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牟玉昌:西安事变杂论 [一]

西安事变杂论
　　
　　一
　　我认为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偶发事件是不确的。蒋介石在洛阳就近指导绥远抗战时，本无去西安的计划，但后来却在张学良“军心不稳，请求镇抚”的理由下去 了西安，到后不过2日就发生了西安事变。这难道是偶然的？从政变行动本身来说，西安事变堪称完美，不过死伤十数人就使主要目标全部落网，可这样的行动难道 不需一个较长时间的周密策划布置的过程？更何况涉及到张、杨两集团的协调？所以我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为了东北军集团的利益的处心积虑之作，其目的则是通过绑蒋来向共方，更主要则是其背后的苏俄献媚、表明心迹，从而使其可以在苏俄的扶植下重新独霸一方。不料事变后各方反应殊不所料，张最后也只好让此次行为变成了兵谏。共方在多大程度上加参与了此事变现在还难说，但有重大影响则是无疑的。有证据表明捉蒋的最早提议是杨虎城身边的共方人员王炳南，这里面的想象 空间就大了。
　　西安事变决不是偶发的。张在西安的异动戴笠是有察觉的，也对蒋提出过忠告，但蒋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当然要戴笠完全推知张的政变计划也属强人所难，事实上连 张的一些高级将领在事变发生前也未必深知。但他们作为张的私军对张的命令基本可以做到无条件服从，故张在最后一刻告知他们也与事无妨。临事变前张开高级将 领会议，告知计划，有人问，抓起来以后怎么办？张回答：“抓起来以后再说。”就是这样的回答也未见有人反对，可见这支军队对张的忠诚程度。对这样的军队张还需事件多做工作吗？
　　二
　　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可以说是蓄谋以久，其目的则是实现张、杨以及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按说西安大联合，三位一体，再进而 争取苏联支持，从而做到最底限度象盛世才那样割据一方，最好则能象黄埔军一样横扫全国是张、杨、共三方久有的默契，但由于张因为历史上的反苏行为，不被共 产国际信任，故张急需有一惊人之举以自明。那么，把蒋抓起来不就是最好的举措吗？盛世才不就是大量清除国民党中央人员争取到了苏联的信任，以致于苏联直接出兵帮盛世才建立起了在新疆的统治吗？
　　张之捉蒋，未必事前知会中共到是有可能的。既然这是一个表明心迹的举措，事前商量反而有损于张的诚意，出其不意地送上一个大礼不是更让人惊喜吗？中共初得消息后也惊喜为已，张对共方要公审蒋的要求也未拒绝。但关键的苏联的反应却让张兜头碰了一盆冷水，得不 到苏联的支持，张的所有一切皆成了画饼。更让张失望的是共方渐渐地撇清与自己的关系，对三位一体都支支吾吾。在这种情形下，张如何下台？后来张亲送蒋归京 有对蒋久疚的表示，更也是对共方的心灰意冷。但自此以后，张却再也不能公开说与共方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了，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连要求抗日的争取人们同情的招牌也不能打了，这正是张的可悲之处，给人卖了，却还得给别人数钞票。
　　东北军后来的被分解即与失去张以后的群龙无首有关，更同张的心灰意冷有关。确实，给人卖到这种程度，张以后即使领有东北军，又将何以自处？张在被蒋软禁后给东北军的一个命令是以后无论中央如何待东北军，东北都要承受。这样的命令不是哀莫大于心死者发不出的，而东北军确实遵从了这样的命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共方的愤怒远超过对蒋方，给人卖了当然会有这样的心理。这就是东北军事后顺利地为蒋所收编的内在原因。
　　
　　三
　　蒋本来就要抗日，而且蒋的抗日计划大部分张学良也是知道的。这样，他还逼什么？事变前后不一致是形势比人强，很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使得他不得不被动应付。 最后他送蒋回归是他知道只有向蒋负荆请罪才有可能使蒋原谅，在联苏之路不通，中共连两方面有什么关系都不愿谈的情况下，他还能做什么呢？可悲的是，他这样做以后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撇清与中共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以不愿内战、要求抗日的面目来争取人们的同情和历史地位，而这也正中中共下怀。张学良西安事变后最可悲的是明知自己给人卖了自己还得给别人数钞票，而且不得不数，直到死前还是如此。这真比哑巴吃黄连还苦，因为哑巴总不用自己给自己吃黄连。
　　
　　四
　　张学良抓蒋的“西安事变”计划或者形成较迟，但与中共、杨乃至盛世才共组西北联合政府，在苏俄的支持下与南京分庭抗礼的计划早就有了，而且打算在两广事 变的时候实施，但由于两广事变被迅速平定，张的申请入党一时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故事情被延搁下来。在张看来，正是由于他的历史背景，使得他想取得苏 联信任极其困难，故他也不得不准备一个很大的投命状，而蒋本人不就是最好的晋见礼吗？
　　苏联对张的冷遇除了张的历史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知道了蒋的抗日决心和他整合全国力量的能力，而后面一点却是张在考虑时严重失漏的。对面临东西夹攻的苏联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能解除他战略上后顾之忧的人更可宝 贵的呢？不管蒋的历史怎样，但只有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就是苏联的无价之宝，这是所谓的西北大联合政府所不能比拟的。试想，支持你建立西北联合政府，但这样的政府如果不但不能迅速统一全国，反而要引起全国混战，从而使得对日本的侵略毫无抵抗之力的话，那苏联能得什么？它的后顾之忧不但不能解除，反而忧虑更深：一个被日本彻底征服了的中国不但再不能起到对日本的牵制作用，反而会给日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这是苏联的噩梦！故张与共方的西北联合政府计划注定是不能成功的，而张后来发动的以自明心迹为目的的“西安事变”更成了自我作贱的笑柄，它给张学良带去的只是自我的毁灭，不过对苏联、中共到是有一些利用价值。
