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儿童救援组织:雷颐：“二张”的命运

（上）

　　张佩纶、张之洞两位直隶同乡曾是清末政坛重要政治派别“清流党”的两员健将，以清流“二张”著称，名重一时。但后来却一个发配流放，一个位极人臣，天壤之别，屡为人叹。二人宦海生涯的顺逆升沉，生动反映出清末政坛的种种“世相”。

　　政坛总有不同派系，清末同治、光绪两朝，所谓“清流党”就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系。清流党是当时京师官场的一个松散团体，多为“言官”组成，绝大多数出身翰林，多在翰林院、都察院、国子监等衙门任职。他们不掌实权、不负责具体、实际事务，以维护纲常名教等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正”为己任，以此针砭朝政，推崇气节道义，抨击贪官污吏；对外交涉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反对学习西方，强调严守孔孟之道，大胆弹劾他们认为有悖儒教纲常的大臣。他们以“敢言”著称，但背后也不无个人动机，因为一旦通过“清议”获得名声，高官厚禄便随之而来。

　　“清流”之所以能声震一时，甚至影响朝政，根本原因还是慈禧的支持，因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势力渐大，以致慈禧在不得不倚重他们的同时，又要千方百计压制、控制其发展，所以又借助“清流党”打击湘、淮“疆臣”势力，扭转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而且，慈禧在与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后，二人“联盟”迅速破裂，又与其争权，他们都想利用“清流”打击对手。她以操纵各派的“平衡”来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威，因此，对言路一时颇为优容，使“清流党”得以存在，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对“清流”，时人又以谐音“青牛”戏称，在清流诸臣中，这直隶“二张”被比为“青牛二角”，以喻其弹劾大臣、指斥宦官之凌厉。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1848年出生于官宦之家，年仅23岁即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自作诗云：“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才华横溢，少年得志，自我感觉极佳，难免年轻气盛。张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直隶南皮人，1837年出生于官宦之家，26岁中进士。26岁中举虽不算晚，但他15岁即中举人，在京城以少年才子享名一时，本以为很快就能考中进士，没想到主客观原因使他十余年后才成进士。但这十年并未虚度，他曾回乡办“团练”，防备太平军北上，又曾入山东巡抚文煜幕；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对世事及官场的了解较其他“清流”为深，因此更少书生气。

　　虽然“二张”在光绪初年曾联手为“东乡惨案”受害农民上疏鸣冤，纠弹捏造惨案的权臣，沉冤最终昭雪，声名大震，但两人行事、为文的风格、策略却大为不同。

　　当时的人形容张佩纶“仪容俊伟，善辩论，好博击”，频频上书，被他弹劾者朝内上至尚书、枢臣，朝外则有总督、巡抚，如川督丁宝桢、吏部尚书万青黎、工部尚书贺寿慈、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董恂与王文韶、光绪的老师翁同騄、首任三口通商大臣并首位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崇厚，还有内务府大臣、贵州巡抚、船政大臣、浙江提督、吉林将军……据统计，被他弹劾的三品以上大员就有21人，三品以下者则不胜枚举。对被他弹劾的人，慈禧往往并不深查即“罪之”，这是以往少有的，所以张佩纶言论更加锋利，因此“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甚至连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与张佩纶相比，其貌不扬、身材殊矮的张之洞则低调、老到得多。有人统计，他在身居“清流”时所写的数十封奏折、附片，弹劾他人者绝少，几乎都是“言事”而非“对人”，即多为对内政外交的建言献策。他弹劾、谏议的案件虽然很少，但由于善于把握时机与分寸，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桩，如“东乡案”、“崇厚案”、“庚辰午门案”等都获成功，故也大名鼎鼎。所以有人说，与其他清派党人相比，张之洞“宦术甚工”，即精通当官之术。他为慈禧违反家法、祖制强立载?（即后来的光绪）为帝辩护，深得慈禧好感。而他与陈宝琛不避慈禧太后威严抗疏力争、使慈禧改变原议的“庚辰午门案”，为他赢得了“铮言回天”的一片赞誉，此案也典型地反映了他的为官之道。

　　“清流”当然知道慈禧是最高统治者，所以在关键时刻一些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的清流党人却不惜枉礼枉法，支持慈禧，助其度过“合法性危机”。1875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将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再垂帘听政，所以慈禧不惜违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也就是说，要从同治皇帝的平辈，即诸堂兄弟中再选新皇帝。

