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安徽民营企业百强:毛泽东褒贬历史人物:知识分子最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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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其一,不以出身地位论英雄

毛泽东曾多次把项羽和刘邦两人并提,并进行比较。在读《史记》时,毛泽东曾在《高祖本纪》中写了这样的批语: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其政治才能最为重要,而这种才能的形成,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讲过: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还认为,刘邦之所以成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人,善于纳谏。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生动地讲述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他借这个故事教育干部: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刘邦是个小吏出身。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可以说是“老粗”出身。毛泽东从刘邦这个典型中总结出“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阐述他的这种观点,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

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对贵族出身的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评价都不高,尽管他们是开国皇帝,但是缺乏政治才能。毛泽东在《隋书?高祖本记》上的批语是“蕴藏大乱”,对唐高祖李渊的批语是“遇事无断制”。

其二,欣赏能文能武的人

毛泽东称赞过的许多人物,如曹操、周瑜、诸葛亮、李世民、张说、朱敬则、范仲淹等,都是能文能武的人物。他年轻时,“独服曾文正”,也正是曾国藩能文能武。

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路途中读《三国志?吕蒙传》。毛泽东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1973年7月,毛泽东布置校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史记?灌婴列传》、《晋书?刘元海载记》等,是大有深意的。周勃、灌婴是跟随汉高祖刘邦起兵的武将,虽然他们功劳卓着,但由于没有文化,常遭后人鄙视。匈奴贵族刘渊(即刘元海)曾说过:“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意思是说,通过他翻阅史书,像随何、陆贾这样的人,只有文才不懂军事;而周勃、灌婴只会打仗,没有文才,这都是他所不佩服的。毛泽东所以要让高级干部读《刘元海载记》,正表明他比较赞赏刘渊的话,只文不武或只武不文,都是不行的。

其三,赞赏于乱世中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就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乱世英雄豪杰的赞美之情。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观点,认为“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即使是在晚年,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例如,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是靠长期艰苦征战取得帝位的。尽管在他取得帝位后,由于信任伶人、残酷搜刮等弊政导致了“祸乱”,使他成了短命的皇帝,但他为夺取天下而英勇作战的事迹,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光彩的一页,受到毛泽东的特别瞩目和赞许。

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一篇,读得很仔细,并写了几条批语。毛泽东十分称赞后唐灭梁过程中的三个关键人物:李存勖本人和他的两个谋士康延孝、郭崇韬。毛泽东批语道: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在后唐与后梁为夺取中原统治权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的事业,“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由于战争十分艰苦,有人建议“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李存勖“审机独断”,坚持执行康延孝、郭崇韬的积极进攻的战略,终于获胜。

毛泽东的批语说: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在进攻汴州准备灭梁的最后战役前,李存勖和其他将士一样,遣送家属到兴唐,准备与梁决一死战。李存勖告别家属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对此,毛泽东很是感佩,批了一句:

生子当如李亚子。

“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句话本是朱温败于李存勖时的感叹之词,毛泽东借引来,可见他对李存勖的赞许。

也许就是在这次读完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史籍以后,毛泽东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首歌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咏史诗《三垂冈》,他虽然已记不清“是何代何人所作”,但诗的内容他还背得下来。诗云: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通过他的秘书田家英查出了这是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

毛泽东对于史籍中记载的那些以儒术治国,或者只是守成并无作为的人物似乎不太感兴趣。被很多史家赞誉为“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毛泽东却并不以为然。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说: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这表明毛泽东对“维持会”式的历史人物是不太感兴趣的。他还和人说,《后汉书》只有光武可读,这也正是由于汉光武帝刘秀是从征战中承续汉家基业的“中兴之帝”,所以读起来才有点意思。

其四,尊崇硬汉子,鄙弃“软骨头”

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人总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而对于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甚至妥协投降的人则给予鄙视和批判。

徐有功是唐武则天时期的执法大臣,他坚持执法不循私情,不怕诬陷,甚至不怕丧命。《新唐书》称他:“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辞,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徐有功认为自己被朝廷用为法官,自己只能“守正行法”,这就难免坐罪而死,这就像“鹿走山林”,迟早会“命系庖厨”被人宰杀。

