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宝赌具透视仪:在震惊世界的中美“解冻”背后（上）

在震惊世界的中美“解冻”背后（上）

——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回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接待警卫工作

◎王凡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美国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走下舷梯的尼克松，主动把手伸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这次越洋的握手震惊了世界，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世界格局随之出现变化。为确保这次握手不致因意外而中辍，其背后纤悉细节，至今鲜为人知。笔者在为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整理回忆录之际，了解到他自“文革”始即主管钓鱼台的警卫工作，曾是当年尼克松访华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之一，遂在他那里搜集到大量相关资料

尼克松放风：女儿可以去中国，老婆可以去，自己也可以去

言及越洋的握手，就不能不提到第一个行动准备——基辛格秘密来华。周恩来称基辛格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先导”，“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虽说美国人在1970年10月末就向中国发出了愿意派特使赴北京的信号；毛泽东在12月同斯诺的谈话，甚至讲了尼克松坐上飞机就可以到中国来。可邬吉成最早得知美国政府要派重要人物来华，则是在1971年4月。

在中央警卫团一次党委常委会上，“文革”后直接负责周恩来警卫工作的政委杨德中，谈起了发生在当月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及影响。他继而说：“尼克松最近放出风来，说他的女儿可以到中国来，又说他的老婆可以来，还说他可以自己来……当然，他也可能不来，但他要搭上这条线，要谈判。谈判，他们是有条件的。”

5月，邬吉成又听了周恩来做的国际形势报告，其中谈到：如果美国从台湾撤走，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就可以建交。周恩来还在报告中谈到了外宾接待的问题。6月2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向中办有关人员做了三点传达：尼克松准备来华谈判；我方准备和他谈；谈判内容。

其实，在5月中旬，一封基辛格的密函，就经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巴基斯坦外长、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张彤之间的辗转，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密函说基辛格将于6月15日后的某日到北京，“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6月末就悄悄地行动起来了。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参加。

周恩来还与外交部、民航总局领导议定，派一个“接客”小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接基辛格来华。

“接客”小组分两部分：领航组有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总队长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报务员王今亮；接待组有负责会谈事务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翻译唐闻生、负责日常生活安排的礼宾司副司长王海蓉、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4人。

领航组于7月2日登上一架专机，秘密飞行拉瓦尔品第；又于7月6日，带准备运载基辛格的波音707飞机试航北京。章文晋、王海蓉、唐闻生、唐龙彬则先行进驻钓鱼台国宾馆，看有关基辛格的新闻纪录片，介绍美国国家情况的资料，做各种接待准备。

5号楼内摆放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都被撤走了

周恩来亲往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距北门不远的5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文革”以后，国家元首、兄弟党一把手级别的重要外宾，多数住5号楼或6号楼。

外交部派出的接待班子，就设在与之毗邻的4号楼。后来，周恩来和叶剑英听取接待小组的汇报，与毛泽东进行联系都是在4号楼。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的消息不外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钓鱼台警卫工作负责人邬吉成，根据上级的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的各哨卡作了新的部署。

新的部署要求：北门除参加基辛格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通行。5号楼与6号楼之间的一座小桥，新添设哨位，与此次密谈无关的人员，不能通过小桥进入5号楼区域；区域内的人员，也不从此桥外出。

对5号楼房间里的摆设和招待，周恩来也都一一给予了指示。他对参与接待的负责干部说：我们欢迎人家来，就得要热情，否则就太不礼貌，但也不要强加于人。他要求接待人员，脑子里要有一切言行举止都要从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气氛出发的意识。

接待负责干部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司机，均作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其间不回家，不能往外打电话，不准作记录。

5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也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房间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然，这些都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点。

“文革”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部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接待人员也按周恩来的指示，把这些语录都撤走了。然而出乎接待人员意外的是，后来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特意向中方提出要《毛泽东选集》。

当时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有很浓的“文革”色彩，像墙上挂着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也都被文物、国画等取代了。楼内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一番挑选。基辛格住的房间里，放进了由宾馆赠送的大花篮。

对基辛格一行的饮食，周恩来考虑得更为周到。当时的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契司（即奶酪）供应，听说美国人爱吃契司，就专门到北京饭店去取。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海贝等海鲜。

基辛格等在京两天的菜谱，都是事先定好的，每餐不重复。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则由周恩来亲自审定。他还提出，应该让美国人尝尝烤鸭。考虑到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在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接待组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西餐厨师，可后来基辛格一行来时都要求吃中餐，而且他们对中餐都显示了很高的兴趣，也很习惯。洛德用筷子和中国人一样熟练，因为他的夫人是华裔。

