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淄博环境检测中心:革命穷书生──丁惟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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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笔
历史与人物 第258号:(198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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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穷书生──丁惟汾 作者：杨仲揆 附图
丁肇中与丁惟汾的关系
几年前，丁肇中博士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回国省亲的时候，报界轰传他是已故党国元老丁惟汾先生（一八七四－一九五四）的孙子。以讹传讹，一时无人深究。后经我因写「丁惟汾先生传」深入探访，才知道是完全误传。丁肇中的父亲是已退休台大物理系教授丁观海先生。论辈分，丁观海才是山东日照丁惟汾的孙子，但是，论关系，已经出了五服。两家惟一相同的是，同属山东日照涛镇人。大约在六、七代以前，同属一个祖先。
丁惟汾只有一子，名立全，德国留学，以台湾省建设厅技正退休，现住中兴兴村。他也是单传，也只有一子，名元，现任美国「IBM」研究部高级顾问，他别号「卿云」，因为出生的那天，在重庆，他祖先丁惟汾因功经国民政府授予卿云勋章，命此名以资纪念。丁立全有三女，两个在美，一个最小的在台。很巧，她是我在文化大学的学生。若不是为写丁惟汾传到台中专访她家，还不知道这层关系哩！
党政热场中的严子陵
手把斧斤砍乱藤，云山踏遍万千层；
芒鞋几两都穿破，严濑摊前拜子陵！
这些诗可以说丁惟汾（字鼎丞）一生的真实写照。是他在民国十八年北伐成功以后自题小照的诗，表明他国事大定有意引退之志。只是他不曾脱离党政圈子真到七里滩，对他讲，算是遗憾的事。这首诗的前三句说他为了革命，从东瀛到神州，南北奔驰，鞋穿袜破。革命成功以后，只想退隐著书，追随严子陵高蹈江浦。
鼎丞先生民国前三十八年（一八七四）阴历九月廿七日生，民国前七年以保定师范官费生留学日本。到日本的第二年，卽因张继（溥泉）和徐镜心的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从事革命宣传，并且领导山东革命工作，前后几十年。民国元年回国，到山东，在武昌首义之后，亟立策动山东巡抚孙宝琦独立响应。但不久，又被孙宝琦所出卖，才走烟台，策动烟潍地区独立运动。他在东京拜识国父和黄克强先生后，颇为克强先生所赏识，克强先生民前二三年的时候，曾经有一封长信约两千多字，畅论革命组织及人才，分别列举各省同志中可用之才，如于佑任、张溥泉、蔡元培等人，中有「山东丁惟汾……等皆能办事……。」之语。克强先生还特别声明：「此信经伯先（赵声烈士，军伯先）阅过，视为联名意见可也」一类的话。后来，鼎丞先生之受知于国父，或与此信有关。
民国二年，鼎丞先生当选为山东籍国会议员，先后反袁讨袁，拒绝曹锟贿选等。民国十二年，奉国父命主持北方地下党务工作，在平津一带成立地下秘密机关。同年又奉国父指派为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十三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席上，膺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仍兼北方报行部特派员，从此，就成了国民党中央核心人物，直到大陆撤守为止。
