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手推式植树挖坑机:受益终生的100部教育书籍(42）《人的现代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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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的现代化》
(美)英格尔斯著，殷陆君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中文译名艾利克斯·英克尔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协会会员。 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分别于1941年和1946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英克尔斯专长于政治行为、现代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全球社会的结构和跨国比较分析。
主要著作： One World Emerg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Westview Press, 1998)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Transaction Publications, 1997).
Comparing Nations and Cultures (Prentice Hall, 1995，edited with Masamichi Sasaki)
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译本为《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内容提要】：
我们的研究正是要弄清楚社会环境和制度的哪些方面在改变着个人，又是哪些方面在改变哪一种个人，个人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改变，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
我们的研究还旨在揭示和详细阐明促成人现代化的各种因素与过程，解释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衡量改变所达到的程度，并对这种改变的未来后果作出展望。
英克尔斯现代化标准
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
英克尔斯的现代化指标主要有10个：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
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
4.非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
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
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
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
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
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
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英克尔斯的现代化研究以人文学为方向，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并提出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稳定、持续和健康成长的基石，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10项标准，为传统工业社会现代化的实证研究与定量评价开拓了一条新思路，此标准被国际社会广喾用于评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但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有以下不完善之处：
①英克尔斯指标只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对于现代化的最低要求，较难适应信息化时代对于现代化目标的动态演近。
②英克尔斯指标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外部特征，如人均GDP、成人识字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而对于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质如“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体现现代化水平的质量”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公正”，还缺乏清晰的内部逻辑依据。
③英克尔斯指标，只涉及到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社会水平等统性标识，而对于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以及相关的竞争力、集约化、可持续发展，均示提及，用其衡最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还必须中以提升。
英格尔斯的现代人的人格特征
1．现代人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
2．准备和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
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
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
5．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
6．计划。
7．知识。
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
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
10．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乐于让自己和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重的职业。
11．互相了解、尊重和自尊。
12．了解生产及过程。
13．对自己和社会生活及未来持乐观态度。
14．平等观念和守法意识。
【目录】：
导论 人的现代化研究起因——国家落后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
第1章 现代与现代人
第2章 现代化与社会
第3章 家庭生活中的现代主义
第4章 促成人现代化的因素与环境
第5章 农业与人的现代化
第6章 个人现代化的行为表现
第7章 个人现代化的过程
第8章 回答对人的现代化的挑战
第9章 个人现代化的社会意义
第10章 个人现代化的未来
附录
【推荐理由】：人的现代化。“政治学并不制造人类，然而它使人类脱离了自然并驾驭他们。”——亚里士多德
【书评】
现代化会在传统人手中成为废墟
——英格尔斯《走向现代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翻译出版了美国当代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走向现代化》（译书名《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论述了人的现代化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促成人的现代化的因素与环境等。
英格尔斯指出，国民的心理和精神如果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就会构成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移植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工业管理方法及政府机构形式等，但如果国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现代化内容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素质，如果运用这些现代化手段的人自身没有向现代化转变，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管理方式、先进工艺等在传统人手中只是废纸一堆。
英格尔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所有的人达到丰裕富足的生活水平，最终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没有人的现代化，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一时繁荣到何种程度，也不能说明这个国家能获得持久的进步、真正实现了现代化。以为只要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而忽视人的现代化，结果会事与愿违。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该书归纳了人的现代化必须具备的12方面品质和2大特征后指出，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素质，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品质的有效作用都是同等重要的。