在苏尔坦·汗之后，闪出来一个肥胖的身影

接待组离京前，周恩来和其他相关领导，同他们谈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做了最后一番叮嘱。

周恩来说：这是中美高层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

7月8日凌晨，接待组在南苑机场登机。他们乘坐的，就是那架由徐柏龄等人领航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波音707专机，专机是7日试航抵达南苑机场的。

能容纳100多位旅客的机舱，只有4名接待组成员，显得十分清静。4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特别停机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已在机场等候。

接待组成员下机后，未顾得上和张大使说几句话，就立即乘车直奔大使官邸。由于美方强调会谈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将此行的代号定为“波罗1号”，因此接待组为防引起意外，走露消息，就一直呆在使馆休息。

晚上8时，张彤大使和接待组应叶海亚·汗总统邀请，赴总统府参加晚宴。也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巴方仅有外交部外事秘书苏尔坦·汗作陪。

席间，章文晋代表中国政府对叶海亚·汗总统的帮助和协作表示感谢。晚宴到11时才结束，接待组回到住地，立即开会商量第二天的工作。那一晚，他们只休息了两个多小时。

7月9日凌晨3时30分，接待组就乘车前往机场。整个城市仍在沉睡之中，沿街没有行人和车辆，只有灰暗的路灯在闪烁。机场门口的警卫，看清汽车牌号后，就挥手放行，汽车一直开到停机坪。

波音707还停在那里，机舱内所有的窗户全部关闭，接待组人员在舱门附近就座。大约4时30分左右，两辆黑色轿车也开到舷梯下。在苏尔坦·之后，闪出来一个肥胖的身影，戴着一副墨镜，一顶大沿帽，他就是基辛格。

随基辛格而来的，是他的政治事务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负责生活事务的迪克·迈斯泽。他们看上去都很年轻，约30多岁，但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另外还有两名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苏尔坦·汗先生为双方作了介绍就下了飞机。

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在值班编辑手里报废了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中美两方的人员，挪动到一张小桌旁，围坐在一起。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美方的两个特工更是如临大敌，他们都用手铐把自己的手锁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中方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两个特工在登机前才刚刚知道要做一次神秘之行。

相互致意后，基辛格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茜·唐。”听到这个名字，接待组的人感到吃惊。唐闻生立刻解释说，这是她在美国时的名字。显然，美方得悉中国人员姓名后，已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相关情况。

基辛格很善于调节气氛。他开玩笑说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不行，因为唐闻生出生在美国，而他不是。在座的人都被他逗笑了。

章文晋问起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装病的情况。基辛格便讲了他如何患了“轻微胃失调”，临时取消了巴方准备的有90位高级官员作陪的晚宴，宣布要到叶海亚·汗总统在纳蒂亚加利的别墅休养，然后一支乔装的车队招摇过市……

“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我连警卫都没有告诉。一会儿，他可能会因为找不到主人而急坏的。”基辛格继续着诙谐的故事，笑声再次洋溢在机舱。

也许是为了表示正式吧，章文晋虽精通英文，但谈话时还是通过唐闻生翻译。基辛格告诉章文晋，他此行的目的是宣告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最好首先就是整个国际形势取得一致看法。章文晋表示，周总理准备就广泛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基辛格随后又问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情况。

气氛慢慢地轻松起来。基辛格给中方接待人员的第一印象是反应敏锐，知识丰富，精力充沛。但他的英文发音很怪，开始时不大容易听懂。

考虑北京的紧张活动，双方闲谈了不大一会，就分开休息。中方在前舱，美方在后舱。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越过了国境。一切都仿佛在悄然之中，连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法兰也被蒙在鼓里，可就有传闻说这一秘密之旅，差一点天机泄露。

基辛格登机时，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过职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贝格，不知为何也在机场，他发现了基辛格。“那不是基辛格吗？”他凑到机场负责人身边。“是的。”机场负责人脱口而出。“他去哪里？”“中国。”“他去干什么？”“不知道。”一切都在下意识当中。

贝格在无意中获此重大新闻，喜出望外，随即向报社发了一条急电：“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到来电，吃惊的不敢相信，大骂贝格“荒唐”，把电稿归入了废稿栏内。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就这样报废了。

美国人觉得他们被“软禁”了

经过4小时45分钟，2400英里的飞行，飞机按预定于北京中午12时15分抵达南苑。为安全起见，在专机飞临北京上空时，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为专机护航。

