竣工验收后办理房产证:相蓝欣：“落后就要挨打”的悖论(2)

相蓝欣：“落后就要挨打”的悖论(2)

发布时间:2011-10-24 11:23 作者:相蓝欣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87次 　　中国传统思想应当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仅靠移植词和外来语是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不少国内学人的思想在今日已经混乱不堪，在国际上认同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强权为公理，在国内则强调利益冲突，以所谓“制度”建设(例如法治建设)为第一要务。于是，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均以斗为主旨，与此同时再谈“和平崛起”，当然在外人眼中没有说服力。应该说，为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国内学人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遗憾的是，他们的立论基础仍然是移植词和二元主义。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一世界制度的哲学导论》即以世界和“非世界”的对立关系为出发点，而更有学者干脆用它来诠释“和谐世界”．正因为如此，那些自认为价值中立、不谈意识形态的外交概念常常被别人看做是暗藏玄机。 　　著名的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海斯堡(Francois Heisbourg)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认为这种“价值中立”的外交概念实际上有很大危险，因为它不但让世界吃不透中国的真实意图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会造成西方重新联合起来用价值观对中国的经济竞争的实力做出回应。 　　中国人真的无法解释自己，让世界了解自己了吗？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我们更加感到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话有道理：“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白话文运动志在政治，与文学关系不大，胡适便谈不上懂文学。20世纪初，《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目睹当时外来语与移植词泛滥成风的现实，作过一首颇有风趣的打油诗，是为《新名词诗》：“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此处，李宝嘉列出的大量外来语现在已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移植词。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势力圈、中心点等等仍然是我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关键词”。这类词汇数量极大，大多数均有西文的对应词，是中国人讨论意识形态有关问题的主导用语。中西传统思路迥异，用词却如出一辙，无怪乎互相之间交流极难，因为中国人“重和合”的表现手段实为西方人“重争斗”的语言。 　　在20世纪的中国，移植词与西词词源渐渐脱离，造成我们对这些词汇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不甚了了。从而让一大批意义含混的关键词大臥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乃至国家的大政方针。可悲的是，这批移植词的造词功能极强，能够衍生出含义更加混乱的新的表现方式。在移植词“层累构造”出来的中国知识界里，不通过这些关键词就无法进行表述和交流。移植词的一大侵蚀作用是偷换汉语词汇的原意。简单举个例子，“革命”一词的西文对应词是revolution。但它与“汤武革命’的革命没有任何词义上的关系。汤武革命尽管“顺乎天而应乎人”，它同其他的社会变革方式的不同点在于强调暴力行为，而西文的revolution兼有和平渐进和暴力革命的两层含义。所以英国1688年的不流血政变可以称为“光荣革命”，而一个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大幅度起飞也可称为“工业革命”。 　　最糟糕的是，通过一些西语的后缀繁衍出来大量的派生移植词，其含义更加模糊。依笔者之见，当代中国的语言中杀伤力最大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三字经’，即用三个特殊的西语后缀创造的各类新词，其能量极大，对中国人的传统思路的危害更大：一曰“性’(即-ity，表示性质的西语后缀)，二曰“化”(-isation，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三曰“主义’(-ism，表示某种信仰或教条)。基督教本体论(ontology)、目的论(teleology)和末世论(eschatology)即通过这些后缀所创造的派生词汇，如同特洛伊木马那样，潜移默化地搅乱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凡是需要强调某种不可变更的属性或性质时，“性”这个词尾特别有用，因为它能够让人捉摸不定。人们凡是在界定某个概念，解释某种意识形态发生困难时都可以用它来加以掩饰。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人的“性”本来同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没有形而上的含义，所以孔子有“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中国人的“性”是同“情”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表示静止状态的“事物所具有的特质”。[2]我们绝不能把孔子的那句话解释为“性质相近，习惯相远”。中国传统的“性”是一个动作过程，即人的自然倾向而不是内在的、上帝赋予的不变特质。所以“性”从心，从生，是一个生生变化的过程。西文的-ity后缀虽然多半译为“性”，但此性非彼性，其含义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个西词后缀所表示的词大多有本体论的形而上的内容，而且最终将引向神学思维。比如说“现代”(modern)本来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描述，但“现代性”(modernity)则开始有本体论的意义，代表一种抽象的、普世的价值观．