该书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环境形成人的意识的理论是富有生命力的见解”。英格尔斯认为影响人的现代化有横断面因素——教育及其质量、工厂环境及现代化程度、现代大众传媒等和纵向因素——城市化生活、城市非产业性工作与生活、出生区域、家庭背景、个人现代性本能及国家现代化程度等。该书也指出，农村环境中人的现代化在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这如同工厂一样提供现代条件和刺激等，以摆脱传统农业对思想、心理的影响，否则其现代化发展就会冻结。该书还认为，现代人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和欣然准备改变。 （2003年10月29日 08:00 经济日报）
【书评·社会学1】
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在探索和认识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世界的过程中，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人们的社会行为，考察由这种行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现象，考察在这些行为和现象背后起作用的社会规律；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用经验研究的结果去回答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各种疑问，为制定各种与社会发展、社会规划、社会控制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社会世界的重要工具和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验性社会研究及其成果的增加，与这种研究和成果密切相关的方法问题和方法偏差也在增加。每一个投身于具体经验研究的人，都会对这种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大量疑惑、困难和艰辛有所体会。现有社会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方法问题，比如在研究对象抽取上的各种偏误，在概念测量方面的简单化处置，在研究设计上的现实偏离，在资料分析上的逻辑矛盾、主观臆断和片面牵强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断送研究者的宏伟目标和满腔热情。因此，对社会研究，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的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是从事这种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要不断提高社会研究的质量，提高我们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的能力，提高研究结果与社会规律之间的相符程度，就需要不断反思和检讨我们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不断学习和总结科学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程序规范。
作为探索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社会研究同样遵循着科学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特别地，各种社会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具体的、个别的和特殊的印记，它们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常常存在着相当的距离。那么，在探索和发现社会世界的各种特征及规律的过程中，我们靠什么来获得客观的、准确的及符合现实的研究结果？我们又靠什么来保证这些研究结果在从具体走向抽象、从个别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过程中，不会被曲解、被神化、被夸大或被缩小？探讨并回答这一问题，是笔者解读英克尔斯著名的“现代人研究”的主要动机。
英克尔斯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与同事在1960年代进行的“现代人研究”（注：1962年至1964年，英克尔斯及其合作者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了6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他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访问了6000人。每个国家访问的人数为1000。所调查的对象包括农民、产业工人、在城市中从事传统职业的人等等。这些人代表了不同种族、阶层、宗教、地区、居住区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类别。这一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主要依据。参见
作为一项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具体社会研究，英克尔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值得特别关注。正如该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所说：“毫无疑问，本书的结论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09页。）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英克尔斯不仅专门花了几章的篇幅来讨论该研究所用的方法，同时，在对结果的分析中，几乎通篇都贯穿着对方法的讨论。这种讨论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专门的研究方法教科书的实例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讨论人的现代性的著作，还不如说它是一部探讨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现在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作者的这种做法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研究设计：构筑通向研究目标的桥梁
经验的社会学研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在其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同样如此。其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发现工厂工作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影响因素，对于那些以前生活经历主要局限于农业以及与传统乡村有关的事物的人产生的效果。（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7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页。），特别是探索和回答工厂工作的经历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问题。
英克尔斯等人的基本理论是：人们是通过他们的特殊生活经历而变成现代人的。这一理论还特别强调人的工作经历对其成为现代人的作用。“我们首先强调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我们也认为，城市生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会产生可以同工厂相提并论的影响。”同时，“我们没有忽视教育，更早的研究表明教育是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有力的预报器。”（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即工厂经历、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学校教育使人具有现代性，使传统人变为现代人。
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许不是特别困难。然而，要用经验的事实和材料来验证这一理论假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理论假设只是一种“理想的事物”，而研究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研究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变理想的为现实的，变理论的为实践的。
对于英克尔斯的研究目标来说，仅从逻辑上看，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进行一项实验研究：选择两组相同的对象，其中一组进入工厂工作（实验组），另一组不进入工厂工作（对照组）：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即在实验组对象进入工厂之前和进入工厂之后，对他们进行两次测量，然后比较两个组在两次测量中所得到的结果。用测量和比较所得到的差异来说明工厂工作对人的现代化过程的影响。
