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异端——王艮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在其家庭出身、早年经历、思想内容和风格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都极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唐代的慧能和明代的王艮。慧能是樵夫出身，王艮则是盐丁出身；慧能可能一字不识，王艮则年幼辍学，不过粗识文字而已；慧能开创了南禅，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慧能展开了一场佛教改革运动，王艮发起了一场儒学改造运动；慧能在宗教领域推崇平等和个性自由，王艮则力图在社会生活中倡导平等和个性自由；慧能门下高足辈出，都是沙门豪杰；王艮身后亦人才济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慧能和王艮，这两个平民思想家、“布衣哲人”，一僧一俗，各领风骚，并各自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所不同的是，慧能的个性解放思想是出世的，与庄子极为相近，属于古代思想史，而王艮的个性解放思想是入世的，反映了商品经济和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王艮可以说是近代意义上第一个启蒙思想家，如同唐寅是第一个启蒙艺术家一样。
一、独特的治学经历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公元1483年，即明朝成化十九年，王艮诞生于江苏安丰场(今东台安丰)一个贫穷的盐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煮盐的灶丁。王艮于7岁入学，因家境贫困，不得不在11岁时辍学，跟随父亲以煮盐为生。
经过八年艰苦的煮盐劳动，王艮长大成人了，他离开家乡，到山东从事商贩活动，由于他具有很高的经财理用的才能，所以不过几年就发了财，改变了家庭的经济地位。生活富裕了，王艮又重温儿时的读书梦，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有学识的人。山东是孔子的故乡，王艮在经商之余，参拜了孔庙，以及颜渊、曾参、子思、孟子诸庙，缅怀诸子千秋功业，王艮禁不住“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暗暗下定决心：自己也要做一代继往开来的圣人。25岁时，王艮便放弃经商活动，回到家乡，刻苦学习《论语》、《大学》、《孝经》等儒学经典。因为文化水平低，常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把书放在袖子里，碰上有学问的人就拿出书来请教。这样学习了几年，王艮觉得孔孟教义难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自己所遇到的种种人生问题，也不符合自己的个性需要。于是，在27岁那年，他开始闭门静思，默坐体道，希望能凭自己的思考来解答种种社会人生问题。他终日冥思苦想，但各种观念矛盾交错，过了两年，仍然没有形成清晰的见解，不由得忧从中来，坐卧不安。
一天夜里，王艮梦见天坠压下来，所有的人都在惊号逃命，而他则奋身而起，以双手把天支撑起来，不一会儿，就见日月星辰重新恢复了秩序，万民欢呼拜谢。醒来时，大汗淋漓，浸湿床席。他坐起来，回想起这个梦，心中忽如电光石火，长期以来纠缠自己的问题一下子解开了，明白了：原来只有人才是宇宙中最尊贵的存在，才是宇宙的根本，而程朱理学却把天理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无条件地去服从它!王艮喜极而狂，心地一片充实和光明，他觉得自己仿佛与万物融为一体了，整个宇宙都进入了自己心中!
从此以后，王艮就按照自己的这一开悟对儒学经典加以批判的研究，尤其是批判了朱熹的天理说和格物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以个体去衡量和改变天地万物的格物学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史称“淮南格物说”)。他还按自己的学说为族长及各盐场的官民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很快在当地声誉鹊起。有一件事充分表明了王艮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明武宗曾带着太监、官兵到安丰围猎，因鹰犬走失，便向民户勒索，王艮愤然评论说：“鹰犬是禽兽，是天地间最卑贱的，而人都是至尊至贵的，今以最卑贱的来贻害于至尊至贵的，这难道合乎人情吗?”通过这件事，王艮觉得自己不能忍心让百姓处于无知状态，应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把“人是至尊至贵的”这一道理教给百姓。于是他在37岁那年开门传道。他按古代《礼记》等书的记载，为自己做了一套衣帽，帽子叫“五常冠”，取仁、义、礼、智、信之义；衣服叫做“深衣”，是一种上古时期的连衣裙。王艮穿戴着这套衣帽，手捧笏板，开始传道，并在门上大书“此道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
1520年，王艮已38岁，他从当地一个江西吉安籍的塾师黄文刚那里了解到王阳明的良知说，觉得王阳明的良知说与自己的格物说有些相似，又不太相同，于是决心远道到江西去找王阳明当面辩论。到南昌后，王艮穿上那套奇装异服，通过满街围观他的人群，来到王阳明的巡抚衙门，以“海滨生”的名义求见，守门人不理他，王艮便当即赋诗二首，叫守门人送进去：
孤陋愚蒙住海滨，依书践履自家新。谁知日日加新力，不觉腔中浑似春。
闻得坤方布此春，告违艮地乞斯真。归仁不惮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专心循上帝，从违有命任诸君。蹉磨第块无胚朴，请教空空一鄙民。
这两首诗表达了自学的艰难和求知若渴的迫切愿望，王阳明一看此诗，立即请他进来。两人一见面，王阳明劈面就问：
“你戴的什么帽子?”答：“有虞氏冠。”
“你穿的什么衣服?”答：“老莱子服。”
“为什么穿这套衣服?”答：“表示对父母的孝心。”
“你的孝贯通昼夜吗?”答：“是的。”
“如果你认为穿这套衣服就是孝，那么脱衣就寝时，你的孝就不能贯通昼夜了。”王艮只好说：“我的孝在心，哪里在衣服上呢?”
