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揭露英国社会的弊端还是为中国进行辩护？

——评英国历史学家迪金逊的《约翰中国佬信札》
日期：2011-10-24 作者：叶向阳 来源：文汇报

戴中国式小帽的迪金逊像（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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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第一版《约翰中国佬信札》书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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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向阳
    
一
    
    英国历史学家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Dickinson,1862-1932)的散文作品《约翰中国佬信札》（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约翰”是西方对普通人的称谓）出版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被西方列强镇压的次年，即1901年。此时，西方妖魔化中国甚嚣尘上，负面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看中国的主流，盲目排外、不可理喻、野蛮、残忍等等词汇成为了描写中国与中国人的套话。然而，迪金逊却逆西方潮流而动，借所谓长期旅居英国的华人“约翰中国佬”之口，对当时倍受质疑的中国文明发出了极为罕见的不同声音：
    
    不仅我们[指中国]的文明非常稳定，我们认为它还包涵着一种道德秩序；而在您的文明里，我们只觉察到一种经济躁动。您的宗教是否优越于我们，现在我并不想就此问题进行争论；但肯定的是，宗教对你们社会的影响要少一些。你们信仰基督教，但你们的文明里从未有基督教教义的痕迹；而我们的文明体现了彻头彻尾的儒教精神。(G.LowesDickinson,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and other essays.London:GeorgeAllen&UnwinLtd.,1946,p.12.引文为笔者所译)
    
    叙述者（即“中国佬”，其实是作者的传声筒）认为人类文明的两大表现形式——道德修养与宗教精神，中国要优越于西方，而西方仅在经济发展上强过中国。请注意，作者用了躁动（chaos，又译混沌）去描述西方的经济提升，显示了其予以贬斥的联想义。那么，作者又是怎样解说中国人的特性的呢？
    
    他[指中国人]具备以下的本能与机遇：欣赏自然的恩赐、培养礼仪、与周围人建立仁爱、无私的关系。其结果是，与您的欧洲大多数同胞相比，中国人的性情类型无疑在道德与情趣上都要更胜一筹。（14）以上对中国文明以及中国人的正面评价，不必说在西方自19世纪以来已难寻踪影，而且在颂华的广度上还超出了劲刮“中国风”、营造中国“乌托邦”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因为当时的欧洲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还是持有很强烈的保留态度的。那么，迪金逊关于中国的“溢美之词”从何而来，他作为以欧洲古典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英国历史学家如此“抬举”中国，目的又是何在呢？
    
二
    
    据迪金逊的剑桥同窗好友、其首位传记作者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在《高尔士华兹·劳艾思·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934）一文中的说法，“20世纪初，迪金逊想采用某种普通读者能接受的艺术表达方式对西方文明提出根本性的批评，但尝试了多种形式后都不满意。随后，朋友罗杰·弗莱（RogerElliottFry,1866-1934）向他建议用一种中国的背景去述说，因为当时的中国由于义和团运动及西方列强的武力镇压而走到了世界政治的前台，倍受关注。同时，迪金逊对中国也并不完全陌生，很快便有了结果。”所谓“很快便有”的这个结果就是迪金逊采用欧洲读者并不陌生的、发端于欧洲17世纪、繁荣于18世纪的所谓“东方信札”体裁，以假托长期旅英的一位中国人致其英国友人信的形式，连续发出了8封信，谈古论今，说中道西，先在报刊连载，后结集出版，可以被看作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类型的中西比较文化的作品。具体地说，头四封“约翰中国佬信札”以佚名形式刊登在《周六评论》（SaturdayReview）上，引起了读者的好奇，紧接着又登了四封。这八封“中国人信札”于刊载当年（1901）由其出版家朋友布赖·约翰逊（R.BrimleyJohnson）结集出版，封面是一位“中国佬”的巨幅画像，两年后又匿名出版了美国版，书名改为《来自一位中国官员的信札。西方文明的东方看法》（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Being an Eastern View of Western Civilization,1903）。出乎作者的意料，该书在英美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不胫而走，在最初的几年内，多次再版重印。
    
    我们知道，作者所精心设计的文学形式往往与所要揭示的主题内容有密切的联系。那么，《约翰中国佬信札》所采用的文学形式——“东方信札”是怎样的体裁，它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具备哪些特色，在中国主题方面承载着的又是怎样的传统？
    
