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行业四新安全培训:汤显祖

连载：姹紫嫣红牡丹亭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培凯 
 　　汤显祖(一五五～一六一六)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明代的大剧作家，是《牡丹亭》的作者，是写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样美丽凄迷情境的文豪。这种简略的认识，虽说粗浅，基本上倒是正确的。尤其是放进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传统都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后现代”象征符号化与经典化之际，汤显祖当然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戏剧家，堪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一五六 四～一六一六)相匹敌。 
　　　　许多人称汤显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固然主要是因为各自在戏剧创作上都有伟大成就，可以媲美，但学者们同时提醒我们，还有个历史的巧合，两人都逝世于公元一六一六年。同年逝世，与他们各自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与地位，似乎是不相干的，但突出年代巧合，把“同年”象征化，转为文化遗产的时间符号，确实有助于巩固经典化的地位。　　有趣的是，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显祖死在一六一七年，晚于莎士比亚一年而卒，却仍然强调“东西戏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其实，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亥时，换作公历是一六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文献可证，青木正儿显然说错了。但是，青木正儿真正关注的是“同年”的象征意义，是东西方戏剧“同时”出了两位伟人，则是其他学者也都认可的现象。　　赵景深在一九四六年写过一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两人有五个相同之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徐朔方在一九六 四年也写过一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九七八年才发表)，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到了一九八六及八七年，徐朔方又接连两次探讨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代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因此，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这样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近年来，还有许多人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个题目上大作文章，甚至对比分析《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字技巧与剧情结构，当作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其实，说来说去，也不外乎田汉在一九五九年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所赋的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也就是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遑相让。 
汤显祖的时代与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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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  连载：姹紫嫣红牡丹亭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培凯 
 　　强调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时”，除了让我们肯定《牡丹亭》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艺术价值，产生民族自豪感，对我们理解汤显祖及其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有的，还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应当从历史的横宽与纵深两方面来看。　　先说“横”的，也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历史断面。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时”的历史横切面，在晚明社会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社会，都出现了商品经济蓬勃，市镇扩展，社会风 