“既然不在衣服上，那何必把衣服穿得这么古怪呢?”
第一个回合交手，王艮败下阵来，便虚心表示“敬受教。”
随后又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辩论。王阳明看不起这个海边的“鄙民”，便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说，天下的事不是你这样的人该管的。
王艮毫不示弱地回答说：“我虽然是草莽匹夫，但是尧舜爱民之心，没有一天忘记过。”
“当年舜住在深山中，与鹿豕木石共处，快乐得忘记了天下。”
“那是因为有尧这样的圣君在上啊!”
这一下轮到王阳明无言以对了。要知道当时的明武宗是个有名的昏君，于是王阳明表示同意王艮的看法。
经过两番交手，两人都对对方取得好感，于是王阳明对王艮解说了自己的良知说，经过辩论，王艮认为此说简易直截，为自己所不及，便下拜称弟子。回到寓所后，又觉得不服，后悔自己草率拜师，于是第二天又闯进巡抚衙门与王阳明继续辩论，终于不敌，便再次下拜执弟子礼。
本来，王艮是不通过王阳明而独立地形成“身是万物之本”观点的，当王艮29岁开悟时，王阳明也刚建立自己的理论不久。但王艮一来文化水平低，理论思维水平也不高，缺乏必要的哲学修养，难以构筑完整的思想体系，加之他僻处黄海之滨，孤陋寡闻，与当时时代思潮脱节。这些都使他的格物说停留在个人体验和感性朴素的阶段，不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尽管他的思想与王阳明已有原则的分歧，但他并没有真正自觉到这种分歧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加上他们的理论又确有某些相同之处，而他的哲学修养和论辩能力又确实不如王阳明，所以一旦交手，必然败北，而按王艮耿直和敢于认输的性格，自然会拜王阳明为师了。
王艮带着9岁的儿子王襞，在王阳明门下呆了8年，在这期间，王艮一方面努力加强哲学修养，用王阳明的良知说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格物说，另一方面又坚持用自己的格物说来改造王阳明的良知说，使王阳明的良知说由先验的道德主义转向经验的个人主义。他写下了自己的代表作《乐学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用新的理论形式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40岁那年，王艮曾一度离开王阳明北上，到京城去传播被自己改造过的王阳明学说。他自己设计并创造了一辆蒲轮车，上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在北京讲学期间，由于王艮的衣帽、车子过于招摇，他所讲的一套又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相径庭，引起封建统治集团的注意和警惕，所谓“事迹显著，惊动京庙”。王阳明在京的弟子把他的车子藏起来，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劝他赶快离开北京。回到王阳明身边后，王阳明对他非常严厉，三日不见，王艮不得不长跪谢过。自此收敛锋芒，苦心致学。但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观点，而是发展和巩固了自己的观点。不久以后，他又应邀到安徽、泰州等地讲学，打着王阳明的旗号宣传自己的学说。同时，还争取得到王阳明的首肯。王阳明也知道自己难以说服王艮，只是希望日后他能够自己明白过来。
二、百姓日用就是道
那么，王艮的思想体系是什么呢?他究竟在哪些方面背离了宋明儒学两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即朱熹和王阳明呢?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充分地发挥了孔子学说中客观唯心主义的一面，创立了一套庞大的哲学体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天理”是整个世界的本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它的产物。人们应该通过“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途径，也就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去把握这个天理。由于人受许多世俗欲望的迷惑，使人往往沉溺于情欲，难以认识天理，因此应当灭绝人的情欲以符合神圣的天理。这就是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不同意朱熹的这套观点，他发挥了孔子学说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尤其是继承和发挥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良知说”。他指出，天理不在人心之外，而就在人心之中，这就是良知。因此不必向外追求而只要返归本心，启发自己的良知，自然就会符合天理。人心中有天生的良知，同时也有私欲，这种私欲时时蒙蔽人的良知，因此应当通过“省、察、克、治”等修养工夫来消除这些蔽障，从而使良知大放光明。这就是著名的“致良知”、“破心中贼”。
不过，尽管朱熹、王阳明有这样大的区别，但双方的根本宗旨又是一致的：朱熹的“天理”和王阳明的“良知”的内容都是忠孝仁义之类封建道德规范，他们都主张通过克制和消灭人的欲望和自然本性去符合这些道德准则，只不过朱熹把它们放在人心之外，强调它们对人的规范箝制作用和人对它们的无条件服从，而王阳明则把它们放在人心之内，激发人自觉地把它们发扬光大，激发人去做积极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圣人。
王艮对两人都不同意。首先，他以自己的格物说去对抗朱熹的格物说。朱熹的格物是要人们在事事物物上下功夫，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以个人服从天下国家，服从天理；而王艮的格物却恰好相反，是要人们充分自觉到自我的价值，并以自我去格正天下国家。他说，物有本末之分，吾身就是本，而天下国家是末。格就是度或格式，度于本末之间，从自我出发去调整和安排天下国家，就叫做格物。