当然，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最好寻找设在农村地区的新建工厂，然后进入这些工厂所在的农村，调查和测量那些尚未进入工厂的人们。几年之后，研究者再一次来到这些农村，分别调查和测量那些第一次曾接受了研究、并在工厂中已工作了几年的人们，以及那些第一次接受了研究、但现在仍然在农村从事非工业生产的人们。通过比较两部分人在前后两次调查和测量中所得结果，便可知道工厂工作的经历对于人们的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状况。“如果在第一次测验和第二次测验之间，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们变得更加现代，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正是工厂的经历使他们如此。当然如果我们发现那些仍然继续从事更传统的工作的人们在两次测验之间没有变得更加现代，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坚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
然而，英克尔斯在研究中并没有采用上述具有纵贯特征的实验方式，而是采用了具有横切特征的调查方式。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单纯的自然实验可能很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没有为我们的研究设计提供一个实际的基础。”（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即这种实验的方式只是一种“理想的”而非“现实的”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实施上述研究的现实条件很难达到，在操作上有许多客观的障碍，比如工厂的性质、数量，研究者几年后再次重返原调查地点进行第二次测量所需要的人力、经费等等，都使得这一理论上十分完美、十分合适的研究设计在实践中却变得几乎一钱不值。这就是社会研究者经常遇到的现实。在这种现实面前，英克尔斯开始设计达到研究目标的其他途径。
首先，他试图通过不同的对象组别来替代不同时间点的测量。即通过比较两类人，“他们在所有其他的特征方面大致是相似的”，只是其中一类比另一类“有更多的工厂经历”。
由于两部分人在其他所有的特征——性别、年龄、教育、宗教、文化等等——上都是相似的，只有工作经历的不同。因此，他们在测量的结果上所存在的任何差别都只能归因于工厂工作的经历。“我们没有对同一个人在进入工厂之前和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比较，相反，我们是比较两个人，他们在其他的特征方面大致是相似的，只是其中一位比另一位有更多的工厂经历。”（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确定那些观察到的差异是因为工厂工作的影响而产生，而不是因为在招募农民为工业劳动力时已经根据他们的心理特征而使他们有所差异呢？”（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这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排除“心理素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离开农村进入工业”的观点对结论的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挑战，英克尔斯设置了两条保卫线：一是抽取了一个由刚刚进入工厂的农民所组成的样本，其作用是用来与那些身处农村的农民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在现代性上没有差别，那么，“心理因素决定论”就难以成立；二是即使新工人比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现代，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工人与有一定工厂经历的有经验的工人的现代性来说明工厂经历的作用。
尽管这三组对象的抽取及其相互之间的比较似乎已经满足了回答研究问题的需要，但是，英克尔斯丝毫没有放松对其他可能存在的缺陷的警惕性。在现实社会中，工厂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的同时，人们也成为了城市人。因此，一个明显的疑问是：城市生活是否同样具有使人们现代化的作用呢？如果是，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是工厂而不是城市是现代化的学校呢？
这对研究者的目标又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和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英克尔斯又抽取了第四个样本——城市中的非工业工人。这些人具有与工厂工人同样的城市生活背景，却缺乏工厂经历。这样，当比较发现工厂工人比农民更加现代，而城市非工业工人却并不如此，那么就可以认为，正是工厂工作而不是单独的城市生活经历使得个人向更加现代的方面转变。实际上，这第四个群体所起到的是一种控制变量的作用——控制城市生活对研究假设的影响。
类似这种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设计，在正确的逻辑推理的引导下贯穿于整个“现代人研究”的始终。比如，要确立工厂工作经历的作用，除了要排除城市经历的影响外，还必须排除与现代性相关的大众传播媒介接触、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英克尔斯为此又采取了配对、部分相关分析等多种方法来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
与上述研究设计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中的样本问题。对于定量研究来说，人们往往比较关注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以及与这种代表性相联系的研究结果的概括性。我们注意到，英克尔斯在其研究中并没有去寻找有代表性的样本，而是去“寻找非常适合于目标的配额样本”。（注：英克尔斯等：《传统人到现代人》，第63页。）是不是这样做就不科学了呢？这里应该对有关抽样问题的某种认识偏误略做解释。不同的抽样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对于描述总体结构状况和变量分布状况的研究来说，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我们从样本中所得到的各种结果在总体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程度。而对于检验理论、考察关系、解释原因的研究来说，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就退居到相对不太重要的位置，此时重要的则是样本的构成与研究的目标、与研究的假设、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联程度。换句话说，以检验理论、解释原因为目标的研究通常不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去描述总体的分布，而是直接针对所要检验的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当然，如果同时还希望描述总体，或者希望所研究的关系在总体中也存在、所验证的假设在总体中也成立，自然也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
方法为目的服务，从现实出发设计和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方法，这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它告诉我们：无论是实验方法还是调查方法；无论是随机抽样还是非随机抽样，衡量和决定取舍的标准并不完全是这些方法自身的优劣，而是它们与研究目标之间的适合性，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适合性。有了这种适合性，我们才能使研究从理想的变成为现实的，从理论的变成为实践的。
二、概念测量：将思想的工具变为研究的工具
作为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经验探索，社会研究会遇到比其他科学更多的障碍和关卡。其中最经常发生的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在实践上进行和完成理论上所需要的、所表示出的各种过程和操作。这是因为，研究者在理论上所使用的主要是思想的工具，其中，最基础的就是被称作理论大厦砖石的“概念”。而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所能够处理的，则必须是可以测量、易于操作的具体现象和行为。从理论的天空到经验的大地，概念的测量或概念的操作化过程就成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关键一环。笔者曾将这种变抽象概念为具体事物的操作化过程称作是经验研究的“瓶颈”（注：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之所以称之为瓶颈，是想说明其困难性及重要性。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中，这一“瓶颈”就是对“现代人”概念或者说是对“人的现代性”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
