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至和律师事务所:对联的谋篇与创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8:45:30
古人将对联的创作称之为“属对”。“属”,类也,“对”,配偶也。意思就是以类字配成偶句以成的文体。由此可见其“属对”二字的内涵所在。对联的独立单位是“副”,不能用“首”或“条”等称谓。不管对联字数多少,必须要求上下句字数相等。对仗合理,词性相近。
乍看起来,对联这一文体在浩翰如云的传统文学中,是再简约不过的了,它短小,精练,易学易会,应用方便,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春联、婚联之类,似乎持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尝试。其实不然。形式的简短,只是就表象而言,若论及对联的创作理论及艺术手法,并不比诗歌简单。对联和格律诗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对联只有上下两句,而格律诗就不只两句了,对联在精练程度上比格律诗要求的还要高,因此联语中的水份是很少的。一副好的对联,不但要做到语言精练、对仗精巧、意象精深,还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撰写对联难度较大,难度特大的对联,要想对好,比写格律诗要困难的多。有的联语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对好,有的联上联出了,数百年之后,下联仍无人对出,致使在楹坛上出现了“绝对”这一特殊现象。所以,一位作者,只有学识是不够的,必须有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浓郁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一副对联,格调固然重要,但格调只是一种文学技巧,而艺术是文学的灵魂。格调是死的,艺术则是活的,格调给人以外表的美,而艺术则能给人以内在的美。所以,要求作者必须具有诗人的思维力、观察力和感染力。像写诗那样去写对联,要做到立意奇绝,感情真挚,内容含蓄,语言饱满,文辞洗练,构思巧妙,意象清晰,寓意深刻,对仗合理,音律优美,尽量使对联达到诗化的境界。有人认为,写对联比写诗来得容易,其实要真正写好一副对联,并非易事。它和诗歌一样,同样要讲究比兴之法。如果没有艺术的冲动,只是为应付而作,因文造情,其作品绝无艺术生命力。晋朝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糜”,指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和言志,这就必须首先做到语言优美而动人,对联亦如此,必须借助于审美形象去表达自身的情绪,还要做到联中有我,即在联中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古人云:“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在读书,在养气。”此乃独到之谈。其中道出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勤学之功,丹华之妙”的深刻道理。此乃书外功夫,是非一般人能体会的了的。清代学者袁枚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只可取意,不可取法”,“平居有古人,学习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对联的创作过程是对语言最精辟的提炼。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对联创作必须充分掌握极度的概括特征,以最精练的形式唤起人们的美感。大的题材可以大写,小题材则要小写,不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在创作时,在避免文辞堆砌的阳春白雪,也要避免庸俗直白的下里巴人。沈德潜指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为此,作者平时要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扩展自己的胸谋,开阔自己的视野,到时候驾驭大的题材就不会无处落笔了。
万家忧乐到心头。 此联独辟蹊径,写风景,言简意赅,只在出句点破而已。下联笔锋突转,从四面湖山的空旷即而想到万家忧乐,这是全联的主题所在,立意也就在于此。作者若没有真挚的怜悯之心,是绝不会写出这样的联句的。
大海能销出塞声。
古今才一瞬,问江上才人、阁中帝子,比当年风景如何。
作者在上联巧妙地摄取了“落霞孤鹜”、“秋水长天”、“湖山”等物景,以哲人的眼界,向人们提出了世事兴废的自然规律,下联引出此时与当年的时空差,相比这下,今昔对照,令人在时代的变迁中引发怀古幽情。若无上联出自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定格之景,便不会有下联作者要抒发的感慨之情。作者依稀在告诉人们,“此地湖山”历经风雨沧桑而依然无恙,得来之不易。言外之意,也多少道出了滕王阁的佳丽风光。
有奇书谈胜看花。
平湖波烟月,谁补种四周杨柳,十里荷花。
豪情传梦鹤,偶尔吟风弄月,毋将赋咏概平生。
其次是要用语贴切,即不可哗众取宠,也不能堆砌华丽辞藻。所谓用语贴切,就是内容要切人、切事、切地、切情等。比如为一纪念地题联,就必须对历史人物、历史事迹说得恰如其分,使人读之亲切、真实,有个性、针对性,最忌讳的是作品的概念化。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革命将士万古流芳”之类的词,美仑美奂,却不着边际,是必须忌讳的。请看安庆市徐锡麟烈士纪念楼联:
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
