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管件协会:也谈国学大师及中国社会的“郭沫若现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23:46:54

发表于 2009-02-11 00:57:44 类别:捧糊涂读史

近读学妹红小兵卫金桂老师郭沫若是政治流氓文痞还是大师?一文,涉政治流氓文痞”及“国学大师”疑惑与看法?续文以补之。如下:

郭沫若逝世已经30多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考古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很有个明确的定论。

郭沫若在历史评价上虽然有些尴尬,但郭沫若在“文革”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却始终左右逢源,他明哲保身,善于处置自己,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活动从容,几近于游刃有余。换言之,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其实正反应着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这里也举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特色的郭沫若三首诗词来解读: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三首诗词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而第三首诗。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科技教育界和历史考古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风派人物,细腰是弹簧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之中,文人的自由人格已经完全丧失,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时,正是万马齐谙究可哀的年代。文革革了文化的命,每一个与文化沾边的人都难免受到池鱼之殃,更何况文化人,就是首当其冲被批斗的焦点。处在这样的境地,知识分子连沉默的权力也丧失了,除了委曲求全地苟活下去,只能以死结束残生。傅雷如此,老舍也是如此。他们满含着悲愤与冤屈交出自己的性命之后,却连飞蛾扑火都算不上,他们死亡的消息被立即淹没,汹涌于人间的仍是大时代的浊浪。细腰是弹簧的风派人物郭沫若如是,那些嘲笑他的人难道说文革中就不是了?这方面如毛泽东痛批周恩来陈云离右派“五十米远”如出一辙?

文学家抑或学术家?

郭沫若此人胆小懦弱,但主要原因在于文革时期的高压统治和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这方面可部份参照清朝大才子纪晓岚,一方面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杀尽天下文史,另一方面又“指鹿为马”缺德的故事不少,拍马的故事更多。郭作为一个赋有盛名的知识分子,无法与强权抗衡,只得明哲保身。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权,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其在“文革”中的心声或真相: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

至于在历史、考古方面,尽管“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将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的甲骨文与亲缘最近的远古文字符号假想与推测,造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假史。

但无论如何郭沫若在考古界,甚至于世界考古界的地位是确立的。且不说其早期著作,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重要学术著作。单就其译作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俄国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及主持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审订等,笔者以为,至少是称得上历史、考古、文学翻译界的“大师”。

至于对郭沫若的评价?笔者也以为,政治流氓文痞需商榷,不要因郭沫若高位典型而就是?只能视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时至今日,“郭沫若现象”仍层出不穷,你还真不好定性,至多骂上一句“文痞”或“流氓”,但政治流氓”或政治流氓文痞”是不够格的

这涉及到“五四”史上著名的“文论”:长期以来,文学之与政治,一直被理解为要么是现行政治导向的传声筒,要么反对现行政治导向——做另一种政治的传声筒。不管哪种情况,文学都排他性地从属于政治。对这种从属关系,无论极力维护还是极力想打破它的人,都习惯于认定文学与政治一旦沾上了,就必须要么宣传要么反对现行政治导向,没有别的可能。鲁迅当年在纠正极左的文学观念时,曾对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名言“一切文艺都是宣传”提出进一步解释:“不错,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

由此,我觉得沿着鲁迅的思路还可以推衍下去:一切宣传并不必然就是非文艺,而一切逃避政治的创作也并不必然就是真文艺。那么,郭沫若至少不是真的政治流氓文痞”了。

再,文中上称学妹红小兵卫金桂老师,谐因我曾是红卫兵现也带学生,作为学者、教授可不能人云亦云哦,这算个题外话!参考,和珅不是“贪官”,而是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文革”前夜郭沫若“焚书”声明震惊海内外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