气开放，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活泼跃动，阶级关系异动与解纽，以及财富累积与贫富悬殊共存的现象。这样的社会充满新的憧憬与挫折，拓展了思维与感情伸延的空间，给人模拟人生与展现想像的戏剧提供了“美丽的新世界”。　　明代社会发展到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间，承平已久，是最专制横暴的皇权，因皇帝之荒嬉而徒具其表，高压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松驰，出现了类似“解严”的社会开放心理。学术思想因王阳明学派对心性及人生意义的探索，使人深一层认识与肯定个人主体的意义，出现了个人信念与官方意识形态冲突的危机，甚至爆发出李卓吾那种对三纲五常的质疑。在高压皇权与意识形态逐渐松绑的气候下，中国东南半壁及沿交通干线(特别是大运河)地区，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人先富起来”，造就了消费文化，也刺激了戏曲文娱的急速发展。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从嘉靖到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二)年间，士大夫文人大量参与戏曲创作，不自觉或半自觉地，把社会变动的意识冲突与能量，以及激发出来的憧憬与挫折，带进了戏剧这个人生处境的想像空间。汤显祖的伟大成就，正在于他以生花妙笔展现了社会与文化意识的变迁，凸显了个人主体对人生意义的认知，指出追求幸福就要执著不懈，锲而不舍，虽九死而不悔。　　再说“纵”的，即是由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四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全球的宏观角度言之，就是西方的兴起、茁壮与拓展，建构“世界系统”的霸业，掌控了全世界经济政治命脉与文化发展方向的历程。在文化领域方面，四百年前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各地都展开了知识阶层主导的“白话文运动”，戏剧也从宗教性的道德教化剧转成反映社会变动与人生处境的“新话剧”。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洛佩，德?维加(一五六二～一六三五)与卡尔德隆(一六～一六八一)、法国的莫里哀(一六二二～一六七三)，都在进行文体的探索与创造，参与了文化变迁与转型的过程，重新审视个人命运的意义，直接导向现代人关注的世俗处境。从意识思维的脉络来看，这些三四百年前欧洲剧作家的创作，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及人生处境，息息相关，也容易产生发自心灵深处的共鸣。　　反观中国近四百年的发展，情况大不相同。晚明出现的学术思想及文化艺术开放局面，到了清朝底定江山之后，就渐次萎缩。一方面是康雍乾三代的励精图治，建立了大清帝国的宏图伟业，赫赫武功踵事以文华，强干弱枝，重本抑末，巩固中央集权而压制自发的商品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解放，重整阶级关系道德秩序，造成保守封闭的社会氛围。　　在文学与戏剧发展方面，清初的蓬勃只是延续晚明的累积的能量，不再有草根性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从文体变革的角度来看，明清传奇与小说呈现的文白糅杂，并没有衍生成文艺精英所首肯的主流：晚明雅俗交流产生的社会能量与文化反思，不但得不到茁长的空间，还日渐边缘化，只剩低俗消闲的作用。即使我们接受周作人的说法，把新文学的源头上溯到晚明，清代的发展也只不过是涓滴细流，不绝如缕而已。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要等到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之后，社会的主要能量已经忧积成反传统的洪流，才以结合西方现代文明的姿态出现，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戏曲)一举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明清以传统文人心态创作的戏曲，在思想感情上都令现代中国人感到格格不入，主要是因为，这四百年的历史文化距离，不是单纯的四百年，还包括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天翻地覆变化，学习的是西方，打倒的是自己的文化传统。看到戏曲的优美曲词，完全不知所云，倒是续起莎士比亚的白话译本，感到心灵的贴近。西方歌剧的歌词听不懂，也不问是意大利文、德文，还是法文，先赞美咬字吐音无懈可击，自惭学力不足；昆曲听不懂，就怪曲词艰涩，拖腔莫名其妙，质问为何不改成老妪都解的流行歌曲。其实，问题不单是出在时代的隔阂、文化传统自身的萎缩与后来的断裂，也出在我们自己对待优秀传统的态度上。　　那么，汤显祖及《牡丹亭》有什么现代意义?能带给我们什么文化启示呢? 
汤显祖人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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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  连载：姹紫嫣红牡丹亭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培凯 