　　如果历史真的能证明张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卖蒋自售，那蒋后来对张真是太仁慈了。事实也真的可能是如此残酷，这已经可以从现在的解密资料中得到很多证据了。蒋、宋仁人啊！事后只是反省自己不德的地方，完全没有去考虑对方的狼子野心。
　　
　　五
　　事实上如果发动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就已经等于反了，这性质比后来的西安事变还严重。为什么在张、共已达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没有发动呢？这里面的关键恐怕 还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6月申请加入中共，中共当然欢迎，但却地苏联那里卡了壳，这使张产生了必须干一件大事以取信苏联的想法。确实，在他的计划里，苏联 的支持是关键的关键，没有这个，一切皆无从谈起。故捉蒋之念很可能是从此时而起的。
　　
　　六
　　我的资料来自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一文，他在其中给了出处，大都来自党史基本资料及前苏联的解密资料。因此在资料的可靠性上应该是无问题的。 张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是一场争取苏联信任的豪赌，只不过最后以失败而告终。LZ说张对蒋苏接触是了解的，这不假，但他能对苏联的意图全然了解吗？这点连中共 都做不到，何况于他？蒋苏关系在1936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过一些波折。比如蒋就对苏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提出抗议，中苏关系一度冷谈。这些在张学良看来未尝不是机会。
　　
　　七
　　从一个军阀的本性来说，张跟着蒋有什么前途？他难道只甘心做蒋的殿下一臣？我在前面说了，即使蒋能收回东北，东北难道还能回到张的自主状态？所以如张要 自立的话，靠蒋是不行的，必须寻求外国帮助。而盛世才恰在这方面为他做了很好的示范。当年盛世才赤手空拳，但凭苏联帮助，很快就取得了新疆的统治权。这难道对张没有吸引力？只要有苏联的全力援助，张、共、盛联合，割据西北完全不是问题，河西走廊的马家军不值苏联红军一扫。如此张轻则割据一方，重则问鼎天下。这样的局面对张难道没有吸引力？其实这也是张的唯一之途，只要他还想专制一方的话。
　　
　　八
　　西安事变确实至今还有些说不清的地方，但大致轮廓应该还是可以描述的。张学良并不一个毫无理性，冲动行事的人，这从他的历史可以看出。张作霖被暗杀，他能冷静地乔装成马弁偷渡出关，稳定东北局面，以后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杨宇霆、常荫槐，这些是何等的冷静、果敢？中原大战，他游离于两者之间，直至胜 负已决，便挥兵入关，兵不血刃取得华北地盘，这又是何等的工于心计。所以，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只是冲动的结果是难以服众的。
　　说蒋在西安事变后因为要抗日了才获得民众和知识份子拥护更是不确切的。其实蒋在五次围剿和占据贵州和已经使天下归心。如果不是这样，两广事变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军队也不会轻易投蒋。西安事变只不过使民众得到了一个对蒋表示拥戴之情的机会，这从当时中立的大公报的多期社论中可以看出。说蒋在西安事变之前不抗日也完全是诬蔑 之词，淞沪、长城、绥远的抗战那次没有蒋的参与？民众和知识分子正是从他身上看到了统一内部和对外抗战的希望才使他得到拥戴的。西安事变之际，一有他的好 消息传来，便有人民举火把游行庆祝，一旦被证实消息不确，便一片鸦然；闻一多在上课时听到张学良劫持蒋，愤而大骂。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及知识分子感情的真实流露。是啊！从清季以来，内战不已，外侮不断，好不容易有结束之象，又恐要毁于一旦，这怎能不让忧国之人痛于中心？
　　西安事变后全国统一落实了也是不确的。在事变后，广西、山西、四川、云南乃至于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以上各地的经济、人事、军事蒋还是不能插手，但各地对全面抗战后拥蒋却有了共识。这也可算是西安事变的收获吧！

拜读了，贴个自己的读书笔记
　　
　　苏联存心“促成”中日战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它为何强烈反对呢？道理很简单：斯大林瞧不上中共，直到中国内战即将收官，他还没调整过来；1949年4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苏联大使是唯一随行的外国外交代表。1936年中共的实力远不如1949年，斯大林更认定他们连蒋介石都推翻不了，遑论抵抗日本？为了让日本陷入中国战场，免得腾出手来对付苏联，必须力挺蒋介石。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虽是吹嘘所谓“伟大友谊”的，对此倒也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把蒋介石看成了唯一的能够统帅中国人民抵制日本侵略的政治领袖；看成了能够联合抗日抵御日本入侵苏联的首领”。（页302）张杨的“兵谏”无疑打乱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日本更趁机诬赖苏联幕后操控，他当然要发怒！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事变》，断言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支持的煽动蓄谋的汪精卫”分子所搞，“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也就不足为奇。