　　挑来挑去，慈禧最后选中了醇亲王奕的儿子载?。因为当时载?只有四岁，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帘听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由于慈禧早已大权在握，所以对她强立载?为帝众人虽十分不满，但无人敢公开反对，只遇到一两个并无实权的官员的温和反对，很快为其压下。但四年之后，即光绪五年3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借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之机却在蓟州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他在遗疏中公开指责慈禧“一误再误”，力辩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错误做法而改变。吴以死犯谏和遗疏的言辞激烈，使朝野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明白，吴可读以死相谏，如果像之前那样处理有可能激起众怒，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令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数“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这些大臣当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发动大家为她解围，同时也考验每人的态度，“清流”之辈张之洞、宝廷、黄体芳、李端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为慈禧辩解。

　　张之洞重申慈禧说法，强调此举“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为皇上所深愿”，“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他强调，儒家经典的一些“精言”已“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如果有迂儒引用这些“精言”干扰当今国家大事，自然于国家、朝廷不利。最后，礼亲王世铎也具折上疏，反驳已经死去的吴可读，为慈禧辩解，这场风波终告平息。慈禧度过严重的政治危机，张之洞之疏影响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开始受到慈禧的“恩宠眷顾”。事实说明，所谓“纲常名教”，说到底只是这些以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自命的“清流”的手中工具，既可以违背纲常名教之罪名打人，也可以纲常名教不切合今日实际为某人辩护，是“打”是“辩”，端看自己需要。

　　“立嗣风波”使张之洞得到慈禧恩宠，而一年后的“庚辰午门案”，则使他赢得朝野一片叫好。1880年是农历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的胞妹醇王福晋送八盒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许走午门，何况也无人事先通知，所以把守午门护军玉林等照例不许李三顺通过。李三顺倚仗太后之势，强行闯门，双方发生争执推搡。李三顺丢弃食盒跑回宫向慈禧告状，慈禧大怒，当即命令总管内务大臣会同刑部严惩玉林等一干护军，“首犯”要办成死罪，其他人也要监禁、流放。如此处理，朝野不服，经各方运作，几月下来，慈禧才同意将玉林等人或发配黑龙江充当苦差且“遇赦不赦”，或监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则交刑部严加议处。护军忠于职守却遭此严惩，众人依然不服。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张之洞、陈宝琛愤然于胸，准备上疏抗争。

　　在这几个月中，宫中的发生两件事更使张之洞认为上疏时机已到。原来，午门护军与太监发生冲突后不久，内务府施工时在慈禧常去的长春宫天棚发现大包黑火药和大量火柴（当时名为“洋取灯”），很可能是要谋杀慈禧。此是重案，但因门禁松弛，杂人渐多，根本无法查清何人所为，但起码太监有失查之责。另一件则是更为荒唐。一天中午，慈禧在体元宫西暖阁正准备吃饭时，听到外有咳声，忙问是谁，回答说是“内监”。但放眼一看，却是一平民老汉，一边持烟筒吸烟，一边咳嗽吐痰。慈禧大怒，命人将其捉拿审讯后才知，此人名叫刘振生，是住在北京西城的百姓，因认识一太监，就请他将自己带进皇宫开开眼界。这位太监将他经神武门带入宫内，守门护军不敢拦阻；进宫后太监有事他去，刘竟一人走进深宫。慈禧怒不可遏，刘被处死，而那位太监、神武门当值护军及其他有关者都受到诸如充军流放、革职等处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谕还痛斥守门护兵：“宫禁森严，竟任令该犯走入，门禁懈弛已极，实堪痛恨。”

　　张之洞上疏的重点为强调太监恣横为祸最烈，并举这两个案件为例，说明门禁懈弛的可怕后果，要求严惩涉案太监，并请下旨对太监应严加约束，申明有关禁令。但对数月前受冤屈的午门护军，全疏却无一句为之辩解，因为他深知慈禧禀性，惟恐如此一来反会坏事。所以，他一再叮嘱陈宝琛上疏时千万不要提从宽处罚护军之事，因为这含有太后处分不当之嫌；全文应着重于门禁和对太监的管理处罚，希望太后自悟；言辞不要过激，以免惹怒太后。恭亲王奕读后，手拿张陈两疏对其他御史说：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张陈上疏确使慈禧“自悟”到问题严重，但她又不愿承认自己不对，所以只是减轻了对有关护军的处罚，而对太监李三顺等也略有薄惩。众人知道，能有此结果也甚为不易，朝野对张陈则称赞不已。