用这个词尾不但可以生造出很多新词，而且由于其神学本体论的色彩，能够轻而易举地树立话语权威，所以为讲套话的上选语言。比如，直接强调一个人应当比别人多吃苦、少享受就没有说服力，但用“保持革命性”这样的词语就大不相同，因为这里面有了理想色彩，有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的”含义。 　　第二个西语后缀-isation同样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当代汉语中一般把这个后缀衍生出来的词通通译为“化”。化的造词功能也极强，因为它同样把很多用正规的汉语无法表达的动态过程转化为静止状态，从而为话语权威的获得提供了捷径。在中国传统中，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本义是变化，特别指人受到教育之后的变化，故化从人。移植词的“化”真则同人和动态过程没有直接的联系，成为某种有明确方向或终极目标的过程。所以，现代化、民主化之类的概念就有了“顺之者巨之者亡”的话语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化”类词汇与“性”类同样源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但“化”类词汇属于“目的论”(teleology)的范围，即使强调变化，也是表述具有普遍意义的而不是特殊意义的变化过程。比如“民主化”本来是一个西方特有的历史现在被认为是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 　　至于第三个后缀－ism的滥用则更加普遍。似乎任何一种信仰、意识形态甚而个人行事作风都可以用“x x主义”以冠之，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还有表示个人行为的“自由主义”。中国是一个不排斥他人宗教信仰的国度。当年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心机也找不到一个全面反映天主教教义(catholicism)和至高位的确切词汇，最后只好做一本书《天主实义》来解释之。“主义”在西方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东西，利玛窦时代尚称基督教义为“实义”。毋庸置疑，中国的“主义”全是舶来品，但它的地位要高于所有的“性”类和“化”类的词汇，因为它集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于一身，话语权威自然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中相互对应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对立关系。要彻底理清移植词所带来的语言混乱只能从头做起。目前的人文社科语境陷阱，一不小心就会坠人其中而不能自拔。特别是。一谈“性”即入“本体”论，一谈“化”即人“目的论”，防不胜防．至主义则直接进入神学思维了。恢复文言文或“五四”以前的通俗语言，如《官场现形记》那种通俗语言的条件尚未成熟。当代青年对国学毫无兴趣，卦爻未识，已谓《易》为迷信书籍。目前的矫枉之法喂有对“五四”以来引进的几套基本概念系统一一包括历史观、哲学观和经济等学说加以排查梳理，哒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让祖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五四”新文化精英的一大误区是以为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岂不知任何一种语境创造的恰恰是权力关系，一国之内已如此，国家之间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落后与挨打”的关系 　　落后与埃打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看？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观察，中国在1840年以后的种种遭遇绝不是一贯落后，最终落得挨打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先是挨打，后来才感觉到落后，这个时间顺序不能用中国人的集体愚昧来简单地解释，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适应“打人文明”逻辑的历史过程。从洋务运动的“相对”落后感到“五四”时期的“绝对”落后的定论，经历了80年的过程。“五四’时期的激进思路并非来自中国本土，而是来自西方上升时期的那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后世的中国自由派学者，如李泽厚等认为，中国知识精英走到承认“绝对落后”这一步的过程太长，从而造成了一个历史无法弥补的走向自由民主的时间差。但这并不能证明“打人有理’是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公理。其实，“五四”精英们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熏陶，在内心里对强权政治并不反感。对政治权力的过分崇拜使他们分不清挨打与打人文明的区别。所幸的是，由于传统的深厚文化底蕴，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始终没有接受“打人有理”的逻辑。“五四”精英们面临一个悖论：如果说中国人落后与挨打是由于集体愚昧，而他们也是这个集体的成员，于是他们这样说是在撒谎。但如果说只有他们一小批精英不愚昧，那么集体愚昧说又不能成立。 　　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对自身传统继续加以排斥是令人费解的。中华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学术到了近代突然成为“国学”，而且由于西学的摧毁式的冲击，又在“五四”运动当中成了“国将不国’之学。在全盘西化和救亡图存双重变奏的主旋律之下，中国学人勉为其难保存下来的一点“国学”还要被冠之以“国故”二字，似乎它对现实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需被当作历史陈迹加以“整理”而已。然而，当救亡图存的任务大致完成以后，我们没有理由继续遵循“五四”时期的疑古和厌古的思想。应当看到，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已经不断地证明，以胡适、钱玄同和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关于中国古代史是“层累构造”的种种论点大都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层累构造说”的参照系是西方的所谓“信史”，但这个“言必称希腊”的所谓参照系本身也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的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所推翻。 　　