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路桥公司怎么样:（024）军统大案之日人藏本

闲话军统（87）
　　“日人藏本失踪案”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迄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国力上的差距，决定了日方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所谓“谋略战”，总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上风，但也有失手的时候，“日人藏本失踪案”就给玩儿“现”了，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人。
　　1934 年6 月，中日复交，6 月8日，日本驻民国公使有吉明到任。次日，有吉明即照会国民政府，称“日本驻南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于1934 年6 月9 日失踪”，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予以“合理解释”，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
　　当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还到外交部“咆哮公堂”，一通大闹，搞得天翻地覆。
　　日本的高级外交官在华失踪，非同小可，所有人都明白，以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态势，此事一旦处理不好，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在家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是老政客了，自然识得此案的利害，当即令所有军警宪特：“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南京出了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首都警察厅长陈焯，陈焯派出的，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
　　赵世瑞，生于1903年，浙江诸暨人，跟一期的宣铁吾是同乡，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六连。赵世瑞参加过北伐，此后被戴笠看中，送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洪公祠特训班”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跟别的特务不一样的是，赵世瑞虽然是一个军统分子，却始终在公开单位工作。赵世瑞是个搞侦查的好手，从1933年一毕业就进入首都警察厅调查课，从调查员、股长、组长，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升任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自然，调查课也就成为了受特务处“运用”的一个单位。
　　接到这样一个艰巨的人物，赵世瑞却并不感到担心。原来，他早在两个月前，就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安排了一个“内线”。
　　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听差袁露，就是赵世瑞的人。
　　袁露，本名詹长麟，1913年生，江苏江宁人，15岁就进入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曾给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当过勤务兵，脑子好用又见过世面，同时，参加过“淞沪抗战”，证明也有一颗爱国之心。这样，詹长麟被赵世瑞看中，通过中间人把他安排到日本总领事馆当了一名杂役，并化名袁露。
　　由于袁露人聪明，会来事，很快被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看中，让他给自己当听差，这样，袁露就可以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与闻一些机密。
　　情报工作，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总是“临急抱佛脚”，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特工人员，想靠“蒙”是没戏的。
　　有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运气好，怎么那么巧，刚好他在哪里哪里布置了个人，我怎么遇不上这种好事。其实不是，真正的高手，讲究“走闲棋，布冷子”，看你有没有这等战略眼光了。天下事，岂是“蒙”得来的！

　　所以，情报工作，看似没有搞行动破坏那么热闹，但它却是一切特务工作、或称秘密工作的基础，不会搞情报，是吃不了特务这碗饭的。
　　好比田径，被称为体育运动之母，跟这个道理差不多。
　　仅仅两个月时间，袁露这步“闲棋”就发挥了作用——6月8日晚上10时多钟, 袁露亲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赵世瑞心中有了底，他从总领事馆要到了藏本英明的照片，并多方了解他的性格、爱好等等，即于当日在各重要路口、旅馆等地布控。并以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的名义发出“寻人启事”：“如能将藏本直接寻获者，赏洋1万；能知该员踪迹报告后因而寻获者，赏洋5000元。”
　　这时，日方还在大肆鼓噪。
　　6月10日的大阪《每日新闻》说：“目下南京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识之至，中国宪兵队对于日人，皆有便衣侦探跟随，电话亦一一窃听。尤其甚者，6月3 日今村第三舰队司令官，在中山门受宪兵检查身体之侮辱事件，须磨总领事方向中国警告，故对藏本事件中国之态度，以疑惑观之。”

　　6月1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声称：
　　“藏本事件系在中国国都警备严重之区域公然对我总领事馆员之行为，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动机如何，实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事件，故须彻底纠缠南京政府之责任。帝国政府保留最后行动之自由，并要求中国自行着手探索藏本。若对于该提议中国政府不表示诚意，帝国政府第二阶段之行动，即从中国为无组织国家之常例，无搜索之能力，我派出之官吏，当举行实力搜索。若达最恶之场合时，当使我陆战队员实力搜索之责任。帝国政府依照惯例，对于关系列国，通知我方所取一切手段为公正妥当。由中国方面或由我实力搜索之结果，判明事件真相后，当使我有吉公使与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谈判，提出下列之条件一、国民政府之正式谢罪。二、加害者之严重处罚。三、严正之损害赔偿。四、以于将来之保障。”