单就自我是世界的本原这一观点而言，王艮与王阳明是一致的，并且都与朱熹相对立。但是为什么王艮能进一步提出“吾身是本而天下国家是末”这一富有近代启蒙精神的人道主义命题，而王阳明却仍然是一个封建卫道士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没落时期，全国各地到处爆发农民起义，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四伏，其内部陷入腐朽崩溃状态。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已经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封建士大夫痛切地感到封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危机，因此应当调动高度的自觉性去做“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以挽救陷入“病革临绝”的封建社会，而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阶层，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开始萌发了主体的自觉和个性的意识。这样一来，关于提高人的主体自觉性的问题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封建士大夫和平民知识分子共同掀起了一个以提高主体自觉性为主题的时代思潮，只不过前者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名教，后者的目的在于表达新的历史要求。在这一思潮中，王阳明是始作俑者，但他一旦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大大提高了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要想把主体自觉性完全限制在封建礼教的范围内就不可能了。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阶层有与封建士大夫不同的主体要求，一旦他们通过“良知说”意识到自我价值所在，就会对良知作出适合于自己需要的解释，以建立一个向封建礼教发出冲击的主体结构。王艮正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他虽然用王阳明的良知说补充了自己的格物说，但对良知、自我、天理、道等范畴作了全新的解释，使之能够表达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
王阳明把自我分为良知之我和情欲之我，他主张去情欲，致良知，因此，他所高扬的自我，只是良知而无肉体，他的自我是先验的个体，这个个体不过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人格化而已，而王阳明反过来以这种先验的自我去弥补和恢复已濒于瓦解的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王艮则充分肯定情欲之我的合理地位，并把它归入良知本身之中。他不把自我称为“心”，而是称为“吾身”，就足以证明他对人的生命、肉体、情欲的肯定，这实际上是肯定下层民众的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以及对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尊重。自我或良知的一部分是自然情欲，另一部分则是人的社会感情，王艮虽然仍然用忠、义、孝、弟等词来表达这种社会感情，但却在其中加入了平等的内容，使之与封建礼教所说的忠、义、孝、弟区别开来了。他在《孝弟箴》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所为若是，终身践迹。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若善，尽心竭力。所命未善，反复思绎。敷陈义理，譬喻端的。陷之不义，于心何择。父兄之愆，子弟之责。尧舜所为，无过此职。”
在这里，孝弟已不是单方面的对父兄的服从，而是对父兄的一种合理的敬爱，其内容不仅包含努力遵循父兄正确的、善良的教导，而且包括对父兄不正确的、恶劣的言行的劝阻、抵制和纠正。如果片面地服从父兄，就可能纵容他们的恶行，从而陷他们于不义，这正好不是一种孝弟的行为。
在君臣关系上，王艮也反对对君主的无条件服从。他认为知识分子自尊自信的人格力量高于帝王的权力，因此知识分子不仅应当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而且应当大胆地去“格君心之非”，并把自己所掌握的真理传授给君主和公卿大夫，而决不能“以道殉人”即慑于权势而牺牲真理，就像妾妇牺牲自己以迎合男人一样。
王艮把人的自然情欲和社会感情结合起来，就赫然推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经验的自我，一个独立于封建等级制度的经验的个体，这与王阳明的作为封建等级制度人格化的先验的自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王艮与王阳明的根本区别所在。
王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吾身”、“良知”与“天理”、“道”之间的关系。吾身就是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良知，就是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自然情欲和社会感情。
都道苍苍者是天，岂知天只在身边。
果能会得如斯语，无处无时不是天。
茫茫何处寻吾一，万化流行宣著一。
得一自然常惺惺，便为天下人第一。
这天理，这道，不是神秘而远离人生、远离人民生活的。王艮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命题。“百姓日用”是什么?就是以人的生理本能为内在动力的日常生活，就是眼视色、耳听声、口辨味，就是饥欲食、渴欲饮、寒欲衣，这些人事就是学(智慧)，就是道(天理)。“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根本，也就会失去道；饥寒切身而要民众不为非作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说，“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遵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
王艮由此又提出一系列大胆的思想：
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知身之为本，是以明明德而亲民。……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之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
