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培训讲师 好做吗:陕西珍藏的金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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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形狩猎纹银镜背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直径21厘米

  1981年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镜背面整个构图采用了平凸和浮雕相间的技巧构成,在镜钮的周围有四个骑马猎手,手持弓箭,弓玄拉满,追杀拼命奔跑的免子、羚羊、梅花鹿、黄狼。四马腾空,双目的圆,作疾驰状,在四马的空间填植桂花树,画面边周分别装饰由飞燕、飞鸟、流云、莲花瓣、葡萄等纹组成的图案。镜原为铜质,背面镶嵌镜背,可能出土时镜与镜背脱离,余下银镜背壳。它是用模范锤打压制成,如现在的冲压工艺,富于立体效果,上面的纹饰海兽、葡萄早在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带回,唐代与西域往来更为频繁,西域的葡萄、海兽不断运入长安,成了当时装饰图案,当时的贵族又善于骑马射箭,这面银镜背纹饰正是唐代生活的反映。
                                                                                鎏金龙首银锁链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长102厘米 龙首径3厘米 链径1.9厘米

  陕西省咸阳市窑店出土

  长银链两端为龙首,链为龙身,龙首与银链为一体。龙首为独角长嘴,巨目龇牙,大耳长须,鼻上卷,口含圆环,环为锁扣,各部位结构巧妙合理,制作精细,使用方便,龙首为铜质外包银,表面鎏金,链银质,链与龙首铆接,牢固耐用,是一件具有很高艺术装饰实用品。

  经过考证为项链,古代有一种五兵项链与此相同,到唐代可能仍延用。
                                                                               金凤饰件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宽6.7厘米 高6.6厘米

  1971年2月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金凤双翅开展,两足蹬地,为欲飞状,头顶高花冠,披长绒毛,细眼短嘴,目视前方,曲颈、尾部向上,每束尾羽是有规则的缠枝叶形,层层向上,项端为花朵,自然生动,翅、尾、足动作谐调,把腾空将要起飞的一刹那的动作刻划的非常形象。凤在当时是神灵,“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长”,是崇高尊贵的象征,代表皇后、妃子。这件金凤造型饱满圆润,是唐代凤鸟的独有特征。
                                                                                   金树饰件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上宽7厘米 根宽1.9厘米

  树杆0.9厘米 高13.5厘米

  1971年2月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金树两株,大小与造型略有不同、金树以树干、大枝、小枝组成,在枝上长满花朵,在树杆上长有树节,根部长有藤树向上盘绕,树杆下部都露出树根。树上的花朵原嵌绿松石,金树绿花,劲枝柔藤分外富丽,有厚重严谨之感。以上的金器都是锺击而成,嵌绿松石(现已脱落),造型优美,生动自然,华丽动人,表现了唐代金匠的高超工艺水平。
                                                                      金鸭饰件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宽3.3厘米 高2.3厘米

  1971年2月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造型与现实生活中的鸭子基本相同。
                                                                       金龙饰件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长9.4厘米 高4厘米

  1971年2月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龙为腾空奔驰状,器形小,制作精湛。头长独角,角向后作卷曲状,巨目大嘴,在曲颈与背竖立齿状脊,通体饰鱼鳞纹,前爪向上挥舞,后腿向后蹬,爪为三趾,长尾,端部卷曲,整体显得饱满、圆润、生气勃勃。龙在现实生活中不曾见到,是幻想的猛兽,到了唐代,龙的形象与前代神秘怪诞的开头不同,强调写实,近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
                                                                          金花饰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直径6厘米*7.2厘米

  西安市西郊仪表厂出土

  花饰出土时有一对小巧的金合页相伴,说明这些花饰原是用于妇女梳妆匣一类用具外表的装饰之物。金花形式分为叶形和团花形两类。枝叶形花以变形的串技莲花组成,外形似一枝花叶,团形花饰同样以变形的串枝莲花组成,外形近圆。从保存的痕迹看,花饰上原嵌有圆形和桃形宝石,今已脱落,花枝叶面留有多处圆孔,系穿钉用。花饰构思巧妙,做工精细,叶面舒展,枝杆凸起,变形中寓含了写实,是唐代金银工艺的精品。
                                                      鎏金云雀纹银簪2件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长25.5厘米