　　“清流党”气盛一时，不可一世，举凡军国大事、内政外交、财政收支、人事升降等等无不“指点江山”；而且这些书生尤喜谈兵，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具体的用兵之道、战略战术都谈得头头是道。如此雄才大略，朝廷自然重用，其中一些人或被派到朝内实权部门，或被派到地方当一方大员，开始掌握实权。张之洞与张佩纶，便先后外派，从“清流”而主持实际事务。主持实务后，才知许多事情并非本本那样简单，不变通不行，张之洞渐成“洋务派”。由此，二人的命运发生了判若云泥的变化。

（下）

　　1882年元月，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主政一方，终于跻身封疆大吏之列。他共任山西巡抚两年零4个月。在此期间，他席不暇暖，整顿吏治、清理地方财政、裁撤摊捐、清丈地亩、劝本务农、赈荒救灾、严禁烟毒。最重要的是，在主管实际事务的过程中，他渐渐感到中国传统方法已不完全适用，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他接受了多次到山西赈灾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在山西实行“洋务”的建议，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他认识到，山西的洋务远远落后于沿海各省，故专门设立了洋务局，要求下属学习、讲求洋务。由于治晋有方，1884年5月末，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清廷任命张之洞为战争关键处的两广总督。正是这场战争，使他对洋务的认识更加深刻，于是，他在两广也大办洋务。

　　大办洋务需要大量资金，但地方财政困难异常，于是张不得不做出开放“闱姓”赌捐惊人之举。“闱姓”是晚清两广较为流行的一种以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方式，咸同年间，广东当局为筹军饷曾一度弛禁，但为“清流”奏请禁止。而原来的“清流”张之洞奏居然请开闱姓之赌，自然引起轰动，引人讪笑，种种严厉抨击、参奏接踵而来。无奈之中，张之洞给朝廷上折为自己辩解。他分析了不得不弛禁的客观原因，认为“清流”只有面对实际，才会知道不能凡事都按本本、教条去做，要摒弃嗜好空谈大话的陋习，才有可能逐渐“务实”。两广总督的四年，张之洞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由此成为洋务派后期的领袖人物，成为晚清一代名臣。1909年秋，张之洞病逝，三天后清廷即上谕加恩谥予“文襄”，备极衰荣。

　　与张之洞的官运亨通相反，张佩纶却是仕途坎坷潦倒。1883年底，张佩纶进入综理洋务的“总理衙门”，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开始管理实际事务。以言官翘首而执掌实际事务，35岁的张佩纶官至正三品，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但进入总理衙门只几个月，政坛突发变动，慈禧与恭亲王奕盉矛盾白热化，最终在1884年4月下旨罢免奕盉，史称“甲申之变”。但张佩纶却“不识时务”上疏为奕盉辩护，触怒慈禧，被其严斥。5月中法战争和战未明时，张佩纶坚决主战，言辞激烈。出于种种考虑，慈禧干脆任命这个喜谈兵事却毫不知兵的书生前往福州主持防务。7月3日，张佩纶抵达福州。8月23日下午，海战打响，马尾港内11艘中国军舰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被击沉9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江之败，原因多多，有中法两国军舰水平的差距，有两国兵力的差距，当然还有张佩纶的备战、指挥的失误等等。比如，熟读经史的张佩纶居然还使用让士兵换上商人衣裳、派人在岸上插许多旌旗以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用火船攻击敌舰的“战术”，或想上演一出当代“火烧赤壁”。

　　战斗打响后，从未到过火线的张佩纶上山观战，法舰炮火之猛烈远远远超出他的想像。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主帅”张佩纶却惊恐万分，从后山仓惶而逃，全然不顾自己平时总是慷慨激昂、大言主战。时值大雷雨，其鞋跑掉，狼狈不堪，一直跑到18里外的彭田村才安顿下来。而船政大臣何如璋也逃之夭夭。马江之败，张佩纶自然罪责难逃，其实清廷应负主要责任。他被发配到察哈尔充军，这一年，他三十有七。