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
“明哲保身”在后世演变为“世故、“自私”、“贪生怕死”、“临难苟免”等等的代名词，这实在是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扼杀进步的异端思想的一种可怕的机制，遭受此种命运的词汇还有“任性”、“猖狂”、“飞扬跋扈”等，这种机制就是：通过有意无意地在这些思想和词汇上加上一些人们所公认的贬义，来达到扼杀其精神实质的目的。试问，在残酷的、草菅人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提出“明哲保身”、“爱身如宝”，究竟有什么罪过呢?难道这本身不是一种勇敢的抗议，一种对人民生命的珍视吗?王艮尖锐批判了比干之类万世传诵的忠臣的愚忠行为，他们明知君主荒淫无道，却还要以死相谏。他还猛烈批判了那种烹身、割股以保父命的愚孝行为。他说：“若夫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王艮并未因此而得出极端利己主义的观念。他又说：“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此自私之辈，不知本末一贯者也。”
王艮渴望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这里，“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在这里，人人爱我，我爱人人，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而又成物，与万物为一体。
以上是王艮思想的大致线索。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回顾，王艮思想自然还有严重不足。
第一，王艮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他并没有从正面公开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与封建统治阶级发生公开的冲突，他也不可能建立一种从根本上超越于封建社会的理想。
第二，王艮并未自觉意识到他与传统儒学尤其是孔孟学说的对立，他并未把批判的矛头直至儒学的创始人，相反，他主观上还以继承古代圣王和孔孟圣贤为己任，而且决心做一个新的圣人。他的新思想仍然是用儒学的旧语言来表达的，而且还时隐时现地飘荡着传统儒学思想的幽灵。他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还不是李贽那样的公开和彻底的儒学的叛徒和革命者，而可以说是儒学的“败家子”。
但这些都否认不了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先行者地位。没有他，就没有泰州学派，就没有王襞、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优秀传人的涌现，就没有李贽这样伟大的叛逆思想家的崛起。
三、让哲学走向民间
王艮决不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他坚持没有走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以科举入仕即读书做官的老路，而终身保持平民思想家的身份，并且成为伟大的平民教育家。
1529年，王阳明死于自广西北归的舟中，王艮会集诸师弟安葬了王阳明。此后，王艮得以展开独立的讲学活动。51岁时，他回到家乡泰州讲学，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四面八方前来求学，王艮的思想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泰州学派终于形成了。
在治学和教育方法上，王艮反对死读书和拘泥于圣人经典。他认为经典不过是帮助人体认自己良知的引导而已，一旦体悟了本性，经典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千书万卷茫茫览，不如只在一处览。
灵根才动彩霞飞，太阳一出天地览。
在这方面，他与慧能非常相近。王阳明也讲顿悟，讲“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但他认为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具有“利根”的人，而一般“钝根”之人只能采用渐修的方法，即经历一个不断为善去恶、革尽人欲的“致良知”的过程。王艮则否认这个过程，认为“心之本体，着不得纤毫意思”。这与他的思想实质有关。既然人的七情六欲也是良知，那就用不着戒慎恐惧地去克制它们，如果着意去克制它们，反而会产生“私心”、“人欲”。王良这里所说的“私心”、“人欲”，不是朱熹、王阳明所要克服和消灭的人的自然情欲，而正是指这种力图克制自然情欲的偏执心理，用王艮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理得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因此，王艮非常反对朱熹、王阳明倡导的那些“省、察、克、治”和“主静”、“持敬”等禁欲主义的治学方法。
乐安人董燧来王艮处求学，除听讲外，终日瞑目跌坐。有一次，王艮走到他身旁，他没有发觉，王艮在他背上拍了一掌说：“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又有一天晚上，王艮与弟子徐樾在月下散步，王艮指着星空和徐樾说话，徐樾非常拘谨，应对时诚惶诚恐，生怕有半点差错，王艮非常生气，就大声对他喝道：“难道要天塌地陷了吗?”王艮认为学道是体认真实的人生，因而是快乐的事情，根本无需克制人的正常需要，他认为“天性之体，本身活泼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因此，“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则知性矣”。
既然百姓日用就是道，就是良知，王艮在讲学过程中，就尽量以日用、现在来指点良知。他的讲学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使弟子们时刻都感受到活泼愉快的生机。他的教学很类似禅宗用公案、话头来接引弟子。
有一次，有人向王艮诉说难于找到自己的本心。王艮并不直接回答，却喊这个人的名字，那人立即起立答应，王艮说：“你心现在，更何求心乎!”