毕竟，任何现存的传统都是人类生活的延续，同时，传统也是最民主的价值观的活生生的体现。英国著名作家G.K.切斯特顿说得好：“传统即是给予我们社会中最不显眼的那个阶层一一那就是我们的先人一一投票的权利。这是一种让死去的先人享受的民主。传统拒绝向一小批偶然还在世的、傲慢无比的权势集团投降。所有的民主派都反对由于出身地位的偶然因素而剥夺人的投票权，传统则反对由于死亡的偶然性而剥夺先人的投票权。”[3]“五四”运动的激进派拒绝这样来看待传统．他们从欧洲的二元论出发，自然认为传统与进步是对立的关系。因此，在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的压力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一即把传统看成是“落后”的根源。根据这个思路，中国的暂时落后现象被“绝对化”(absolutized)。既然中国传统是造成挨打局面的根本原因，那么就没有必要将它继续保存下去．这样，“五四”激进派用欧洲中心史观将落后与挨打界定为一对因果关系，从而提出“打倒孔家店”这类摧毁式的口号。“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丰功伟绩，对中国了解世界和对外开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它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观念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全然不适用，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既然落后与挨打关系的倒置是历史虚无派的理论基础，我们对“五四’时期的文化破坏的清算也必须从这对概念入手。 　　落后与挨打的关系看似一目了然，先有落后，后有挨打，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从道理上讲，如果落后者都应该挨打，么必须承认恃强凌弱是合理的，这正是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逻辑。但这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接受的逻辑。从时间顺序上讲，中国人在19 世纪的40年代先无端挨打，然后还要承认挨打是因为其文明落在“打人文明”之后。毫无疑问，这是西方的国际强权政治造成的心理障碍。不断挨打的中国人是渐渐开始接受这个逻辑的。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全盘接受强权政治的逻辑而演绎出来的落后与挨打的关系更成为中国式“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 　　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人提出中国落后在先，挨打在后。但朝廷洋务派的主导思想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不认同中国一贯比西方落后的观点。中国只是在某些关键的环节上落后他人，而这些差距是可以弥补的。洋务重臣李鸿章认为，清政府“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要“师彼之长，去我之短”。李鸿章的所谓“变法”当然还不是康梁维新时期的那种体制变法。[4]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军事上一败再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连东洋的“蕞尔小国”也敌不过，再用“独火器万万不及”来解释就更加行不通了。于是康梁的体制变法应运而生。1898年的维新派第一次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并公开宣扬以日本为师。这批人还采用今文经学的学术偏见来攻击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体制皆为“秦政”[5]， 其观点之激进实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虚无思潮之滥觞。 　　当然，康梁维新派还未用落后与挨打的关系来全面否定中国历史，但他们用春秋公羊学的手法来激起士大夫阶层的变法热情却并不成功。所谓“张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历史演变逻辑实在过于牵强，在学理上也无法立足。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康梁变法的同时，洋务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名作《劝学篇》。张之洞恶公羊，兼汉宋，重通经致用。他尖锐地指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张之洞第一次对落后与挨打的问题做了合理的分析：“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6] 　　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充满了哲理，而且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对中国面临的现实和国际环境有深刻的认识，并不需要从公羊学说中去寻求康有为的那种“大同”理想。他主张新旧学融会与贯通，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道出了中国传统儒家哲理的真谛。他力图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被光绪帝称许，以为“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朝廷守旧派大学士徐桐斥《劝学篇》为“尽康(有为)说”。美国出版的英译本(1900)则将它冠以《中国的唯一希望》[7]的译名。译者在前言中如是说：“《劝学篇》标志着长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其实，这两种评论均未抓住张之洞的本意。中国学界则长期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看成是中国知识精英走向世界的一个中间环节，上承洋务派的以夷制夷论，下接“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事实上，中体西用论是两个极端观念之间的“持平之论”。