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玉昌最近活动:曾国藩：办事之人与传教之人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陈海春

这几天我在湘湖大地上走了一遭，既看了毛主席的家乡，也看了刘少奇的家乡，感到格外亲切，不虚此行。但不知为什么，在旅行的途中，我脑袋里总是想着作为清朝湘军缔造者和指挥者的曾国藩，还把同是湘湖子弟的曾国藩与毛泽东主席联系起来（当年，毛主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提法大为不满，说：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毛主席的老对手蒋委员长说：“平生只服膺曾文正公。”他的案头和床头摆放着两部必读书：一部是《圣经》，另一部便是《曾文正公全集》。前者是做给老婆宋美龄看的，后者才真可谓情有独钟，反反复复精读了数十年。不过一是他疏于文字没留见解，二是他的见解显然输于毛主席，所以不足挂齿。毛主席年轻时，曾对曾国藩佩服之至，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现藏于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主席对曾国藩的评价最经典的还是体现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他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他认为，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清代曾国藩也超过了左宗棠，这是因为，曾国藩和范仲淹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他21岁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1852年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湘湖大地，他授命并因势在家乡拉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延至今日，从而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传教之人。传教首先要传给自己，因此，它的第一好处是修身以自强。曾国藩十分注重个人品行的修炼，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品格。曾国藩强调要善“耐”，他与洪秀全的对抗初期是屡战屡败，并遭人唾骂，对此，他“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百折不挠、强毅奋发的品格，使曾国藩笑到了最后。曾国藩还继承了儒家“慎独”的修身传统，养成了勤勉、谦谨的性格。他一生始终不渝遵照“慎独”这一信条，最终达到了胜不骄、败不馁、居安思危、处变不惊的境界。传教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将志同道合的人汇集到一起。曾国藩为什么能打败洪秀全，除了武功之外就是文功了。他的成功经验有两条，一是通过传教聚集人才，培养身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二是通过传教赢得人心，培养天下日益增多的参与者。曾国藩早年长期注重研习理学并通过相应的学术交往，使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理学的士大夫群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们投奔曾国藩的麾下，聚集于湘军大营，形成了湘军文化集团，使湘军在对内、对外的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另外，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毁坏传统、扫除名教、摒弃孔学运动早已心存疑虑，而曾国藩审时度势，用捍卫名教、承继国学传统的旗帜，沟通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唤起他们共同的人生信仰和价值取向，这不仅赢得了道义的力量，而且赢得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心。就连太平天国的将领李秀成也认为太平军的劣势在于“官兵多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可叹！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办事之人。他懂得要成就事业光靠说教是行不通的，必须从具体的事情入手。曾国藩办事的特点有三条：一是按规律办事，二是按规则办事，三是按需要办事。作为一个书生出生的曾国藩，其战略战术也是了不得。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这些都是合规律之举。他还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为此，他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在选择军官时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等等。这些都是合规则之举。但是，曾国藩不会让那些被常人认为是合规律、合规则的事情捆住手脚，这恰恰是他与那些迂腐的文人最大的不同。比如说“杀人”，他就认为，乱世之下必用重典，当杀则杀，为此，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绰号“曾剃头”，他却不以为然。这些都是合需要之举。这点上，毛主席不愧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当年天下初定，一批来自共产党内部的“细菌”开始蚕食共和国躯体，主席思考再三，认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于是在1952年元旦过后不几天发出了这样的指示：“各地如果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此“共和国第一刀”下去，天下太平数十年。

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件事都可以通过传教与办事来体现。因此，办事和传教就是领导者两个最重要的本领，且二者不能偏废。第一，传教讲道义，办事讲交情。传教是讲交情的思想基础；办事是讲道义的行为表现。这是因为，讲交情就要相互之间交换信息、交换态度、交换感情，没有传教的功底，就成为不了既心地善良又有主见的人，就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讲道义就要相互之间关照利益、关照机会、关照困境，没有办事的功底，就成为不了锦上添花又雪里送炭的人，就没有良好的物质基础。第二，只传教不办事，其教不能广也；只办事不传教，其事不能长也。这是因为，只会传教，也许最初人们会为你的布道感到如醉如痴，但久而久之，人们不仅会对逐渐熟悉的传教内容而厌倦你，也会因为长久得不到你的实惠关照而轻蔑你；只会办事，也许人们最初会为你的精细感到心悦诚服，但久而久之，人们不仅会对逐渐熟悉的办事套路而忽视你，也会因为长久得不到你的思想指引而怠慢你。这些既是为官之道，也是做人的常识，但是有多少人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