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分水器和水箱:美国成功之道(六篇)

如果要对美国未来的方向做一个合理的预测，我们必须先大致了解其运作方式及其应对挑战的机制。在预测美国未来几年可能的方向之前，我想先给出一些事实。

多年以前，我曾去美国求学。在去之前，我想象中的美国经济非常发达，大部分人都从事高科技工作。然而，美国民众的平凡令我大吃一惊。大部分人都在从事非常普通的工作，如食品杂货店主、司机、老师，他们并不见得比上海人更有效率。事实上，我发现亚洲店员的工作效率是高于美国同行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亚洲呢？

另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在美国享有充分的自由。我至今还记得和我另一名来自陕西的中国学生聊天。他说：“这地方真奇怪，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回答说：“你是自由的，尽情享受人生吧。”当时我只是随口一说，并不确知自由的真正含义。后来时间长了，我才慢慢体会到个人自由对美国的繁荣有多么重要。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政府行为对他们的民众实质上都是不利的。而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极大限制，从而使美国政府的负面影响得到了减弱。美国政府官员就好像公司雇员，而不享有特权。美国政府的权力非常分散，联邦政府秉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地方政府亦三权分立并独立于联邦政府。

除了制度化的政府结构和多元化的权力分配以外，权力还下放到了一些持有执照的专业人才手中。比如，会计师在金融业中就有极大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又受到同行竞争的限制，多重政府机构的约束足以保证他们的廉洁。律师、法官、医生、教师、演员等，都通过他们的专业许可技能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分权是人人可以享受充分自由的原因。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权力结构更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总统是国家的最高官员，对外交政策有很大的权力，但在国内的权力相当有限。这就是美国总统对外交政策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这种制衡的政治系统是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再好的制度也可以被颠覆。以菲律宾为例，它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其政治系统和美国类似。但是，它却被少数几个家族垄断了政治数十年，其经济体制非常落后，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依靠在国外工作的人赚取的外汇。即使是在推翻马科斯以后，菲律宾的民主选举也只是让权力在同一组织的不同人之间交替。从菲律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好的制度未必能够被付诸实践。

除了制度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群众行动主义”(popularactivism)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有数不胜数的非政府组织，如学校里的家长教师协会(PTA)、扶轮社(RotaryClub)这样的白领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宗教组织。美国人恐怕是全世界最喜欢参加非政府组织的了，宗教尤其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超过60%的美国人都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宗教的影响力才如此之大。

1831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Alex deTocqueville)走遍了整个美国。他有感于这种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即撰写了《美国的民主》一书来记录这一不寻常的景象。因为在当时由皇室贵族所主宰的欧洲国家，普通民众仰视这些贵族，甘心受其领导，所以托克维尔会吃惊于普通美国人对国家的重大影响。

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是美国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因素。有了它，从坏制度中都可以诞生出好制度；没有它，好制度也可能沦为坏制度。只有足够的人关心并且肯花时间去维持，一个好制度才能持续存在并。而把领导权交给贵族的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好政府。

很难看出全民运动的起源，它或许是来自美国独特的发展方式。在美国的扩张过程中，边境城市必须奋力打拼才能求得生存，于是组织良好的城市生存了下来，反之则消失。民众对市政管理的普遍参与很可能是美国城镇得以存在的最重要因素。

不过，制衡的政治系统和盛行的群众行动主义，仍不足以使美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有着很丰富的天然资源。美国从无限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起家。在中西部，肥沃的黑土地不需要灌溉就能长出好庄稼。土地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房价还不到家庭年收入的四倍，只相当于亚洲房价的一半。

除了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民众一直有足够的食物、住房和土地。美国人之间在经济上比的是谁生活得更好，而不用担心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这样，物质的富有阻止了极端组织的形成。我们看到，极端组织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着一定的势力，但美国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美国人十分狭隘。尽管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并且经常在军事上插手别国事务，但大多数美国人对世界都相当无知。我曾经亲身体验过这种无知。

有一年夏天，我驾车经过纽约州北部，当时已经接近午夜，我筋疲力尽地寻找着旅店。我发现左边的小镇上有家旅店，于是我做了一个U型的转弯，朝那里开去。突然，警笛响起，警灯闪烁，有人通过扩音器命令我停下来。我知道在那里U型转弯是违规的，但当时已是午夜，且周围一辆车都没有。我注意到有十辆警车在我身后闪着警灯，警察对这么小的交通违规行为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实在很不正常。

我走下车，一个州警察命令我走直线来看我有没有喝醉，其他警察则到我的车里检查。一大串问题过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我的错——我是一个外国学生，但身上没有带护照。

“我们抓到你啦。”一个警察叫道，“你违法了，我们要逮捕你。”

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常常会看到那种有小隔间，并且用木头栅栏把囚犯和警察隔开的小镇监狱。我的监狱隔间就是这样。那个逮捕我的警察就坐在隔间的外面。他是个瘦高的家伙，并且说起话来和好莱坞电影里那些小镇上的警察一模一样。我很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州警察在办我的案子，同时怀疑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于是我尝试着和那个警察攀谈起来。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

“中国？在哪里？是在越南吗？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越南打过两年仗。”他吹嘘道。

这家伙在越南打了两年仗，并且认为中国是越南的一部分。我真怕这家伙对越南怀有刻骨仇恨，并把账算在我头上。

“你要知道，越南在地图上看起来像一条带子，它的北部有一片很庞大的地区，那就是中国。中国并不是越南的一部分。”我抗议道。

“这很有趣。但你看起来很像越南人。”他回答道。

那时候，我和越南人毫无相像之处。在好莱坞电影里，小镇警察有时会诬陷好人，把他们关起来以索取好处。我想我可能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因此我竭尽所能向他解释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区别。