 　　汤显祖青年时期就声名鹊起，十四岁(虚岁)入县学，二十一岁中举，是令人瞩目的青年才俊。他的人生规划与成长过程，和传统世家或富家的子弟差不多，读圣贤书，科举入仕，光宗耀祖。同时他从十三岁开始，就随阳明学的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学习心性之学，探索人生意义与道德真正理，奠定了自我本身的道德规矩，影响了他后来的出处进退及做人处事的方式。他于一五七一年(二十二岁)及一五七四年(二十五岁)两次赴京会试，虽然未中进士，但仍是意气风发，于二十六岁那年出版诗集《红泉逸草》，不减成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一五七七年，汤显祖第三次进京会试，面临了他一生副业前途的最大抉择。此时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为了安排自己儿子及第，企图罗致一批青年才俊，纳入“自己人”的小圈子，以便巩固日后的统治架构，也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建立后援基础，更为迫切的是，张居正身为首相，子弟高中科举，难免瓜田李下，让人怀疑有营私舞弊之嫌。结纳前来赶考的天下名士，一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二来可把应考的精英收在自己旗下，三来又能陪衬出自己儿子这一榜都是高才士，让天下人无话可说。张居正罗致的就有汤显祖及其好友沈懋学，显祖拒绝了邀请，而沈懋学则成了相府贵客。放榜的结果是，显祖名落孙山，沈懋学状元及第张居正的次子嗣修榜眼，一甲第二名。这段经历，对汤显祖当然是打击，但同时也是重要的人生启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体尊严，难免要付出沉重代价，尝到苦果。　　又过了三年，到了一五八年，汤显祖四度进京会试。张居正的三儿懋修也参加这次会试，又来邀请显祖了，而且一再到旅邸来拜访。张府再三垂青，礼数不可谓薄，然而显祖却“报谒不遇”，避开接触的机会。根据邹迪光的《汤义仍先生传》，张府再次罗致，“复啖以巍甲”，而汤显祖不但不应，还说了“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这样的话，标榜了自己人格的清高。这一次放榜，显祖仍旧落第，张懋修以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独占鳌头，荣登状元高位。张居正的长子敬修也榜上有名，同登进士之列。　　张家第二代在三年之间，一门三进士，还包括了一名榜眼，一名状元。当时人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众口紧固。有记载说，出现了匿名揭帖，是首打油诗：“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楚邦，指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标举六郎，是因为张居正四子、五子，一个袭阴，一为武职，都已飞黄腾达，只剩老六了。　　然而，当张居正在一五八二年死后，一年之间张氏便遭抄家惨祸，第二代的功名全遭剥夺，舆论也就不留情面了。《万历野获编》说：“今上庚辰(一五八)科状元张橘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汤显祖在张家遭殃之时，即一五八三年阴历三月，中了进士。次月，万历皇帝就派员查抄了张家，敲骨吸髓，逼得老大张敬修上吊而死，也引得显祖感叹：“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　　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做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詹事府主簿，继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共八年之久，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的创作。　　到了一五九一年，他对官场的龌龊贪黩再也看不下去，忍无可忍，打开了虚掩的门，上了轰动一时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时政。接着就遭到贬窜，发配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也就是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慨叹“青山一发是中原”之地。在这天涯海角的荒陬，显祖遇到了流放到此的张居正次子嗣修，也就是一五七七年的榜眼，十四五年前不愿意巴结的贵胄公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握语雷阳，风趣殊苦”，不但让显祖感到仕途险恶，甚且觉得人生如梦，世事荒诞无常。　　由于朝中有人斡旋，汤显祖得以离开贬所，于一五九三年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他在这个浙江山区“最称僻瘠”、连城墙都修不起的小县，一待就是六年，不得升迁。最后他抛弃了形同鸡肋的官位，在一五九八年春，不待上级批准，上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效法陶渊明，“彭泽孤舟一赋归”，回到了老家的临川，在城里构筑了玉茗堂。就在这一年，显祖四十九岁，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牡丹亭》的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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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  连载：姹紫嫣红牡丹亭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培凯 
 　　借着《牡丹亭》第一句〈标目〉，汤显祖提要钩玄，说明他的创作动机及旨意，更铺叙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人生道路坎坷感到无奈。他坐在玉茗堂，朝朝暮暮，做什么呢?就是创作《牡丹亭》，希望通过艺术想像的投射，展现另一种的美好世界：　　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 
