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甘当“三门干部”

　　回到北京不久，1972年1月10日，在这天发行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长长的名单中，出现了胡耀邦的名字。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人们都知道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标志着胡耀邦不再是被批斗和审查的对象。很快胡耀邦就要复出，重新参加工作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谈话，准备安排胡耀邦到甘肃省工作。但是，在如何对待驻团中央的军代表起草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审查结论上，双方发生了冲突和斗争。胡耀邦被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根据所谓的审查报告，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对这个审查结论很生气，于是据理力争，逐条驳斥。胡耀邦表示拒绝检查，不承认自己属于“三反”分子，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

　　由于胡耀邦迟迟不肯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认错”，复出的工作安排就被搁置起来。胡耀邦就这样被长期地“挂”了起来，平日除了参加“学习会”，定期向军代表做思想汇报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埋头读书上。为此，胡耀邦自嘲自己为“三门”干部，即只逛街，不串门（怕串门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有求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过，这种长期被“挂”起来的生活，对于一个有志于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革命者而言，其中滋味，实在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这种无味的生活，使胡耀邦内心备受煎熬。但即使如此，胡耀邦决不去做出卖个人良知和革命气节的事情。正如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讲到的：“我这个人哪，一辈子是立不了功了，不是那个时代嘛；也立不了言，像孔子、孟子那样；所以只好立德，那就是说要一辈子保持气节和人格。”这也正是胡耀邦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林彪事件的发生还是令胡耀邦倍感欣慰，重新点燃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希望和信心。就在他拒绝在审查结论签字的第三天，即1972年11月10日，正当“四人帮”在台上疯狂肆虐的时候，胡耀邦在给一位黑龙江的农垦青年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显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的倒了下去，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们利益一往无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时刻要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胡耀邦即使在当时处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仍想尽办法去帮助还没有得到“解放”的老干部尽快获得解放。胡耀邦多次为陈丕显的“解放”出主意、打气，鼓励陈丕显积极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个人情况，争取早日得到“解放”。陈丕显给毛泽东的信，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批复。陈丕显被解除监禁，初步获得了“解放”。

　　读书班上改造学习，叶剑英力荐胡耀邦参加整顿

　　1975年5月，胡耀邦被点名，要求其参加“四人帮”组织的专门为整肃老干部而在中央党校举办的读书班。读书班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到会上讲话，做了报告。

　　这时，到读书班毕业典礼会上讲话的叶剑英又一次解救了胡耀邦。历史上，叶剑英与胡耀邦同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共事。那时，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耀邦同志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大搞“逼供信”、对革命干部群众妄加罪名的情况下，胡耀邦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从那时起，叶剑英对胡耀邦这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的印象。后来叶剑英进一步了解到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深思，更是赞不绝口。

　　建国后，叶剑英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共青团的总书记，两人工作上的往来就变得少了，但是这并没有消磨两人建立在彼此信任和真诚基础上的革命友情。1964年，已经严重“左倾”的城乡社教运动在全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此时在陕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对这种过火行为表示担忧。胡耀邦在研究后果断决定要“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某些领导，对胡耀邦的举措严厉批判。大会小会的连续批判，加之过度的劳累，胡耀邦突发大脑蛛网膜炎，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西北局某些领导继续对胡耀邦进行批判。这时，从北京到陕西视察军事的叶剑英对胡耀邦敢于顶风纠“左”的行为，敬佩不已。为防止胡耀邦发生意外，叶剑英坚决地将胡耀邦带回了北京，使胡耀邦逃过一劫。

　　在读书班的毕业典礼上，当叶剑英发现胡耀邦也在读书班里后，当即和胡耀邦谈话，询问胡耀邦文革以来的基本情况。当叶剑英得知胡耀邦在被“解放”后，由于一直拒绝在错误的审查结论上签字的基本情况后，就回到中央向邓小平介绍了胡耀邦的基本情况。

　　正主持全国各个领域的整顿工作的邓小平，随着整顿工作的发展，将科技战线的整顿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对曾在部队、西南局和中央一起共过事的胡耀邦是了解和信任的。支持叶剑英的建议，同意胡耀邦参加整顿工作。

　　1975年7月17日，负责科技工作的华国锋找胡耀邦谈话，宣布由胡耀邦、李昌主管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工作。华国锋还传达了邓小平对胡耀邦等人的工作意见：一、了解和掌握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准备向国务院汇报；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中科院的发展规划；三、加强中国科学院的组织整顿，向党中央提名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将近十年靠边站，没有工作的胡耀邦，尽管这时已经是六十岁的花甲之年了，但仍有一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气和热情，他将党分配给他的这次工作，看作是自己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干革命的机会，倍加珍惜。在接到任命之后的第五天，就匆匆地走马上任了。胡耀邦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大干一场。

    中科院整顿成为胡耀邦在“文革”后期走出人生低谷、投入中国历史大转折恢弘事业的拐点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