“听起来有点道理。”他听我解释了一阵之后说道，“你看起来不像毒贩！”

听到毒贩二字，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意识到情况比看起来像越南人更加严峻。

“告诉你吧，联邦调查局通知我们，一个亚洲人不久会携带大量可卡因从加拿大来到这里。我们都很兴奋，寻找这个亚洲人已经三天了。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你，我们跟踪你很长时间了。”

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在外交政策上犯下严重的错误。

大多数欧洲人和亚洲人认为，入侵伊拉克将是一场灾难。在美国，一小撮鼓吹伊拉克战争的人摆出的理由不堪一击。而美国人之所以接受这些论调，就是因为他们对更为广袤的世界一无所知。外交即是一个很容易被少数精英所误导的领域，其所导向的方向并不一定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

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是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大多数人都把美国和高科技联系到一起。人们认为美国社会能给科学家和工程师很高的回报。但这种假想与事实相差甚远。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的报酬十分微薄，而过得好的是那些懂得如何推销自己的人。大多数公司领导都是MBA或者职业律师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玩商场游戏。公司领导人都会给自己很高的报酬，但很少有人真正对公司做出重大贡献，当然，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是个例外，他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

在美国大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他们所在的公司领导平庸、缺乏效率，但仍然在全球拥有良好的业绩。对此，规模经济也许是最好的解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美国国内，业务可以大规模地扩张，当它融入全球经济时，就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更有效率。例如在服务业方面，美国公司通常都大得惊人，而规模就是王道，要想打垮一家大公司是很不容易的。

反智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成本。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30年中，美国的汽车公司依赖营销手段而非良好的技术和质量来提高销售额。底特律汽车公司的总裁只对短期利润而非长期竞争力感兴趣。而日本公司恰恰相反，他们积极地投资于研发。美国的汽车工业正在萎缩，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尚不明朗。但是，这些公司收入丰厚的老总们是不会从自己的口袋里退回一分钱的。这个例子表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成本，企业精英们缺乏投资于长期收益的兴趣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尽管美国社会反智主义盛行，它依然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看到学生们头上戴着照相机，他们是媒体实验室的先驱并开创了互联网。我当时以为他们疯了，但他们改变了世界，甚至向我这样的人出售新股。我们赔了钱，而他们却变得富有。看看现在谁是傻子吧！

反智主义和创造性之间看似存在的矛盾其实并不难解释。美国社会是分散化和个人主义的。那些寻求创新的人在美国能够获得比在其他地方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我给本科生授课，发现他们的平均数学水平与这样一所技术型的大学并不相称。但是，当我攻读数学博士课程的时候，尽管班里大部分是外国学生，但名列前茅的依然是美国人。

美国人创造性的关键是个人自由，而不是迫使学生好好学习的社会压力。因此，美国在能力分布上存在着“肥尾”(fat-tail)现象。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拥有很好的技能，但是很多人——尽管只在总人口中占很小的一部分——却非常优秀并且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他们使得美国在技术和科学上不断进步。

尽管美国社会崇尚个人主义，但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融入社会、与他人一致的愿望。这种愿望可能来源于美国的殖民根基。大部分欧洲移民者来自于社会的底层，并希望成为一个全新的、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将这一点体现在了宪法的口号上。同样，美国公司的雇员对他们上司的话言听计从，并时常重复公司庸俗的口号。不过，我提到过规模是美国公司最重要的优势，而雇员的忠诚度则是第二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领导平庸，美国公司依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融入社会的愿望对做大生意来说，是个很好的文化特征，但它也可能导致政治上危险的摆动。少数精英可能将美国民众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9.11”之后，美国民众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全。有人就利用美国人对世界的无知，在他们的安全与伊拉克之间捏造出了一种错误的联系。

美国社会的安全阀是它的自我纠正能力。当社会无论是由于少数精英的误导还是惯性而走向错误的方向时，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自由主义会将社会推向相反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社会在经过内战并摆脱了奴隶制之后，始终能够和平地解决国内问题。

我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就是想说明美国社会是如何运作，并对压力做出反应的。这可能有助于你预测美国社会对于未来两大挑战的反应：第一，如何从伊拉克抽身；第二，如何应付急剧上升的医疗费用。(《财经》杂志)

节选自:    谢国忠:美国大变革 经济衰退可能引发民粹主义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 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茅于轼)

作者：闾丘露薇

今天的华闻大直播，讨论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请来两名学者，一名经济学家，一名社会学家，但是两个人的观点却是相同，那就是财政投入进行的二次分配，只能够缓解差距加大，关键还是要有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给每个人公平的起点和过程。

最近很多人为了基尼指数而争论，官员指出，中国的国情，使得中国的基尼指数并不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贫富差距被这样的计算夸大了。其实，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到底如何，政府的课题调查结果都已经显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情况相当严重，那末，我想，没有必要再集中在关于数字的讨论上，而是应该面对这样的现实。

说到基尼指数，香港和美国的基尼指数都是在0。4以上，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的贫富差距是相当的严重的，但是如果和中国内地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地方，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仇富心理”，大家接受这样的事实，然后抓住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香港很多现在的中产阶层，年龄在四十岁到五十岁左右的，很多是来自住在公屋的家庭，父母是蓝领工人，家里并不富裕，但是他们透过接受高等教育，然后透过自己的工作职位，来改变了自己这一代人的生活。这是因为，香港这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就好像，只要好好读书，就能够考上名校，名校毕业，就能够在大公司里面觅得一份好工作，如果书读的不好，那就找一份体力活，因为愿意干的人不多，所以收入也算不错，加上政府提供的针对低收入的福利措施，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大家看到有钱人，最多羡慕，但是不会仇视，因为大家明白，别人赚到钱，肯定有比自己厉害的地方，股票赚钱，那是因为别人比自己敢冒险，好工作，那是因为别人的学校比自己的要好。要想过得更好，那只有自己更加努力。

