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暖散热器开关:国富民穷——决非人间正道

由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绝对平衡，所以一定会出现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或曰贫富差距。衡量这种差距的国际指标叫做基尼系数。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穷国虽然难免贫富差距，但从总体平均来看一般基尼系数不会太高。富国如果通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加以调节，可以控制差距。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富”已经为世界瞩目，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越过0.4的警戒线，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2006年则升至0.496。2008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所考察的22个国家中，中国高居贫富差距“榜首”。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有统计显示，中国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来看看俄罗斯：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4左右。2006年，俄罗斯GDP增长6.7%，工资增幅却高达22.4%，人平均月工资10475卢布（约408美元），扣除通胀后实际工资增长13.4％；世界银行在《俄罗斯经济报告》中指出：2007年1月份至4月份居民实际收入和工资水平分别增长了11.5%和18.5%。俄罗斯人的平均月薪已超过500美元。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内外都在盛赞中国崛起与辉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现状概括为国富民穷呢？

是不是国富民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就是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不是过大。一般来说，人们只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其实，稳定危机只是矛盾的激化反映，只是一项指标。还应当看到，差距过大表明社会系统的分裂，影响社会生活质量。差距过大，还会影响社会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中国长期内需不振，与基尼系数高密切相关。因而差距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阈值之内。更重要的是，差距过大，是对于人类核心价值的偏离，是对于人民福祉的伤害，是可持续发展的陷阱。

第二，就是市场主体在竞争条件上是否基本平等。所谓竞争条件的基本平等，是指没有制度性歧视的条件下自由、公平竞争。如果垄断出现，尤其是行政垄断（依仗权力垄断）的出现以及愈演愈烈，那就会使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我国公民很难实现“资产性收入”，很难取得投资性回报，房产难以用于投资（比如拆迁时无法以房产作为投资，买房卖房只能算投机而根本不是投资），股票市场上普通股民其实注定丧失了“股东”地位，而股票市场的各种信息垄断、庄家控盘也使交易平台丧失公正性。

第三，就是财富“第二次分配”是否向社会民众倾斜，亦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据我看到的资料表明：俄罗斯将财政收入的大部份用于教育、医疗、住房和弱势群体等公共支出。如果将视野从俄罗斯移开，还会看到这样的数字：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近30年来，中国共投入不到1700亿元，占GDP的1%，而美国是18%~24%，加拿大是36%~46%，北欧国家是40%~50%。

第四，就是国家的制度建设，是否能够防止国家权力体系成为财富吸收体系。说明白点，就是权力是否不受制约地利用资源分配优势而腐败。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国家的腐败现象，反映了制度建设上的严重缺失和弊端。不仅如此，依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群体——官员队伍的亲属等等，也决不应成为财富吸取力量。2007年第4期《远东经济评论》中一篇文章披露中国的财富占有情况：“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从上面几个方面来看，我们说得慎重一点，中国至少在走向国富民穷，已经到了国富民穷的边缘。

国富民穷，决不是我们应有的追求，决不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与人类社会所筛选、沉淀、探索出来的先进价值体系背道而驰。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可能会造成贫富差距，或者说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代价”指的是、也只应当指的是“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因而许多国家都是通过二次分配予以弥补，将差距限制在一定阈值之内。

如果是“权力造成”的社会断裂，那就是更为严重、更为危险的误区。因为，无论是公平竞争、还是二次分配，都是需要立法、制度、决策来实现的。对于中国来说，当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提高效率的时候，亟须政治体制改革来遏制腐败、改善权力结构、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亟须政治体制改革疏通利益表达、民主诉求的渠道；亟须政治体制改革来营造利益博弈和公正竞争的平台，杜绝垄断和恶性竞争、坑蒙拐骗；亟须政治体制改革来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

我们还可以从价值层面来看待这一问题。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公正）、和谐、进步，是人类社会演变到今天，通过无数仁人志士、思想先驱的艰难探索，通过人民群众社会实践和惨痛代价，才筛选、沉淀、积累、确立起来的先进价值体系。尤其是今天，人类已经渡过了武力比拼、经济较量、权术角逐的时代，进入了价值引导、理念比较的时代。所以，上述价值体系中的基本元素（终极元素），一个都不能少。少了就会失衡，少了哪一项哪一项就会出来惩罚。哪一项也不能打着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旗号取代其他，单独冒进，否则就会使社会扭曲、走火入魔。

如果中国只能走入国富民穷，那就是一种严重的走火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