毛泽东不赞成徐有功这种贬低自己的观点,认为他如坚持执法而死,是“以身殉志”,是高尚的行为。不仅徐有功如此,所有“以身殉志”的古今人物,都是伟大的、高尚的。他在《徐有功传》上批道: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相反,毛泽东对清朝末年的“软骨头”武训则完全是否定的评价。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稿时,亲笔加了这样的文字: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着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清史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

其五,相信“青年人打倒老年人”

毛泽东在读史、论史中,对青年人的作用给予特别的重视,他一再提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并从历史人物中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明他的观点。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第二次全国团代会主席团的谈话时,就以周瑜为例,说明选青年干部任团中央委员的重要,他说:

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

在1958年5月8日*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他强调说: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接着他一口气举出了大量历史上年轻人干大事的例子。

毛泽东读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其中说: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说: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

其六,听其言,观其行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从历史人物本身的实际行动出发,并不以当事者自己的表白为标准,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听其言,观其行”的观人标准。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期比较特殊的一个皇帝。他原为齐朝的雍州刺史,不料“时逢昏虐,家遭冤祸”,他的哥哥萧懿被暴虐的齐朝东昏侯所杀。萧衍起兵反齐,“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终于建立了梁朝。他“制造礼乐,敦崇儒雅”,在位长达48年。但是,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最后造成宗室子弟互相倾轧残杀,又错误地接受东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梁武帝本人饿死于侯景的囚室。导致大权“自己而得,自己而丧”。

毛泽东对梁武帝一生从得国到失国,感慨颇多。梁武帝初期在与北魏的作战中,显示了他的军事谋略。毛泽东在《南史?曹景宗传》中批道:

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但梁武帝最后结局却是那样可悲,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批道: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是借用唐朝诗人罗隐在《筹笔驿》中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和惋惜之情的诗句,毛泽东用以评价梁武帝,当然包含着同样的心情。但梁武帝的悲剧并不完全是“运去”,其中很大原因是咎由自取。

梁武帝晚年专听独任,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典型的是他对贺琛奏折的批驳。

贺琛在奏折中尖锐地提出了武帝晚期的各种政治弊端,希望他对官吏“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梁武帝对此无法容忍,竟口授敕书,一一反驳。声称自己“有天下四十余年”,一直是注意听取大臣们意见的,而且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见多识广,不应和那些庸碌之辈一样讲话。

读到此,毛泽东想起孙权批驳陆逊的话与此很类似,他在《贺琛传》中批道:

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

梁武帝针对贺琛提出的“导之以节俭”,反驳说:“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梁武帝还说他常常三更天出来理事,如果事情繁忙,到下午才能吃饭,而且经常只吃一顿饭。过去“腰过于十围”,现在削瘦许多,起码有二尺多。

毛泽东对梁武帝这大段诉苦似的自我表白并不同情,他批道: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为自己不能听取正确意见辩解,表明自己不能“专听生奸,独任成乱”,而实际上他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毛泽东又批道:“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毛泽东这些批语,揭穿了梁武帝掩饰自己过错的各种表白,指出了导致他“自己而得,自己而丧”的原因。

其七,“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资治通鉴》第67卷记载了诸葛亮正确对待法正的事迹。法正是刘备的谋士,是辅佐刘备的核心人物之一。但他“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向诸葛亮提出,法正如此纵横,应该向主公反映,抑制他的威福。

诸葛亮没有急于行动,他说:主公之所以在公安,正是由于“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正是主公的辅翼,正应该让他“翻然翱翔”,发挥作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对他加以制裁,使其不能发挥作用呢?

毛泽东认为诸葛亮的作法是对的。他写道: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这也是他评价所有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的准则。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一句话: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这里所阐述的原则,不仅适合于孙中山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种对历史有过贡献的人物。

毛泽东读史论人,往往只是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个人的情感,感*彩显得很突出。由于这种因素的作用,就难免对某些人物产生偏爱,而对另一些人物又有所厌弃。如他特别喜欢乱世中的英雄,就是一种个人感情。实际上战乱时代的人物与和平时代的人物都对历史有所贡献,不可偏废。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也会受到特殊的政治形势的影响。特别是1958年之后,毛泽东往往会以“左”的观点看待政治形势,看待社会现象,这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甚至可能出现以评价历史人物来为现实服务的现象。而毛泽东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恰恰是在1958年之后,这样,就不能不导致在对历史人物评价上的某些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