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淋管道直径:历史规律之一 ----政权覆灭之道

第一篇 明朝之覆灭

古代的皇帝死后，按照惯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遗诏，对身后事作出交代和安排。所谓遗诏，顾名思义，就是皇帝临死时所写的诏书。遗诏一般都是皇帝亲自所为。但在明朝，却常常是在皇帝死后由大臣主持起草的，遗诏写成的时候，皇帝早已命归西天，其内容和皇帝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因此明朝的皇帝更替，往往能给久负重望的大臣一个革除弊政、整饬朝纲的机会。如明武宗和明世宗逝世后，内阁首辅杨廷和和徐阶，分别起草他们的遗诏，把两朝弊政来了一个总清算，从而博得朝野一片称颂。

明朝还有一份遗诏也非常特殊，那就是末代皇帝崇祯的遗诏。之所以说这份遗诏非常特殊，是和别的遗诏相比，有许多不同：它虽然是崇祯自己写的，却是他上吊自杀前写的；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衣襟上；它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崇祯咬破手指，以指当笔，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这份遗诏的发布对象也很特别：它不是向自己的臣民交代后事，而是专门留给对手李自成看的。当然，更独特的还是它的内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通鉴》第九十卷）这哪里像一份遗诏，好像是一份自责自悔书，是一份哀告和埋怨信。

这份遗诏写于农历1644年3月19日凌晨，地点是煤山寿皇亭上。从两天前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城以来，崇祯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过眼。17日晚上，他是在“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的通宵叹息和埋怨中度过的；18日夜间，农民军攻入北京城，精神已趋于崩溃的崇祯在连杀了几位嫔妃和亲人后曾试图出逃，努力失败后，便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响了许久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彻底失望了的他，只好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寿皇亭是新近才落成的一个亭子，是崇祯操练宫内士兵之处，可如今却成了他要去见列祖列宗的地方。此时天已破晓，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崇祯跌坐在亭子里，欲哭无泪。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默默地告别这个世界。他有满腹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诉说。于是脱下绛黄色的龙袍放在大腿上，咬破手指，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份遗诏。做完这件事，他觉得可以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自缢而亡。陪同他上吊自杀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几天后，李自成的部队才找到这个僵死的国君。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本来，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已完全没有必要写什么遗诏了，因为遗诏通常要写的两项主要内容，一是指定嗣君，二是对后人提出希望，现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崇祯不但要写遗诏，而且咬破手指用血写在衣襟之上，表明他是有话要说的，这就是这份遗诏的内容独特之所在。

崇祯的这份遗诏，从字面上可以归结为四层意思：一是责备自己品德不足；二是埋怨诸大臣不忠心报国，欺骗了他，误了国家大事；三是自认为无脸面见祖宗；四是请李自成不要杀害百姓。而第一层意思只是虚晃一枪，关键是为了烘托第二层意思：“诸臣误朕”。如果说，“无面目见祖宗”，确实是一件痛心的事，那么，“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无疑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所以，这份遗诏的落脚点或说崇祯最想表达的意思，还是“诸臣误朕”四个字。这不仅仅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发自崇祯内心的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崇祯临死发出的这句牢骚和呐喊，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引起深思。

对于崇祯的这句牢骚话，史家历来见仁见智。平心而论，崇祯对于明朝的灭亡固然难辞其咎，但他执政后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接着，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勉励各地督抚打起精神，努力为国工作，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然而事实却是：他总是一个孤独的勤政者，大臣们各怀心机，各有打算，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多数是崇祯每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崇祯本人刚愎自用，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在选人用人机制上发生了严重腐败和危机。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失灵，这些制度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官场贿赂盛行，对官员的考核、监察名存实亡，连负责考核选拔官吏和惩治贪墨的吏部官员和监察官员，也大肆贪污受贿。崇祯继位后，虽然以很大决心整饬朝纲，刷新吏治，但已积弊难返，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得不哀叹：“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明季北略》卷十三）明末的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吏治腐败成了当时最大的腐败，是腐败的总根源。

