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base t x区别:我的书房“沉思斋”

  科学与文学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一条鸿沟。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今天的青年中，重文轻理的不少，重理轻文的却更多、更普遍。历史已经证明，这对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叶永烈

  ■叶永烈  

  第一次投稿的影响力

  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作家，这得从我11岁时第一次投稿的故事说起。

  我的家在温州市中心。离我家不远处，是《浙南日报》社（今为《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有一只绿色的大木箱高挂着，上面写着“投稿箱”三个白色大字。我常常从那里经过。我不知道这“投稿箱”是什么意思。听别人说，只要把稿子投进箱子，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登出来。我不由得心动了。每当我走过那只投稿箱前，那箱子仿佛在向我招手。

  正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我，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写好以后，我踮起脚，把稿子悄悄地投入那只在我看来颇为神秘的箱子里。

  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第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铁井栏29号，叶永烈小朋友收”，下方印着“浙南日报”四个红色大字。我至今珍藏着那个信封以及那封信。信的正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你的稿子收到了，已经读过，很好，我们要把它放在下一期报上（《人民生活》副刊）登出。登出以后，一定送一张当天的报纸给你，好不好？还有稿费。希望你以后多多写稿子寄给我们，我们十分欢迎。稿子写好后可以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或者你自己送来都好。你在什么学校读书？几年级？有空望多通信，把你自己的感想告诉我们。”

  我看完这封信，心儿怦怦跳着。我真想去见见给我写信的人，可是，我年纪小，胆子小，不敢去，也不知道给我写信的，究竟是编辑叔叔、伯伯，还是编辑阿姨。我只看见信末盖着长方形的蓝色公章。我写了一封回信，回答了信中的问题。信，还是扔进了那只神秘的大木箱。

  10来天之后的1951年4月28日，我放学回家，爸爸笑容可掬地唤我：“阿烈，快来看报纸。”

  啊，见报了!这首小诗总共只有70个字，今天读来，就像见到自己小时候嘴里含着手指的照片一样。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是按照温州话押韵的，而且充满着当时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毕竟是我创作生涯的起点。

  这首小诗，也就成了我的处女作。后来，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入会表格上有一栏“何时开始发表作品”，我就写上“1951年4月28日”。这首小诗的发表，成为我一生创作的起点。

  第一次投稿，就幸运地遇上一位热心的编辑，就顺利地发表在报纸上，这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游书池”和鞋店老板的幽默

  我的藏书太多，胜过一家普通的图书馆。

  我看中现在所住的这套房子，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开发商送了一层顶层，上面有一个带屋顶的30多平方米的私家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可以放水一米多深。

  在洗净游泳池之后，我并没有用来游泳，而是把这个私家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朋友们戏称为“游书池”。这样，我除了有书房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室。

  我把几万册藏书，存放在这个私家游泳池里。在我看来，既然这个游泳池可以承重一米多深的水，当然也就可以承受几万册藏书的重量。

  把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在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之中，我大约可以算是唯一的一个。

  我在这个藏书室里放了一张可以半躺的沙发，专供空余时读书之用。在搬家时，我把所有的书整理了一遍，发现在我的藏书之中，还有不少好书来不及读。我把这些书堆放在沙发旁的条几上，读过之后才放入书柜。

  在游泳池里读书，成了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在那里，我大有“日坐书城”之感。沙发旁的条几上，放着墨水笔。看到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我用笔做阅读记号，或者把那一页的页角折起来，便于日后查看。

  游泳池里原本空空如也。为了能够藏书，起初我买了10个两米高的现成的玻璃书橱，但还不够用。为了挖掘潜力，我决定再定做10个书橱，分两排放在游泳池中央。

  这一回，定做10个书橱，闹了个大笑话：我把上次做过的书橱的图纸，给了另一个家具公司。我以为，反正上次已经做过，只要照图纸做，错不了。

  当那个家具公司把书橱运来，却令我傻眼了：我曾精确计算过，按照图纸做，书橱里正好竖放一本大32开的书，可是，这一回做的书橱，却无法放进大32开的书，只能横放了！

  为什么呢？因为家具公司擅自修改了图纸，给书橱装了脚，而高度不变，这样就使每一格的高度缩短了。

  家具公司为什么不征询顾客意见就擅自修改图纸呢？

  家具公司老板的回答，语出惊人：“我以为你是开鞋店的，定做鞋柜！”

