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车位维修基金:相蓝欣：“落后就要挨打”的悖论(3)

相蓝欣：“落后就要挨打”的悖论(3)

发布时间:2011-10-24 11:23 作者:相蓝欣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86次 　　在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辩论并未突破张之洞的旧体新用论，特别是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以往学界对张之洞的旧体新用说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未能给予全面的解说。论者往往从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把张氏的“体”解释为国体政体之“体”，认为张之洞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主张维护君主专制政体，而辅以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其实，这不符合张氏的原意。张之洞主张维护三纲五常，但却不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主张。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劝学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和“政尤急于艺”的提法。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西政。那么，在其“君为臣纲”的价值理念下所能吸取的西政究竟是何种政体呢？首先绝不可能是美国式或法国式的共和政体。联系到张之洞在《劝学篇?正权》中关于体制安排优先于民主的阐述可以证实，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只能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旧体制不仅分离了体与用，将体用一元的传统思想加以创新，而且明确划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不同的思辨领域。严复以“牛体不能马用”驳中体西用说，其实是对概念的偷换．张之洞的体用说并不是在实体与功能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价值工具的意义上使用的。旧体新用论将传统价值视为“体”，而将政治、经济视为“用”。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政治与经济，都可以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进，而不能适应西用的“体”，在这一过程中将势必加以调整，改变其结构，体用两者由此展开，互动而渐变，不断推动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实不失为可行的变革主张。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旧体新用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流(道器分离），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张的出现并非自清代挨打之后开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即已在《日知录》中对“亡国”和“亡天下”做出区分，实际上已为后来的传统文化为体、经世济国为用说开了先河。激进的康党与清廷的守旧派在政治上水火不相容，但他们执持的其实都是体用一元的思想。不过前者以为变法要同时变体变用。而后者则以为体不可变，用也不可变。两者都将文化与政治放进同一个思辨领域。唯有中体西用论超越了两种极端观念的这一误区。政治制度在传统文化的约束下是可以进行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多以政治为万能，往往将不同的价值领域统统归属政治，视政治领域为终极关切所在，而不能理解把政治视为“用”，视为维护个人与社会权利的一种工具，造成政治权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这种对于政治的崇拜不过是现代西方的全能政治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从根本上来讲，这种认识远远落后于张之洞。 　　“五四”以来的知识精英们虽然没有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但同洋务和维新派相比的一大特点是“炒冷饭”的技术大大提高。严复首开翻译介绍型的炒西方学术冷饭的先河。但他的治学态度还算严谨，在混淆西方作者和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常常留有一定的余地。胡适则开了假文凭和混淆学术思想来源的先例。1917年的胡适戴着一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桂冠(实际上，他的博士学位在1928年才由哥大“补授”，这已经是在他名声大噪之后)，以一本小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举成名。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非西方学术传统的哲学史著作，也非中国传统的训诂与考据。其学术价值虽低，但以一个“新”字取胜。这就道出了“五四”时期中国学人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五四”运动前后最时髦的一个字是“新”。人要成为“新青年”，文学上要制作“新文化”，文字要有“新尔雅”，学问上当然更要标新立异，至于各种出版物以“新”字冠名的更是多如牛毛。但此“新”非中国传统概念的“新”，而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与传统(旧)截然对立的“新”。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旗舰刊物《新青年》干脆用法文的La Jeunesse(青春)来冠名，连“新”字(nouvelle)都不必用。1919年春，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布告天下”：“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独秀发表这篇檄文的时候正是《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前夕，当时人类并未走向光明．相反，德、赛两位先生刚刚把欧洲推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 　　然而，中国的“新”字究竟为何意？这对理解张之洞的旧体新用说至关重要。“新”从斤亲qin声，原指砍木取柴，后此义由“薪”取代，乃假借为“刚出现的事物”。中国传统中的新与旧并不是对立关系。《易传》中“苟日新，曰曰新，又日新”明确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新旧观。按照朱子《大学章句》的看法，“苟日新”这句话除了有新(鼎新，新鲜)和“日日”(日复一日，无有间断)的意思之外，还有一日之新为日日之新，并无断限之新的意思．这个思想在西方的康德哲学中亦未曾出现。 　　在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里，新和旧是互补关系。《诗经?大雅》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旧并非对峙关系。祖宗为旧，子孙为新，并无除旧布新的道理。王安石的“新桃换旧符”虽有改革的含义，但也不是要打碎千百年的传统。而“五四”精英眼中的“新”则是欧洲中心史观，特别是哲学家康德的那种把新旧看成是“光明与黑暗’、“启蒙与愚昧”甚或“善与恶”的关系。所以“五四”运动前后的“新”已经发生丁全盘西化的位移。按照这种新旧观，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当然只能屈居于“旧”，成为人们耻于为伍的“国故”。 　　冯友兰那本洋洋洒洒的《中国哲学史》和其他著作对中国的哲学没有做出特殊的贡献．正如台湾学者陈启云指出的，冯友兰至多不过做了一些思想史的工作，算不得是哲学史家，更谈不上是哲学家。[12]但冯友兰自称是“接着程朱”下去的，未免自我感觉太好。而后世的“新儒家”学者又自称接着冯友兰、熊十力等人的“新理学”和“心学”讲下去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讲出什么新意。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新儒家实际上是在无根的文化土壤中进行寻根之旅，自然得不出什么结果．