  1986年11月陕棉十厂出土

  簪体扁平,簪首为双叶,其间装饰一对长凤尾,面上錾刻层层流云,云上各飞一只云雀,尖嘴圆目,双翅齐展,长尾施后,自由翱翔。簪体结构巧妙,体长,簪首薄而宽大,戴在头上增加艳色。簪、钗与步摇均是古代妇女头上的发饰,是古人用来插发髻,或连冠于发的一种长针,后来专指妇女插髻的首饰。《仪礼。土冠礼》文献中有戴簪的记载,诸如《史记。滑稽列传》:“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杜甫《望春》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其质地多种,有金、银、玉、骨及美石等。唐代妇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妇女可以抛头露面郊外踏青。到街市购物,到娱乐场所游玩,也可以穿男服上街,着胡服骑射,正是“三月三日天气好,长安水边多丽人。”从唐代壁画,女俑中看,妇女多体态丰腴,重视化妆,除了服装美外,脸用粉与胭脂,画眉、贴花,使皮肤娇艳,发式丰富多彩,有倭堕髻,高髻、低髻、风髻、小髻、乌蛮髻、同心髻、花髻等,当时对妇女发髻插簪赞句很多。岑参《后庭歌》:“美人红妆争艳丽,侧垂高髻插金钿。”还有韦应物《长安道》等。上述的云雀银簪正是当时妇女使用的发饰,其纹样是錾满流云与云雀,它是采用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将云雀的羽毛刻画的非常细密,尤其腹羽,细如丝发,富有松柔的毛感,表现出云雀努力向上飞翔的意境,加上鎏金簪插在乌默默为的高髻发上,便带有高贵艳丽的气质。松柔的毛感,表现出云雀努力向上飞翔的意境,加上鎏金簪插在乌默默为的高髻发上,便带有高贵艳丽的气质。
                                                                     银熏球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直径5.4厘米

  陕西咸阳市窑店出土

  作圆球形,用锤击、切削、抛光、铆接等工艺技术制作,通体镂空,花饰为织物状忍冬花纹,是随身携带的焚香之具。银熏球是唐代金银器工艺品最佳之作,主体由上、下两个半球体扣合构成,接合处装有一个小型轴,其余部分制成扣合严密的子母扣,结合牢固,启合方便,下半内装置两个同心活环和一个焚香盂,各部件以相对称的活轴关连器壁,利用同心和活轴造成的机械平衡,确保焚香孟在球体无论怎样转动情况下,都能保持水平状态,不使香料撒出,此件银熏球是高超的工艺和科技相结合的代表作品。
                                                                   树下双猴纹银盒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0.9厘米  直径4.2厘米

  1968年西安市城建局送交

  圆形,底与盖中心均略隆起,纹饰有所不同,在底与盖的国形面上錾刻一株阔叶树,树荫蔽地,枝丝垂绕,树下有双猴,空间填以花瓣。底与盖为子母扣,其侧为平列式如意云组成二方连续图案。银盒是当时妇女盛妆用品的粉盒。树下的双猴,盖面为两猴对面盘坐,底面两猴为面相一致,一猴攀树,背面一猴也准备攀登,为传统寓意图案。猴与侯同音,候是古代爵位名,为五等爵位的第二等。《礼记。王制》:“王有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双猴意为一代一代为候,祖祖辈辈被封为侯爵,即辈辈侯。有关猴的图案,寓意吉祥的还有“爵禄封侯”、“封侯挂印”、“马上封侯”等。此银盒錾刻的画面满而不繁,密而不乱,巧妙构思,以一株树“蔽荫”上方,中心部位双猴,此画纯用细线条“勾勒”,精细入微,一丝不苟,双猴身上画短小的细线,表现全身的皮毛,头顶的一撮绒毛耐人回味,形象准确,神态生动,显示出錾刻艺人精湛功力。
                                                                            龟背银盒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2.3厘米 直径3.7*4.7厘米