　　日本人还弄了一帮子在南京的日本侨民游行集会，表示“若藏本不寻获，则全体侨民回国。”等等。与此同时，日方将其第三舰队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卸下炮衣，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开练”的架势，下关附近的大批居民已经开始离家避难。
　　一时间，南京城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闲话军统（88）
　　转眼三天过去了，南京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谁都知道，多拖一天，藏本英明生还的希望就少一分。
　　蒋介石从南昌前线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求汪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
　　汪精卫早已焦头烂额，蒋的电报如同火上浇油，一向温文尔雅的汪精卫，居然当即召集参与侦破的军警宪特，大发雷霆，并指出“查自日本副领事失踪后，迭经严谕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无踪迹。宪兵司令部、警察厅须饬属加紧侦查，务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除了上海是个例外，即便是像南京这样所谓的大城市，要想找个人，并不是太难的事。
　　主要原因，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家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除非是逃难，没有人闲得没事到处乱跑。兼且交通条件远不像今天这般便利，当年，要想出个门是件挺大的事。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跟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城市当中没有太多的流动人口，基本属于一个静止的社会。
　　所以在城市里，要想查个把人，都不一定需要“片儿警”拿着户口簿挨着个的比对，基本上，到辖区转一圈，就全清楚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陈恭澍“制裁”王克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离开他借宿的毛万里家。因为他知道要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是一场北平全城的大搜捕。而他由于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被堵在毛家，那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的。
　　所以他跑到八大胡同，找自己相熟的“姑娘”，“忍”了两宿，即便是在“院子”里，据陈恭澍后来回忆，也遇到了几次检查，幸亏“姑娘”机警，应付了过去。
　　等后来一问，果然离开毛家的当天夜里，派出所就带着日本人来查户口。
　　这是第一招——户籍管理。

　　然后是社会面控制，首先是检查大小旅馆，同样，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宾馆酒店，每家捋一遍，然后派个特务“坐”店、随时掌握情况就是了。
　　第三招是交通控制，汽车行（即当年的出租汽车公司）查一查、拉脚的查一查、再把各个交通路口一控制，你说藏本英明是能飞上天去还是能怎么着。
　　怪了，三天了，大家真是没闲着，各种招数都使遍了，就是找不着人。
　　万般无奈之下， 6月12日，大家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重点盘查要求，主要针对四类人：“形迹可疑的、外地口音的、形容古怪的、精神不正常的”，上峰有令，凡遇见上述人等，一律严加盘查。
　　一时之间，南京上下齐动员，大抓精神病、武疯子，凡街边倒卧、酒鬼、乞丐，皆有藏本英明之可能，皆有严加盘查之必要。

　　跟大家一样，赵世瑞也忙乎了三天，而且比他们还加个“更”字——赵世瑞已经三天没睡觉了。
　　他为什么干劲这么足，因为赵世瑞有自己的独家线索——藏本英明坐着领事馆的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虽然这是一条不太确切的消息，而且坐车出去以后，变数还很多，谁知道他在哪里拐个弯，到哪儿去了。但总归，这是藏本英明失踪之前的最后一条线索，顺着它往下走，胜似于在马路上跟精神病较劲百倍。
　　赵令他手下所有警探着便装在中山陵、明孝陵附近布控。特务做事，与警察不同，他不会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说，你是什么人！”——只需要拿个小本，带张照片，“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6月13日一早，消息令赵世瑞极为振奋——明孝陵的守陵人报告，当日凌晨，发现一个40多岁穿西服的人，跑到陵区讨水喝。观其人，虽然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看上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不太像中国人。可是，等当事人反应过来，拿着报纸上的照片去比对时，那人已经走了。