    自1684年一位流亡法国的意大利人马拉那（Giovanni Paolo Marana,1642-1693）在法国出版了一套题为《土耳其探子》的谈论欧洲社会的信札后，在18世纪，英法两国出现了多种被后人称作“东方信札”体裁的作品。这种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东方探子信札，二、东方哲人信札。前者除了上述的马拉那作品外，还有《中国间谍，或北京宫廷派遣的中国探子》（1765）等。第二类数量更多，有《波斯人的信札》（1721）、《中国人的信札》（1739,海牙六卷本版，1755）、《叔和通信》（1757）及其仿作、《世界公民》（1762）、《中国哲学家所撰系列信札中的朝觐者或生活图景》（1775)、《中国集萃》（1786)等。以上“东方信札”从文体上看，沿用了当时在欧洲业已存在的一种文学形式，即启蒙时代常用的书信体小说形式。上述信札均为作者假托旅居英国或法国的东方人写信给自己的同胞报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同时用自己祖国的文明来加以参照对比，因此，在叙述形式上显得比较自然、简洁、逼真。从这些信函中，我们大致看到两方面的内容：一、对中国的褒扬，二、对欧洲的讽刺与批评。
    
    “东方信札”体裁作品在19、20世纪锐减，因为进入19世纪后，西方对中国的褒扬已相当罕见，随着西方自信心的增强，中国逐渐成为了反面教材而非在启蒙时代欧洲的榜样。不过，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态度，就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那样，有主流必然有潜流，有正统必然有异端，有所谓的“时代精神”必然有与之相左的“反动复辟”。西方的中国形象也概莫例外。诚然，在19、20世纪我们还是照样能见到兴起于启蒙时代以中国为楷模的“东方信札”体作品。
    
三
    
    关于《约翰中国佬信札》，作者本人多次表示，该书是为西方人而非为东方人而作；同时，迪金逊的传记作者福斯特也认为，这些信札的主题是为引发读者对欧洲文明缺陷的思考，而非为中国所承受的冤屈辩护。本人认为，《约翰中国佬信札》中关于中国的诸多正面描写，不但是继承了该体裁的传统，即作为讽刺批判西方文化的重要烘托，同时毋庸置疑，迪金逊还有较强烈地为义和团运动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辩护的意图。
    
    《约翰中国佬信札》的第二函，“中国佬”从传教与贸易两个方面重点谈论了中西文明冲突的原因及表现形式。
    
    最近的事件似乎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指中国]是冲突的挑衅者。但再也没有比这种看法离事实更远的了。如果你们不招惹我们，我们决不会寻求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没有任何动机，因为我们既不想传教也不想贸易。……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有拯救或教化世界的使命，更不会用火与剑的办法来强行履行该使命。……我们认为为了打开市场就与陌生人开战，不仅鲁莽而且欠正义。……在这些方面，恰如在其他所有方面，你们的原则与我们的相反。你们相信，不仅你们的宗教是唯一正确的，而且你们有义务去强加给所有的民族，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以刀剑相威逼。（14-15）
    
    因此，西方才是义和团与西方冲突的始作俑者，是首先动武的一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乡村是中国面貌的主体，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正是农民。那么，“中国佬”又是怎样谈论中国乡村与农民的呢？我们发现，第四函谈到了“中国文明的代表”（21）——农民阶级对中国精神生活的贡献。而在“中国佬”看来，英国的工业化恰好走向了中国的反面，即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生活：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人们远离了自然，但又未能受到艺术的浸染；与机械化方面的成功相生相伴的是所有需要精神洞察力方面的失败。（21，22，23）相形之下，说中国农民野蛮、残忍、不可理喻，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七函谈到了宗教问题。西方一般认为，义和团重点攻击的是基督徒和外国人，而大量被杀害的也是传教士及其家眷。因此，中西对彼此宗教的态度至关重要。“中国佬”认为刚刚发生的西方列强攻打中国的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并不特意否认，严重的挑衅在先，但我们并非是挑衅的始作俑者。让我满心惊讶甚至恐惧的是，欧洲各国均从传播基督福音的立场来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他们之中还有一位信基督教的君主，派遣军队以图报复，并命令他们以基督的名义不仅要进攻，杀人，而且要见人就杀。但基督曾教导我们，谁打你的右脸颊，就把左脸颊也让他打吧。不管你们的宗教对个人有多大的影响，它对公共政策影响甚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须再找证据了。它也许能启发某位隐士，但对于那些国家领导人从未有过任何作用。因此，宣扬这种宗教在本质上要高过我们的信仰又有什么用呢？恰如你认定的那样，儒教可能并非宗教，可能是一套并不高明的道德准则，但它却让中国人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真正厌恶战争爱好理性与正义的民族。（38-39）
    