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起掌来，中方人员也跟着鼓掌，祝贺平安抵达北京。叶剑英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他和黄华大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翻译冀朝铸交谈着什么。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叶剑英迎上前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连声说：“欢迎说！欢迎你！”随后，他们坐进拉着深色窗帘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刚刚安顿下来，基辛格等人即得知周恩来下午3时要来宾馆会晤。他顾不上休息，就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量问题，哪怕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也要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交谈的内容被窃听。

有一次，基辛格等人散步走到5号、6号楼之间的小桥。因为警卫得到命令，除中方参与会谈人员，严禁任何人通过小桥，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警卫挡了回来。基辛格等人很不高兴，提出意见，仿佛他们被“软禁”了。

中国方面马上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忘记自己一再提出的要求了吗？警卫人员这样，正是按照你们要求做的。基辛格等这才悄然想起，绝对保密，正是自己向中方一再强调的。

随基辛格来的两个美国特工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次秘密行动，常常显露出很紧张的样子，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连与周恩来进行小范围会晤，他们也千方百计想挤进去。中方告诉他们这是违反常规的，因基辛格本人也不同意，他们只好待外在外面等候。

在5号楼一层，住着接待组的部分成员、一位翻译、几个警卫和服务员。基辛格一行住在楼上，有什么事情要与中方沟通，就到一层找负责日常生活和联络的唐龙彬，由他和相关方面联系。

毛泽东听罢哈哈一笑说：那是放空炮

周恩来对基辛格一行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接待人员每次向他汇报有关事宜时，他总要询问客人习惯不习惯，反复交代要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接待人员自我感觉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十分周到完善，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拿着一沓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各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很显然，美方人员误以为这是中方怀有什么用意特意这么做的。

其实，给下榻的外宾房间送新闻报刊，是国宾馆的例行公事，但这件事还是被汇报到周恩来和叶剑英那里。周恩来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由下榻的外宾自愿选择提取。

这件事后来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罢哈哈一笑，对在场的人员说：你们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从那儿以后，“报刊事件”和毛泽东“空对空”的妙论，就成为参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相关人员聚首时，要反复学说的“笑话”。

还有一次，美方人员大概是想试探一下中国的服务员是否收小费，就在废纸篓里放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钓鱼台国宾馆的服务员捡到后，立即交到领导那里，请求如何处理。

负责接待的人员商议后，让服务员把钱放在了外宾房间里的办公桌上。事后，美方人员在和中方人员交谈中说：你们的服务员真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7月10日上午，中国方面安排基辛格等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这是秘密之行中惟一的一项外出活动。按照美方的要求，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故宫的部分景点，沿线只安排了几名便衣保卫人员。

陪同基辛格参观的，只有黄华等少数几位人员。不知内情的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清静和宽敞。中方特意安排了一名摄影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可只拍了几张，基辛格就调侃开了：“还是少照一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还以为我们在中国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呐！”

两个美国特工人员，终于把随身不离的文件箱放在一边

以基辛格为“先导”的中美高层第一次接触会谈，是在严格保密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基辛格等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同周恩来的会谈就用了17个小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会谈在基辛格住地的钓鱼台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

参与接待和警卫的人员后来听说，会谈前的寒喧，气氛还是相当轻松的。例如，在31岁的洛德向周恩来自报姓名后，周恩来对他说：“小伙子，好年轻啊。我们应该是半个亲戚呢。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最后一次会谈，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进行的，一直延续到11日上午10点多，超过了预定时间。在外面等候的相关人员都十分着急，盯着会谈室的门，不断让服务员送湿毛巾、咖啡和浓茶进去，并探听一下会谈的进展。

3个多小时过去了，门终于打开。会谈双方人员面带笑意走出大厅，基辛格把周恩来一直送上了汽车。这时，大家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协议终于达成了。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来到宾馆，与基辛格一行进最后一次午餐。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醇香的茅台酒打开了，所有在座者都在浅酌中谈笑风生。

叶剑英风趣地对基辛格说：“这次很对不起啦，没能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来欢迎你，以后再补上。下次来就不需要再躲在这里了，可以到烤鸭店品尝烤鸭，也可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买些纪念品。”

一直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似的神情挂在脸上的两个美国特工人员，终于把随身不离或铐在手腕上的文件箱，放在了一边，和中国接待人员一起喝酒。当中方人员提醒他们注意文件箱时，他们大大咧咧地说：“现在不需要了。”在毫无拘束地闲聊中，他们对中方警卫干部讲述了白宫特工人员的职责和保卫总统的一些措施。

基辛格的一位随行人员说，今天这顿饭，才是来北京后吃到的最香的一顿中国饭。洛德还给负责他们生活的唐龙彬祝酒，称赞中国礼宾工作做得出色，说待美国总统来访时，希望美方礼宾人员能好好向中国的同行学习取经。

