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成都户籍管理:中国人没有幸福感的五大大原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2:41:21
2010年《福布斯》世界各国幸福指数排名（全世界244个国家和地区，抽样了155个），中国排第125位，与非洲难兄难弟加纳、肯尼亚并列，比伊拉克（110）、阿富汗（115）还低。这与媒体常用的“大国”“崛起”“盛世”“和谐”等字眼确实存在太大的差距。
《福布斯》的研究员对抽样国家的数千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调查不以国家实力强弱、经济富裕程度和社会制度来衡量，依数据说话，也算相对客观。人们生活得是否幸福也不是由别人说了算的，我们自己生活在中国最有切身感受，我想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没有精神寄托。
幸福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有幸福感的人一定有精神寄托，比如宗教信仰、主义信仰或事业追求等。信仰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说人在精神上能找到最终归宿。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行善就是幸福。有些没有信仰的人对此可能确实无法理解。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信宗教；几千年的孔孟之道被“砸烂孔家店”“批林批孔”批倒了；共产主义随着苏联东欧的聚变甚至被妖魔化；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被说成“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就是拜金主义，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拜金主义是对物的追求，而物欲是无止境的。看中国的那些贪官，财富都过亿了，几辈子都花不完了，但还在贪。“某某要是最后那笔不贪就好了，就不会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要不怎么叫“欲壑难填”呢？把精神寄托于物欲是永远不会幸福的！
中国贪官（部分）排行：余振东40亿，李宗衡20亿，李启红20亿，黄清洲14亿，郝鹏俊8亿，康日新7亿，陈满雄4.2亿，石雪3.8亿，王宝森3.1亿，王成明3亿，许迈永2.1亿，陈同海1.95亿，金鉴培1.9亿，王守业1.6亿
警方清点贪官赃款，常常损坏点钞机。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家中的钱都长毛了，6台点钞机工作了一天还损坏了一台。
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贪污受贿款是全县财政预算的两倍，他被抓之后，当地群众唱到“煤官跌倒，财政吃饱”。（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贪官在位时的风采
第二、“国富民穷”。
中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税制度，有“国税”“地税”之分，即中央拿大头，省区拿中头，市州拿小头，县乡拿零头。国家的钱用不完，仅购买美国国债就达4万亿，而县乡财政几乎没有不欠银行贷款的，实际上有些地方政府早就“破产”了。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三公”（公款招待、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和修建楼堂馆所的费用仍然惊人。
“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最富的还是政府，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获利者。近20年来，无论经济发展快慢，每年的税收都以20%--30%的速度增长。世人把中国经济喻为“高速列车”（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税收的增长就是“喷气式飞机”。政府的富还不止税收，还有像土地出让、审批大权等都会带来滚滚财源。中国的各级政府与外国不同的是，政府也是公司，太具“特色”了。近年来尽管国务院“狠抓”审批治理，但收效甚微。去掉审批中一个大环节，却又生出许多小环节。一枚小小的印章带来的是一本万利的财富，谁会轻易放手呢？只要还是现行体制，就不奢望有多大改观。就像一棵树，如果不连根拔除，只是砍掉老枝必定会再发新枝。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成赢利单位，都在抓钱，道路完全走偏了。德先生早在2006年就提出“地方政府应以民生建设为中心”。
3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因为财政不透明，大部分财富都被贪污和浪费了。中国老百姓仍然很穷，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090美元，居全球第100位之后。因为贫富差距悬殊，实际上大多数人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被人均”了。
文王问子牙如何治世，子曰：“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
第三、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缺乏公平。
改革开放前，国民均穷，或许还感觉“幸福”些，因为幸福的感受有时是比出来的。30年前，人们拥有一辆自行车就可能感到很幸福，但是今天可能拥有了小轿车也不感到幸福，邻居的车更好呢。
本地一位校长最早买私家车，他每天一早就把车停在最显眼的办公楼前。后来学校招聘来一位女大学生，她开的是一辆跑车（据说父母很有钱），这小姑娘也不谙事理，把她的车和校长的车并排停放。以后校长就把车停车库了，并宣布办公楼前禁止停车。
奉行拜金主义，加之中国人又特别爱攀比，就不可能做到“知足常乐”。
