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

中国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 收入分配失衡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而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该咋办？新华社专家：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补偿。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在中国，“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

　　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欧美国家是25-30美元。

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欧美国家是25-30美元。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保和医保，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

由于我国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贫富差距巨大会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缓解失衡的十条建议

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予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何为基尼系数

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

　　(据《经济参考报》，作者丛亚平、李长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08日 08:10  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

　　文/夏业良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越大。

根据经验数据，人们通常认为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社会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在美国，最高收入的两大群体的收入，超过中下层60%人口的收入总和。然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不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明显，因为美国劳动收入的大部分落入中产阶级的口袋中。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此外，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数千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垄断行业的畸高工资也频遭质疑。这种依赖于政府政策倾斜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配置”模式，有悖于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化原则，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财富分布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国民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严重倾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和资源垄断剥夺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和竞争机会。惟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边界之内，让普通国民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拥有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性出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余丰慧：收入分配恶化已不需数据说话

　　余丰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6日在北京给眼下呼声甚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泼了“冷水”。他说，目前还找不到数据让他得出“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

听到此言笔者大吃一惊。在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带来的各种社会极端事件越来越多；在中央政府多次表示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调研、征求意见、制定方案的关键时刻，社科院的蔡专家竟然泼来一盆冷水。那么，这盆冷水泼的是否有理有据、符合事实？回答是否定的。

蔡专家说：“目前还找不到数据让我得出‘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果真如此吗？非也。就拿“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一个主要指标——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对比分析来看，城乡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是3.1:1，到2009年扩大为为3.33:1；2002年~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7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67倍。这些数据均是以每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为基础计算而来的，怎能说城乡差距拉大或者缩小找不到数据支撑呢？坐在办公室也不想寻找数据，而得出无数据可依的结论，这种研究结论和研究人员比“懒政”更加可怕，危害更加大。

蔡专家说，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果真如此吗？非也。许多研究机构数据已经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已经出现分配恶化状况。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该国可能发生动乱，一些研究机构计算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最近，全国总工会的相关人员也发布了一组数据，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电力、电信、石油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6月1日上午，访问日本的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主持人国谷裕子专访时说：“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个人收入之间也存在贫富差距。坦率地讲，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蔡专家对那么多数据视而不见，就连温总理的话语也视而不听，得出个“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的结论，目的是什么？

蔡专家臆断说，农民工的收入既没有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也没有统计在城市居民收入之中，漏掉了这块统计。这完全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臆测。农民工的收入每年都统计在了全国农民的纯收入之中，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2008年4761元，2009年5153元，这些数据里已经包括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收入。地方和基层政府已经将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作为当地农民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真不知道蔡专家的“没有统计在农民收入中”的信息从何而来。

可以说，在一些地方或者领域，收入分配的恶化已不需要用数据说话，只要蔡专家能深入基层，认真调查就可以了解到了。我真心希望有中国政府智囊之称的研究机构、特别是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里的研究人员，一定要在深入了解情况、广泛收集数据基础上提出观点，公开言论。否则，坐在办公室主观臆断的观点容易误导决策者，而最终是老百姓遭殃。

叶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向权贵开战 要控制泡沫

　　每经评论员 叶檀

　　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箭在弦上。只要国民收入倍增，才能拉动内需，才能让社会保持橄榄型的稳定结构。

外向型经济遭遇瓶颈，而内部经济效率在下降。2009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超过3的水平下降到1.5，A股市场的ROA从10%的水平下降到2%。如果缺乏深度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走入死胡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房地产到国民收入分配，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抛开房地产不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内需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们动辄把中国与深处于泡沫陷阱中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事实上，目前的中国是泡沫日本与工业化之初的日本的结合体。

一战前后的日本，建立起了大财阀统治的市场机制与赤贫的产业工人群体。虽然当时的日本跻身于强国之列，但无法解决内在的矛盾。

二战失败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在经历长期增长后，日本经济再次进入瓶颈。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其原因是经济存在农业与工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上世纪50年代，日本全国掀起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讨论，以后这场讨论成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基础。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事实上，并不单指国民收入，而是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内需、淘汰落后产能、增加国民福祉等环环相扣的几个部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铁腕打散财阀的过程，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就业，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手段主要包括，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成功的，从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因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的经济结构最终稳固，成为超级经济大国，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再次面临经济瓶颈，突破的办法是高估资产价格，使日本成为天字第一号的资产大国，而日本人一开始是当作经济复兴的号角鼓掌欢迎的。在后工业时代，当内需被彻底掏空，而高估的资产价格又让日本人为了虚幻的资产一辈子当苦力时，泡沫破灭就是盛宴结束的时候。日本的资产泡沫耗尽了实体经济的余荫，资本镀金时代恶化了贫富差距。如谢国忠所说，如今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下降到世界第19位，而且是一个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社会，相对贫苦率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作为日本改革的象征，新上任的自民党曾承诺，在2010财政年度下半年度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家庭收入平均增加100万日元(约合1.06万美元)，10年内把人均国民收入提升至世界最高水平。但提高人均收入曲折而漫长。

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处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拉动内需的关键时刻，劳资冲突与市场在劳动力并不缺乏下的民工荒，说明以往的模式无法持续。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是工业化初期与泡沫时代日本的结合体，面临着双向作战的困境，一方面要向权贵开战，另一方面要控制泡沫。对于中国而言，如果畸形的收入分配体系不改变，那么，由政府强令提高最低工资制就会演变成一场通胀下财富重新分配的数字游戏，由于资本市场的控制权与分配能力极高，最终最低工资制会经由资本市场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两年，农民工过去10年上涨的工资，刨去通胀后，并未真正上涨。

也许对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言，真正的困难，在内部是抑制垄断企业，通过税收手段给中小企业减负，同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外部是保持人民币的信用，争取货币主权与资产定价权。这并不容易，从目前的资源税等税费改革看，基本属于征一补一的平衡法，而在外部争取货币主权、在内部减少对发钞的兴趣，更是政府对自己欲望的克制，需要多方的激烈博弈，才能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