很多人想往美国，其实美国也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地方，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地方充满机会，可以单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这也就是美国吸引别人的最重要的原因。

学者告诉我，他的同事在中国内地进行一项跟踪调查，已经十多年了，结果发现，被调查的中国民众，对于未来七年的预期，也就是说，对于未来是否觉得会比现在好，十年前的预期，要比现在的预期高很多。也就是说，十年前，民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现在，民众则对未来缺乏信心。而对于一个社会发展来说，这样的情况是令人担忧的。

为什麽缺乏信心，那是因为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公平的起点和过程。人生来平等，那应该是讲后天，先天人和人存在智力上的差异，出生的家庭背景的差异，出生的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差异，这些，个人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后天的起点是否公平，那就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来创造这样公平的环境。

垄断和贪污，是造成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关键是如何消除，我们需要的是制度。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法制精神，又会让人担心，由人制定的制度，越来越多的条例，反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贪污机会，这样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足够的法制精神的情况下，完全有产生的可能。

效率和公平，那个优先，相信不少官员回毫不犹豫地回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为很多人相信，如果没有足够的效率，来达到丰厚的物质基础，那就说不上提供公平。但是，正如今天节目里面学者指出的，这是因为有人对于公平的理解并不全面，在很多人的心中，公平相等于平均。其实我们需要的公平，指的就是通过制度的建立，体现出来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没有权力的优势，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每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力来决定是否能够获得机会，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平的制度，相信所谓的效率也只是短视的，很快就会被社会产生的矛盾，不安所淹没了

　　人们时常问，美国为什么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钱？奥妙在什么地方？其实，美国经济跟其它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而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当然，这里我们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钱？什么是资本？什么又是财富？

　　简单地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资本是能够生钱的钱或者财富，是活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土地是财富，但，如果土地在国有制下不能买卖交换，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不能生钱或不能生多少钱；一个人未来的收入也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的收入作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财富而不是资本。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一个国家对未来收入流作资本化的能力决定了这三者会是相等的东西，还是完全不等的。由于金融证券化的发达，在美国这三样东西基本相等。但在中国，这三个词的含意非常不同。

　　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已赚了很多钱”，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李四有钱，这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是一个“过去”加“未来”的概念。美国人可以把未来的任何潜在收入提前变现，这包括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生产性资产的未来收入、企业的未来收入、土地的未来收入等等，通过票据化、证券化的方式把其变现。因此，当中国人的“钱”指的只是过去的收入而美国人的“钱”包括过去加未来的收入，美国人自然更有钱了，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

　　以百度为例，其创始人李彦宏的7亿美元“钱”实际上已不是中国意义上的钱。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现在的股价85美元，是百度未来多年收入预期的折现总值，因此是“未来的钱”的提前兑现。百度今天的市盈率为280多倍，净利润每股30美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假定未来每年百度的净利润平摊下来都是30美分（假定没有增长），那今天的股价就相当于把未来280年的收入提前变成今天的钱。——当然，百度会持续增长利润。这里讲的意思是，通过其股权上市，百度的创业者马上就能把未来几十、几百年的收入提前变现，今天就能享受未来才能实现的财富，变现后李彦宏等股东今天的“钱”立即增加几亿美元，既可立即消费，也可进行新投资，大大增加今天的钱和资本。如果没有股票交易，哪怕公司未来的收益再多、收入再丰厚，这些投资者也无法提前运用这些未来收入，从而大大减缓经济发展。所以，股市发达不发达，上市机会是否对民营企业开放，最后不只是决定企业融资的多少，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社会是否很“有钱”。

　　中国绝大多数资产是没有被资本化的财富，这些财富是可望不可及的价值，所以不是资本。比如，全国有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这些公司的资产每年的收入都很稳定，风险很低。在美国、香港，这种收入流是理想的证券化对象。假设每人每年花的水电费为300元，5亿城市人口每年的花费为1500亿元，如果把未来50年的这些收入流作证券化，这些收入流今天的资本价值可达1万亿左右，这些提前变现的资本当然可以为新的建设、新的创业提供资本，把中国经济这个蛋糕提前做大。类似地，电信资产收入、高速公路收入流都可以证券化。资本的供给就是这样增加的，金融发展妙就妙在这里！

　　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很大。如果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并不能交易；如果生产性资产是国有并也不能交易，那么这些极有价值的土地财富和公有资产都只能是死财富，没有资本和钱的价值，那就大大阻碍经济发展、阻碍财富增长。比如说，表面看美国去年的平均储蓄率是-1%，但实际上他们也存了很多钱。虽然他们把人均3万美元左右的劳动收入都消费掉，但他们的可消费收入大约是人均5万美元。也就是说，去年美国包括私有土地和各类资产共增值5万亿美元，算到每个人身上能变现的资产性收入为两万美元，这部分收入在土地私有制和资产私有的制度下可以随时变现花费，也可以转为资本做各种投资的，但美国人没有把这部分收入花掉，而是只花掉了3万美元劳动收入，因此实际上美国人平均存下了40%的总体收入。相比之下，中国去年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增值巨大，算到每个公民头上差不多有6千元，可是由于这些土地和资产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任何中国人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花什么钱的时候，都不会也不应该把这些国有土地、国营企业的增值部分考虑进去，因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并且也不能把它们交易变现。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是自己的劳动收入，基本没有资产性收入，在决定可花多少钱、该存多少钱的时候，只能围绕着劳动收入转，因此，中国人的储蓄率会高达46%，国内经济的内需就没办法高。