“人的现代性”是英克尔斯这一研究中最核心的概念。同时，它也是其主要思想和研究结论的概念基础。英克尔斯指出，要探讨和回答是什么社会力量促使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的人，以及这种转变的具体过程如何这样的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哪种人是现代人，以及凭什么标志来判断他们是现代人。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智素质，或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现代性”都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内容极为复杂的概念。正如英克尔斯所说，人的现代性，“是很多素质的综合体或复杂结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中表现出来。”（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1页。）因此，像众多社会研究者经常面临的问题一样，英克尔斯等人也面临着如何将有知识、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所感兴趣的、且存在于学者们头脑中的、抽象的学术概念，转化成为那些“非常单纯的”、受过很少教育、甚至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十分具体的现象和经常接触的事物的问题。为了能够有效地从经验的层次上收集资料，回答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必须将思想的工具转变成为研究的工具。因而，英克尔斯开始了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测量指标的漫长跋涉。
首先，是确定概念的维度(dimention)。研究者从三种基本的、但却不同的角度（即分析的角度、主题的角度、行为的角度）出发，对个人现代性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分析。“这些角度在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确在测量主题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2页。）研究者最终挑选出24个要素构成概念定义的明确的维度。这些维度成为其最终用来测量人们现代性的量表的24个大的主题。
接着，研究者详细分析了他们提出的这24个维度或主题的理由。同时列举了用来测量这一主题的具体指标。比如，对作为人的现代性定义第一要素的“乐于接受新经验”这一主题，作者认为，“传统人不太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感觉和新的行动方式”，而作为现代人基本特征的“乐于接受新经验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并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来”。比如“愿意服用新药物或接受新的卫生方法，使用新种子或一种不同的肥料，愿意结识新的不同类型的人，或者转向一种不熟悉的消息来源”等等。（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5页。）
第三步，研究者又朝着编制在研究中实际运用的具体的、现代性量表的目标努力。现代性量表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主要工具，作者花了整整3章的篇幅讨论这一量表的建构过程、方法、具体内容及其质量。从理论派生出的核心态度量表OM-1，到一种扩大的态度量表OM-2，又从最大的综合现代性量表OM-3，直到“净化的”量表OM-500和“平衡的”量表OM-519，作者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建构过程中的每一个技术细节，认真说明对量表的每一种改进或对主题的每一种取舍的理由。这样，当研究者带着读者走完了他们为测量人的现代性、为编制最终量表而走过的全部路程，来到他们关于“我们很成功地编制了一组测量一般个人现代性的量表。它们使我们很方便地根据这一量表以0到100分数表示每一个人的现代性。这些量表考虑到一个人的态度、价值和行为，包括了我们和其他人的理论所确认的与现代人定义有关的全部问题、论题和主题”（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31页。）的结论之外时，读者也成了研究者，他们与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完全的一致。这正是研究者所期望的。
有了对概念的操作化指标和精心编制的现代性量表，并没有穷尽概念测量过程中的全部问题。因为社会研究中的测量总是发生在社会中的具体个人身上。他们尤其要保证根据现代性量表设计的调查问卷以及组成问卷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在6个不同的国家，以及在6个甚或更多的附加的文化亚群体中，都具有同等意义。
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面临一系列挑战。“我们的问题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当我们从这种文化移到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环境移到另一种语言环境时，这就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翻译问题。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保证当我们走遍这6个国家时向那些人们说着同样的事情呢？”（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78页。）研究者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办法来迎接这些挑战：1.“把我们的问题限于我们认为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均有意义的情境与关系上”。2.与当地工作人员长期讨论，以使得双方“对于基本观念及其在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有这种共同的理解”。3.“让不同的第三方把这些问卷重新翻译成英文”，“它不仅有助于找出简单的误译，指明那些不能用当地语言加以准确表达的概念，而且还有助于显示出当地工作人员在哪些情形下未能清楚地理解英文中的原始概念或者不正确地解释了问题背后的目的。”（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80-81页。）
除了解释和说明上述问题，英克尔斯还进一步对现代性量表的质量进行了衡量和评价。首先是对量表区分度的衡量。如果一份量表对各种各样的人进行测量时，所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那么它就不具有很好的区分度。现代性量表的区分度如何呢？“在一个从0到100的最大范围的限制之内，我们样本中的人们得到的一个分数是从低的6分到高的91分。”（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79页。）这一结果说明，现代性量表的区分度很高。它是一个很灵敏的测量工具，在衡量和判别不同个人的现代性方面，它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与此同时，英克尔斯又对量表的效度进行了检验。由于“并不存在一种简单地被普遍接受的外部标准可供我们用于证明一个人是否现代”，因而常用的证实量表有效性的“效标效度”方法在这里无法采用。研究者只能求助于更为复杂的“建构效度”方法。而采用这种方法时，由于它所借助的理论正是研究者试图证明的理论，因而研究者就冒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我们发现具有现代化经历较多的人未能在综合现代性量表上得到较高的分数，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80页。）要么理论是正确的，量表是无效的；要么量表是有效的，而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这些综合现代性量表的分数指明，哪些具有现代化经历的人们较具现代性，我们就会取得双重的胜利。”（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81页。）通过在6个国家的实际测量和比较，研究者最终能够理直气壮地写道：“在所有6个国家中，都存在有力的证据，证明综合现代性量表有效地确证，我们根据其客观的社会特征预期是现代的人，实际上的确也是现代人。”（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83页。）
为了将思想的工具转变为研究的工具，英克尔斯历尽艰辛，在著作中花费整整3章，用长达80多页篇幅去描述。所花功夫之深，态度之认真，描述之详细，均体现出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其实，“兵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社会研究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英克尔斯把“人的现代性”最终变成为一份在6个国家都通用、同时又十分有效地将不同个人的现代性程度用0到100分表示出来时，他探索研究目标的工作就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三、数据分析：替别人向自己提问
在定量的社会研究中，研究结论的得出以及结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数据分析的质量。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往往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数据和分析上，并且在陈述和论证自己的结果和结论时，也常常是直接地将分析的步骤、过程、结果一一展示出来，以此来向读者报告并征服读者。但在解读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时，笔者发现，研究者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说明的过程中，却经常采用一种独特的、以“自己向自己提问”、“替别人向自己的研究结果质疑”为特征的方式。