　　紧接着，赵世瑞又接到了第二条线索。
　　报信儿的是一家小餐馆的老板，他的小店，就开在“中山陵园”和“明孝陵”之间的路上。
　　据老板说，今天一早，店里就来了一个客人，虽然穿着西服，可是满脸胡子邋遢，一副很落魄的样子。结果吃完了饭，一摸兜里没钱，于是那人拿出一枚纯金的扣子，说是当做饭钱。
　　当时老板说不要，并说“如果您一时不方便，那么下次再给就是了，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但是那个人说“不会再有下次”了，还是坚持用扣子付了帐。
　　至此，赵世瑞三天来的疲乏一扫而空，当即率大批警员直奔明孝陵，做拉网式搜查。

　　到6月13日中午11点，终于在明孝陵附近的一棵大树底下，发现了藏本英明。
　　这时，距藏本英明“失踪”，一共过了108个小时。

      闲话军统（89）
　　赵世瑞第一时间将藏本英明送回首都警察厅，交给他的顶头上司陈焯。
　　跟我们大家一样，陈焯首先要问的，自然也是那句话：“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在赵世瑞他们找到藏本英明的时候，已经问过他一次了。当时他说自己想自杀，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则不肯说。
　　此时，陈焯再问，藏本英明还是那句话，想自杀，至于其他的，则一律闭口不谈。

　　毕竟是高级外交官，他不肯说，总不能强迫他说，陈焯也没什么好办法。
　　还是赵世瑞有办法，他认识一个路透社记者，叫赵敏恒，足智多谋，有爱国心。
　　赵敏恒自称“青年会”代表，前去慰问藏本英明。藏本感动之下对赵讲了“心里话”，原来他认为自己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受到排挤，升不上去，很郁闷。出事当天，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宴会，可总领事须磨不但不让他去，反而让他到火车站去给公使有吉明看行李。藏本英明感到大受屈辱，了无生趣，遂萌生了厌世的念头。然而几番”试“死，都没死成，就在无可如何之间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天，直到被寻获。

　　当天下午4点，藏本英明被交还给日方。
　　藏本英明失而复得，显然是把日本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6月14 日，日本总领事须磨硬着头皮去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感谢。同时要求，为保全日方的颜面，中央社、中央电台及南京各报社等中方媒体，一律不得报道这一消息。对此，汪精卫经与蒋介石商量表示同意。
　　孰料，日本人回去就变了卦，声称“中国当局对于发现后疲劳的藏本氏，强制使其陈述，又不使我官员到场”，“身心俱缺乏平静，陈述亦不明了确实，故关于今后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复后，调查事情，再行考虑”。
　　幸亏赵世瑞当时留了一手——赵敏恒作为路透社记者，不受中日约定的限制，当即将他采访藏本英明的新闻稿直接发回伦敦路透社总社，顷刻间传遍全世界。
　　这一招把日本人给气坏了，据说当时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称赵敏恒“不是记者，而是中国的一个恶毒的宣传员。”
　　在表面上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这种言辞基本上等于是破口大骂了，当时在场的路透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考克斯一听就急了，指责天羽英二梅辱记者，侮辱他的同事，两人差点就动手打起来。
　　藏本英明于6月20 日被遣送回国，后不知所终。就此，“藏本事件”以最有利于中国的形势结束。
　　以目前公开的资料考察所谓“藏本事件”，就只能说到这里了。其他深一层次的，比如藏本英明的“失踪”究竟有无幕后指使？藏本英明的自述有多少水分？日方借助“藏本事件”究竟意欲何为？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样，“藏本事件”最终的戏剧性结局，最起码地，是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解除了密布的战争阴云，甚或，使日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消弭了其一个最好的借口，这个评价，应该不算过分。
　　以功在国家，1935年，32岁的赵世瑞晋升为少将军衔。
　　这个升迁的速度是火箭式的。
　　——如果从赵世瑞1933年参加特务处工作算起，才用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从1925年，赵世瑞考入黄埔算起，仅仅过了十年，赵世瑞就从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六连的一名学兵，一跃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整个特务处，在抗战开始以前就当上将官的，只有两位！

