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寸管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思想根源（三）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思想根源（三）     三、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是“文化大革命”思想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政权上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这也正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尤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决定了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其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根除封建主义思想，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民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被统治者，作为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本身固有着和继承着封建主义思想。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其缺点在革命中特别是在胜利后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在革命中还常常带有农民起义的色彩。他们革命的目的不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不是解放全人类从而最后解放自己。其实“他们不能以自己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39页）他们革命的目的是获得一个好皇帝，“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13页），因此，阿Q在幻想革命后，竟首先剥削甚至屠杀自己阶级的成员――小D和王胡，这正是农民愚昧和落后的一面。农民在参加革命时，总是相信将有一个救世主降临并赐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因而就把他们的命运交给这位救世主并把他当作神来崇拜。马克思上述对农民问题的提示，主要是波拿马时代的法国农民，但在中国这个典型的封建王国里，这些论述很大成分是相通的。在论述封建社会里农民的性质时，马克思还说“小农的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的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换。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3页）。“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同上）因此，在革命中，在农民的意识里，比起同志关系来，他们更看重的是宗族关系，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便是他们这一思想的真实写照。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又使农民对小块土地以外的世界知之甚略，一个家庭已经构成了一个小社会，这就使他们养成一种尊严很强的“自我中心”感。他们把离乡背井视为人生最大不幸之一。这实际上是“大陆民族意识”的缩影。这种意识反映在革命内部就导致了不良的人际关系。如革命队伍中的地方主义、老乡观念、平均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都是上述农民弱点的派生物。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在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上，不是顾全大局，不是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他们否定革命工作的需要，一味追求在任何事情上都要绝对平均。在受批评之后，不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是伺机报复。不知道党和革命事业的关系，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不对革命事业负责。在使用干部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对那些有才干的但不盲从和随声附和的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干部给予排斥；而任用那些无才无德的只知盲目服从唯唯诺诺的干部。
        如上错误观念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导致了严重的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同时使失去反封建锋芒的农民文化得到认可。
        在辛亥革命时期――称孙中山为国父；新中国成立后――称毛泽东为大救星――不只是艺术上的歌颂，而且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肺腑之声。“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毛泽东选集》1010页）然而，《东方红》却作为最响亮的歌声，一直从穷乡僻壤，唱到通都大邑；从社会一隅，唱到全国各地；一直从一张口唱到千万张口。几乎成了共和国的实际国歌。更为可悲的是，我们一面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面唱“他是人民大救星”。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然而“清官戏”“忠臣戏”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解放后的文艺中很占席位，并且，连今天很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新星》一类文艺作品，本质上还未脱出农民文化的“清官戏”的窠臼。“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假民主，至今还在被一些人称道和刻意追求。这些是个人专断、现代迷信乃至封建法西斯产生的思想基础。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阶级极其广大。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这个广大的社会阶层所包围。在以后相当长的革命过程中，由于我们党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逐步地使农民认清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他们获得解放。加之我们必须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大量的农民加入革命队伍。这样，我们党在各个方面不可能不受农民思想的影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客观历史效果表明，那时我们不可能在革命过程中使农民得到完美的教育和改造。因此，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曾告诫我们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选集》第1414页）。事实上，我们在夺取城市之后，并没有完成教育农民改造农民的任务，相反，我们仍然继续美化农民的某些落后意识，进而使农民教育了知识分子，教育了无产阶级。因此，我们没有彻底根除封建的土壤，没有除掉封建的遗迹。而是在封建的地基上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五十年代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黄金时代，但即使我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也仍然避免不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动摇。
四、五六十年代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继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有步骤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然而，当我们在悲剧发生之后而冷静地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五六十年代为“文化大革命”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它使“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可能彻底根除的“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思想的劣根――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继续发展。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应该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以社会主义代替旧腐朽势力，而在中国则是用社会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就是如此。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佷成功的，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用和平的方法使资本主义经济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然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客观历史效果，让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思想，从而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出现了偏差。