比如，通过经验考察媒介接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已经从数据分析中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把迄今为止已经看到的证据加以考虑之后，我们做出结论：作为个人现代化的指标，大众传播媒介与学校和工厂一起站在前列。”但研究者马上又从他人的角度向自己指出了存在偏误的可能性：“然而，这一结论会受到挑战。理由是：观察到的零阶系数可能是传播媒介与其他变量（例如教育、居住在城市以及职业）之间关系的一种人为结果。……看起来是由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很可能是由这些相关的变量产生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对这一可能性进行验证和排除，前面结论的确实性和可靠性都将不复存在。正是这个从他人角度提出的疑问，将研究资料的分析引向更加深入的过程。研究者又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在进一步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影响的情况下，重新考察了媒介接触与个人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结果，部分相关分析再次表明：在使人们更加现代的问题上，大众传播是一年重要而且独立的因素。而配对程序检验的结果则又一次确认：“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18-220页。）看到这里，我们还能对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吗？
同样，在得出工人与农民之间在现代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后，英克尔斯并没有立即宣称他们的理论获得了证明。而是自找麻烦似地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虽然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宣称这已经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明，说工厂工作是使人现代化的，直至我们能够应付三项挑战。”这三项挑战是：1.或许这些农村出身的工人之所以比现在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现代，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工厂里习得了现代性，而是相反，因为他们本来就比那些农民现代，所以他们才选择进了工厂。2.之所以工厂的工人比农民更加现代，是因为那些传统的人先后离开了工厂，使得留下来的人都是那些具有很强现代性的。3.工人比农民现代，并不是工厂经历的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比农民更多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或是更多地参与城市生活等其他因素所致。（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42页。）
十分明显，如果研究者不进一步对这三项挑战给出令人满意的及合情合理的答复，他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就会马上失去意义。也正是他自己所提出的这三项挑战，迫使他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资料和数据的分析。
首先是挑战一，也称作差异性选择的观点，研究者从三个方面给予了回击：一是通过配对的方法，控制了教育程度、年龄、宗教等这样一些对人们选择进入工厂有影响的早期社会化变量。或者说消除掉这些变量的影响后，再来比较他们的现代性得分；二是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进行专门分析，结果也不能证实自我选择现象起较大的作用；三是通过对进厂工作后现代性是否年复一年地增加来直接验证工厂经历的效果。统计分析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人们进入工厂工作之后年复一年地习得现代性，这似乎是显然的。”（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44页。）同时，研究者还通过分析在农村工作的农民并没有表现出随时间增长而现代性也提高的事实，来进一步说明工厂工作时间越长的人现代性特征越强这一事实并不是年龄增长和逐渐成熟的结果。
其次是挑战二，也称作差异性保留的观点，研究者从工人与工厂经理两个方面给予了回应。从工人方面来看，调查发现，如果一个人自愿离开工厂，那么他通常是有高超技能并雄心勃勃的，愿意冒险建立自己的小企业的人，这种人更有可能是比较现代的人，而非传统的人。从工厂经理方面来看，如果经理不断进行这种差异性淘汰，那么必定会在不同工龄的人中进行。然而，调查结果发现，筛选一般发生在新人被雇佣后的前几个星期，工人工作一年后就不会因为进一步的筛选而遭淘汰。同时，被解雇的人通常会受雇于另一个工厂。如果是现代性低的人被淘汰，那么那些在几个工厂中工作过的人应该在现代性量表上的得分比较低。可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的现代性得分相对更高一些。
对于挑战三，研究者采取了控制变量的方法，同时控制了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后，工厂经历与综合现代性之间的相关性在0.001以上的水平上仍然是显著的。另外，为了排除城市生活的影响，研究者选择了7组“居住在乡村里的工厂工人”，他们有工厂经历而没有城市生活经历。“如果城市生活能够解释大部分以前所观察到的工人的现代性，那么居住在城市的工人应该比居住在乡村的工人更加现代。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孟加拉，测验的结果都不是如此。住在乡村里的工厂工人和同一工厂中住在城市里的工人是同样现代的。”正是经过了对上述三种挑战的有理有据的回应，研究者才明确地宣称：“工厂是一个有效的现代性学校。”“我们可以断定已经证明工业工作本身是促使人现代的一个重要因素。”（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50-253页。）
在已经得到的结论后面，又展开如此详细和复杂的分析过程。这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站在读者和他人立场上、自己对自己的质疑方式，使读者跟随着研究者的思路，一步一步地走向令人信服的结论。而那种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回避或忽视对结论构成挑战的各种细节和疑问的做法，往往会受到读者的更多质疑。
四、结果陈述：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什么
经验研究科学性的要求之一是在研究报告中详细地、如实地介绍和陈述研究者在探索研究目标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包括所遭遇的困难、障碍和挑战。这是读者接受研究结论的前提和基础。英克尔斯在“现代人研究”中，一方面详细探讨了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种问题：从概念的定义、测量，到调查国家的确定；从调查样本的选择，到同被调查工厂的经理和工会领导人的接触；从访谈过程的质量控制，到确保同一份问卷在不同文化中具有同一含义时面临的翻译问题等等。正是这种看起来似乎有些琐碎、啰嗦的讨论，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一种严谨的、求实的、负责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它使读者成为研究过程的实际参与者，成为研究结论来龙去脉的见证人。另一方面，在对结果的陈述中，研究者非常明确地将结论和局限同时列出，将实际得到的和并没有得到的严格区分开。
首先是对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由这些挑战所引起的对研究结论的各种疑问，研究者不是靠强硬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回答，而是心平气和地通过让读者详细了解自己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了解“自己是如何做的”来回答。
比如，由于“现代人研究”中的被调查对象大多数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访谈，因此，访谈过程造成的偏差是一个需要正视和说明的问题。研究者必须保证，他们“在访谈中所采取的有助于确定情景与态度的方法，不会以某种误导的方式，诱使人们造成回答的偏差。”英克尔斯没有武断地指出其研究方法和程序质量如何好，而是详细地描述了访谈的过程，特别是他们的操作方法：除了向被访者说明研究的目标、保密要求外，“还尽一切努力保证访谈的进行近乎完全秘密。”在每家工厂，我们都有一间私用房间。在那种不得不坐在凳子上公开进行访谈的地方，我们尽量注意附近（至少在耳闻可及的地方）没有人徘徊和窥伺。当这些条件在工厂不能得到满足时，我们便把受访者带到我们研究项目的总办公室中。”访谈员都受过训练与指导，他们不会把任何观点强加给受访者，也不会引导受访者，更不会评判受访者回答的内容、使用的语言和表达的观念。作者还列举了在5600次访谈中，只有不到30次半途而废等等。当他将访谈过程的所有细节描述完毕后，才写下了最后这句话：“我们的程序显然既没有把现代性较少的人排除在外，也没有把现代性较多的人保留进来。”（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83-86页。）显然，并不是这句话——而是他的那些描述——让我们相信，他所得到的是真实无偏的资料。