　　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企业未来现金流、企业资产、甚至土地都可以通过票据化、证券化，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资本化的实质就是将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还没到手的未来收入转为股份或者金融契约，让社会认购，投资者可以获得稳定回报，发行者当然能受益。那么，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能进一步证券化、资本化呢？这不是金融机构不想创新，而是金融交易的安全性还要逐步提高，投资者的权益需要可靠的制度保证，包括契约执行的架构、完善的法律、独立的司法与执法，以及一个庞大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信用服务。如果资本化水平能提高，中国经济将迎来一次新的飞跃。(　　2006年7月8日发表在《证券市场周刊》   )

　　“投机”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美国的不同在于：其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活跃的股票文化。当年英国的百万富翁家族需要很多年才能积累起财富，而在美国，股市这个折现机器加快了财富的实现速度，股票的高流通性使美国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催生了美国式的快速技术变革。

　　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史。如果想把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激励得像美国的那样，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一步。

“百度”公司股票于2005年8月5日在美国上市，其股价当天就从27美元的发行价上挑到120美元左右，使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一下成为9亿美元富翁。当然，这故事还不止如此，百度上市的那天共诞生７名亿万美元富翁、上百名千万富翁与数量更多的百万富翁，他们中多数６年前还是学生。这太令人激动了！

这个故事的意义包括许多方面，我们不妨从它的示范效应来看，其核心是激发更多的投机动力，引发更多的创新。第一，看到股价在一天内可涨这么多，会有更多人愿意去股市投机，增加股市的交易量和流动性，为更多“百度”上市创造条件。第二，在股市上炒股并不是唯一的投机方式，毕竟靠炒股难以致富，而更能赚大钱的“投机”是去模仿百度的创业者，自己也去开一个新技术公司，做成后也像百度那样去上市。这是最大的投机，当然不一定成功，但看到百度的经历，谁不想去试试呢？连笔者自己也有点手痒痒的！第三，看到百度的成功，更多的风险投资基金会去找未来的“百度”们，把钱投给他们，由他们去花、去创造下一个“百度”或者几十个“百度”，风险投资者当然也是在投机。

　　由此，我们看到，“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我们中国人总喜欢把“投机”看成是非常负面的东西，谈到股市我们就想到要“抑制投机”，其实，如果没有投机，就可能只有“股”但不会有“市”。谈到房产市场，我们也想到要“抑制投机”，同样地，如果没有投机，也会只有“房”但不会有“市”，房子就没有“资产”价值。谈到人民币外汇市场，我们也说要“抑制投机”，等等。总之，说“你喜欢投机”意思是“你不务正业”、“你破坏这个那个”。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没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历史。正是由于“投机”，在美国历史中就出现过连续不断的股票泡沫，恰恰是这些股票“投机热”为每次大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资本，鼓励了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正是投机者的买卖才使股价不断上涨，使股市交易兴旺，这才使美国过去150多年中的千千万万个“百度”故事成为可能。

　　美国市场经济与英国的核心差别

　　当然，“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

　　还是以百度上市为例。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百度的股票没有上市或者根本就像中国的法人股那样不能交易，其创始人李彦宏的百度那怕再成功，他的成功果实 ——

财富也只能靠未来许多年的利润一年一年地实现，那是一种极慢的成功果实的实现过程。那种极慢的财富实现过程不容易产生强的社会示范效应，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创新，也就会放慢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速度。但是，有了美国这样充满活力的股市，由于股票的市场价反映的是其未来收入流的总折现值，通过把百度股票以今天的股价卖出，百度的创业者今天就可把未来多年的收入流提前兑现，股市为创业者提供了一种提前兑现财富的机器。如果这些创业者愿意，通过提前兑现已建成的企业，他们还可继续其它的创业和创新，加快了各尽所能的速度，加深了各尽所能的深度。因此，股票的高流通性就是这样使美国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大大加快财富的创造速度。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英国的百万富翁家族需要很多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富起来，传统社会的财富实现都需要漫长的岁月，但，最近成为9亿美元富翁的李彦宏才37岁，百度的其他亿万、千万富翁甚至大学毕业才几年，美国的盖茨、戴尔等都是30岁不到就成为亿万富翁。正是股市这个折现机器加快了财富的实现速度。这些榜样当然也鼓励人们去发奋创新，是股市催生了美国式的快速技术变革。

　　在今天看来，美国跟其它国家比有着最快、最深的财富兑现机器，但当年的英国比任何国家更具备条件发展出这样的兑现机器，为什么英国没能做到这一点呢？美国的“股市”机器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英国是如何错过股市发展机会的？

随着英国在16世纪后半叶加入海洋贸易的行列，它的金融业得到极大的推动，到18、19世纪其金融发达程度领先世界，只不过其重点集中在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上，而不在股票市场上，尽管股票交易在同期也有不小的进展。从需求角度讲，从17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英国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简单的商品贸易。原因很简单，在英国本土人口少，特别是18世纪末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又偏偏使他们具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他们生产太多的东西在本国没法消费完，就必须运到国外、找海外市场。正因为英国在海外扩张仅仅是伴随与商品有关的简单外贸商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当时对金融的需求主要停留在保险和信贷业，而且短期交易的很多。

