热门音乐。因此欧美青年运动除了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外，更大的是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经由音乐、书刊、影像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思潮，也浸染了台湾的艺文圈。

1968这一年，与南一中青年社有关的这两个小团体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出现的。这当然不是特例，青少年的文艺热到处发芽，每个高中不论男女生都有这样一批人。翻开各个高中校刊都可以发现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在大谈存在主义、卡夫卡、卡谬、摇滚乐、逻辑实证论等在欧美过时或流行的艺文与思潮，当然政治与社会议题还是不能直接碰触，只能委婉道出。

政治与社会议题虽然没去碰触，但随着信息的渐渐开放，欧美很多造反的信息也一点一滴流进台湾。台湾报纸的国际新闻编辑利用仅有的一个版面，想方设法塞进了不少这类信息。1968年有心的读者还是可以在这有限的版面上，读到当年1月越共发动春节攻势，5月巴黎爆发学生／工人运动，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时，美国派兵镇压场外的反战示威群众等消息。当然，你读不到在同一年3月的柏杨、6月的中广广播剧导演崔小萍，以及7月的陈映真一伙人，被捕入狱的消息。

1968年是越战的高峰，也带给台湾经济不少好处。台湾所能得到的信息毕竟有限，甚至有心人设法从欧美媒体得到的，也多是支持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然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那几年成立审判美国总统民间法庭，以及他「宁赤勿核」──宁愿「赤化」而不愿毁于核子战争的立场，倒是困惑了不少文艺青年。罗素的著作那时正在台湾流行，他的个性解放的教育理念影响到不少人，成了后来在世纪末搞台湾教改那批人的理念来源。但是他当时的反美与和平立场，在深受美国主流媒体笼罩的台湾，却一时令人难以下咽，只能遗憾他竟是姑息分子？尽管如此，罗素的反战确实带来了一丝另类启示。

保钓运动释放出学生的动能

在这样的氛围成长的中学青少年也总要互相认识与较劲的，南一中这些学生曾在1968年初到台北拜建中青年社的码头，而暑假时建中的这批人也回访南一中「比赛足球」。这类青年学生的互相串连也绝非特例，而1968年的这次南北串连，却为3年后的保钓运动铺了路。

1971年4月发生在大学校园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是台湾战后新生代在60年代心智成长期间所累积动能的一次总爆发。那年我就读台大哲学系二年级，并加入学生社团大学论坛社。那时聚集在论坛社的主要正是在1968年曾经南北串连的那批中学生，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因缘际会，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主要发动者。

其实那时美国在东南亚以及第三世界的角色已经逐渐清楚，譬如1968年发生在越南美莱村的美军屠村事件，这时已被揭露。美国深陷越战泥沼急于脱身的企图，也反映在其主流媒体的开始倒向反战立场上。在Life杂志上可以看到令人震惊的各种越战影像，包括美莱屠村事件。我至今难忘那时在台大研究图书馆的英文杂志阅览室里，看到这些图片时所受到的震撼。保钓运动前夕，我们已约略能看出越战所暴露的美国霸权的真相及其美式民主的欺罔性。此外，陈映真在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所传递的另类理念与第三世界观点，也渐能为我们所理解。同时台湾快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渐浮上台面，蒋经国已准备接掌政权，启动了改革的开明气象，台湾媒体开始讨论起种种社会问题。

在这种新情况下，台大的保钓运动就不只是单纯强调国族立场的爱国运动，当时被驱逐的宜兰渔民可是有血有肉的同胞，而美国的霸权角色也被揭露。同时保钓运动所释放出的学生动能也没限制在领土之争上，接着马上引发学生对校园民主的参与，对言论自由的争取、对国会体制的质疑以及对社会弱势的关怀，最后竟至于去争辩左右与统独问题了。台大学生的这一连串行动，最后在1973年春天开始的当局整肃行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划下句点。

钓鱼台问题所触发的台大学生运动，从1971到1973虽然短短两年，却是台湾战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的新生代，在60年代所累积的思想与生命动能，包括 1968年的种种，藉由保钓而起的一次爆发。虽然晚了点，在台湾战后的历史上却有着关键意义。此后台湾的政治与思想开始变化，世界局势也从尼克松访问北京后改观，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越战结束，冷战体制开始转型，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当今局势的滥觞。而如今1968的40年后，我们是否再一次面临大变局呢？

原载：台湾《破报》http://www.pots.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