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一九九五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像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像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像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像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像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著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像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 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理想爱情的追索，为“情”而死，而且“虽九死而未悔”，在冥界也不曾忘情，终能因情痴而冲破生死界限，还魂复生，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与梦中情人结合。　　对明清妇女来说，杜丽娘的还魂情节当然是不实际的，无法模仿。但杜丽娘的执著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当时妇女内心向往的最鲜亮榜样。社会环境不容纳，道德规范不允许，但妇女的内心世界里，幸福的想像却可以翱翔，可以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样去经历美好的憧憬。“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算此生无法得到，或许，还有来生吧?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梦中之爱”亦奇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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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栋霖  连载：姹紫嫣红牡丹亭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栋霖 
 　　杜丽娘与柳梦梅相识相爱是在梦中。这是汤显祖的艺术独创。元明爱情剧中男女主人公大都先期在某一场合一见倾心，莺莺与张生佛殿“惊艳”，王瑞兰与蒋世隆“踏伞”相爱，李千金先于“墙头马上”相识裴可俊，霍小玉因紫钗而与李益结亲，或者是现实中的有情人其实前世姻缘早定。唯独杜丽娘、柳梦梅在生前从未谋面，甚至根本未知有对方的存在。杜丽娘只是做了一场梦，梦境中出现幻想中的意中人，“将奴搂抱去牡丹亭边，芍药栏前，共成云雨之欢”。杜丽娘以梦当真、以虚作实，寻找梦中人。 
　　唯其是梦中，杜丽娘少女的心勃然绽放，她的青春的热情与人性的欲望才能没遮拦、无掩饰地自由奔泻。在梦中她摆脱了一切礼教的束缚与人为的拘束，她的心灵与肉身是那样自由舒展，自如张开；是那样青春勃发、激情洋溢。她羞涩而欣然地接受了柳梦梅给她“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在幽闺自怜”的赞美与怜香惜玉之情，她惊喜而温柔地体味着“忍耐温存一晌眠”，与意中人儿“紧相偎，慢斯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逗得个日下胭脂雨上鲜”。试想，若不是在自由的梦境中，杜丽娘如何得这“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她如何能与他相识相爱，而且痛快地“幽会”——“做爱”，让“情”如此自由无拘束地热烈奔放一番，以至于使杜丽娘如此刻骨铭心呢!　　汤显祖紧紧抓住杜丽娘一“梦”，发挥了一连串浪漫主义的奇思幻想。一是，让杜丽娘去“寻梦”。杜丽娘游园后，“竟夜无眠”，即去花园中寻寻觅觅，“只图旧梦重来”。梦，本是虚幻的，但是却要去“寻”，此又是一奇。奇中以见“情”之真与“情”之坚。二是，寻梦不见，杜丽娘一病憔悴，她就自行描画，“写真”留春。这又见行为之奇。三是杜丽娘一病不起，在中秋之夜情殇，临终嘱将她葬在梅树下，将春容画卷藏在太湖石下。四是柳梦梅“拾画”、“叫画”，竟引来杜丽娘香魂翩然降临，与他夜夜幽■。这是奇而又奇。五是柳梦梅遵杜丽娘吩咐，掘坟竟使杜丽娘还魂复活，令人不胜惊奇。从惊梦、寻梦到写真、情殇、拾画、叫画、回生，都是由梦中之情生发出的一连串奇幻之行。汤显祖是写“梦”的圣手，“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都以“梦”的构思深化戏剧创意，其中《牡丹亭》一“梦”最为奇幻新颖。汤显祖把杜丽娘一“梦”发挥得淋漓尽致。　　梦境的自由流动变幻潇洒，使梦境富有浪漫的诗意，烘托出梦中之情的浪漫浓烈。而其后生发的一连串行动也都是风雅别致之举，充满诗意。汤显祖让杜丽娘之情萌发于这一连串满贮诗意的戏剧动作与意象中，奇幻的梦境、浪漫的风流行为与优雅的诗情意象，烘托出杜丽娘之情。这是《牡丹亭》的浪漫诗情构思。
 
情与理的悲剧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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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栋霖  连载：姹紫嫣红牡丹亭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栋霖 