　　赵世瑞是第二位。
　　第一位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因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于1935年夏天晋升少将军衔。
　　至于他们那位戴老板，由于特务处并不属于军队系统，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基本上属于一个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所以根本没有军衔。戴笠要当少将，还要等到三年以后，戴笠以军统局副局长的身份，领少将军衔。
　　再比比毛人凤，1934年加入特务处，任“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上尉军衔。1935年，还是以戴笠的提携，毛人凤才调到军委会武汉行营第三科第一股股长，弄了个少校，你看看跟赵世瑞能比么。

　　虽然官运亨通，但可惜天不永年，去台以后，赵世瑞因中风于1952年去世，仅活了49岁。
　　至于日本总领事馆的杂役袁露，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以后再说。
　　按：“藏本事件”的真相被抖搂出来以后，知名人士杜重远先生曾抓住不久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被杀一案做对比，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笔锋极为犀利，特附录于后。
　　叶木华与藏本英明

　　作者：杜重远
　　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君，在长崎市路过日华商业学校街前时，被该校学生渡边龙雄蹴球打中叶身，发生争执，渡边竟出短刀刺叶胸部致死。后来经我方领馆一再交涉，仅以长崎县长名义道歉了事。不到兼旬，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忽以失踪闻。于是日方电通社诬我有意谋杀，日舰数艘驶京示威，驻京日侨开大会议决，如藏本无着落，则以全体退出南京相要胁。我方则朝野震骇，手足无措，军警四出，大索数日。结果才知道这位藏本先生吃饱饭没事干，竟在紫金山捉迷藏。拿这眼前的两件事对比一下，记者因想叶君何不幸而投胎到中国来，更何不幸而留学到日本去。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惨杀其代价不过长崎县一纸空文，赠以“遗憾”二字。

　　另一方面藏本又何幸而投胎为日本人，更何幸而服官在中国，一时心血来潮，遨游市外，竟忙坏了几十万的军警，惊扰了几百万的居民。好在紫金山的狼虎有眼，未敢照顾这位尊客，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否则尸身无着，事态扩大，说不定牵动了欧亚全局，重演世界大战。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平时我不知道二语作何解，现在就叶君和藏本两事，才得到实证了。
　　有人说，叶君不过是一个学生，藏本是一位外交官，两人的身分地位不同，何可相提并论。但是假定叶君是一个日本人，在上海给中国人打死，你想这事情会闹成怎样吗？那东京政府就非立即添派几只军舰，到中国各海口示威不可。这事情就马上化为重大的国际事件。反之如藏本是在日本的中国副领事，那么即使有了失踪的事情，中国断不能把责任诿卸到日本头上。日本警察即使帮同搜寻，也只是道义的关系，断不能小题大做。而且事后也许日本要向中国政府问罪，说是不应该派一个疯疯癫癫的外交官来日本呢。

　　现在这两件事总算了结了。叶木华算是白白送掉一条命。
　　藏本算是给中国军警找到，现在回日本去了。但单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本来政府是保护本国人民的，但是中国政府却是以保护外国人为其主要任务。叶木华事件，不必说，就是最近几年中，在上海，天津多少中国人遭日本有组织的绑架杀害（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君的遇难，即是一例），我们不曾见到中国政府向日本有什么要求。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被日本军队杀死，后来到底有什么结果呢？也和叶木华一样地白死罢了。但是因了藏本事件，却把南京文武官吏，一个个闹得手忙脚乱，仿佛大祸临头一般。自然，我们是弱国人民，活该倒霉。但是从前清直到现在的媚外惧外的心理，难道竟不能改变一点吗？

　　原载《新生》1934年6月23日第1卷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