同样，为了说明被访者对问卷的理解状况不存在问题，也不致引起回答偏差，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做法：“我们在研究的一开始就采纳一项严格的规定：不经常使用同意—不同意的格式，当然也不经常使用其他措词一成不变地回答。”“除了变化问题的类型和形式以及提供平衡的选择之外，我们也设法通过问卷的组织来抵消回答趋向的影响。”“在问题的安排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出一种提示，告诉人们某个答案可能比其他任何答案都好。”此外，“我们做了一项特殊的测验，以考察对我们问卷的理解状况。我们称这种技术为‘随机侦察’”，“在使用这一技术的200个问题中，有87%被评估为理解得‘好’或‘很好’。 ”“它不仅表明我们成功地提出了可理解的问题，而且还正确无误地表明，除少数情况之外，我们的受访者不仅理解我们问的是什么，而且理解并能够解释和证实他们答的是什么。”（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86-90页。）英克尔斯用好几页纸的篇幅详细地解释和描述上述各种做法，特别是“随机侦察”方法的运用及其结果，也只是为了得到最后的这两句话。而当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了这两句话时，他们还会怀疑研究者所用资料的质量吗？
其次是在陈述研究结果或结论时，毫无保留地陈述其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及研究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以经验性作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会学不能不面对经验性研究的功能和局限性问题。这一问题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经验研究有没有局限性？即我们是否承认任何经验研究都存在着局限性？其次是如何看待和如何从思想上认识经验研究的局限性？第三是在实际研究报告中如何对待这种局限性？
从理论上，人们往往都会承认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思想上也会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局限性，特别是对于旁观者和评论者。但是，当研究者自己进行经验研究时，特别是研究者在总结通过自己的经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时，则往往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这种局限性，忘掉这种局限性，有的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这种局限性，在研究报告中自然也就避而不谈这种局限性了。让我们看看英克尔斯是如何看待和对待“现代人研究”中的局限性的。
在“家庭与学校背景”一章中，研究者通过细致的分析，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一旦其他因素，尤其是后期的生活经历受到控制之后，在一个有优良气氛的家庭环境中获得的好处，作为一种塑造现代人的一贯因素，失去了其重要性的一大部分。”紧接着这一结论的，是对其局限性的详细讨论。作者提醒读者：“我们的结论就是在这些局限性的范围内加以应用的。第一，我们并不是断言，父亲的教育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形成较大的个人现代性均无持久的好处，我们的结论只限于我们搜集的那一种类型样本。”（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354页。
在研究的总结部分，英克尔斯一方面如实地报告了其研究中所采用的自变量组产生的复相关系数范围，指出它们“解释了综合现代性分数中32%到62%的变化”。同时，他又明确指出“还有许多变化尚待解释。”“这些尚待解释的变化，一部分无疑是由于测量错误，因为无论是综合现代性量表还是自变量或解释性变量的测量远不是完美可靠的。但必定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加以测量的因素，它们很可能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39-440页。）将作者的这段话转换成另一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告诫读者：本研究无论是在对研究变量的测量上，还是在影响因素的选取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或者更直接地说，本研究的结果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和相对性。
又比如，在“好不容易”否定了有关家庭和学校对人们现代性的早期影响的“竞争理论”后，研究者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非常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研究结论的局限性。“我们犹豫是否把这些结果看成是早期经历的质相对不具重要性的明确证据。”“首先，我们认为，在选择确定哪些特殊问题为教育儿童的现代方法上，我们有些武断。……第二，我们承认，在某一事件发生后2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回忆时，一个人对当时家庭或学校的社会心理的记忆是否可靠，是颇有问题的。”（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350-351页。）正是这种细致入微、对自己研究中任何一点可疑之处都不放过，对研究结论的任何一点局限性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做法，使得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具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和科学性。
对于“人的现代化过程是持续的和终身的，还是存在某个高峰，达到这一高峰之后，就不再继续变得现代了”的问题，英克尔斯的结论是：“在工厂中至少12年的一段时间内（在样本中这是我们最高的工作年数），工人们在工厂中就业每多一年，就变得更加现代。”但是，他同时也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确定变得日益现代是终身的过程，因为我们的样本截至到35岁。”同样，对于失去与现代化机构的接触，人的现代性是否会转向更传统的问题，研究者更是坦陈“我们不能根据任何实质的经验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46-447页。）短短两句话明确告诉我们：从研究的资料中只能得出什么，得不出什么，研究者心里一定要十分清楚，在表达研究结果和结论时，更要清楚、明确，不能任意夸大研究的作用，也不能超出研究的限制条件得出结论。表面上看起来，当一项研究具有的上述局限越多，研究者对局限表述得越详细时，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价值似乎会变小。但在实际上，能不能如实地指出研究自身的局限，恰好是经验研究所得结论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一种更客观、更科学的衡量标准。
对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对方法局限性的认识。因为“每一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英克尔斯在探讨影响个人现代性的各种社会相关因素时，首先坦陈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考验和挑战：“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关联性，例如城市生活和工厂经历的关联，父母的背景和他自己受教育状况的关联，一个种族群体的文化遗产和这种遗产导致这个人从事一种特殊职业之间的关联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英克尔斯采用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是“配对技术”。即挑选两组人，他们在众多的特征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而只在研究者希望评价其单独影响的那个变量上是不同的。这样，研究者就可以逐一地对他所感兴趣的变量进行配对和分析，同时又避免了上述各种关联的影响。但是，英克尔斯马上指出：他们所使用的“这种配对的方法亦有其缺点。第一，由于配对程序的条件严格，我们只能得到很少的个案。因而，由配对群体所产生的统计结果的可信度经常是不确定的。……而且，排队的必要条件有时致使选出来许多组的人，在其同伴整体中相当没有代表性。”这无疑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又采用了“部分相关技术”。这种定量的统计分析技术能够使研究者在同时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影响的情况下，集中考察他所关心的两个因果变量。看起来问题完满地解决了。但是，英克尔斯同时指出：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它是一种相对盲目的技术。它依赖于一套复杂的统计假设，一旦获得了结果，便难以精确确定在这一结果背后究竟是什么。”（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88-190页。）
英克尔斯为什么要将自己所用的方法的局限性一一明确地指出？这是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另一种体现。只有对研究方法的内在局限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研究者才能在探讨问题和推断结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明白了各种方法的功能和不足，明白了各种方法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推断结论时才能充满信心，才能恰如其分。