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总统蒋公请他出任山东省主席，他婉拒了，借口是中国政治上「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回避本籍的传统。但是，同时，钮永建和张静江却分别就任了江苏和浙江的主席。再过不久，蒋公又请他当交通部长，他也婉拒了。理由更妙，十几年后在重庆和张溥泉聊天，才透露出来：「我跟谁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鼎丞先生是可以终日默坐，不发一言「木讷近仁」的读书人典型。他经常参加会议，非万不得已不轻易发言。更经常担任主席，更少说话，只在必要时做结论。他又极少参加官场中的交际应酬。一则因为他不做官，只做党里的常委、执委部长等，都是穷差事，他应酬不起。二则，他一心想读书写书，几十年一直过着半工作半读书的双重生活，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应酬。三则，他沉默寡言，与人相对常感尴尬。所以「跟谁都懒得交通」倒是一句眞话。不过语意双关，颇为有趣而已。
他也做过官，他做过国民政府委员，和几年监察院副院长。监察院副院长是为了表示负政治责任而坚决辞掉的。那时的院长就是于右任先生，为了一位委员涉案受贿，举国哗然，为了负政治责任，他和于院长联名辞职，经挽留，于院长任到谢世，而鼎丞先生却坚辞到底，只保留委员一度养老送终。有人认为他不必那么坚辞，他私下等复说：「俺辞职不是摆姿态的。」所以，从此，他只是一席监察委员，到台湾以后再加上一个无给职的总统府资政。所以说他是党政热场中的严子陵。要不是国家多难，故乡不可归，他必定早归故乡了，因为在民国二十六年，他确曾摆脱一切回家悠游了半年，直到七七事变，抗倭战起，他才又应召回京，共赴，国难一直随中央奔走。他虽身在中央，心在江湖，也是「万家歌舞一闲身」，岂非热场中的严子陵？
依然是个穷书生
鼎丞先生的尊翁是清末乡村教书糊口的读书人，但无功名，而研究诗经「毛诗」特有见地，着「毛诗正韵」一书，为章太炎所极力推崇，章太炎特为作序，又特为致函当时治诗的学者邓秋枚，推介此书，说明为他作序是希望此书能出版传世。鼎丞先生的家庭旣是中国传统「半耕半读」的穷底子，夫妇早年在家时，还下地里劳作。他一生过的都是穷澈骨的书生生活。在军阀统治的平津搞地下革命工作的时候，他每月生活费连租房及公费，不过八元，有时候青黄不接，一天一张饼切成三份，做三顿吃。偶煮个鸡蛋留着的时候，往往还被手下的穷饿青年同志路友于、延国符两位偷偷分吃了。这是延国符自己在鼎丞先生逝世后伤心回忆说出的。但是，那时曹锟贿选的行情是一票五千元，鼎丞先生早就拒绝了。
后来，北伐成功，党国要人在南京，高官显爵，出入汽车洋房，而鼎丞先生虽一身兼中常委、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执委会秘书长（代胡汉民），又是中执委会训练部长。住的却是租来的普通民房，一共两间，床、桌、几、书架，都是竹制的。离中央党部不远，走路上班，不要车子，那时候，中央各机关工友住的、用的，也比他好。民国二十年，正是他代理秘书长的时候，他五十八岁了。有一天，他独坐读书，忽然一个山东老妇拎着一个破布包袱来找他，他一楞，没头没脑地问她：「噫，你怎么来的？你来干啥？」来的不奇怪，问的可真奇怪了。老先生五十八，老太太蔡氏也五十七了，在家乡守一辈子。此时，长一辈早已归天，下一代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仰事俯畜，都已再无责任，也是一人在家，鼎丞先生只身在外，望六之年，不需要人照顾吗？还问「来干啥」？从此，鼎丞先生结束了多年单一身革命生活，来了一位甘心与他共穷的老伴，总算有了一个家。