这些通过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之低下不言自明。要指望他们忠心国事，有所作为，简直是痴心妄想。

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又是这么一批贪才、庸才、蠢才，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并且直到临死还牢骚满腹呢？

不有效加强对吏治腐败这个“最大的腐败”的治理，确实危险至极。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解读一下崇祯的遗诏，恐怕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篇 国民党之覆灭

摘自《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第九章：谁丢失了中国？——蒋介石的自辩” （美）易劳逸/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老实说： 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时间，1948年1月；讲演者，蒋介石。

从1947年到1950年，当同共产党角逐大陆的斗争进入生死关头时，蒋介石经常以这样严厉的语气训斥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他自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之因，以使他们“转败为胜”。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讲话——若干年里，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很容易找到，但一直到现在未曾受到注意——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

内战期间，随着战略优势转到了共产党一边，对接二连三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是又惊又羞。早在1947年6月，蒋介石曾自夸，“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7个月后，即1948年1月，蒋介石虽然还声称，“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但他问道：“我们剿匪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在1947年到1948年间，蒋介石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关于军事方面，蒋介石看到，主要的弱点是军官缺乏学识技能、普通士兵待遇较差以及自上而下萎靡不振。

蒋介石承认，许多军官根本谈不上专业技能。从最高级到最低层，大部分军官是在“打糊涂仗”。“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1948年1月，蒋介石埋怨绝大多数军官“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

下面这段不留情面的谩骂，充分说明蒋介石非常讨厌他的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高级将领，他说：“你们今天作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至于军官们对他们的士兵不闻不问，蒋介石也是深恶痛绝。他说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将领们不仅带不出一支有充足的衣食及良好的医药条件的部队，而且还侵吞军饷。因此，蒋介石决定军官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待遇能够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了。

1947年6月，蒋介石察觉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不可否认，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此外，蒋介石还特别指责国民党的军官，不能彼此合作。“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肯尼迪在猪湾惨败后曾这样说，“胜利有100个父亲，而失败是个孤儿”。蒋介石也同样抱怨他的那些将领或邀功争宠，或推卸责任的私心。他说：“如果我们打了败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讦，将自己的过失，尽量掩护，将打败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但是，“胜利却争功争赏”。

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他们还不执行命令，“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蒋介石察觉到他的将领们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是在欺骗他。他指责说，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他们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又如经过一次接触之后，往往夸张胜利，说打死了几千几万敌人。须知现在匪军战术原则的规定，避免和我们主力决战，我们要消灭他几千几万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夸张的报告，一望而知是假的。”

1947年6月，蒋介石表示：“如果照我们一般将领的精神道德，学术能力，以及知己知彼的程度而言，那我们今天早就应该被匪军打败了。”

比起军队来讲，蒋介石对他政权内的那帮行政官僚更是失去了希望。1947年7月，蒋介石表示，在他参加革命的40年中，从来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原因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他说：“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两个月后，在党团合并时，蒋介石又一次指出党团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训练，“可以说，只有一个空虚的躯壳，毫无实际的力量。”

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合并并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结果，到1948年2月，蒋介石仍然在抱怨，“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而且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做国家民族的罪人。”

有趣的是，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流露了他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赞道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效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1947年至1948年，尽管蒋介石已经对国民党和他的军队感到悲观，但他并不想放弃和毛泽东的角逐。1947年9月，蒋介石扬言：“虽然（共产党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却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来消灭他。”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允许国民党来从容不迫地“研究他们的一切和明了他们的一切”。1949年1月21日，随着经济滑向彻底崩溃的边缘，随着国民党军队退守长江南岸，随着老百姓对南京政府幻想的破灭，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辞去了他的总统职位。虽然他退居到了浙江东北部的老家溪口，在游山玩水中领略秀丽的风光和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可他一直在觊觎着政局的发展。这本来应是解甲归田了。然而，用侍从室秘书曾圣芬的话讲，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烦恼最紧张的自我反省时期。”他领导了二十多年的那场运动已经昙花一现。他深感羞愧，他在考虑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来溪口的拜访者络绎不绝，有陈立夫、王世杰、张道藩、陶希圣、谷正纲、陈诚、吴礼卿和张其昀，蒋介石就此问题广泛商讨。曹圣芬写道，三个月后，蒋介石的答案是：“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