对研究结果的报告或陈述并不属于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范畴，但它却是一项研究不可缺少的、对研究成果的表达和交流至关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体现社会研究科学性的重要方面之一。
五、科学精神：社会研究的立命之本
研究是什么？研究是一个认真地提出问题，并以系统的方法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研究是一种被称作科学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在从事这种活动中，需要一种科学的精神。无论研究者所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也无论他采用哪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必须坚持科学的精神。换言之，虽然科学探讨的具体方式有多种，但它们共同的因素只有一个：这就是科学的精神。
坦陈研究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阻碍和困难，同时以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这些障碍、挑战和困难；在陈述中不仅说明“要达到目标我们必须做什么”，同时还详细说明“为达到目标我们实际上是如何做的”以及“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如何”；在研究中，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研究结果，清楚地认识到并如实报告研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一定前提下成立、具有相对性；……英克尔斯在整个现代人的研究中，在字里行间，为社会研究中科学精神的关键内容以及如何坚持这种科学精神做出了明确具体的注解。它启示我们：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定量，也不一定意味着精确，而是意味着逻辑，意味着严密，意味着实事求是。逻辑性、严密性、现实性和实事求是，是英克尔斯这一研究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中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这种科学精神是一切社会研究的立命之本。
首先，作为一种科学的探究活动，社会研究不能偏离一切科学都必须遵守的逻辑性要求。推理必须符合逻辑，思维必须符合逻辑，论证必须符合逻辑，正是逻辑性为社会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了一种基础的规范和准则；其次，作为科学的探究活动，社会研究必须有很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设计必须严密，不能存在程序上的漏洞；操作必须严密，不能出现大的偏差；分析必须严密，论述不能似是而非；第三，作为一种经验的探索，社会研究必须在其跋涉的每一道关口都获得现实条件所要求的“通行证”。社会研究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符合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许可，必须能够把研究者为回答研究问题所勾画的蓝图变为现实的行动；最后，社会研究作为一种由社会中的具体个人从事和进行的活动，研究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是社会研究具有科学性的最重要的道德保证。
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以及考验。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说明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和考验是什么；其次，要明确说明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考验的。实际上，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冲击，研究者往往也会在这种遭遇和冲击的影响下无奈地放弃或偏离原有的目标。这里最重要的原则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做出的让步和妥协，如实地说明这种让步和妥协所带来的后果，在这种让步和妥协的前提下总结自己的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要非常重视和详细陈述研究的方法。因为方法是研究者走向目标所借助的船和桥，是研究者解剖现象、发现规律时所用的工具，是研究者得出研究结论的逻辑过程。强调对研究方法的专门介绍，“不是教条，不是框框，也不是‘洋八股’，而是科学研究论文的必备条件，是其结论成立的前提和依据，也是研究者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同时也可以使读者和同行切实地了解作者所得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普遍性和适用性。”（注：风笑天：《结果呈现与方法运用——141项调查研究的解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的四大部分中，有两大部分专门讨论研究方法，超过了全书40%的篇幅。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从现实出发设计和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方法，才能帮助我们从理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才能使我们最终走向研究的目标。这种方法与研究的关系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完美的说明。
一本优秀的理论著作，会使人们感受到大师深邃的眼光和思想的光芒；而一本优秀的经验研究著作，则会使人们感受到严密的逻辑、精巧的设计以及让人心服口服的事实和力量。解析著名社会学家的经典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树立起一种科学的理念——社会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探究活动，科学性是其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科学精神是社会研究的立命之本。这种科学的理念，是每个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它会为我们的具体研究提供一种明确的思想指南。如果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理念上都没有一种科学精神，何谈在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解读英克尔斯的这部经典的社会研究著作，认真挖掘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无疑会对我国社会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和帮助。如果我们不仅理解了英克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结论，同时也受到其研究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的启发和熏陶，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会远远超过一项具体研究结论本身。
回首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带领我们所走过的漫长道路，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感受和启示：研究者探索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处处存在着陷阱；在研究者获得对社会世界了解的过程中，处处充满了障碍；针对各种陷阱和障碍，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发展出种种科学的方法去克服，去跨越；而伴随着这些方法的，又是一些新的陷阱和新的障碍……社会研究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困难与方法不断较量、不断斗争的过程。这里可以套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社会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没有简单的事情可做；只有那些在不断探索、不断识破陷阱、不断跨越障碍的过程中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看到社会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正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风笑天）
【书评·社会学2】
“英格尔斯”是“工业时代”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吗？