后来到了重庆，依然是穷，住房很小，实在太挤，国府主席林公看了，过意不去，就说：「鼎丞，这里实在太挤了，我那里空那么多房子没人住，会发霉，你们就搬到我那里去吧！」屈万里记云「鼎丞先生初他重庆近郊农家，茅屋三椽，以其一为卧室，中一为书房及客厅，又一间则为农家豕牢，先生著书其中，无间夙夕。……」于是鼎丞先生一家，这才迁到歌乐山与山洞之间的国府主席官邸「林园」。主席林子超先生孑然一身，住诺大一个主席官邸，空房一二十间，顾孟余一家，后来也搬进去住了。
烟酒是最大的享受
鼎丞先生的生活中，唯一的享受是烟与酒。他的烟瘾不小，不抽别的烟，专抽小雪茄，三个月一千支。一天平均十几支，老太太也是抽烟的，可是从来没自已买烟抽过，都是捡先生抽剩的烟屁股，用烟斗抽，一点也不剩，不糟蹋，心安理得，因为，乡下人最伯糟蹋东西，烟屁股也是烟嘛，糟蹋了多可惜！这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可惜今人都不重视了。
鼎丞先生的酒量，大得惊人。他青年壮年时，每顿可以独饮山东黄酒五斤。在台湾，七十几岁了，酒量大不如前，还是每天必饮，两父子每餐对酌，白干二十四两。下酒物呢？白水煮肉、醮点盐。偶尔外加一盘青菜什么的。山东人还是吃面食，鼎丞先生中午一个大馒头，晚上多半吃家常面，每餐一小碗的量，不多也不少。
鼎丞先生饮酒，从未醉过，因为，他的饮酒哲学是饮到八成，微带醉意，是最好的境界。而他的自制力量颇强，到了八九成，即刻停杯，所以从不酗饮烂醉。正是古人所谓：「美酒饮当微醉后，好花看在未开时。」
鼎丞先生是标准儒家读书人，他一生未穿过西装，总是一袭穿了十几年的敝袍，党国大典时，加上一件马褂，以示隆重而已。
「三民主义不离口」
鼎丞先生从同盟会入党起，一直做着青年运动和地下工作。他平日极少讲话，可是面对要争取的对象，要说服对方时，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时在他的亲友圈子里流行一首打油诗：
「七老汉子八叉手，三民主义不离口；
亲戚本家不提拔，时候时候又时候。」
这首诗颇为有趣，也颇传神。写诗的人本意是想破坏鼎丞先生的形象，但是，仔细分析，从高一层次看，正好说明鼎丞先生的德性和党性。鼎丞先生在同祖昆季中行七，故人尊「七老」。他经常思考问题时，两手十指交叉。故称八叉手。「三民主义不离口」，正说明一位革命党人对主义的执着。当年就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三民主义，不眞心奉行三民主义，所以革命北伐优攘十几年，成功得那么艰辛。鼎丞先生在广州、在武汉、在南京、在平津，多半在敌人环伺下，或在军阀统治下，面对青年群众，他们急需加以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在广州和武汉，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内，煽惑青年和民众。更无耻地造谣生事，制造分裂；把国民党的领导和干部，分成左派右派、前进分子或保守分子。在南京建都以后，甚至造谣「蒋家天下丁家党。」目的在孤立蒋公和鼎丞先生，造成党内的分裂。鼎丞先生早已发现此中阴谋，所以，立卽采取行动来对抗，争取青年。那就是找青年谈论国家大势，宣扬三民主义，尤其，在北伐统一以后，连不少党人，也都以为革命成功，天下太平，而忽略了三民主义的宣传和实践，甚至于一时流行以不谈三民主义为高尚。鼎丞先生坚持「不做官，只办党」，见此歪风，当然心以为忧。所以，他才「三民主义不离口」。正如当年人称孟子好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当年身当处士横议时代，欲宣扬王道，不得不辩。鼎丞先生当年在广州、武汉、北平、南京，为了主义，也正是不得已也！
「亲威本家不提拔」一句，是鼎丞先生刚介清操的写照。要提拔亲威本家，何止百十。鼎丞先生既不做官，就没有衙门，是个没庙的和尚，没有庙，如何能安置诸神罗汉？假如自已没有衙门，而又想安插亲威本家，势必以八行书或电话请托，甚至登门拜托，去看人家的脸色，欠人家的人情债。而且又助长奔竞之风，都是鼎丞先生平生所最痛恨的。他为自已一家人的生活都不愿开口求人，都耻于请托，怎么能委曲他去为亲威本家而低头求人？他旣没有衙门，又是一贫如洗，欠下了人情债，如何偿还？奔竞该托，安置私人，千古官场所难免，革命党人理应革除此一积弊。现在，别人不能，独鼎丞先生能之，此所以鼎丞先生性行高洁，实为古今所难。高明之士，或可谅詧，世俗之辈，何足以悟此？！