  盒身呈龟背状,盒面高隆龟背纹,盒底平坦,锤击成型,花纹平錾,侧面为素面,盒内装有水晶珠两颗与褐色橄榄形玛瑙一颗。三个银盒造型优美,錾刻精巧,装饰纹样从花鸟到人物,具有独特风采,为唐代银器中的精品。银盒上的人物与铭文反映了唐代与外国的友好往来,唐王朝是东方文明的强国,首都长安城具有强大吸引力,世界各国学者、官员、商人、僧侣等,由陆路海路到达长安,“丝绸之路”是文化经济交流的道路,把西域物品宝货带到长安,又把丝绸等物品远播异域。另外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大批西域胡人的俑及善于行走的“沙漠之舟”骆驼,生动的再现了丝绸之路上商队与胡人来往长安的壮丽情景,银盘上的“昆仑王国”等七国,对研究当时的西域文明与唐朝的往来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鹦鹉纹海棠形银盒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3.4厘米 直径4.9*6.4厘米

  海棠形盒盖、底均隆起,盖面更高,子母扣,海棠形喇叭圈足。锤击成型,主题纹样模冲,花纹平整,其上纹饰涂金,盖面正中为首尾相向飞行的鹦鹉一对。底衬以缠枝卷草,边沿为单相仰瓣一周,侧面为一正两破式海棠瓣二方连续图案。
鹦鹉纹海棠形银盒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3.4厘米 直径4.9*6.4厘米

  海棠形盒盖、底均隆起,盖面更高,子母扣,海棠形喇叭圈足。锤击成型,主题纹样模冲,花纹平整,其上纹饰涂金,盖面正中为首尾相向飞行的鹦鹉一对。底衬以缠枝卷草,边沿为单相仰瓣一周,侧面为一正两破式海棠瓣二方连续图案。
“都管七国”银盒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5厘米 直径7.5厘米

  “都管七国”银盒:盒身呈现六瓣状,如梅花形,盖面高隆,子母扣,盒面中部为圆弧六角形。底部平坦,有喇叭形六瓣高圈足。器物锤击成形,花纹模冲成形,细部平錾加工,纹饰鎏金鱼子地。正中六角形内,錾骑象一人,前有顶物膜拜者,后有手持伞盖者,表示了骑象者身份高贵。象右侧一人站立,左侧一人随行,一人就地而坐,象身备的鞍鞯。膜拜者前方有“都管七个国”五字款,上方有“ 昆仑王国”四字款,下方有“将来”二字款。周围六瓣分别錾刻六国,从昆仑王国右侧起,顺时排列有以下诸国及地区:“婆罗门国,有一身着袈裟,手执禅杖的僧人站于左侧,右侧二人作问讯状,中间置一小口大腹方瓶于地,瓶口插花,左侧有”婆罗国“傍题,右侧有”* 锡“二字:”土番国“榜题;疏勒国;左侧二人执刀,右侧一人恭立,一人持弓,四人皆英武强悍,表现了疏勒尚武精神,中部”疏勒国“榜题;高丽国,一尊者居左盘坐,四人站立于左右,冠上皆插二鸟羽,长衣宽袖,着韦履,榜题为”高丽国“;白拓* 国;左侧有一老者坐于蒲团之上,右侧一人似作迎宾状,题榜为”白拓*国“;鸟蛮国;五个人均面对面站立,人皆长衣宽衽,首有角,右侧有”鸟蛮人“榜题。盒侧上下以缠枝卷叶为背景,錾十二生肖,并有子时半夜、丑时鸡鸣、寅时平旦、卯时日出、辰时食时、已时禺中、午时正中、末时日* 、申时晡时、酉时日入、戊时黄昏、亥时人定”錾文。
折枝团花纹银渣斗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通高9.8厘米 口径14.6厘米