新儒家的代表，比如杜维明的终极理想是找到儒家的本体论，但中国传统中从来就未曾出现过“这是什么”一类的本体论命题，所以新儒家只能用比附的手段，以西学的哲学概念来化解中学，其结果反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偏离方向。新儒学表面上是为了构建东西文化殊途同归的桥梁，但实际结果却是“东途西归”，对双方文化的切实交流没有多少贡献，或许造成的损害更大。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当西方的某种理论在中国被炒出轰动效应的时刻，那个理论在西方本土也许已经失去影响力。炒西方学术冷饭就必然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五四”精英们在全盘西化的过程中汲取的往往是落后或过时的理论。比如说，在“五四”时期最具有“启蒙效应”的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观，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理论，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这套理论的二元主义的宗教背景并不为人们重视，因为同基督教传教事业不同，这一次的二元主义神学是戴着“民主”与“科学”的面具进人中国的。其实，当中国的知识精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身上的时候，这两位先生的地位在西方却已经开始一落千丈。同样，当“现代性”(modernity)和“进步”(progress)这类关键词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曰，正是这些概念在西方被层层剥离、体无完肤之时。 　　举“现代性”为例，据欧洲中心论的看法，人类的自我意识的发现，即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前提。分析几何的出现使基督教传统的精神一肉体的二元主义戴上了“科学”的光环。哲学家康德则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将宗教与伦理分开，创造了现代的“自由意志”，所以他是自由民主派的鼻祖。最后，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把现代性表述为自我意志的实现。然而，正如英国学者史蒂文．图尔明指出的，“现代性”的根源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将个人看做是互相分离的实体。后来又由基督教的神学将这种“个人”分解为精神与肉体彼此相斗、需要被上帝拯救的人。“现代人”则是启蒙运动创造的那种有自由意志的人，即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以，“现代性”概念不过是适应某个历史时期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政治词汇，没有普世意义，更不是一个“文化价值中立”的概念。[13]当代中国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大谈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种种好处时，我们必须设问：中国传统中既无原子论，又无上帝造人说，“现代性”的那种个人主义内涵在中国是否适用呢？在中国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的历史时刻，我们不应当再犯“五四”知识精英的错误，对西方的时髦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旧体新用”与中美关系 　　旧体新用论对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亦有很大启发。第一，我们应当在基于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层面同美国进行正面交流。鼓吹“价值中立”的外交，刻意回避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不能真正地消除双方在政策上的分歧。用一些权宜之计来缓和实质矛盾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中美是敌人还是朋友这样毫无意义、同时也毫无结果的问题上。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干将们却一以贯之，在任何场合所强调的都是一个方面：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分歧，这种分歧必然会导致战略冲突。对此，两国的国际关系主流专家们都不以为然。认为新保守派的理念源于“冷战思维”，因为中美合作的机遇大于冲突的可能。其实，新保守主义的思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第二，我们还必须理直气壮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美国正面交流。既要破迂谈，也要立新意，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理论贡献。张之洞关于“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的方针对我们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视野来看中美关系大有裨益。中国地位的上升要求我们对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国内不少国际问题的专家仍然将关注重点放在权宜之计的设计上，比如近年出笼的“和平崛起论”就是一大败笔。国内时论言“和平崛起”的最大误区在于一厢情愿，好像选择何种“崛起”方法的主动权尽在我手中。其实大谬不然。产生这种错误思路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误解，对地缘政治的不通。国内研究国际关系的最大弱点是对大国关系的互动趋势既无直感，又无预见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地缘政治的知识。所谓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判断能力是指对大国关系走向的及时预测能力。这不是外交政策的一般跟踪分析所能做得到。欧美各国都有专职机构，起用各方面的专家做此事．如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司，或法国外交部的政策预测司，而国内并无类似的以专家为主的预测机构。 　　先举一例，笔者自1999年以来在与国内同仁的交流中不断强调中国和欧盟关系的重大战略意义，并在一篇2000年的文章中指出今后数年对美国的最大战略牵制将来自欧盟国家。可是，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绝大部分国际问题专家仍抱住过去的“西一西矛盾不会出大格论”不放．究其原因，无非是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战后历史不理解．国内研究机构仍有苏联模式的阴影，研究美国，则全力侧重中美关系，而研究欧洲则只跟踪欧洲内部发展的进程。殊不知“跨大西洋关系”乃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提纲挈领的一对关系，无论在华盛顿还是欧洲各国首都都是首要外交任务。因此，西方很多外交决策取决于这对关系，而“跨大西洋关系”亦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第一显学。中美关系则要低几个层次。应该说，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无论在经费上，还是水平上都比跨大西洋研究的同行要逊色许多，他们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进不了内圈。因此，通过美国的“中国通”来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真谛实在是过于牵强。 　　另举一例，有一种说法谓“和平崛起”的要旨是借鉴成功经验，摒弃失败教训。也就是说效仿“大英帝国和平崛起”之经验，吸取德国、日本的教训。近来有些学者鼓吹这种理论，其实后患无穷。此说看似有理，但实际上对英、德、日的崛起缺乏正确的理解。大英帝国南征北战经年，在扩张过程中毫不比德、日逊色，但在地缘政治方面确实高出德、日一筹。相反，德、日在崛起之时也是慎之又慎的。德国统一后建立的俾斯麦欧洲政治体系就是一个和平崛起的杰作。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也无扩张的大动作。所以，片面地以英美为榜样是一种容易误导的思路。 　　再举一例，时下的一个时髦话题是中国应该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受害者心态”中解放出来，转向“大国心态”。此说本不无道理，不过这里的所谓“大国心态”究竟要如何动作却语焉不详。首先，对大国如何定义已成问题：应是great power，还是big power？一般称其为big country则更是不可理喻。