　　之所以英国当年的债券市场能够非常发达，是因为17世纪至19世纪英国政府需要大举国债，为其海军建设融资，这种因扩军而产生的政府融资需求促使债券市场最先在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发展，以至于伦敦证交所到1843年时超过90%的上市证券是债券，包括公债、公司债和外国政府债，股票交易只占不到10%的第二位。换句话说，在18、19世纪英国盛世时期，其金融的特色主要是以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而定义的。

实际上，英国当年有机会实现美国式的股市资本主义。在那里，股票交易从1555年左右就开始，17世纪末期股票交易在伦敦越来越火，到1720年的“南海股票泡沫”（South Sea Bubble）达到顶峰。但，那次股票泡沫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严格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案（The BubbleAct），要求所有新公司上市前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就像今天中国公司上市要先得到证监会批准一样。该法案从根本上厄杀了英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使伦敦股票交易沉闷130余年，直到1850年后才重新复苏。从某种意义上，那项法案把以股权文化为中心的创新经济留给了后来的美国。

　　美国股权文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1776年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从那时一直到1850年左右，其早期金融发展基本是复制英国和荷兰的金融，也就是侧重发展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同时也开始股票交易。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中推出的新技术很快地学过来，更确切的说，先是把英国的纺织机械化技术学过来。

最初，股市发展缓慢，1800年时美国共有335个股份有限公司，除了6个跟生产制造有关以外，其它公司全都是桥梁、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公司（占245个）以及银行与保险公司（67个），股票投资者也很少。第一个现代纺织业公司是成立于1813年的“波士顿制造公司”，但该公司到1850年也不过有123位股东。因此，到那时美国股市的发达程度也非常有限，跟英国的证券市场类似，美国的证券市场也主要以政府公债和公司债为主。

英国金融是受海洋贸易而激发起来的，而以股市为特色的美国金融则是围绕科技创新而起的。最初的起点是交通运输技术。1820年代在世界上开始出现蒸汽轮船，远洋运输从帆船改成汽轮，在运输技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人们发现蒸汽船再强大也没办法上陆地，这样一来外贸以及国内贸易就基本上围绕着有水、有海的地方发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济最初是在东海岸崛起，比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原因就是这些城市挨着大西洋。

　　现代火车大约于1804年在英国发明，第一条实用火车线于1825年建于英国。火车的实用对当时的世界带来全新的希望，使最热的科技题目由海运转向铁路。人们发现，有了火车技术，只要把铁路在全美国各地修遍，经济发展就不再只局限在沿海地区了，可以向内地的很多地方扩张。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显然是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现在都谈互联网技术可以改变世界，那个时候人们则认为火车可以改变世界。

　　在铁路技术概念的刺激下，19世纪中期大量美国铁路公司在新英格兰、芝加哥等地方相继成立，大家认为应该修很多的铁路把美国各地都串通起来，每个人都觉得铁路是新世界到来的象征。所以，那时在纽约和波士顿掀起了购买铁路股票的热潮。于是，1860年后美国交易的多数是铁路公司股票。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因为当时这么多人非理性的对铁路股票狂热，才使美国的证券市场开始从过去的债券市场变成真正的股票市场。如果没有那一次股票热的冲击，美国的证券市场可能还要等很多年才能转变。再者，那次铁路股票泡沫把股价炒得很高，使不少铁路股票像今天的“百度”一样成为广泛关注的故事，不仅催生创业文化，而且为当时愿意冒险创业的人提供非常便宜的资本。

接下来的新概念就是1875年由美国人贝尔发明的电话，随后贝尔创立“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前身——“贝尔电话公司”，在美国推广电话的使用，AT&T于1891年上市，其股票很快被炒得火热。同期间，另一位大发明家——爱迪生于1878年成立他的“爱迪生电气照明公司”，并于次年发明电灯泡，随后发明发电机以及商业供电厂。他的公司在1892年与另一家电力公司合并成立今天美国最大的“通用电气公司”（GE），该公司的股票于1902年在纽约上市交易。

　　19世纪末期围绕着电话和电力技术的创新，使人们的关注目标由原来的铁路转到电话与电力概念股上来。这期间，还有石油和钢铁股票也是股市炒作的热点。当然，除了这些令人激动的观念股推动着美国股票文化的快速发展外，这里还不得不提到JP摩根，在他于1870至1905年间改变美国证券业之前，华尔街证券公司都规模很小，往往只有几位合伙人的资金组成，能销售的证券发行量很小。但是，JP摩根于1871加入投行公司——Drexel,Morgan andCompany之后，随即对各类大大小小的铁路公司进行整合，通过一系列并购把它们组合成几个实力较强的大公司。他的技能是如此的高超，1895年他把其就职的Drexel,Morgan and Company重组为他自己的公司—— JP Morgan andCompany。之后，他成功整合“通用电气公司”并把其股票推向股市。他最大成名作之一是于1905年左右，他找到足够多的资本将众多美国钢铁公司合并，成立“全美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创造美国历史上第一个10亿美元公司。

　　JP摩根把美国证券公司的销售能力和投行理念提高到新的层次，他的最大贡献是把证券公司的业务从简单的证券经纪上升到包括行业、企业整合的策划与融资全套服务，他创新了现代投资银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JP摩根对美国股市文化在更广泛社会中的推动有着关键性的贡献。

1910年以后又出现了新的投机概念——汽车，例如福特汽车就是此时期炒出来的。不幸的是，1910到1929年间的汽车股票泡沫最终以著名的1929年大股灾结束，接下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股市沉闷多年。到了1980年代，才又出现了大家熟悉的电脑股票热，因特尔、微软等公司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到1990年代则是互联网股票热，等等。过去150年里，美国股市几乎是一部连续不断的股市热潮史，这背后当然是一部部财富创造的故事，同时也一波一波地把美国股市推向成熟，使它的定价和融资能力达到多方位的深化。