  西安市西郊枣园村出土

  渣斗,也称唾盂,是古代较为常用的生活器皿,鎏金渣斗与乾符六年(879年)银铤同时出土,故知为晚唐遗物。口作喇叭形,束颈,体呈覆柿形,圈足。口部、壶体及足均为四瓣,口上花纹为三重结构,斗心周围錾变形宝相莲瓣八片;第二重为四株并蒂花、花茎攀绕,花相背开放,形成繁缛团花;第三重即口沿,为一周变相仰莲瓣。渣斗腹外壁有四组折枝花,每组为两枝花环绕,中心为一开放花朵,一周长满花叶,同样形成繁缛的团花,团花之间有三角折枝花,錾花部位均鎏金。银渣斗锤击成型,通体焊缝不易发现,盘口四瓣形制相应对称,壶体一周曲率一致,如同现在的冲压工艺制品,造型精致,纹饰瑰丽,是唐代金银器中罕见的精品。早在三国时期就有瓷器渣斗使用,并且流行,随着时间的延续,瓷渣斗的造型也有变化,由盘口变敝口腹部的最大直径由中部向下,分为早、中、晚三期,该银渣斗的造型与晚唐瓷渣斗相仿,说明仿照当时瓷渣斗制做。
抚琴舞鹤纹菱形银盘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长径21厘米 短径15厘米

  1968年西安市建局送交

  盘底海棠形、宽边,圈足已脱落,内“绘”纹饰,左侧有一文人席地而坐,置琴十膝上双手抚琴弹奏,身穿交领长袍,博衣宽带,束发,又目视琴;身后有一童子执杖恭侯,侧耳细听,抚琴文人对面有一闻琴鼓翼起舞的仙鹤,四周各有叠石一座,空间填一折枝花草,其外以菱形几何纹带及如意云头各饰一周,边缘又以石榴仙桃和折枝花相间。鹤是吉祥鸟,《淮南子。说林训》:“鹤寿千岁,以极其游。”王建《闲说》诗:“桃树百叶不成春,鹤有千年也未神”。鹤为天上的端鸟《诗经。小雅》:“鹤鸣于九臬,声闻于天。”传说鹤是长生不死的神禽,骑着它可上天与神仙相会。刘向《九叹远游》:“腾群鹤于瑶光”。所以文人雅士们私下喂养鹤鸟以表白自己清高,对鹤弹琴自取欢乐。还有以“一琴一鹤”寓意廉洁,《宋史。赵卞传》载:“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科”。宋神宗希望赵卞为政简易,亦如其行装之简少,故古时常以形容官吏的清廉。上述银盘寓意为文雅、廉洁、长寿、吉祥。
双凤衔绶带纹五曲银盘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3.2厘米 直径22.2厘米

  西安市枣园村出土

  敞口,平折窄沿,口为五曲,弧形腹,平底,锤击成型,纹饰涂金。内底中心为串枝叶组成圆形花团,内錾双凤衔绶带纹,周围散点分布扁团花五朵,每朵之间隔以破式四出花一株,直腹壁分为弧形五瓣,每瓣中间为折枝花,左右侧各錾鸳鸯,白头翁,黄鹂等飞禽,每一直腹瓣上 饰同心结带,内侧刻细柳叶纹一周。双凤衔绶带以串枝花叶为背景,繁花密绽,如簇如织,但繁而不乱,密而有致。表现春光明媚,双凤丝丝袅袅腾空飞舞,带着情感,带着希望,赤诚而浓烈,给大自然带来无限的生机。它那长长的形体与尾巴飘舞达到以形传神,似乎在向人们诉说自己的恩爱情感。
双龙鱼纹蔓草花长杯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3.2厘米 长径13.6厘米 短径7厘米