至于「时候时候又时候」一句，是指鼎丞先生说话的语病的。这种习惯性漫不经心的语病，很多人都有，在说话中经常说：「关于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到他的时候……」「至于他有肯不肯的时候……」这是一种语病，孔祥熙好像也有。有人喜欢说「……这个地方……」又有人喜欢说：「这个是……这个是……」等等，大家只要注意，常常可以发现。
「丁鼎丞的牙」
山东革命同志还流行有两句话：「刘冠三的脸，丁鼎丞的牙。」说明什么？刘冠三是山东革命领导人之一，也是国会议员，他在北方奔走革命一、二十年，老是死绷着脸的，只重苦干，从不浮夸。
丁鼎丞的牙，是表示他的刚毅木纳，也表示他不善言词，而咬紧牙关苦干的。民国廿六年抗日战起，全国议论纷纭，很多人都以「日本通」的权威姿态发言，大谈日本问题。有人问鼎丞先生，对日本问题，有何看法。鼎丞先生往往是笑而不言。人要逼问，他就说：「人家都是专家，俺能说啥？」那人又问，「您不也是留学日本六、七年吗？」鼎丞先生答得更妙：「那时候，俺在东京忙着烧饭呀？几十个革命同志亡命到日本，天天要饭吃，难道不重要吗？」鼎丞先生懒得说话，却幽了一默，他讽刺了那些「日本通」，也回避了正面的答复。再说，他在东京烧饭供养亡命日本的革命同志，也是眞话。他当时是山东主盟人，经常有党人在国内无法立足，他有责任，也基于同志爱，照顾他们。当时大家都是穷学生，无钱上馆子，只好自已动手。但是，你就说他真的对日本问题无研究无意见吗？那自然也是假的，在他想，两国已经打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想当年，革命力量还在广东一隅，鼎丞先生奉国父之命，潜伏于天津、北京，组织北方总支部，发展整个北方党务宣传及组织。那时候，北洋军阀经常严缉党人，不是关就是杀。鼎丞先生咬紧牙关，秘密干了五、六年，未曾出事。妙的是当年北京、天津一带山东人不少，上中下三流都有。下层的学生、工人、报僮、洋车夫、电车工等等，尤其多。鼎丞先生一副山东土包子浑厚相，一套学生或洋车夫打扮，出门行动从不坐包车，也坐不起包车，在军阀爪牙的眼睛里，永远是个工人、洋车夫，绝对想不到他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青年部部长。「丁鼎丞的牙」是这种情况下的一句话，和「刘冠三的脸」，刚好形成对照的双绝。
「你叫老袁杀了我好啦！」
鼎丞先生穷伧一生，可并不是他无机会捞钱，而是他狷介硬骨相所使然，民国二年，袁世凯想称帝，极力笼络国会议员，革命党人尤为笼络的主要对象，因而入彀者大有人在，鼎丞先生有一任同乡日照丁氏本家，在袁党里颇能通声气。他曾恳劝鼎丞先生顺应袁氏，旣可免祸，又可官财两得。鼎丞先生素不齿此公之为人，话不投机，生硬回答道：「你叫老袁杀了我好啦！」此后不久，袁贼即有捕杀鼎丞先生之意，经同乡暗通消息，先半日溜出北京，才免于难，回到山东故里，袁党山东巡抚又派人密侦行动，鼎丞先生日日读书种地，绝不出外活动，始免于祸。
又有一次在南京，大约民国二十四年左右。广州中山大学寄来几千元，说是鼎丞先生兼任该校整理委员会委员几年积累的车马费，鼎丞先生立卽寄回，他说：「俺当这个委员，几年来一直在南京，从未参加过一次会议，怎能拿人家的钱？」这时候，鼎丞先生一家人还正住在租的那两三间奠通民房里，正需钱用哩！
后来，民国三十三年，鼎丞先生在重庆，七十左右的人了，经常生病住院，家庭生活费渐形拮据，有钱的公私事业单位负责人，曾经受恩于鼎丞先生的，或钦仰先生清操的，常主动赠送医疗费来，先生都一律拒绝了。这些都是他一介不取的清廉之风的事迹。
和毛泽东冤家碰头
──「白云复白云，来去复来去；