　　对中国的启示

　　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不存在真正的金融。经过过去20几年的恢复，到今天也谈不上中国的金融到底是更像当年的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金融，因为中国银行体系有它固有的问题，股票市场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所以，改革的路还很远。

就以时下讨论得比较热的股权分置问题来说，从上面谈的百度故事以及美国金融的特点中我们看到，股票的可流通性是股票生命的根。如果股票不能流通，股票因此没有“市”，那么正如上面所说的，中国的股票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了，既不能像美国股市那样加快财富的实现速度，也不能催化创新文化的发展。当初出于抑制“投机”的考虑，让法人股和国有股不能流通。那时没想到鼓励有能力“投机”的人去“投机”是股市深化的必要条件，也没想到16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推出“股份有限公司”的用意之一正是为了便于人们去投机。如果想在中国培养更强的创新、创业精神，把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激励得像美国的那样，那么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一步。

　　在我们发展自己的股市的同时，中国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今天还不妨继续享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先创业，成功后去美国上市，利用美国现成的未来收入流折现机器提前兑现你的创业成果！——看到李彦宏的故事，笔者也狠不得自己再年轻15岁，谁不想试试！

蒋英建

2005年4月至10月，我随山东省中青年干部赴美培训团到美国康涅狄格州中央州立大学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行政与经济管理培训，并担任培训团的团长和临时党支部书记。半年的课堂学习、社会考察和在美国政府部门的跟班实习，不仅为我提供了一种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接近和深入考察美国的机会，而且促使我更多地不断地去思考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一切，更加深刻地了解美国、体验美国、感悟美国。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改革和发展，既要善于学习借鉴他人，又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搬照抄，不脱离实际，坚持走自己的路，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美国先进的经验，也应一分为二，有些虽然很适合美国，但不一定适合中国；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能够知己知彼，占据主动。这半年间，我在感受到中国与美国多方面差距的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独特优势，或曰比较优势，使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本文既不是要否定美国的成功，也不是要“批美”，只是变换一个角度，提醒世人美国同样也存有他自身的问题，因为本部文稿的大前提就是“我所看到的美国发达与繁荣的另一面”。

美国的社会阶层

富人穷人都好过，中产阶级最艰辛

美国的财富游戏规则就是让大多数人永远富不起来。目前美国1%的超级富豪占有全国财富总数的40%，而20%的最低收入者仅占全国财产的5%左右。与美国的富人相比，穷人的日子虽然相对贫寒一些，但由于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穷人只要有合法身份，即使不工作也可以维持日常生计。所以，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在美国日子最艰辛、生活压力最大的并不是穷人，而是占美国总人口80%左右的中产阶级。目前，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日益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美国，根据家庭收入的高低，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层：富人、穷人和中产阶级。一般将年收入在3万到几十万美元之间的家庭视为中产阶级，低于3万美元的为穷人阶级。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在美国日子最艰辛、生活压力最大的并不是穷人，而是占美国总人口80%左右的中产阶级。目前，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日益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是世界上富豪最多的国家，的确是富人们的天堂和乐园。一位超级富豪一年的收入可能是美国总统几百年的收入，更可能是一个职工几千年的收入。目前美国1%的超级富豪占有全国财富总数的40%，而20%的最低收入者仅占全国财产的5%左右。普通美国人一般不易见到这些超级富豪，但却很容易感到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惊人。超级富豪一般都拥有多处超级豪宅，他们中的许多人买下了一座山、一个岛屿，在风光秀丽的景区和美丽的海滨都能看到富人们连片的豪宅和山庄。他们都雇有私人保镖和别墅警卫，常常一到周末就一家人开着豪华游艇或私人飞机去旅游度假，生活上随心所欲，极尽豪奢。有意思的是，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富人们也爱过负债生活。仅2001年一年，富人家庭所借的债务总额就高达3460亿美元。但与普通人负债原因不同，这些富人欠债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他们大多把这部分资金投入到了房地产、债券、期货、股票等容易使自己“坐庄”操控的领域。

美国富翁的另一个特点是热衷于社会捐赠，他们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2002年美国人捐赠金额达1900亿美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1%。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财富的60%捐给了慈善机构；世界第二号富豪巴菲特只留200万美元给儿子，其余的300多亿美元全部捐给了社会。这除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外，更因为美国的税法通过社会公益捐赠给富人提供了一个合法避税的机会。如果富人把大量遗产作社会公益捐赠，可为后人省下一大笔遗产税，这也是美国富人热衷慈善与社会公益捐赠的原因之一。美国是世界上遗产税最严格的国家，并实行超额累进税率，遗产数额越大，税率就越高，最低税率为18%，最高可达50%。如果一个人要继承一笔1000万美元的遗产，要先期缴纳500万美元的遗产税，然后才能合法继承1000万美元的遗产。很多人由于先期拿不起如此巨额的税款，所以就干脆把财产捐赠给社会了。