最近发表的两份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1）》，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2两年连续出版、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都试图对用来描述和分析现代化进程的概念与指标工具进行创新，提出了应该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在前一份报告中也叫做“传统现代化”，在后一份报告中也叫做“第一次现代化”或“经典现代化”）和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在后一报告中也叫做“第二次现代化”）加以区分并分别加以描述、评估和分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所谓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只适用于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对于信息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则无法加以应用。我认为，如果暂不考虑其技术决定论方面的局限，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区分开来分别加以描述和分析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把所谓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判定为是一个适于用来对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指标体系却也存在着可质疑之处。
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原始文本依据是英格尔斯198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做的一次讲演。除了个别例外（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报告），在大多数文献中，这个判定指标体系大多由11项判定指标组成。它们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报告做了适当修正）、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5％、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4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在70％以上（或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低于30％）、成人识字率在80％以上、在校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比例在10％—15％以上、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000人以下、婴儿死亡率在3％以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报告中没有这项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50％以上。但阅读英格尔斯当年的讲演记录稿，我们可以发现：
1、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11个。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其实还包括“投资占总产值的比例”、“工业收入占总产值的比例”、“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等。现在人们使用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之所以只包括11个指标当是最初的引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英格尔斯的讲演进行归纳后的结果。
2、虽然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11个，但最初的引用者将其归纳为上述11个也并非毫无根据。英格尔斯在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进行对比时确实只明确地提到了11个方面的指标和标准，而没有提到反映工业化水平的那些指标和标准。英格尔斯的有关原话是：
“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典型数字划一条分界线，这条线是任意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界线。一般说，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农业生产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12％—15％；服务业的收入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45％。”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最简单的测量方法是看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百分比……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是非农业劳动力占70％。”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现代化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有文化人口80％，受高等教育者占适龄年龄组比例为10％—15％。”卫生保健方面，“现代化国家的分界线是医生对服务对象为1：
但必须注意的是：第一，英格尔斯明确地说他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划的这条线是“任意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界线”。第二，英格尔斯把“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两个概念混用，表明他所讲的“现代化”并非仅指我们今天所讲的“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而是不分工业时代和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只和“发达”同义的笼统意义上的“现代化”。他所指出的那些标准也不是用来判断“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实现与否的标准，而实际上只是用来判断（按当时的情况看）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准。由于英格尔斯在做上述讲演时使用的是1970—1979年间各国的数据，此时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社会”而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等），因此英格尔斯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工业时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时代意义上的“现代化”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英格尔斯在比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特别注重“服务业”方面的指标而忽略工业方面指标的一个主要原因。下面这些来自于英格尔斯讲演记录稿的段落可以非常确切地印证我们的这种判断：
“一般假定发达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工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发达国家财富大部分来自服务业，来自科学、教育、为其人口提供住房、食物。”（见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编印【1989年10月】：《社会学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170页）
“西方有人说，现代社会是服务的社会。我的好朋友丹尼尔·贝尔对现代社会论述很多。（丹尼尔·贝尔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叫做“后工业社会”，因此，这里讲的“现代社会”当理解为“后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本文作者注），他同意布莱克教授说现代社会是知识的社会。服务业数字很高，包括许多教授、科学家、实验员、印杂志和编计算机程序的人。服务业是现代社会的关键，而不是工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那些指标和标准并不是像前面所提两份“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是一些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标准。当我们像英格尔斯以及国内最初引用这些指标的人那样，不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加以区分，只在发达与否的意义上笼统地来使用“现代化”这个词时，将英格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及标准当作是用来判断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尚不会引起大的问题。而当我们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明确地加以区分，却将英格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及标准看作是用来判定“工业时代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时，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书评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