其次，如果说“大国心态”的体现是地区性的，也就是说在亚太地区争取独大，则于和平崛起有妨害作用。反之，如果“大国心态”反映在全球事务上，则要求娴熟的地缘政治技巧。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与发展是多国互动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一国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和平崛起能否实现取决于对当前国际体系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老是以为主动权在握，实际上仍是小国寡民的心态。 　　伊战以来地缘政治的现实至少有两大根本变化：一是跨大西洋关系开始震荡，二是欧亚大陆已形成一条由三边和睦关系所组成的战略态势，即欧盟对俄共同战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和欧一中战略协作关系。从历史上看，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对地缘政治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时，整个国际体系的基础就开始松动，甚至会导致塌方。当然，各国在意识到国际关系体系发生质的变化有先有后，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的感觉如何。应该说，伊战引起了地缘政治的大地震，但震中不在中东，而在大西洋。其次，欧亚大陆连成一片的战略现实是首次出现，而欧亚大陆正是英国历史学家麦金德爵士(Sir Talford MacKinder)所提出的“世界心腹之地”。全球体系已开始出现重新组合的趋势。从中国、欧盟和俄国的角度来看，多极世界不但是现实可能，而且是21世纪国际和平的保障。因此，以欧亚大陆为依托，抓住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机遇，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说，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心态要求中国从小国寡民的“中央王国”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将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结合起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分清两个地区战略价值的孰轻孰重，逐步地、有意识地降低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降低对外政策长期以来的对美国过分依赖的心理，将精力放在亚欧战略协作上。笔者认为，对亚太地区一定程度上的“善意忽”(benign neglect)符合和平崛起的战略。所谓“善意忽略”本是经济学的一个名词。它不是指真正的忽略，而是指一种政策上的战略调整。亚太地区战略冲突的几率太高，与其积极进取，不如无为而治，因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对美、日的挑战可暂时置之不理，避其锋芒。同时背靠欧亚大陆，积极促进中、俄、欧的战略协调。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恐怕只有欧亚大陆有望做出积极和有效的反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已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不放弃地区性的狭隘战略观，中国不可能成为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亚欧战略协调是制约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 　　众所周知。和平崛起论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政策中都存在致命的弱点。从学理上讲，“和平”是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之后愤然“冲破现存体制”的含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崛起是相矛盾的。此外，这个理论出自小国寡民心态，误以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尽操在自己手中，而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互动逻辑缺乏根本理解。从策略上讲，任何大国在其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时，都必须戒言崛起的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在上升阶段突然大谈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的。 　　首先，如要侈谈“崛起”的手段，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时期的应对措施。其次，单方面宣称绝对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任何国际争端，非但不能让外人信服，而且可能给自己造成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这个理论之所以反映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是因为它自以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有外交解决办法。这实际上是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体系为最高理想，并把现实国家利益寄托于某种不现实的期望值当中，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因此，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崛起论都难以自立。 　　近来“和平崛起论”已经销声匿迹，但又有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即建立“和谐世界说”。作为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和谐世界说本无可非议。但是，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中使用这个概念如果不当，也会引起外人误解。用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理论”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是很难的。“和谐世界”不等于“和而不同”。中国和平融人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乃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而不是用涉及国际战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论调来回避现实或说服世界。新出现的和谐世界理论，被用来表达中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行为的总看法。同其他的理论创新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和谐世界论的来源据说是中国悠久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实大谬不然。 　　仅从学理上讲，这个理论在逻辑上便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用“和谐”这个形容词来修饰“世界”，到底是要描绘一个现存的国际关系状态，还是要表明中国的一种外交动作？如果是指前者，事实却是世界的现状远远未能达到“和谐”的阶段。所以，从逻辑上看只能是后者。那么其含义就应当是以中土传统和价值观将这个现实世界“和而谐之”。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和平崛起”目标的重大意识形态动作。所以，“和谐世界”被官方译为．the harmonious world是极不准确的，并有误导作用。其真实含义应当是描绘动作而不是状态的the harmonize the world。有人以为，如果翻译成“创造一个和谐世界”也许就能自圆其说，其实这里仍有问题，因为和谐世界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将不可知预设为已知，似乎表明中国人对世界发展的模式早已成竹在胸，或者有着一套完整的设计。
来源: 共识网书摘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