美国也并非处处都是美丽的花园，各地既有豪宅林立的富人区，也有陈旧破烂的穷人区。目前美国大约有3700万穷人，占总人口的12.7%，他们大部分是少数族裔，受教育程度低，从事一些低收入行业。与美国的富人相比，穷人的日子虽然相对贫寒一些，但由于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穷人只要有合法身份，即使不工作也可以维持日常生计。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贫穷”应该是缺吃少穿、没有基本住所的人，但实际上处于这种状态的穷人在美国很少。美国人口普查局定义的3700万“穷人”中展示的却是另一种景观：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食品，还拥有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电烤箱等。根据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穷人每月可领到生活补助，孩子上公立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可免费学习、免费就餐，婴儿可免费得到婴儿食品等等，可以说穷人基本上就是靠政府养活。有位领取福利金的穷人朋友告诉我，他一家三口每月可获得800多美元的房屋补助、300多美元的现金和食品券，冬天还有暖气补贴，电话费又不用花钱，各项加起来有1000多美元，可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销。如果再多生几个孩子，还可以多得一些补助。美国富人可以买豪华车，穷人则买二手车，一两千美元也可以买辆说的过去的轿车。富人们住山庄别墅，穷人们则住廉价的出租屋。穷人住的公寓和小区脏、乱、差，一看就知道是穷人住的地方。穷人们如果自己动手做饭，吃饭也不是太昂贵。如果不讲究，也可以买一些大清仓甩卖的电器和家具。在马路边捡来一些虽然旧但是还能用的家用电器之类。然而，光靠给穷人撒钱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满足。享受高福利政策待遇的穷人是对美国政府抱怨最多、对现实最不满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生活只能说是过得去，孩子也难以享受高等教育。人们也总是抨击美国的福利制度正在制造“懒人经济”，高福利政策已是越来越难走下去了。

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左右。有人说，中产阶层是美国社会的“脊梁”，若这根“脊梁”被折断，美国社会将走向毁灭。根据美国数所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969年美国中产阶级劳动力为56%，但30年后这一比率下降到39%。美国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当代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分裂为三股：第一股是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出生，在美国有史以来经济最繁荣的黄金年代成长成家，亲身经历了美国梦，现已垂垂老矣的传统中产阶级；第二股是他们的子女，这些人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在越战闹得最厉害的60年代成年，大多数仍秉持旧式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第三股是现在才成年的艰辛焦虑的一代，他们比上两代人更难找到以及保住好的工作，他们发现自己可能是第一代生活比不上父辈的美国人。如果说最初的中产阶级是搭乘火车一路平安无事地抵达目的地的话，那么新的中产阶级似乎是被困在巴士上，在同一条路线上辛苦地来回奔波。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正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复兴中产阶级。

那么，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是怎样的呢？曾有人这样描述：“住在郊区，有1幢2间至4间卧室的花园房子(分期付款)，两个孩子，1只狗，2部汽车(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还有人将这个田园式的“美国梦”简化为“五子”：一个文凭本子，一套房子，两部车子，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有点度假的票子，能过体面的退休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中产阶级要实现这个人生目标着实不易，很多人可能苦苦打拼一辈子也不一定达到。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占绝大多数的白人家庭，年中等收入为5.2万美元，其中1/3收入用于交税，大约剩余3.5万美元，约合每月2900美元左右，然后扣除生活所需，再扣除住房、汽车贷款以及医疗保险费用，再扣除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如果能存下几百美元那简直算是个奇迹了。从家庭支出结构来看，购房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第一大支出。现在一户中产阶级的住宅，在全美一般地区价格为15—50万美元，在康涅狄格州约需40万美元左右，通常首付为房价的15%—25%，按揭周期为30年，利息在7%—8%左右，而且是利滚利。第二大支出是子女上大学。据教育专家估算，若在州立大学上四年大学约需18万美元左右，而在哈佛、斯坦福这样的私立大学上4年则需耗资30万美元甚至更多。第三个方面，对于今天处于中产阶级、夫妻双方工资为平均水平的家庭来说，若想晚年生活质量还能达到退休前的水准，那么还需要有几十万美元的存款，从而得到足够的利息，以补充其他方面的支出(如社会保险金与公司退休金)。由于支出压力巨大，我去过的20多家中产阶级家庭很少有感觉自己是富有的，他们大多感觉都在艰辛忙碌地奔波，即便是一个家庭两个人工作，有两份收入，也可能会出现破产。特别是当出现一个人失业或欠债无法还清时，问题就会更严重，所住的房屋和车辆很快就会被法院查封拍卖。

美国人有两怕：一怕死，二怕交税，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富人更怕交税。他们把个人所得税形容为“罗宾汉税种”：挣得越多，交得越多，并且名目繁多。美国人的工资听上去很高，但每月的工资还没到手，就有1/3已经交了税，买东西还要交5%—8%的消费税。据调查，目前全美家庭收入与负债之比为11.2，其中中产阶层负债比例在12左右。一位在纽约的华裔老板告诉我，至少有1/3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月末信用卡里刷不出10美元。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一直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表面上看保护的是个人财产，其实质上保护的是税收。政府通过立法将从老百姓手里掏出来的钱合法化，再以一定形式返还给社会，然后再通过各种方式收回来，使老百姓时刻在一种压力下还钱，财富一直在社会周转，令民众虽然衣食无忧但却始终难以富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它的巧妙之处。

一位美国朋友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财富游戏规则就是让大多数人永远富不起来，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美国就好比是一个设计好的财务大陷阱。一些已经跻身中产阶级的华人华侨告诉我，只有回到中国他们才可能不负债，在美国永远要负债度日。哈佛大学法学院伊丽莎白教授在其新著《双收入家庭的困境：为什么中产阶级的母亲和父亲们面临破产》中说：“中产阶级就是被以上所说种种问题所困扰，就像一个黑洞那样，把你吸进去了，你就怎么也出不来了。”