离开宾馆前，基辛格及随行人员又到院子里散步。这次，他们不再像前几次那样交头接耳，时而可以听到他们哼着欢乐的美国小调。

分手的时候到了，钓鱼台国宾馆的全体服务员和厨师都出来列队欢送，大家相互热情握手，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中方人员向美方人员赠送了一些工艺品和他们在北京的影集，他们还主动要了他们在华这两天的《人民日报》。

基辛格等离京时，叶剑英、黄华、韩叙、唐龙彬到机场为他们送行。返回伊斯兰堡，基辛格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华盛顿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这句短语的真实含义，华盛顿方面很清楚，那就是北京之行取得成功。

4天之后，也就是7月15日，一份“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公告，由中、美两方同时向外界发布。美国时间的当晚7点，尼克松总统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笑容可掬地对美国观众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做出努力中的一件大事……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总理同意跟随基辛格来的警卫人员带武器

基辛格离开中国后刚过两个月，中国就发生了一件令国人惊慌异的大事。9月13日凌晨，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带着妻子、儿子私乘飞机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直到10月1日国庆节，幽雅的国宾馆，仍处在一片剑拔弩张的气氛里。10月2日，当邬吉成匆匆走到北京机场，开会研究的却是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和警卫安全问题。显然，“林彪事件”的突发，并没有影响中美关系“解冻”的进程。

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首先向与会者介绍情况说：“两个多月前秘密来我国的基辛格，将于10月20日再次到北京，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做具体安排，他来的消息将在10月5日发布。”

“为了给尼克松总统试航，基辛格此次将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沿尼克松访华时预定的航线飞行。飞机中途在夏威夷逗留，在威克岛加油，然后到上海，再飞北京。这样安排是为了使尼克松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因时间差和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

正是因为基辛格的这次行程具有为总统试航的内涵，所以涉及到的接待和警卫工作，应视为尼克松访华的预演，要联系在一起考虑。会上商讨了空中交通管制、空中通讯、飞行资料、是否护航、专机的放置和护卫、飞机降落后使用的交通工具、饮食供给等问题。

会上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有关指示：

“（专机）还是停在东郊（即首都机场），可离主楼远些。走（指从机场到宾馆）的办法，美国是直升飞机，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下就可以拉到钓鱼台。有没有降落点？将来尼克松也可以用。第二个方案是从停机坪上车到钓鱼台，还是采用第二个方案。”

“要把飞机场的标语检查一下，有哪些不适合的都取下来。美机组人员倾向于住东郊机场。上海机场，广州机场，外交部，民航要去检查一下，主要是安全问题，具体由八三四一部队、外交部、卫戍区负责，由李耀文主持。”李耀文是当时外交部的副部长。

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说：“送基辛格来的机组的接待、安全，由民航负责。在上海吃饭、加油等事务要提前检查一下。在北京降落的停机坪须尽快选定。专机的保卫，北京卫戍区专门开会研究一下。究竟是直升飞机安全，还是汽车安全？也要论证一下。”

他还说：“总理同意跟基辛格来的警卫人员带武器。但是，到宾馆以后和会谈时，不能带武器。”

周恩来说：只好回答，以减少其怀疑及恐惧

10月3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期间的保卫工作会议，在北京卫戍区会议室召开，连邬吉成在内不过十来个人。会议决定在此期间的警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领导。

两边的分工是：机场和活动路线的警卫主要归卫戍区；钓鱼台国宾馆、会谈时的警卫归中央警卫团；还研究了出动多少部队，各重要点、线的部署等细节问题。因为10月6日至13日期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也要来华访问，所以会议一并商议了海尔·塞拉西一世来华时的警卫事宜。

在此后的几天里，围绕尼克松、基辛格来华的接待、警卫工作，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部队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作进一步安排。与杨德中、邬吉成直接相关的，就是安全和警卫工作，他们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领导会议上，提出对警卫部队进行动员。

杨德中说：“基辛格在华期间的安全，我们警卫部队责任很大。他家次是为尼克松访问做具体安排的。中美接触，是苏修、蒋帮最不愿看到的，因此不能低估他们搞破坏，我们必须确保不出事。”

距基辛格来华还剩两天了，邬吉成又接到通知，到外交部参加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主持的有关接待基辛格事宜的会议。

姬鹏飞说：“有关接待方案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准了。但是总理让我们再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下报告，设想一下还有什么问题，以保证万无一失。关于礼宾方面，已经定下来的是基辛格来时的接送人员：有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韩叙。”