  他怎么会把我当成鞋店老板呢？

  原来，此前有一位鞋店老板，曾经向他定做了一批鞋柜，式样跟我定做的柜子差不多。于是，家具公司老板就以为我也是开鞋店的。鞋柜是有脚的，所以他就做成有脚的。至于这么一来缩短了每一格柜的高度，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因为放鞋子嘛，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

  家具公司老板来到我家的游泳池之后，看到有那么多的书柜，这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误。他自言自语道：“我想不到，你定做的柜子是用来放书的。除了图书馆之外，谁家里会有那么多的书，会定做那么多的书柜！”

  怎么办呢？这位擅自修改图纸、想当然的家具公司老板，抓了抓头皮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擅自修改图纸。这样，我再做两个书柜送你，算是道歉吧！”

  我答应了。对于我来说，反正书橱多多益善。就这样，游泳池中央的书橱增加到12个。加上游泳池三面的17个书橱，竟然安放了29个书橱。

  从此，我在家中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城”。

  学问要专，读书要杂

  从借书、读书、写书，到成为作家，我的一生始终与书为友。

  书，人人都读，但是读书之法各有不同。我对于不同的书，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

  通常，我把要读的书，分为两大类，即泛读类和精读类。我的读书方法是泛读与细读相结合。

  泛读类的书籍，大都是“闲书”。我这人读书甚杂，什么书都喜欢翻翻。读这类书，我的阅读速度很快，可以说是“一目十行，快速扫描”。我阅读开“特别快车”，开着，开着，有时候来个紧急刹车，细看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待仔细看过了，再开“特别快车”。因为要读的新书实在太多，有时书只能这样泛读、略读。

  我也喜欢看惊险小说，只是我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看这类书，我往往倒过来看——先看末尾，知道了“谜底”，再从头飞快地看下去，看作者如何又独运匠心巧布迷阵。我要看“门道”，而不只是看“热闹”。我读克里斯蒂的小说，大致上都是这么倒着看的。

  有参考价值的书，我起码看两遍。第一遍泛读，有个总的印象。过些日子，再看第二遍。这一遍偏重于看“门道”。一边看，一边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人物？为什么这样结构故事？

  读名著，我手中总拿着笔，随手画下各种阅读记号。有时，把最重要的几页书角折起来，便于今后查阅。有的文学名著，如《红楼梦》等，已看过好多遍，闲时常爱“跳读”——随手翻几页，细细揣摩一番。下一次，则翻看另几页，每次看一点，犹如看“折子戏”。

  至于工具书，我买到之后，着重看目录，知道书的内容以及查阅方法，然后“养”起来。要用的时候，拿出来查阅——“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我几乎每天要查一两次《辞海》。《新华字典》、《英汉辞典》已经翻烂了。很多人以为《新华字典》是给中小学生看的，作家怎么也看这种书？我却以为，作家也常写错别字，而作家写错一个字，会影响成千上万的读者。所以只有常查《新华字典》，才能尽可能避免讹误。

  我以为，一个人千万别囿于自己专业的狭窄范围，不能只看专业书。有空，随手翻翻各种闲书，拓宽知识面，会有收获，会有好处。学文的读点理，学理的看点文，力争文理兼优。

  《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这句话移来形容文学与科学的分与合，也是十分恰当的。

  在古代，文学与科学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人集作家、科学家于一身：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既是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学家，又是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医学家。他既写了《政治学》、《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也写了《物理学》。

  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象仪(也叫“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但他也是作家，写出了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等。

  明代的李时珍是著名的医学家、药物学家，却写出了《过所馆诗集》，还写了《唐律》一书。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他的油画《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又是一位贡献颇多的科学家。达·芬奇在解剖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军事、水利、土木、机械工程等方面，都有建树。

  十八世纪俄罗斯学者罗蒙诺索夫，在文理之间穿梭，学识极为渊博。他既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矿物学家、医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乐家、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科学与文学之间，似乎隔着一条鸿沟。人们总是把它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界”——科学界与文学界。就连报考大学，也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科”——理科和文科。

  分“界”、分“科”是需要的，但绝不是分“家”。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对于正在走向成才的中学生来说，应当文理并重。即使是大学生，学理的应当懂点文，学文的应当懂点理。文理相通，只有懂理又懂文，成为全面发展之才，才会在事业上获得丰硕的成果。在今天的青年中，重文轻理的当然有，重理轻文的却更多、更普遍。历史已经证明，这对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叶永烈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