        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选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为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09－310页）合作化的是必须来自合作者――农民本身的，让他们在始终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走向合作道路，进而发展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
        但是，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一原则。
        首先，我们没有始终贯彻自愿合作的原则。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操之过急，以至后期发展为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导致了“大跃进”的发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泛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每308页）那么，违反小农意志的变革在中国就更不可能。苏联的教训和我们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我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没有进一步正确引导农民，使农村经济真的变成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由于我们对商品经济的偏见和反感，我们在农村的合作社，没有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没有对价值规律有足够的认识，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在农村合作社中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流通，即使有些交换也只是官僚主义的调拔。这样，对农村合作社的工农商学兵统一管理的计划落空，变成了单纯的对农业的管理。合作社里的农民没能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没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没能无产阶级化。合作社只把农民象一个个的马铃薯一样，装进了一个统一的袋子里，终于彼此相同的马铃薯并未变成必须互相合作的机器零件。（因此，后来我们实行家庭承包形式不但不使农民感到分解的痛苦，而且去掉了这不必要的人为的“袋子”，实际上解放了生产力。）在这种经济形式中，小农的平均主义、地方主义等落后观念继续加深，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大锅饭”。
        以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转变，更继续了这一时期的“左”的错误。
        五六十年代，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没有完成消除封建思想和教育农民的任务。建国后的文化并没有摆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文化的束缚，而是以解放区文化为正统，逐步地确定了这一合理化落后的模式。继续盲目地鼓吹小农的弱点，有的作品还继续宣扬封建主义思想，并误以这些是社会主义思想。
        革命胜利后，革命时期的农民起义思想开始抬头，一些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由于受小农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以功臣自居，由革命中的战士变为胜利后的“王侯”。在他们的身上，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而不法的资本家，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对他们施以糖衣炮弹，从农民的儿子到革命的战士到大贪污犯的刘青山张子善一类人，绝不可能是腐化而成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他们农民起义思想的反映，他们的悲剧是农民起义思想的悲剧。“三反五反”运动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并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明确这次运动的对象，没有认清这次运动的性质，从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而夸大并主要反对使其泛滥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反掉，而封建思想却还依然如固。
        以后所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和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一直没有触动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而是一直盲目地教条地强调资本主义怎样的危险性，并直接导致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大部分成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了，他们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教育农民上应有很大的成绩。然而，我们非但没有利用他们教育农民，反而让农民教育了知识分子。不但让农民在小生产的区域内继续愚昧，继续落后，而且让知识分子随和了他们的落后意识。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人民以至高无上的民主权利，然而由于他们的愚昧落后而不能享受，使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洞的口号。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度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现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复活。（《列宁全集》29卷52页）
        五六十年代从对毛泽东的高度依赖和爱戴，到狂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从唱《东方红》到对偶像的顶礼膜拜，都反映了农民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那时在农民的心目中，毛泽东实际上成了共和国的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皇帝了。这些直接被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利用，把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推向顶峰。而毛泽东本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最杰出的代表，他毕竟是在封建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身上也流着封建主义的血液，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对他没有束缚。正因为这样，他对一些不符合原则的宣传和当时的个人崇拜并没有制止，而是听之任之。
这种积淀在共和国土地上的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和条件，它就会恶性膨胀。历史证明，到“文体大革命”发生时，这些条件气候已经成熟和一应俱全了。
       首先，解放后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和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片面理解，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将永远是主要矛盾，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其次，我们党曾在革命斗争中养成了良好的民主作风，这种民主作风在革命战争时期一直为我们党始终不渝地继承和执行着，这也使我们党过于相信和依赖这种作风，而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必要性，再加上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偏颇理解，一直使我们没有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这就为个人专断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再次，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和苏联政府对我国的背信弃义挑起冲突，使中国对外大门完全封闭了，严重加剧了国内空气的沉闷。在当时，“反修防修”任务在国际事务中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把这一事务扩大到国内来，在国内大搞反修防修，又一次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便兴起了。
        综合如上分析：党的工作上的失误；毛泽东理论上的错误和个人专断思想的增长；林、江等封建残渣的乘机兴起；我们政治体制的漏洞；外国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封锁。这样，我们未能完成教育农民和彻底消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客观上使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继续发展，“文化大革命”就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