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笑到最后--文革背景下陈锡联与宋任穷的关系

• 发表于：2011-04-21 18:25:23
• 作者:zg2008发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博客

1966年8月以后，沈阳地区红卫兵矛头首先指向的是辽宁省委。9月中旬，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已先后被批斗。毛泽东此时还是保宋任穷的，当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宋还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1月，黑龙江成立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周恩来让宋去参加，并安排其讲话表态，宋以后认为，周的用意很明显是想为他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1967年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在沈阳宣告成立，宋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

“辽联”反对沈阳军区1966年下半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陈锡联在回忆录里提及的“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打倒陈、曾、曾”（指陈锡联、曾绍山、曾思玉）恐怕也就是压制产生的反弹，随之成为“辽联”派主要的政治口号。

同年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其内容为：1、最近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点意见”引起冲击东北局的较保守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在沈阳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5月10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成立誓师大会，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予头直指“宋、马、顾、喻、徐”。

6月5日，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的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至此，辽宁地区三大派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局面形成。三派观点鲜明：“辽革站”—“保陈打宋”；“辽联”——“保宋打陈”；“八三一”——“既打宋，又打陈”。一般认为，“辽革站”是保守派，“辽联”与“八三一”是造反派，不过，“辽联”是造反派中较稳健一翼，而“八三一”是造反派中更激进一翼。

“三点意见”，使本应长于政治斗争手腕的宋任穷本人及其为首的东北局书记处，事与愿违，陷于被动。虽然，宋于7月4日被迫以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但已于事无补。8月6日，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决定”标志着毛、周在权衡利害后最终放弃保宋，从此，辽宁以至整个东三省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人马所左右。

1968年5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决定省革委会主任由陈锡联担任。在省革委会委员中，军队干部占16%，地方干部代表占22%，三派群众组织代表占62%，虽然在人员构成上表面是“军干群”三结合且军队干部最少而群众组织代表最多，但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大局。

自1968年6月后，正当盛年的陈锡联，经中央批准，正式免去宋在沈阳军区的职务，三个月后，陈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使陈不仅成为辽宁第一把手，而且成为支左部队遍布全东北的沈阳军区第一把手，实际上也就正式坐上全东北的第一把交椅。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调任位置更显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成为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六人小组成员，直至1975年2月成立军委常委会，为常委之一。同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2日，叶剑英被宣布停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主持，10月，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次年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再次担任军委常委。

而自1968年，却是宋任穷比较倒霉的时候。说是“比较”，那是因为其在“走资派”中待遇尚不算差。早在1967年中，宋已被中央接到京西宾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群众组织的剧烈批斗。1968年4月，宋虽被转移至条件较差的海运仓总参一所，但在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的中央批示中，点了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恒的名，却对宋是留有余地，没有点名。

翌年10月，宋又再疏散到辽宁39军“二五农扬”劳动，分配去喂猪，农忙季节收庄稼，同时写交待材料，且不时被拉到沈阳、阜新、朝阳、凌源和大石桥等地批斗。在此期间，宋没有得到他曾任第一政委的军区部队的任何关照，以后事实证明，这段日子给日后复出的宋心灵上留下长长的阴影。

1974年9月，宋回京，交中组部管理，虽然视为已被“解放”，但未有分配工作。文革结束后复出，1977年10月出任国务院七机部部长，次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控中央组织大权，地位渐见吃重。

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是陈、宋地位变易的分水岭。此次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已是71岁高龄的宋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仍兼中组部长），而陈此际却被视为凡是派大将之一员，“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要求”。自1968年后，陈、宋似乎一直都在暗地里较劲，而在人生的晚年，也似乎最终决出了胜负，后笑者，应该是宋任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