  西安市城建局送交

  长杯为椭圆形,四周翻卷荷叶,口略呈菱形,圈足脱落,锤击成型,花纹平錾,杯身内外錾以荷叶装饰,杯内部中心有隆起的火焰宝珠,双鱼环绕宝珠嬉游,通体錾金,杯造型新颖奇妙,纹饰生动精美。此杯由荷莲、鱼与火焰宝珠构成,荷莲表示夏季,在一片“汪洋”的水塘里长满了荷莲,其间有很多小鱼在游动,是农家常见田园鱼池景色,寓意吉祥。荷莲象征身居高位廉洁奉公。《楚辞招魂》“朕动情以廉洁兮”。王勉注。“不受日廉,不污曰洁”。莲与廉同音,意“清廉”之意。荷莲又取莲与连同音,鱼与余同音,意为“连年有余”。在怀中心有一火球,其鱼与一般鱼形象不同,又有另一重含意,双鱼化为双龙,即“鱼龙变化”。鱼化为龙,古喻金榜题名。《琵琶记。南浦嘱别》:“孩子出生在今日中,爹爹妈妈来相送,但愿得鱼化龙,青云直上。”鱼化龙,身份突然高升,寓意为“高升昌盛”。在一杯内有一图案,构成两个吉祥意,装饰巧妙,意味深长。
八瓣仕女狩猎纹银杯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4.5厘米 口径9厘米

  1980年西安市火车站东出土

  口为八连瓣,腹壁也呈八瓣形,单柄,圈足,足已脱落。外壁通体鎏金刻花,八瓣上部各为一组狩猎纹与仕女图相间围绕一周,下壁为八莲花瓣托扶。上刻鹿纹,下部圆环与上部连接组成,圆环仅能容一手指,下部可用手指托扶,使用方便。腹部人物纹样,由左向右,每瓣纹饰为在花丛中有三仕女,两个漫步聊天,一个扑捉花蝶嬉玩;骑马狩猎人,手持绳圈高举,策马飞驰,追赶两只野兽;一仕女手举婴儿,旁站立仕女手持团扇戏弄婴儿,另一仕女双手高举,准备接抱婴儿;骑马狩猎人,手持鞭追赶两只野兽;在花园中,仕女双手抱盒等候;将猎人骑马飞奔,回身拉弓射猎猛虎;舞乐图,一仕女翩翩起舞,其旁两仕女坐在凳子上,一个吹笙,一个弹琵琶秦乐;将猎人骑马急转,追赶两只猛兽,近圈足处有一圈相同的花叶纹饰。内底为波涛海水,水中有三条鱼围绕瑞兽竞游,即海水瑞兽游鱼图。
六瓣室相花纹银盘2件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1厘米 直径15.5厘米

  1972年西安市南郊曲江池村出土

  宽沿平底六瓣形,锤击成型,模冲花纹,一件盘心为一朵六瓣形团花,外绕一株阔叶折枝花,另一件折枝团花两旁纹饰涂金。此盘於曲江池村北出土,原是唐代曲江池遗址。当时1972年文物征集人员到曲江池考查遗址时,正遇到一社员赶马车,车轮碰到地坎上,土块崩落银盘出现。曲江池是唐城东南隅的风景区,开凿于汉武帝时代,隋宇文恺开渠,引南山义谷水注入,唐玄宗开元年间又重加疏竣,周回约七公里,池水面积约70万平方米,湖面壮阔,烟水明媚,沿岸有堤,所谓“长堤十里转香车”,岸边绿荫绕堤,百花姹紫嫣红,湖上可以荡舟,览岸边景色嬉玩。这两件银盘,可能是当时皇家贵戚在泛舟游玩时落入水池中,无法打捞,而留到今日又见光明。八出忍冬纹葵形银碗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4厘米 直径11厘米