来从何处来？去从何处去！」
这是鼎丞先生在重庆和毛泽东分手二十年后，冤家碰头时，所题的四句卽兴诗。
民国三十四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想促成「国共和谈」，想在中国实现「联合政府」的幻想，这个幻想曾经在东欧协助苏联赤化过好几个国家。美国自由主义者执迷不悟，根本不认识共产党，又曾在中南美推销「联合政府」。赫尔利专机来去延安，亲接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和谈。住在那里呢？主席蒋公安排得妙，把毛、周就安排住在「林园官邸」。那时候，林主席业已逝世，官邸更空了，只有鼎丞先生和顾孟余两家各住一小部份空房。鼎丞先生家住第一进。中间一进即林主席灵堂及故居。毛、周就他在最后一进。毛、周和鼎丞先生在广州联俄容共时代，都在中央党部共过事，而且，一直到民国十四年底，鼎丞先生和毛、周还同在武汉。不过反共中坚鼎丞先生一直是共产党造谣中伤的对象。他们把他划入右派保守分子。鼎丞先生有一次主持会议，毛泽东等在对面就胡闹捣蛋，甚至指名骂他顽固，引起忠贞分子不满，曾经计划下次开会的时候，好好修理他们一顿，反被鼎丞先生所劝阻。十四年底，双方斗争形势已经极为尖锐、投机分子「基督教救国主义者」徐谦，主持会议，曾经在会场上直接指斥鼎丞先生为「老顽固」，并禁止他发言。那时候党国中央要员如胡汉民、张静江等，都在武汉，发现危险已极。于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几人密秘乘船离开武汉到南昌与蒋总司令会合，从那时起，鼎丞先生和毛、周就未再见过了。
事隔二十年，冤家再碰头，又同住一个人官邸里，真是人世沧桑，白云苍狗，冤家路窄。毛、周初到第一次就知道鼎丞先生住在第一进，秉「行客拜坐客」之义，第一天卽来拜访，当然是礼貌性的，不可能深谈，寒暄不久卽走。第二天，鼎丞先生也前去回拜一次。当他从毛、周那里回来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走到儿媳的书房里，媳妇正在读书，他吩咐她说，「阜午，我念一首诗，你用笔记下来：『白云复白云，来去复来去；来从何处来，去从何处去？！』」木讷寡言的鼎丞先生说完转身就走了，没丢下一句解释的话，给媳妇满头雾水。媳妇彭阜午原是中央大学国文系毕业的高才生，父亲是湖南省老国会议员，当时的国民参政员彭允彛，也是鼎丞先生的好友，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彭阜午家学渊源，不会不懂这四句诗的表面意义。但是，这四句诗，很像佛家机锋偈语，谁识其中玄机？等鼎丞先生儿子回家，小两口仔细研究，还是不明所以。等第二天午饭时，鼎丞先生才又说：「我昨天的诗，说白云，是指坏人的。」儿媳知道鼎丞先生从不厉声破口骂人的，到气极的时候，骂他最痛恨的人，也只是骂「坏人！」「骗子」。西安事变发生，鼎丞先生气极了，也只骂「张学良真胡涂！」现在他说白云指坏人，儿媳才恍然大悟，昨天父亲从毛、周那里回家说的白云诗，白云何指，不问可知了！
「诂雅堂丛书六种」与章太炎诗卷
鼎丞先生是革命家，但更是学者。他的学问绍源于他尊翁竹筠（以此）先生所著「毛诗正韵」。他的学术成就也颇为章太炎所重，傅斯年在鼎丞先生七秩寿序中曾云：「夫河汾佐命之谈，实出于伪托：济南传经之儒，未达于有政。其能退而传经，进而名世如我日照丁先生者，旷览史乘，未多觏也。」
傅孟真是不轻易许人的，也如此推重，洵不为虚。鼎丞先生于「诗经」「尔雅」，极为精熟，对古韵学除有深刻研究外，并有重大发现。他与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等朴学大家，交往极密，他们任意举出一个字，他就能够说出此字古属何韵何部、读何音、见于何书。我国往古学者注释「诗经」「尔雅」等，往往只能从古籍上举证诠释，永远止于字面上的反复寻绎，转注训读，往往发现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而强为之解强为之注，鼎丞先生发现从现代各地方言语音和读音，可以解释「诗经」「尔雅」中古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以今日方言与古代各书音读互相印证，往往极易了解，诂雅堂丛书六种中「俚语证古」、「方言译」，即是此类。