当然，最不幸福的还是农民。虽然现在种田不交税了，种粮还有补贴，但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民收入并没增加多少。特别是近几年自然灾害频发，种地收入没有保障，农民都进城打工，即所谓“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公布的数字，中国农民工多达2.43亿人。
农民工除了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干活累、脏、危险外，还有忍受亲人分离的痛苦。在国外，夫妻分居三个月就视为自动离婚，而中国的农民工夫妻有的一年仅见一次面（春节），如牛郎织女一般！还有父母和子女分离，有的农民工回家，子女都不认识父母，躲着不愿见父母。这带来了两大社会问题，一是夫妻关系不稳固，造成家庭破裂；二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这是令家长和学校都十分头痛的问题，农民迁徙打工已贻害了一代人！这远不止是幸福不幸福的问题，已经不人性了。
其次是城镇居民中的老百姓。小商小贩不用说，被城管赶得飞跑；企业工人要看干哪一行，垄断行业与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差距甚大。即便是垄断行业内部，有职有权的官员与一般职工差距也很大；事业单位拿固定工资的也包括基层公务员，总之，只要是普通老百姓日子都过得艰难。
官员们是否觉得幸福呢？也不一定，君不曾听到官员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吗？德先生所知道的一位副市长（副厅级），年薪10万（工资），在我们一般人心中应该比较满足了吧，但他也“愤愤不平”。因为地市级的国企如银行、保险、通讯、烟草、电力等“老总”们，吃喝玩乐除外，年薪都在30-40万之间。“我级别比他们高，工作能力不比他们差，担的责任比他们更大，凭什么他们的收入是我的几倍？这不公平！”副市长仍在叫不公平。
这些老总们是否觉得公平呢？也不一定，因为和他们的上级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平安的老总马明哲曾拿年薪6616万！国企老总们年薪曝光后，群众意见很大，国资委才下调了他们的年薪，但仍过千万，一般也是几百万。
但国企的老总也有自己的不满：管理如此大的公司我为国家创造了多少利润，要是在外企起码得拿多少多少……像这样比下去，谁都觉得自己吃亏。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比计划经济时代富裕，而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呢？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均穷没有比较效应，二是计划经济制度本身就遏制了“私欲”，你想发财也发不了啊。但德先生本意绝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那不是“吃大锅饭”走回头路了吗？
搞市场经济并没有错，但必须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制度）。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要么没有规则，要么规则不合理，要么有了规则也不遵守。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不受规则保护的“弱势群体”，这样就造成了大家都“愤愤不平”，先捞点再说。
社会需要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因为人的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适当的差别是应该的。差距应该有，但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大，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别要在规则的框架内，人们“愿赌服输”，让人“输”得无话可说。如袁隆平获得了100万的奖金，但没有谁不服气。前年网上炒作说他买了6辆车（误传），但有网民怎么说，“他买飞机都应该”。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就指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人要想快乐，便脱离不了享受的物质手段……但是人们可以在拥有较少财富的情况下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境地，而在财富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却仍可能非常痛苦。和社会利害攸关的主要是财富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不是财富的多寡。”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对幸福的理解也意味着人类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而就幸福的终极价值而言，平等、自由、和谐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先决条件”。
第四、世风日下，全社会堕落。
由于没有信仰，没有精神寄托，良好完备的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搞市场经济，因为“僧多粥少”，人们必然去“争”，去“抢，”去“夺”。 以职称评定为例，近几年院士队伍涌入了大量的政府高官和企业老总，怎么回事呢？领导们“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做学问？原来中科院增加了“管理学”部，领导们哪个不是“高级经济师”、“管理大师”呢？那么再弄顶院士帽戴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上海交大的晏才宏老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但直到临死还是个讲师，而有的连讲台都没上过的人却评了教授。这给人的启示是：好好教书是不行的，还得抄论文，还得去争先进，还得和领导搞好关系。