另有一次，有人问什么是“中”(良知、道)?王艮也不正面回答，却指着来来往往的童仆说：“此童仆之往来就是中”，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去行动就是道。
又有一次，有人请王艮讲一讲“无思而无不通”这句话的意思。王艮在讲解之前，先呼仆人，仆人答应，王艮命他取茶，仆人便把茶捧了上来。王艮说：“刚才这个仆人并不预先知道我要呼他，我一呼他就答应，这就是无思而无不通。”
王艮认为，童仆往来、视、听、持、行，人的一切动作，不假安排，都顺应自然法则，可见人人都具足良知，学人只需从日常生活细心体会，便会发现这良知。
王艮开创的这一门风得到弟子们的发扬光大。据说，有一位乡下老人问韩贞良心是何物，韩贞并不解释，却要他脱衣服，老人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最后脱到裤衩时，对韩贞说：“愧不能矣!”韩贞便说：“即此便是良心。”
王艮的另一弟子颜钧在某次讲会上，突然离开座位，就地打滚，说：“试看我良知!”又有一次，颜钧与“诸大儒”讨论“天命之谓性”的含义，正在众说纷纭、聚讼不决之际，颜钧突然“舞蹈而出”。他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表现良知和性就是自然的道理。在他看来，只需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
王艮认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启发愚蒙，因此他成了第一个把哲学从庙堂之上带入民间的人。他把教育对象普及到下层民众。他的学生固然有不少出身于士人、官僚家庭，并且后来有许多还做了官，但也有许多平民百姓。当时王艮乡中的百姓，无论农民、商贾，每到晚上就来王艮家中听讲、论学。王艮的传人也贯彻了这一教育方针，如罗汝芳讲学时，不问“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大儒，良冠大盗”以至“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一律可作为讲学对象。在王艮和其泰州学派看来，既然每个人都普遍地具有良知，因此学道便不是某些人的特权，愚夫愚妇也一样可以学道成圣。相传王艮上街游览时，看着这个人像圣人，看着那个人也像圣人，因此认为“满街都是圣人”。罗汝芳则更为极端地说：“只完全一个形躯，便浑然是个圣人。”
在王艮的著名弟子中，属于劳动者阶层的有：
林春，原是王艮家的童工，王艮让他和子弟一块读书，他一边读书，一边靠编织草鞋维持生活。后来做了官。
朱恕，樵夫。常于采樵后往王艮处听讲，据说饿了时就向人讨些浆水和饭而食，听讲以后便负薪高歌而去。
韩贞，窑夫。少年时砍过柴，给人放过牛，后来以烧窑为生。25岁时由朱恕引荐，到王艮、王襞处学习。当时王艮声名很大，“门下皆海内名贤”，韩贞“布衫芒履，周旋其间”，受大家轻视，“不得列坐次，惟晨昏供洒扫而已”，但终于得到王艮的赏识，认为他是自己的得意传人。
韩贞比较彻底地发挥了王艮轻视经典、重视个人体悟的学风。他狂妄宣称：“千圣难传心里诀，六经未了性中玄”，又说：“此般至理人人有，莫向三家纸上寻”。那么如何才能认识这“诀”、“玄”、“至理”呢?只需自自然然地生活就可以了，所谓“率性功夫本自然，自然之外更无传”；“万事无心妙，浮云任去来。天机原自在，何用力安排?”
1540年，王艮得了重病，但仍将门人召至床前力疾讲学。几个儿子哭着询问后事，王艮看着第二个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又对其他几个儿子说：“汝有兄，知此学，吾何虑汝曹，惟尔曹善事之!”1541年1月12日，王艮病卒，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