 　　“惊梦”、“梦中之爱”的构思，也恰是杜丽娘的悲剧所在，更是“情”的活力呈现。杜丽娘之“情”与“理”相对。理学在明代经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对整个社会与人都起着全面的压抑与钳制作用。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个性束缚与情爱的压抑尤其严酷，“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卫道人士们的说教。明代“表彰节烈”的行动甚于宋元。杜宝责备女儿白日“闲眠”，“是何家教”?他请腐儒陈最良教授杜丽娘，为的是“要他拘束身心”，当他听说女儿可能怀春成病，却说：“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陈最良是迂腐僵硬，他“从不晓得伤个 
春，从不曾游个花院”。在封建礼教严酷、“男女授受不亲”的环境中，杜丽娘有何机会与可能去接近青年男子?她只能在没障碍的梦境中相识意中人。汤显祖让杜丽娘初识情人只是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正说明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如何压抑与剥夺了一个少女爱的任何可能，而迫使她只能孤独地陶醉于幻梦之中。这是杜丽娘的悲剧所在。　　现实中的不可能就转而在梦境中追求与沉醉。杜丽娘“惊梦”之爱，不是“惊鸿一瞥”，而是立即迅速燃烧至炽热点：“和你把领扣拉，衣带宽，袖梢儿■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紧相偎，慢斯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惊梦〉写得很明白，这对初恋情人不仅一见倾心而且爱得很深，他们相爱而且幽会——做爱了，“共成云雨之欢”，不仅有心灵的互相吸引，而且有肌肤相拥的热烈深切。〈惊梦〉如此热辣辣地呈现杜丽娘的爱与欲，我们不觉得其俗，而是认识到汤显祖对“情”的思考的深刻。杜丽娘自称：“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她对美、对爱的追求，是天然而然形成，不需任何引导。所以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汤显祖以杜丽娘“惊梦”显示这“情”乃是天然的，天然的爱情与欲望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住的。“惊梦”使潜藏于杜丽娘内心深处的情一下子全面觉醒了。与其说杜丽娘在梦中相识了一个“人”，不如说这个“人”让她感受到了情的热辣辣的魔力；与其说梦醒后她要寻找这个“人”，不如说杜丽娘要寻找那令她铭心刻骨的“情”。这一思想显然受到明代的个性反叛思潮的影响。　　汤显祖曾受教于心学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他赞赏与接近左派王学的另一思想家李贽的叛逆思想。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而主张“吃饭穿衣就是人伦物理”，要求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即解放人性，例如赞扬卓文君私奔是“善得佳偶”。　　《牡丹亭》表现“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柳梦梅所追求的“情”与以杜宝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理”)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戏剧冲突的基础。明清传奇的特点是剧中对立双方人物的行动形成两条情节线并行发展。杜宝、杜母、陈最良等人的活动构成了杜丽娘生活的外部环境，这一外部生活环境的理念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之“理”。杜宝、杜母、陈最良对杜丽娘的态度虽然表现有别，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个：“用封建礼教来规范杜丽娘”，以至于他们都无视杜丽娘内心发生的激烈变化。杜丽娘也只是独自在心灵中幻想着，挣扎着。在那样的外部环境的压抑下，她无法表现与付诸行动，她对爱情的幻想与追求只在自我内心激烈地冲突、挣扎与煎熬着。这就是形成了杜丽娘的内心动作。这个内心动作具有悲剧性。这一内心悲剧动作所具有的含蓄深沉戏剧性与缠绵浓艳凄异的抒情性，正是《牡丹亭》戏剧魅力之所在。　　追寻与实现梦中之“情”，是剧中人杜丽娘的贯穿动作。“惊梦”的意蕴贯通了全剧。“梦”中之“情”的“一往而深”支配了杜丽娘在梦醒之后的人生行动。这个贯穿动作明确、充沛、有力，而且一以贯之；几经曲折，由人而鬼，由鬼返人，天翻地覆，经历磨难，而情始终不变。戏剧峰回路转，高潮迭起。“惊梦”之前，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是单纯明净也是单一的，她要做什么，她自己并不明确，她只有一丝淡淡的苦闷。“惊梦”之后，杜丽娘的内心形象立即明确，情感世界丰富充实。她虽然是个封建时代的闺中少女，温柔娴雅，在对待爱情问题上不如她的同时代西方姑娘朱丽叶那样热烈奔放，但是杜丽娘一旦觉醒就一往情深，咬住不放，经历磨难，生生死死而不悔。因此，她的戏剧动作非常明确、有力。 
追寻真爱的戏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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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栋霖  连载：姹紫嫣红牡丹亭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栋霖 
 　　〈闺塾〉到〈惊梦〉是杜丽娘爱的幻想与内心动作的开端。“游园”时，她一连唱了［步步娇］、［醉扶归］、［皂罗袍］等好几支愉悦的曲子，细细欣赏姹紫嫣红、美景良辰，她的心情因为被春心也是情心唤起而轻灵柔美，但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