直到今日，它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进行的许多基本辩论尚未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架。 　　张之洞应当被看做是19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西方出版的政治思想史一般不大提及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但2003年出版的《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提到的有创新的中国思想家唯张之洞一人而已。至于那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张君劢或徐复观只算是没有多少创意的“混同派”。张之洞却同印度的圣雄甘地和泰戈尔、非洲的卡布拉尔和尼雷尔等人相提并列，一同归于“批判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思想界新贵如胡适之、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均榜上无名。尽管有“挟洋自重”之嫌，笔者认为这个排列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在20世纪确实没有出现有创见的“哲学大师”，更谈不上政治思想大师。此外，《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关于“非西方思想史”一章的作者是印度裔的比克胡?巴莱克，而不是欧洲中心论的学者。[8] 　　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的基础是“旧体新用”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延伸，因为张之洞并不把“新旧”和“中西”看成是截然对立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张之洞的“新学”是指中西学融会的产物，而非与西学对立的传统。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说以自身传统(旧学)为体，以吸收了西学精华的新学为用。严复曾用“牛体马用”来批评张之洞，一时传为经典。他声称：“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9]严复在这里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把戏，好像牛体绝无致远之用，而马体也无负重之用。他的批评站不住脚的原因恰恰在于将两者在本质上加以对立。另外，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被某些大哲学家称为解决体用矛盾的典范。实际上，毛泽东只涉及了“用”，未及“体”如何解决两者的矛盾？中国学界在“中体西用”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原因正是将没有矛盾的命题看成是一对矛盾，这样的辩论自然没有结果。 　　重要的是，张之洞的体用论对我们摆正落后与挨打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的精髓以“治身心”为体，“应世事”为用，那么中国的“落后”只能在用的方面，但“用”并不排除体制安排本身。不能因为暂时的落后就坠人全盘否定中国数千年传统的、由欧洲中心论预设的陷阱之中。 　　“五四”时期的呐喊声音很大，但没有出现一批中国自己的思想家，因为落后与挨打的关系一旦按照欧洲中心论的因果关系定调，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很难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说话。“五四”新文化的旗手鲁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自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国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人们还是莫名其妙。”[10]鲁迅总是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来谈这个问题，自认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但鲁迅的迷惑之处却在于对欧洲中心论毫无警惕，并陷入历史虚无论而难以自拔。 　　“旧体新用”与体制改革 　　张之洞的“旧体新用”论对在恢复传统历史地位过程中的中国，在对外关系和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有指导意义。曾任张氏幕僚的辜鸿铭对他的思想有如下的评价：“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长，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长也．清流党(张为清流派领袖一一作者注)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与一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文襄有鉴于此，遂于合理而言势，则人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11]辜鸿铭的所谓“理”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软实力”(soft power)，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和政治体制在国际舞台上的吸引力。“势”则是所谓“硬实力”(hard power)，包括军事和经济实力。中国的国力越上升，软实力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出来。经济力量的上升更加要求中国人向世界解释自己，并表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同时，政治体制的合理与效率是软实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只要落后与挨打的关系摆不正，就不能出有创见的思想家。没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家，中国既不能“以理服人”，帮助这个世界“治身心”，同时也不能“PINNA’用霸权手段强行制造和平。总之，在意识形态的辩论中不战自溃的国家在国际上是无法“应世事”的。
来源: 共识网书摘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