    “信札”的第八函也就是全书“大结局”的最后一函，在讨论了中西现存的政治与贸易的不平等关系后，作者正面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同时为义和团运动进行了直接的辩护。关于团民在“骚乱”中杀戮外国人的行径，中国佬给予了以下回应：
    
    我要强调的是，我从未表示中国人是圣贤。我曾说过，我还是认为，如果没人招惹他们，如果他们长期以来养成的生活方式与秩序未受粗暴干扰，他们是地球上最和平、守法的民族。然而，如果他们挣脱了世俗的约束，如果他们露出了任何文明都不该有的狰狞的暴力之爪，那么，这种暴力的总爆发只能说明对他们的挑衅是多么的强烈！（41）
    
    接着，作者借中国佬之口，显得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错，仅仅是一贯正确的插曲；而你们的暴行本身就是你们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42）最后，迪金逊以中国佬的口吻道出了写作这些“中国信札”的意图：“要学会理解我们，在理解我们的过程中将让你们更好地理解你们自己。设法在此方面做出贡献，这就是我写作并出版这些信札的唯一理由。”（44）
    
    由以上信札文本内容，我们能较强烈地感觉，作者在讥讽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对于当时西方因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对中国的谴责并不认同，在为中国辩护之余，通过东西方的比较，还让我们体会了他对中国文化全面的好感，并引以为人类生活与社会体制的理想状态。
    
四
    
    迪金逊与中国的首次结缘确实有些偶然，而且按福斯特的说法，他在写作“信札”之前，关于中国，仅读过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Giles,1845-1935）的《中国文学菁华》（Gemsof Chinese Literature,1884）与法国学者西蒙（EugèneSimon,1829-1896）的《中国城》（LaCitèChinoise,1885）。两位作者都曾经是驻中国的外交官，前面这本是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文选集，包括诗歌与散文作品，而《中国城》是一部试图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著作。作为长期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的学者，迪金逊浸染于其中的是人文主义的传统，因此，对于上述作品中大书特书的重精神轻物质的中国文化，显然会有很深的认同感。
    
    在该书出版的次年，作者给朋友莫尔夫人写信道：
    
    我的《约翰中国佬信札》这本小书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我珍惜他们的褒扬，这让我获得了满足。我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到我具备某种呼吁我称之为“精神生活”的能力，在此之外我并没有其他能力。因此，将来我可以在此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去管理国家事务。只是，作为论述的素材，我在说明我本人或他人的精神世界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当代问题、焦虑与冲突。
    
    所谓的“当代问题、焦虑与冲突”，当然，首当其冲的是《约翰中国佬信札》论述的背景或“缘起”——义和团运动及其受到西方列强的血腥镇压。再者，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上下正承受着在南非殖民地爆发布尔战争（BoerWar,1899-1902）以及帝国主义对全球进行经济剥削的巨大精神或道义上的压力，英国人对于侵略、暴行与剥削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敏感。迪金逊不仅是位人文主义学者，他还是个和平主义的活动家。在作者的心目中，代表残暴、粗野的是当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而中国乃为高尚、雅致、有品位精神生活的象征。
    
    1912年夏季，迪金逊终于有机会亲临中国。虽然在中国时间不长，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游历了广州、南京、长江三峡、北京、山东的泰山、曲阜，安排与孙中山及孔子的第76代后裔的访谈或见面，并撰写出版了《面面观：东西方游记》（Appearances.NotesofTravel,EastandWest,1914）。对此次旅行，福斯特指出，“碰撞并不怎么激烈，《约翰中国佬信札》中所呈现的图景，其本质继续让他感到满足。礼节、快乐、想象力、好品位——他照样能发现或觉得能发现这些品质；而不诚实、泥污、非道德——这些让人沮丧，但并未摧毁文明的基石，与西方的商业主义的破坏力不能同日而语。”
    
    “一战”后，英国工党执政，成立了一个庚子赔款资金委员会，迪金逊与罗素均名列其中。但随后保守党上台，两人被从名单中抹去。显然，保守党害怕，这两个曾去过中国并在各自作品中鼓吹中国的文明与进步的家伙，在如何明智地使用这笔巨额款项时，考虑得更多的恐怕会是中国而非英国的利益。笔者认为，如果不考虑委员会人员构成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仅从迪金逊在《约翰中国佬信札》中所体现的对中国文明以及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保守党政客们的担心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