美国人看中国

从傲慢好奇到正视和焦虑不安

2005年9月14日下午，受中国驻美大使馆和驻纽约总领事馆的邀请，我率团到纽约欢迎到美国参加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胡锦涛主席。在胡锦涛主席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所处的52号大街上，成千上万名华人华侨自发地赶来欢迎胡锦涛主席，整条大街被淹没在五星红旗汇成的海洋中。当晚我作为留学生代表受到胡锦涛主席的接见，并聆听了胡主席半个多小时的演讲。胡锦涛主席的大国领袖风范和精彩的演讲，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2005年9月28日，美国之音在“中国崛起如何震撼世界”的系列报道中说：“对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出现的全球变革，我们需要进行广泛的理解……首先是中国的规模，13亿人口可以形成巨浪，而不是涟漪；其次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巨大而开放的中国经济体正撞击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把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年份提前到2035—2040年。自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但融入了世界潮流，而且在有些方面已经引领风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所谓“经济神话”的同时，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悄然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美国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品；华人在科技界、教育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且业绩不菲；遍布美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也变得发达和漂亮起来；赴华旅游的美国人也在直线增长，这些都在影响着美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我在美国接触到各界不同层次的人士，感觉大多数美国人都坦率直爽、诚实善良、富有同情心，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偏见主要受政府和媒体的误导，尤其是受前些年美国政府和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影响。而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就会有很大改观，认为美国的媒体舆论误导和欺骗了他们。2005年9月份，我应邀参加了由康涅狄格州中央州立大学校长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学校的几名教授和学生谈了他们去山东师范大学访问和进行文化交流的体会，他们说对中国的发展感到震惊，中国人对他们的友好与热情使他们深受感动，最后他们直接告诉校长：“我们的媒体宣传错了！”

一位老师说她做梦都想再去中国，而且要去中国工作。还有几位去过中国的教授说，中国的发展是爆炸式的。他们说20世纪是美国人称雄，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

随着“中国文化节”在华盛顿的隆重开幕，美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中国热”。我们学习考察期间所接触到的美国人，不论是政府高官、国会议员，还是专家学者以及普通民众，纷纷向我们询问中国的发展情况，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迫切希望了解和预测中国的未来。目前美国普遍使用的语言中，中文已占第三位。全美将中文列为公共外语的大学已有700多所，另有500多所高中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化课程。

但是，美国政府与美国民众对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心态，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渴望了解真实的中国和中国的发展真相，而美国政府中的右翼人士主要在想如何遏制中国和弱化美国公民对中国发展成就的了解。过去美国的主流媒体鲜有关于中国的报道，而我看到，现在各大媒体每天在显要位置和重要时段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这说明，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眼中，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现实。

一些老华侨激动地告诉我：中国强大了，我们真的扬眉吐气了。

近些年来，美国人更多地从“中国制造”来认识中国。十多年前，中国产的餐具最多只能当低档日用品来卖，而如今许多中国名牌餐具已经在专卖店出售。在美国，无论名牌服装、玩具、圣诞饰品，还是冰箱、彩电、空调、电脑、数码相机，Made inChina(中国制造)比比皆是，而且份额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好。我在繁华的纽约第五大道上的一些商店里看到一些黑人在经销精美礼品手表，我买了几块，翻开背面一看，却是“深圳制造”。在一个大型“跳蚤市场”，我发现这里大部分是中国商品，人来人往，讨价还价，煞是热闹。我还观察到，虽然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产品在美国随处可见，但美国人似乎更多地感受到来自中国商品的压力。一位美国专家告诉我，这可能是由于美国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太多了，

中国商品的势头也盖过了日本，而日本产品大多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普通美国人可能感受不到太大影响，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却让所有美国人更有切身体会。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博士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中，这样归纳美国人对中国的4种看法：离奇的、理想的、幻灭的及社会学的。美国的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认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一种混和体，几乎每隔十几年或20年就出现一次反复，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令人惊讶的是，每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认为中国是值得同情的；但每当中国强大并具备向外发展的潜力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则易趋于负面，感到中国是可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的看法，将会深刻影响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人正试图更多地了解中国，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正进入一个巨大的转型期。

在美国学习这半年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诸如“中海油”并购尤尼科、人民币升值、中国军力报告出笼等事件，至今仍历历在目，涉及经贸、安全、能源各个领域。我一直都不很明白，中国与美国的差距那么大，美国到底害怕中国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一些美国官员、学者和老板，通过坦诚而深入的交流，才有点弄明白这个复杂的问题。其实美国政府很明白，目前中国还不是能和它全面对抗的对手，短期内中国也动摇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政府之所以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目的有两个，一是试图煽动其他国家一起遏制中国的崛起，以中国为假想敌，为军备开支找借口；二是想让中国和中国人浮躁起来，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与美国展开全面对抗，从而用美国的实力把中国拖垮。前一条可以说是路人皆知，但后一条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更要高度清醒和警觉。至于一些敌视中国的美国人到底怕中国什么，可能一些美国人的说法更能令我们深思。

一些美国朋友坦率地告诉我:美国政府和右翼势力最怕的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强大的组织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可以一夜之间把全国组织动员起来，可以集中力量办成超乎寻常的事情，这一点美国的政府和任何党派都比不了。美国敌视中国的政客认为，只有摧毁中国的这个体系，才能遏制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这反而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这是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甚至也许是我们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研究美国社会和文化时，还发现美国存在一种超强的“漩涡效应”。简单地说，就是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科技教育水平、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都是最强的，再加上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制定或受其左右的，任何国家在美国主导的规则下与其竞争，美国就会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和“黑洞”，以其超强力量将你吸进去，使你不会有取胜的机会。根据这一“漩涡效应”，我想我们在同美国的合作、交流、竞争中，既不能不和它打交道，也不能使自己掉进“漩涡”，而应站在“漩涡”的边缘，既可以利用它的吸引力接近它，与它合作，又能利用它的离心力离开它，与它公平竞争，这样才能以我为主，保持并发挥自身优势。(全文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