第三篇 萨达姆之覆灭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文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十分短的时间内推翻萨达姆政权，除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因素外，有效的间谍战也是迅速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由于西方人的面孔难以在伊境内展开行动，中央情报局在战前就招募了大量伊拉克人充当间谍。这些间谍的活动为美国取得伊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情局的面试用到了测谎仪

　　现年40多岁的贾布里身材矮小，结实健壮。他曾经在伊拉克最令人恐怖的情报机关———伊拉克特别安全局整整工作了10年。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伊拉克政府指控他所属部族有人阴谋发动政变，他便被特别安全局赶了出去。1999年，贾布里叛逃到了约旦。在那里，他加入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联系的伊拉克反对派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

　　实际上早在2002年美中央情报局就开始为即将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做积极的准备。美中情局驻约旦首都安曼工作站通过伊拉克国民大会的联系人易卜拉辛·贾纳比为他们招募“人才”。贾纳比说：“他们要求我们提供一些能干的人接受训练，以便在伊拉克境内展开行动。因此我推荐了贾布里。”

　　据贾布里回忆，这次介绍活动开始于2002年10月18日，是在安曼的一个小咖啡馆里进行的。然后，中情局的官员在随身携带的测谎仪的帮助下，一连几天问了他大量的问题，其中包括他是自愿为中情局工作还是被迫加入的。还有一个问题竟是如果贾布里发现自己的兄弟正在与他为敌，他将怎么做。“我将干掉他。”贾布里回答说。

　　乘飞机前往美国接受两个月的训练

　　2002年11月22日，测试结束，贾布里与中情局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贾布里每月的工资是3000美元，中情局提前支付9000美元。两天以后，他坐上飞机从约旦飞往华盛顿。

　　抵达华盛顿后，贾布里发现被美中情局选中的共有13个人，既有伊拉克人，也有黎巴嫩人。接着这13人从华盛顿再度转机来到了一个极为隐蔽的训练场所。他们被告知这是在得克萨斯州。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多时间里，贾布里和他的同伴们在20名教练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体力、意志力、情报搜集、报告撰写以及侦察方面的训练。在一个海军训练点，受训者还学习了如何使用爆炸物，用以破坏军用车辆、坦克、输油管道、发电站以及铁路等等。

    5000美元买通萨达姆官邸的护卫官

　　2003年2月，贾布里的训练结束了。他被派往科威特，暂时居住在隶属于中情局的一幢别墅里等候命令。中情局为他配备了5万美元，一个全球卫星定位仪、一部卫星电话以及伪造的伊拉克身份证。身份证显示贾布里已经完成了兵役，这样他就可以在伊拉克境内自由行动了。3月11日，在科威特情报机关安排下，贾布里与偷渡者一起进入伊拉克境内。贾布里事后说：“我曾经在伊拉克特别安全局工作过，因此我知道这将是多么危险。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得做下去。”

　　中情局给贾布里的5万美元主要是让他买通伊拉克的关键官员，一同为中情局效命。贾布里开始找到一个叫艾哈迈德的人。这个人是贾布里在伊拉克特别安全局工作时的老战友，主要负责萨达姆总统官邸的护卫工作。贾布里向艾哈迈德坦白了一切真相，并称后者已经被列入了中情局要发展的名单当中。此外，贾布里还给了艾哈迈德5000美元的好处费。可能艾哈迈德自己已经不对萨达姆抱有任何信心，因此很容易地就被搞定，答应配合贾布里的工作。艾哈迈德向贾布里提供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在巴格达城内外的部署情况、伊军重炮阵地的位置、巴格达周围的导弹阵地的位置等等，这些最终都成为后来美军空袭的重点打击对象。