“关于新闻和记者的问题，”姬鹏飞继续说，“宴会、会见的消息各发一条。外国记者没有我们事先通知，不准他们进入到活动点。关于尼克松访华的问题，现在不能向他们提供具体活动日程。”

与会人员此前已得到确信，基辛格第二次来华的随行人员，有他第一次来时就带着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以及尼克松的军事助理斯考罗夫特、特别助理怀特·查平、美国国务院亚洲共产党事务司司长弗雷德·詹金斯、负责安全保卫的罗伯特·泰勒等，这些人都将是尼克松访华时的成员。

根据美国方的设想，他们这次来华准备了解的情况分四个等级：基辛格和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有关政策和尼克松访华的某些细节；查平了解一切技术方面的问题；泰勒等了解安全保卫和通讯方面的情况；参加过20年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老中国通詹金斯，也有他关注的情况。

基辛格要求自己的随员：“必须竭力做到有条不紊，不出差错。”同时，希望中方按照他们各专项人员“需要了解”的范围，分别安排各种对口的会谈，以使基辛格、洛德等能不受干扰地和中国高层商讨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这些对口会谈可同时进行。

在姬鹏飞主持的这次会议上，要求已经做了准备的各相关部门，不要怕烦琐，把问题考虑得更周详些，以应对美方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这是周恩来亲自要求的，他刚做了一个批示：“美国是官僚机构，搞得特繁琐，只好回答，以减少其怀疑及恐惧，增加其安全感。”

最后，讨论又回归到安全问题。安全保卫部门认为尼克松一行到华后，警卫工作主要由中方负责，因此尼克松带的警卫人员不应超过20人。会上还提到叶剑英的意见，接基辛格时，从机场到宾馆多搞几辆红旗车，谁乘坐哪辆可随机而定，确保安全。

美国人想留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作纪念，把筷子悄悄藏了起来

基辛格到达上海时，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曾经到拉瓦尔品第接他的章文晋等4人。当他带领着比第一次秘密来华时“庞大”得多的班子，乘坐美国“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降落时，曾说好会公开欢迎他的叶剑英均元帅，和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等已经等在停机坪上。

欢迎的场面，似乎不如基辛格私下想象的那样热烈和隆重。然而由于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局势，他推测这可能与9月13日中国发生的“林彪事件”有关，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突发事件会给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带来负面影响。

10月21日晚，当基辛格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出席专门为招待他们举行的文艺晚会之际，他又一次感到有些冷落。他们入场时，以好客著称的现场观众，并没有像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那样，起立鼓掌表示欢迎。

美国人的确想象不到，小礼堂里的看客总共500人，除了他们以外，所有的人都是经过选择的。其中来自外交部的人员150名，来自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人员100名，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50名，有关单位的人员100余人。除了美国人以外，没有其他国家的外宾。

所有看节目的中国人，在基辛格等到华前一天就被打了招呼，21日出席文艺晚会的美国人，有别于以往意义的国宾；他们入场时，不起立，不鼓掌，只在中间休息和最后谢幕时，给演出者鼓掌；在看演出的过程中，不得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这样一来，文艺晚会自然就失去了原本给人的欢愉感染，礼堂的气氛显得肃穆。尽管如此，当基辛格等听陪同的人员介绍说，他们置身的这座恢宏而富丽堂皇的建筑，竟然在10个月内就完成了施工，仍忍不住啧啧惊叹。

比之更多务虚意义的第一次秘密接触，基辛格第二次来华拟订总统访华日程、敲定中美联合公报的务实会谈，就艰涩得多了。为此，周恩来以其过人的睿智折冲樽俎，致使洛德最后发出了“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的慨叹。

基辛格第二次来华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大体是成功的，5号楼里再没有发生“语录”事件，但这一次确实增添了点新的笑料。有个别随基辛格来华的美国人，在飞机场吃饭时，也许是想留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作纪念，把筷子悄悄藏了起来。

后来，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说是为尼克松打前站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对宴会使用的高级象牙筷子十分欣赏，偷偷藏进了自己的皮箱。中方为了不使他难堪，就一直不动声色，直到他离开时利用检查行李，才悄悄取回了那双高级象牙筷子。黑格由此得知中国人早就发现了，羞惭莫名。这个笑话，大概就是根据前面的笑话演绎出来的。

在基辛格第二次来华其间，小的意外还是有一些的。例如有一次外出，警卫乘坐的车出了故障，阻挡了外宾车队。警卫部门随即进行了检讨，并研究了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待续）

（摘自《党史博览》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