  1970年西安市南郊出土

  碗口八瓣葵花形,腹微圜曲底,喇叭形高圈足。留足沿由连珠缀成。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纹饰涂金,碗内心有两重联珠纹围绕八出忍冬花结,其为内连弧形成八角,每角伸出一支花枝,花枝对碗口内凹处,碗外壁每瓣堑刻抱合式忍冬卷草,其枝为相对双“S ”形,构成花结。从造形与纹饰看,为初唐时期,受中亚、西亚银器的影响,如锤揲成型技术,碗腹装饰区间为“U ”型;足底连珠纹装饰均属外来遗风,然而唐代工艺师,熟练掌握并与中国传统工艺结合在一起,具有新的特征。碗内两个同心圆外,构成的图案是有规律的八等份,每等份纹饰均相同,又相互连为一个图案,即对称整齐又有韵律感,格局相同而又异向,构成一个完整有规律的花结装饰。

鸿雁黄鹏纹海棠形银杯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3厘米 长径13厘米 短径10.2厘米

  西安市城建局送交

  杯口微敝,杯壁斜收,器身与圈足均为花瓣,海棠形,每瓣口下有一凹棱,锤击成型,花纹平整,纹饰涂金,杯心莲瓣组成椭圆形,内有五朵如意云纹,其间翱翔两只鸿雁,组成双雁云间飞舞图案,杯内壁又统一周如意形云朵,内口沿为破式海棠纹,外壁每曲则錾以折枝花与黄鹂各一,每只黄鹂形态不一,十分生动,上下边饰莲瓣一周。双鸿雁云间飞舞图案为传统吉祥纹饰,比喻夫妻双双相亲相爱,和睦幸福,画面景物不多,仅有五朵云,其余为“空白”,表示天高云淡,意境澹远,以烘托出双雁飞翔动态不一,前面一只回首,悠闲若鸣,似在召唤,后面追赶向前飞翔,依依双飞,姿态优美娇健。其羽毛錾刻简单、真切、清晰可见,尤其是神情姿态的刻画,显得灵巧活泼,天真自然,双雁在倾吐着各自的情感,恬恬自得领略万里晴空的天趣,陶醉在美好的情感中。外壁由黄鹂构成的四组团花,各自形成一个单位,但是相互又有连接,构成一个整体,每一个单位的布局采用传统折枝花与一黄鹂鸟,布满画面,枝叶繁茂,光彩照人,沁人心脾,黄鹂有的飞翔,有的回首,使人感到其中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石榴折枝花纹银碗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4厘米 直径19厘米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工地出土

  敝口,浅腹,圜底,锤击成型,纹饰涂金。碗内底有三片阔叶与盛开的三朵鲜花围绕圆形,以四颗石榴为中心,组成美丽的图案,碗腹壁四周等距离散点布局,由石榴与花卉构成五组折枝团花,石榴为传统吉祥物图案,取其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寓意多子多孙。北齐南德王高延宗纳赵郡收之女为妃,帝到李宅赴宴,妃母宋氏献二石榴于帝前,诸人莫知其意,俗称其为“榴开百子”。在唐代器物上常见有以石榴为图案,亦为祈求子孙繁衍之意。
“李勉”双鱼蔓草纹银盘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1.2厘米 直径17厘米 边宽2厘米

  1995年西北工业大学出土

  双鱼蔓草银盘,平底,口沿微敞,银盘完整无缺,盘体以鱼纹为中心,分内外两圈,以对称的蔓草组成装饰花团图案。盘心双鱼以金叶134片镶嵌组成,形成金光闪闪的鱼鳞,运用错金法使金色的团花映衬在银白色底纹上,交相辉映,灿烂夺目。加工痕迹清晰可辨,精湛的加工技艺,令人为之赞叹。双鱼蔓草错金银盘底的底部有錾文:“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南道观察处置者团练,守提及莫谣等使,赐紫金鱼袋,臣李勉奉进”。李勉是中唐时期著名的三朝元老,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在相位二十年,‘禄傣皆遗亲党、身没而无私积’,被誉为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李勉在洪州刺史任内,也参与了进奉之列。从文献中看金银器多是在上层统治阶层使用,如《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永微六年,帝将立昭仪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可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
鸿雁折枝花纹银盘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3厘米 直径24厘米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出土