　　伊情报局一名少校也上了钩

　　为了侦察艾哈迈德所罗列出的目标，贾布里又找到了他的老朋友马沙达尼，并招募了他。马沙达尼是伊拉克情报局的一个少校，能够接触到该结构的一些核心机密。利用这个便利条件，马沙达尼向中情局提供了大量关于伊拉克导弹、反导系统以及部队移动的情报。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作为伊拉克情报机构的官员，马沙达尼可以自由进出许多机密的军事场所，他用自己的车子带着贾布里参观了艾哈迈德曾经确认的许多军事目标。在这些军事设施内，贾布里秘密启动了他携带的全球卫星定位仪，对这些目标的地理数据进行了准确的测量，然后把这些资料提供给他的接应者。

　　此外，在每天规定的时间里，贾布里使用卫星电话与中情局的人联系，汇报情况，并接受新的命令。

　　顺利获得萨达姆国际机场的兵力情报

　　此外，贾布里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获得有关萨达姆国际机场的地形和兵力部署情况，这是攻打巴格达的关键。艾哈迈德有一个叫马哈蒙德的朋友领导着伊拉克特别安全局的第三别动队，负责机场的安全。艾哈迈德知道马哈蒙德十分痛恨萨达姆，经常私下诅咒他，因此他建议贾布里策反马哈蒙德。贾布里便让艾哈迈德把马哈蒙德约出来喝茶，在经过三天的努力之后，贾布里给了马哈蒙德1.5万美元，马哈蒙德同意合作。

    3月23日太阳落山的时候，马哈蒙德让贾布里身着军装，马沙达尼带着伊拉克情报局的证件，进入了机场。这时战争已经在南部打响，巴格达夜间经常遭到空袭。在特别安全局的车里，三个人绕着机场不停地转圈，画出了每一幢建筑以及堡垒的地图，并把机场的守卫情况与武器配备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根据中情局的指示，他们又三次进入机场来确认他们的侦察结果。

　　他们完成工作之后，美军前线指挥人员已经对机场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分析出了伊军的防御弱点，以及美机最安全的着陆地点。

　　“合作者”双双落入伊秘密警察陷阱

　　3月26日，完成任务的贾布里忙里偷闲，来到了他位于提克里特附近的老家。第二天，他在贝伊吉石油工厂的工程师哥哥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在美军到来前立即回工厂移走一些重要文件。贾布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跟哥哥一起去，他希望能找到一些对美军有用的东西。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他的一名奢望领到赏钱的亲戚暗中将他出卖给了伊拉克秘密警察，当他坐车来到贝伊吉石油工厂时，萨达姆的秘密警察们立即将他的汽车团团围住，他被关进了巴格达声名狼藉的阿布·格拉比监狱。

　　贾布里回忆称，当时他以为自己这下子必死无疑，审问者们用毛巾蒙住他的头，将他双手反吊在天花板上，用藤条和棍子狠狠地抽打他，他的脚骨头都被打裂了。与此同时，少校马沙达尼也突然接到上司的电话，说要给他安排一个特别任务。在情报局总部见面地点，马沙达尼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们包围了，众多枝枪齐刷刷地指着他。不过，严刑之下，两人什么也没承认，并奇迹般地在美军攻占了巴格达后逃出监狱。