　　
　　3，中共是否参与谋划了发动西安事变，历来众说纷纭。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观察到，“就在哗变发生的时刻，陕甘宁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和军队的一些高级领导人都集中在保安，特别是周恩来，这以前他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前线或苏区的。”（《中国纪事》页232）总之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张杨与中国有过深入接触（参看杨奎松《张学良是怎样与中共建立秘密关系的？》），这是中共党史承认且大肆渲染的，此次兵谏至少受到过中共影响；第二，根据苏联事后反应来看，中共是瞒着斯大林的；第三，中共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并迅即作出反应。
　　　　只不过这一“反应”，并非正史宣传的那般“高瞻远睹”。正史往往刻意模糊时间，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蒋介石被捉，全国欢腾，大有立马杀掉他抗日的豪情壮志；反倒是中共以大局为重，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俨然众望所归也。而实际正像张季栾指出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载1936年12月18日《大公报》）至于苏联的反对，有如前述。
　　　　12日中午中共要人开会商讨，张国焘回忆，除了周恩来较冷静，其他人都有杀蒋之意。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并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我的回忆》第三册页330）13日，“毛泽东在一个有三百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1927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人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张学良世纪传奇》页679）这次会议应该就是《中国纪事》里提到的那次，李德说：“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页230）
　　　　两相对照，结论是中共一开始的主张近于“杀蒋抗日”。孰料13日晚间斯大林拍电报给中共。这一节正史不再忌讳，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说，斯大林“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避免中国出现长期内战，而使日本坐享其利，在蒋介石能回心转意、赞成抗日的情况下，尽快释放蒋介石”。（页316）刘先生“遗漏”的是，斯大林警告，“若中共无不为释蒋而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张学良世纪传奇》，页680）这哪里是“建议”，分明是“强迫”！李德回忆：“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由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来了电报，局势确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甚至谣传说，斯大林亲自进行了干涉，向毛提出了最后通牒。”（《中国纪事》，页235）随着档案材料的解禁，李德的说法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而且斯大林的干涉不是“谣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13日的电报已经要求“和平解决”，颇有首倡之“嫌”。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提出和平解决方针。可见中共内部争论很激烈，亦可反证苏联方面施加的影响。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便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云云。李敖、王荣祖指出，此时中共的立场是“讨蒋抗日”（《蒋介石评传》页300）17日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抵达西安，逐步提出了五项主张，已经和最后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的六项条件很相近了。之所以有这个转变，很可能因为一方面来自苏联的压力日甚，一方面又不甘心轻易释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