竹筠先生已经发现诗经毛诗「无字不韵」的正确性。他发现的六种转韵的方法是：（1）介错韵，（2）交错韵，（3）交错转韵，（4）递转韵，（5）连续递转韵，（6）双声通读韵等，基于此，鼎丞先生着「毛诗韵聿」一种。小学家王献唐先生曾着文，诠叙「毛诗韵聿」一书的四大特色为古今所未见。「诂雅堂丛书六种」是「毛诗韵聿」、「毛诗解故」、「尔雅释今」、「尔雅古韵表」、「方言释」、「俚语证古」。这部书经中央党部筹划，已经出版，各大图书馆都有藏本。部份手稿及杂文手稿，则藏于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特藏组。
鼎丞先生是革命中央领导一员，毕生奔走革命，但是，毕生也从未放弃读书及研究学问。他和政界人物的私交，远不如他与学术界人士的深契。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廿九日，鼎丞先生的政治生涯正如日中天之际，闻章太炎病寓苏州，（章患鼻癌，是年秋十月谢世。）乃与黄侃携京中诸友所醵之资前往探病，太炎威慰极深，曾于
「平生樽酒意，垂老又相逢；揽发谁先白，疑年各号翁；研经怀孔壁，论韵识齐东；薄暮平门道，车声隐梵钟。」
这首诗极为平实，亦富感情，于鼎丞先生乔梓的经学韵学都提到，只是不提鼎丞先生的勋业事功，想必是章太炎深知他们是文字之交，不屑于以俗事羼人也。关于这段故事，及章太炎诗卷，鼎斌先生颇为珍重，多年存为至宝，并分索黄侃、叶楚伧、汪东、于右任、但焘等以各体字题诗题词（于题浣沙溪词）并跋语，颇有可观，此事详见「传记文学」所载屈万里「章太炎赠丁鼎丞先生诗卷后记」一文，第二十三卷第四期，民国六十二年出版。诗卷原件，现存鼎丞先生次壻龚介民家（现似已移寓南美巴西）。
鼎丞先生的儿女亲家中，还有两人，也是文字之交，而政治立场不合。其一是媳妇的家翁彭充彛先生，前已说过。另一位是女儿的尊翁黄炎培先生。他们三人政治立场各异，可是诗酒文字气味相投，常常互相邀约，饮酒谈诗论文，不及政治，其乐融融。也是颇为有趣的。
病重时拒食拒医
人到七八十岁以上时，往往自成哲学家，自成达人。古所谓达人知命。鼎丞先生到七十八九岁时，曾患肾病，两度赴日就医割治，但并未绝对痊愈。民国四十二年，中央及各界亲友，还为他举行过八十大寿庆祝会，极一时之盛。但到四十三年元月，除了肾病外，以往各病，几乎同时并发，而脑神经病变最重，有血管栓塞及中风现象，神智虽清而半身不遂，口舌已不灵活。先送当时广州街的中心诊所，由丁农等负责医治，不见起色。乃于二月廿四日移入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极为重视，组织会诊小姐，并定期每周举行诊疗会议一次。由高院长亲自主持，除台大各有关医科主任外，并邀丁农参加，亲属及亲友亦有代表参加。据四十三年三月二日第一次诊治委员会纪录，丁农报告鼎丞先生病情为：（1）慢性肾脏病，（2）贫血，（3）脑血管栓塞（动脉硬化引起），（4）右半身麻木，（5）肺结核等。台大医院检查结果，与丁所说相同。在
丁惟汾先生...
监察院长于...
丁鼎丞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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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 4 日 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