一是要选取最能表现自己感情的意象。比如有这样一副联:
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
因每个人的经历、地位、水平、年龄都有差异,即使是写同一体裁,其结果也会千差万别。显示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艺术效果。扬州史公祠为纪念抗清英雄史可法而造,祠中有联,乃清代文人张尔荩所作,联曰:
二分明月故臣心。
舜帝曰:“诗言志,歌咏言。”这是在说诗体的文学宗旨。楹联也同样如此。孟子亦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意思是讲不了解作者就不可能对其作品有真正的理解,反过来讲,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作者的人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首先给诗下了定义,认为“言志”就是“持人情性”,而所含的就是“无邪”的情志,意即健康、真实的思想感情。自古至今,诗人们一直恪守这一格言,认为“言志”是诗的本质,诗不言志,作者无法将自己的理想、抱负、志向、情趣抒发出来,从这一点说,“志”应是诗的灵魂。联与诗同,细细分析,一副好的对联,都是或明或隐地向人们表达自己的心志。“诗言志”应该做两种解释,一是诗必须要言志,二是你不管采取何种手法去写,最终你的志也会在你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因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的外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内在情性、社会经历和语言风格,即使写同一题材,也会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然言志这一宗旨都是统一的。在对联中,有人将旨在抒发自己情致的对联称之为言志联,比如徐悲鸿在解放前写过的一副联:
一意孤行。
在写法上,言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的表白,一种是无意的流露。前者如清代彭元瑞写的自勉联:
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作千秋雄魂,死不还家。
菊残犹有傲霜枝。
啼到春归无寻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指在作品中抒发内心的思想感情。可“直抒胸臆”,谓直接抒情,亦可“寓情于景”,谓间接抒情。它带有作者鲜明的个性特点,并反映一定时代、一定人群的某种共同感情,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晋朝陆机就指出过“诗缘情”之说。他说的情乃是指人们的心灵意绪,它包括人生悲喜之感,而以真实感人作为其审美之特征。钟嵘在他的《诗品序》中认为,诗歌的感情,乃是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对诗人心灵感召的结果,其中最激发人心的即是悲壮、分别之情,只有这些感情,才适合以诗的形式抒发出来。纵观古今楹品亦然。请看小凤仙挽蔡锷联: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雨窗欹枕更何人。
马隅卿为北大教授,是周的故友。上联写二人前一天还一道观灯,仅隔一个梦(即一夜)就病逝了;下联写自己在风雨中转侧不安的情绪。联语洗练,既不写逝者生平之业绩,也不写自己悲痛欲绝的伤情,而只写一方空间,以小事托出,极富诗意。此深情笃意完全是自寓情于景中道来,此种写法属于间接抒情。 还有一种抒情手法既不属于直接抒情,又不属于间接抒情,从字面上看似通篇写景,无一字涉及主观情绪,但作者思想感情已在不尽然中融化在其中了。如山东济南大明湖联:
一城山色半城湖。
章法即指文章的组织结构。一般而言,写对联是无成法可循的。如一旦形成陈规的章法,便会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失去了活力。然一切事物又都有其规律性,鉴于此,古人还是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般认为,对联的创作理论及美学原则多遵循诗赋骈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这精辟的论述,不仅适用于诗赋骈等文体,自然也是对联的创作理论根据和美学原则。古人对章法的理解,从来就有:“只可取意,不可取法,意有真意,法无定法,以古为法,以今为意”的说法(袁枚语)。古人的这一理论,从辩证唯物法的角度去道破真谛。但还是有一家之言,谓诗法之“起、承、转、合”。 对于楹联,上四点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短联不必苛求,一些长联,不妨可以借鉴。因此,懂得一些作诗章法,是做好对联的关键所在。请看徐达为故邸撰写一联:
小苑春回,莺唤起一庭佳丽,看池边绿树,树边红雨,此地有舜日尧天。
上联前两句从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中化出,由此引发对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发思古之幽情。此为大处着笔,给读者展开一副风云迭起,辽远壮丽的景象;下联则从小处点墨,从小见大,错落有序,使人观之有物、闻之有声,感情贴切,一“问”一“看”使得起、承、转、合十分得体,叹为观止矣。 总之,对联的章法,要应用灵活,要求周密、完整,布局得体,脉胳清晰,还要做到跌宕有致,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是无章法可言的,也很少写出较好的对联。
摘自李岫春编著《楹联大全》第三章“对联的谋篇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