  侈口,盘壁斜收,环底,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盘内底中心饰阔叶折枝花与鸿雁,盘壁散点装饰阔叶折枝团花六株,口沿为椭圆形朵云纹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底盘刻划有“一十一两二分‘字样。盘内口沿,腹部及盘心錾刻花纹,规整自然,布局合理,盘心纹饰舒枝展叶,枝头缀满花朵,有的怒放,有的储蓄欲叶,煞是可爱。用花叶的”特写“表示花木丛林,一只鸿雁在空中飞越,回首瞻仰顾,似乎鸣叫,呼唤自己的伴侣,自由愉快的前进,显得雍容大度。腹壁上散点的花团,衬托盘心主题纹饰,象征着花卉繁茂季节,蓬勃生机,令人神往。
鸳鸯折枝花纹银碗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高4.7厘米 直径21.1厘米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校园内出土

  碗心是一对依偎的鸳鸯,一只扬颈站立,一只曲颈寻食,鸳鸯周围布满宽叶折枝花纹。碗腹外壁为六组相同的宽叶折枝花,碗沿饰一周变形的云朵纹,碗底有墨书“赵一”二字,为制作工匠之名。花纹以阴线刻划,外表鎏金,显得华贵、高雅。折枝花朵是唐代艺术作品中常用的纹样,有连续与单体两大类。连续式的多围绕器物一周,整体作二方连续,独立的花纹各自成组,外形作椭圆,近方形状。花纹本身由枝、叶、花朵三部分组成,唐人喜花,尤重牡丹,长安每到春季有“斗花”之俗,这类折枝花采用了变形的手法,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装饰题材。
金灶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长3厘米 宽1.7厘米 高1.2厘米

  1966年西安北郊长安城遗址出土

  灶是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炊具,在汉墓中常见陶质灶的模型器作随葬品,金灶为汉代罕见珍品,原嵌绿宝石,惜因年久脱落,它与汉代的陶灶造型相同。金灶整体近椭圆形,灶面上有一釜,釜内盛满粟米,粒理可见,釜前的两侧原镶两颗绿松石,现仅留嵌痕,后面的烟筒以金丝“盘筑”而成,烟筒两侧也有两个嵌痕;金灶正侧面为拱形,其上保留一颗绿松石,下面是方形灶口,用金丝和金珠组成“S”和弧形纹样装饰在灶口周围;两侧面与后侧面同样嵌绿松石,其以金丝和金珠组成流云纹。底面有“日利”两篆字。金灶的制作极为精巧,将一件日常生活用器经过精心的艺术加工,既不失原貌,又装饰得新奇富丽,光彩夺目。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为了追求享乐生活,生前腐化,死后厚葬,正如《盘铁轮。散不路篇》所说:“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从考古发掘的大型墓葬中厚葬物品之丰富,工艺之精巧,是惊人的。一般的墓葬内,随葬生活日常用品,如井、磨、仓、灶及家畜等模型,反映了对财富的占有。金灶出土使我们了解到汉代金银工艺的高超技艺。
王精金印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

  长1.1厘米 宽1.1厘米

  纽宽0.7厘米 纽高1厘米

  西安市沙坡出土

  印为立方形,龟纽,龟背突起,高鼻张口,睁目昂首,背部刻有六边几何纹饰,在六边形内与周围又刻连珠纹。龟四足上布满圆点纹,制作精细,既写实又夸张,以形传神,将龟的硬壳和具有弹性四足的质感都刻划出来,底部有“王精”篆文二字。印章上的龟纹为吉祥动物,龟是四灵之一,四灵有龙、凤、龟、麟。龟兆吉凶。“龟之言久也,千岁而灵,此禽兽可知吉凶也。”

  柳氏《龟经》“龟一千二百岁,可卜天地终始。”因此,传龟能卜凶吉,寓意长寿,故龟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一种装饰。王精金印上的龟纽是吉祥的象征,在汉代的印章上,很多印上的纽为龟,古代也常以龟蛇合为一体,称为玄武,它能捍难避害,寓意吉祥。
金虎符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长4.8厘米 高2.3厘米