中学的职称评定，以前有省优质课二等奖就不得了，现在国家级的一等奖比比皆是，不认真教书的人反而有时间和精力去“准备”论文、证书，而那些认真教书长期评不上职称的教师，也只好向前者学习搞歪门邪道——很多人本质上并不是坏人，有时候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如：物流业货车私自改造加宽加长以抵消高额的公路收费，如果守法经营只有赔本出局；菜场上有人卖注水牛肉，但并没有被查处，消费者也辨别不清牛肉是否注水，那么以后注水牛肉会越来越多，最后，就是那位最讲良心和职业道德的摊主也会守不住了，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参与注水，要么收摊子走人，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市场上全是注水肉！
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一块圣洁之地？官场自不必说，众所周知最黑，“先杀后判，没有一个是冤案”，民谣可能说得过分了，但还是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以前说宣传、人大、政协等是“清水衙门”，现在这些部门查处的贪官也呈上升趋势；像教育、文化等部门以前在人们的心中应该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但现在成了老百姓批评最多的部门，“中国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已成共识；医院本是人道主义的典范，救死扶伤嘛，但宰钱没商量，比手术刀还快；“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连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也不曾混乱，德先生对军队还一直抱有神圣感，但最近在网上看了几篇军人“自曝内幕”的文章令我不寒而栗……任何一个“知情人”的“自曝”行业内幕都是恐怖的。连佛教圣地也不圣洁了，外出旅游，佛门成了第一大消费陷阱，只要你进去了，你不花大价钱买高香就想走人，“大师”说出来的话吓死你！你信还是不信？大多数人只好选择“蚀财免灾”了。
全社会堕落，人人都是受害者。哪位博友敢说自己没有被偷的经历？德先生在办公室做了个小小的调查，每个人都有被偷的经历，不是钱夹被偷过，就是家里防盗网被剪过，起码自行车不见过。哪位博友敢说自己没被骗过（不仅是被骗钱）？哪位博友敢说自己没被宰过？有时我们自己做了受害者也许还蒙在鼓里呢，如你最喜欢吃的食品或许就掺了不该吃的东西，反正吃了仍然活蹦乱跳不会即刻死掉，得病也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孩子吃了也不打紧，只不过就是早熟点，儿子还10岁就长出了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女儿还在读小学就丰满如李玟……被偷、被抢、被骗、被宰、被“毒”、被受到不公正对待……你随时随地都会遇上，遇上哪一件会让人快乐呢？即使你比过去有钱你会感到幸福吗？
中国不知从那天开始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思想的混沌，灵魂的扭曲比物质的贫穷还可怕。穷人可以一夜暴富，但改变思想、净化灵魂则需要长期的过程。
第五、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生存压力大。
幸福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都是高福利高保障的国家，古巴那么穷也能排67位，因为古巴孩子上学、国民就医全免费。高福利保障制度是针对全体国民的，尤其是对穷人意义更加重大。加薪不如免费，免费给予的心理暗示更明确——国家是强大的，人民是有所依靠的。
最近英国报刊发表文章：中国消费让世界失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消费能力应该大得惊人，但中国统计局有关国民消费的数据让人失望，中国的消费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消费总是不给力，消费不给力就会增加库存压力，库存大了生产就得减速，经济就会滞涨。中国政府对此也很着急，一再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今年修改个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也有为拉动国内消费的目的。2009年中国砸了4万亿，大都投向了基建和房地产，投入民生工程所占比例很小。两年来，消费增长较快的是建材、汽车、珠宝等，这大部分是与高收入群体相关的消费，而日用百货类属于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始终不见起色。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一是中低收入者没钱消费，二是不敢消费，因为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们必须存钱防老，存钱养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报销比例过低，大学收费仍然很高，房价没降，通货膨胀，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一项项摆在那儿，所以中国人更不敢像外国人那样寅吃卯粮了。
这样的大学生求职场景并不陌生，当你的孩子也在其中你是什么心情？有人说中国人就是喜欢节约，如果没有后顾之忧谁不愿意潇洒，谁不会消费呢？
在生活的重压下人是不会感到幸福的。日本、新加坡都是富裕发达国家，它们还没有我上文所说的中国转型期所遇到的那些问题，但幸福指数比我们想像的要低（并列81），也是因为它们的国民在忍受生活的重压。日本员工不加班不正常，“过劳死”就源自日本，自杀率也最高；据说新加坡的教授干到59岁了还可能被炒鱿鱼……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怎么会幸福呢？拥有安全感也是幸福的必备条件。
我们中国人怎样才能过得幸福呢？首先需要国策的转变，立法机构和政府的责任重大，当然我们个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
首先，不随波逐流，保持洁身自好，无论社会怎么堕落，个人不堕落！其次，做到不攀比总可以吧。
大作家蒋子龙仍然骑自行车，他说，“我不认为骑自行车就比开小轿车低贱，自行车，才是中国人人都能坐得起的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