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发展：一场有待加强的“战争”

    ■本报记者  黄胜利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中国经济时报：新能源在中国处于什么地位？这一定位是如何形成的？

    任东明：在认识上，政府已经开始把可再生能源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我国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以及以后颁布的节能方面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能源政策白皮书等，都明确提出要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实现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的重要途径。

    ２００２年，中国电力短缺，再加上面临着国际气候谈判的压力，各方面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认识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后，２００４年，人大环资委把《可再生能源法》列入立法规划，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这一立法决定基于多方面的利益考虑：一是传统能源迟早有一天会枯竭，长远来看，可再生能源可以作为替代能源；二是发展清洁能源使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２００５年，《可再生能源法》出台后，政府举办了几次活动，都比较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２００５年，第二届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在北京举办，国家高层领导重视，会议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此外，近几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非常快，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相配套的政策法规，各部委都相应地调动起来了。

    中国经济时报：与美国新政府将新能源作为走出危机、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相比，中国对新能源的重视是否还未达到相应的高度？

    任东明：美国从布什政府时代就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提出，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明者并宣布给他们以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他声明，１０年内，将为可再生能源研究投资１５００亿美元，建立起新的经济部门和不少于５００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台之后，又选一贯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朱棣文为能源部部长。

    此外，美国从战略高度上就考虑得远，措施也实施得比较到位。去年发布的《生物质行动计划》，其计划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布什总统签署实施的《能源法》，条文也详细具体。相比来说，中国的法律则更多的是指导性、原则性的条文，实施性差。此外，中国的法律没有责任人，美国《能源法》中对法律实施的效果设定了责任人。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近年来出台了哪些有关新能源的政策与规定？这些政策与规定是基于什么情况下出台的？

    任东明：自《可再生能源法》出台后，首先出来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随后又出台了包括《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促进风电产业发展意见》、《关于可再生能源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还有《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试行办法》、《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此外与立法同时进行的还有《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在起草过程中，也想引入像国外那种立法，即有实质性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当时考虑引入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但是在与利益相关者讨论过程中，可能是听到的反对声比较多，当时为了法律能顺利通过，所以法律最后将配额制去掉了，现在的法律是部指导性和原则性的法律，可操作性不强。为了使这部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法律出台后，人大环资委要求各相关部委出台细则以及相关产业的标准和规范。

    中国经济时报：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展现状如何？

    任东明：水电方面，装机速度发展比较快，２００６年以来，每年１千万千瓦左右，２００７年装机容量达到了１．３千万千瓦，是年底，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１．４５亿千瓦。

    风能，发展速度迅猛，２００６年，新增装机容量１３３万千瓦，２００７年，达到３３０万千瓦，是年，风电总装机容量已提前超过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２０１０年５００万千瓦的目标。

    太阳能热水器，２００７年，国内生产量已达到了２３００百万平方米，累计使用量已达到１．０８亿平方米；太阳电池，２００７年，其产量已达１０８万千瓦，组件１７１．７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１０万千瓦。

    生物质能发电，２００７年底的装机突破了３００万千瓦，生物燃料乙醇总共１３２万千瓦。

    此外，各个投资主体都很关注这个领域，有许多新能源企业已经在国内外上市。

    中国经济时报：可再生能源在当前发展中有哪些问题？

    任东明：规模发展是比较快，但同时有些盲目。“万马奔腾”的情况下，也伴随着“尘土飞扬”。

    由于中国制造需求大，中国硅材料短缺，一直靠国外进口，但光伏市场９０％以上在国外，中国企业将硅材料加工后产品卖给海外，这就造成消费在外，污染在内，国内没有完全享受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利益。

    生物质能发电方面，国家《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出来之后，多数省、市没有做相应的规划，特别是没有专项规划，资源开发无序现象突出，曾出现一个市周边上马了多个生物质发电厂，导致生物质原材料成本上升快，同业之间产生恶性竞争。

    此外，立法之前比较期望解决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如“外部成本内部化”、“政策缺乏刚性的问题”、“政出多门，功能重叠，谁都可以管，但谁都没有管好”等，另外，由于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快，导致技术规范标准跟不上发展速度。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可再生能源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与突破？

    任东明：应该以长远的视角来看新能源，其潜在的市场是非常大的。虽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确立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地位，但由于市场份额少，所以可再生能源还没有体现出新能源应有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离未来替代传统能源与改善环境重任的角色还有很远的距离，需要各方面作长期的努力。对决策层与管理层来说，政策支持上还要加强力度，认识水平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