  1979年陕西省凤翔出土

  金质,作卧虎状。巨目大耳,龀牙,四腿曲卧,长尾上卷,通体纹饰为凸雕合阴刻,器背面有扣槽,体形小,但制作精美,雕刻生动,造型雄奇,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似为仿虎符之作。虎符,也称兵符,起源春秋战国时期,迄秦汉继续使用,到隋及以后还有使用,唐用鱼符,宋有虎豹符,明为金牌。虎符在我国古代封建皇帝授予臣属们兵权后,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多以青铜或金铸造,也有用玉、竹、木制造。符中剖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一般右半部由中央保存,左半部发给统领军队的将军,使用时两半互相符合,验证后表示命令真实可信。在文献上曾有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一段历史说明兵符的重要作用。目前发现虎符有:1975年陕西西安郊区山门口出土的泰国杜虎符,铜质,符内有错金篆书40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兴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翳。”从而可知虎符的性质、作用和各种符的职权范围,另外还发现秦新虎符,秦阳陵虎符,均有铭文。从铭文中可知上述三件铜铸虎符的时间及国属。金虎上没有铭文,其出土地点是凤翔县虢镇,原是先秦所辖区域,另外从造型特征看,属春秋战国时期,因此推断此虎为早期形状。
金兽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长3.3厘米 高3.3厘米

  陕西省凤翔县出土

  金兽呈回首观望状,宽耳后抿,圆目高眉,大鼻呲牙,形体如虎豹,卷曲匍状,长尾上卷,作为髅空,以圆珠为鳞,兽身底面中间为长方形孔,是铸造而成。而足做瓜状,首头凶恶,令人生畏,看似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动物特征集于一身,显得奇特而娇健,造型特点仅是轮廓型,粗放流畅,不多作细部描绘,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金兽出土陕西省凤翔县,该县在唐以前一直被称为“雍”,它是古代著名城市,在春秋时代到战国中期以前,为秦国的都城,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67年)至奉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长达294年,历经19个国君,秦国在这里不断努力,苦心经营,使经济与军事得到发展。这件金兽就是在凤翔县城南姚家岗不远的地方,修家田水利时发现,从出土地点与金兽的特征看,为春秋战国时期。
金梳背
唐(618-907)

  高1.5厘米,长7.9厘米,厚0.34厘米,重3.2克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金梳背为个圆形,先用两层金片剪裁成型,然后将金丝掐制成的卷草、梅花焊接在梳背的两面,花草外围还有用金珠焊接出的周边,纹饰极其细密,需用放大镜才能仔细辨认。器身中空,以插梳齿。

  唐代妇女发髻高大,造型多种,发髻上的装饰也十分丰富。当时,贵族妇女多喜欢在发髻正中处或周围插上若干个小梳子作装饰。有的竟多达八把。王建在《宫词》中写道:"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耸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形象地描绘出妇女发髻优美的造型和复杂的装饰。元稹的《恨梳成》将妇女梳妆的情景写得更为具体:"柔鬟背额垂,从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指花脸。"在张萱的《捣练图》,敦煌莫高窟《张仪潮夫人出行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妇女插小梳的形象。

  金的延展性能很好,1克纯金可以拉成直径0.00434毫米,长3500米的细丝。用金丝掐制成花形,然后再焊接在器物上,称掐丝焊。将金液入冷水中,炸裂形成细小的金珠,然后再将金珠焊接在器物上。这两种工艺在金银细工中属尖端技艺。汉代,中国金银工匠就已掌握了这种技艺。唐代更为高超精湛。这件金梳背,就是唐代掐丝焊和炸珠焊接工艺的杰作,在指头大的梳背上,将发丝细的金银掐成的花草整齐地焊接在上面,周边还接一圈针尖般的金珠,金丝粗细均匀,金珠大小一样,焊口平直,看不出丝毫焊缝,经历一千多年,仍然没有开裂、脱落,令人难以想像,堪称金银细工的典范,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