　　现在感觉被美国人彻底抛弃了

　　然而，许多被中情局收买的伊拉克双重间谍和“合作者”的下场都很悲惨，一些伊拉克“合作者”在试图游说伊官员时被识破，并惨死在监狱里。

　　即使是贾布里和马沙达尼这两位曾经帮助美军夺下萨达姆国际机场的“大功臣”，也只是分别收到了中情局提供的7.5万美元和6万美元的酬金，尽管在伊拉克这的确是个很高的数字了，但再多的钱显然也无法买来两人的生命安全。如今，贾布里已经上了萨达姆忠诚分子的死亡名单，他的两个开车出去游逛的亲戚已被游击队分子乱枪打死，然而美军却不愿给他提供足够的保护，甚至不允许他自己拥有持枪证和购买手枪保护自己。贾布里感到自己被彻底抛弃了，他悲伤地说道：“美国人好的时候看上去的确好，他们对你好得要命；但是当你的利用价值被用完的时候，他们就会像扔破袜子一样将你扔了。”

    同样是间谍　任务各不同

　　他利用勒索手段在国外降服伊特工

　　中情局收买的另一个伊拉克人间谍阿布·拉宁的主要任务是打压伊拉克情报局驻海外的特工人员。他的策略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找到他们的弱点，然后让他们背上黑锅，再逼迫他们为我们工作。”拉宁说。

　　拉宁发现一个伊拉克情报局驻布加勒斯特的官员十分具有利用价值，这个人掌管着伊拉克在东欧的情报人员，为人十分好色。于是拉宁打扮成一个欧洲富商，并通过渠道结识这名官员，他租了一个大别墅，雇了5个妓女，买了大量的酒，以举行私人派对的名义请这名官员前来赴“鸿门宴”。这名伊拉克情报局的官员带来了4个同事。拉宁用录像机偷偷录下了他们酒后吹嘘的狂态，并且把他们与妓女在一起的猥琐情形拍了照片，以便以后加以勒索。但事后证明这都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当他的客人们意乱神迷之时，拉宁取得了这名官员的手机，并复制了他的通讯本。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拉宁按照通讯本上的名字挨个打电话，最后他确定了65个特工的身份。这样美中情局就清楚地掌握了伊拉克特工在欧洲的分布情况。

　　他在弹坑中评估轰炸效果

　　阿布·阿尔提曼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中情局收买的间谍之一，他的主要任务是评估针对巴格达的轰炸效果。他常常是从一个弹坑转移到另一个弹坑，记录下轰炸造成的效果，并评估伤亡情况，还要时刻注意伤亡的人中是否有伊拉克领导层的成员。然后在每天事先规定好的时间里，用卫星电话把评估结果向中情局报告。这样美国人就可以清楚自己的轰炸效果，然后决定是否再次打击已经轰炸的目标还是转向新的目标。

　　4月7日，阿尔提曼装扮成救援人员，在巴格达曼苏尔区遭到轰炸的几个房屋处进行救援工作。美国防部认为萨达姆在轰炸前就在里面开会。救援人员也告诉阿尔提曼，萨达姆不久前曾在这里视察破坏情况，并慰问死难者的家属。但是阿尔提曼在废墟中并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尸体，在确认情况后，他便把所知道的情况向中情局汇报了。由此美军断定萨达姆没有在此次轰炸中丧生，联军追捕萨达姆的行动继续展开。

    萨达姆长叹：“甚至我的衣服都背叛了我”

　　早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情报机构就已经认识到美国人的间谍已经在伊境内四处活动，伊军的战斗力已经被瓦解。据伊拉克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称，在向萨达姆呈送的绝密报告中，他们指出美国中情局向伊拉克派遣了大量间谍，并且把伊拉克情报机构中的许多特工发展成为双重间谍，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已经被彻底摧毁，一旦开战伊拉克的防御将面临全面崩溃。“我们委婉地建议他不应继续留在伊拉克，因为我们不能直接说他应当下台。”这名上校说。

　　但是萨达姆并不相信伊拉克情报机构这份报告，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不过随着巴格达的逐渐陷落，萨达姆这才发现他的大多数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他只能离开首都四处逃亡了。据当时陪同萨达姆的一个秘书回忆说，萨达姆在离开巴格达之前，站在大街上，凝望着远处的炮火，用阿拉伯语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甚至我的衣服也背叛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