　　张佩纶曾是慈禧宠臣，这次慈禧却定要严惩，原因殊不简单。其实，就在任命张出京赴闽的同一上谕中，还命令同时“清流”的吴大贗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名为重用，其实是要将这些“清流”赶出京城。

　　他们的出京与受罚，标志着“清流”的解体。不久前这个强大的政治派别还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不到一年便土崩瓦解，只因此时慈禧已剪除政敌，大权在握，无需再借“清流”敲打异己，相反，“清流”的存在已成她为所欲为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句话，“清流”本就是最高统治者打人的工具，兔死狗烹，中国政治传统向来如此。只是慈禧为削其势力把他们赶出京城太过迫不及待，甚至不惜以“会办”军务之名，全然不顾书生典兵可能酿成大祸，未免太把军国大事视同儿戏。当然，对慈禧来说，与争权夺利相比，军国大事只能是“儿戏”。

　　1885年春夏，张佩纶开始了为时三年的罪臣流放生涯。哪知他来到荒僻的察罕，竟引起了蒙古王公、俄国商人和日本“游历使”的注意，访客不断，朝廷立即关注，都统急将他追返张家口。对自己戏剧性的宦海沉浮，张佩纶发出“朝是青云暮逐臣”的无限感慨。好在京中好友时常寄赠银两，尤其是李鸿章，多次赠银不菲，使他平安度过三年戍期。1888年春，张的戍期已满，按例要交“台费”、“部费”三年共计2000两，这笔巨资，又是李鸿章一力承担，他才得以释归。

　　李鸿章之所以慷慨援张，因其与张佩纶本有“世谊”。张的父亲张印塘曾与李属“患难之交”，且张守卫的庐州就是李鸿章的家乡，二人交情更深。以后张佩纶步入政坛，李鸿章一方面“念旧”，一方面欣赏其才华，故对他一直另眼相看。同样，张在官场也给李“面子”，他“以直声震天下”，参劾高官举不胜举，但从未直接参奏过李鸿章。张佩纶过津时，李曾主动看望，二人来往更加密切。现存二人之间600余封信函表明，两人对朝政长期互相沟通。尤其是进入总理衙门的几个月，张更是三两天就与李通一次信，向李详告各种情况。此次张佩纶落难，李鸿章不仅不吝钱财助其渡过难关，还多次去函表示慰问。他以长者身份劝张说：“公是有心人，惟矜气过重，视事太易，致此蹉跌”，但又鼓励、赞扬说国内像他这样“敏果有志略者，戛戛难之”。天津机器局将奥地利普兰德海军官军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著《海战新义》译出印行不久，李鸿章即给张寄去：“附上《海战新义》一书，望悉心参详，较胜于故纸堆中寻生活。以水师败者，必以水师求胜，非空言大话所能济事也。”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李对张的殷殷关切。

　　所以，当张戍满回到北京成为一介草民、四顾茫然不知何往时，又是李鸿章接纳了他，成为北洋总督府中为李主管文书的幕僚。对经过一番磨难的张佩纶，李鸿章更加推崇。最后，李干脆将才貌双全的女儿李菊耦嫁与张佩纶。李菊耦当时23岁，相貌出众，能作诗、弹琴、弈棋，还熟悉历史掌故，喜品评书画，由于有见识，有时李鸿章还要她代看公文，是有名的才女。宰相府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千金小姐竟要嫁与年满40、且是流放归来的“罪臣”、还结过两次婚的张佩纶做“第二填房”，以世俗标准来看太不相配，故轰动一时，甚至传为笑谈，戏谑文字不少。婚后二人感情甚笃，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于1896年生子张志沂。附说一下，张志沂于1916年娶逊清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二人在1920年秋生下一个女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张爱玲。

　　张佩纶婚后一直住在天津北洋总督衙门内，着意回避政治。但原本是政治中人，又是“宰相”李鸿章的女婿，还住在“政治旋涡”的北洋总督府内，最终却未能逃避政治。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清政府向日本宣战。甲午战争，事关重大，李鸿章首当其冲，张佩纶自不能免，此时他在北洋总督府亦不能不对此屡发议论、屡提建议，一些建议与李的其他幕僚不合，因此得罪一些人。就在清政府对日宣战之后、平壤战役全面展开之前，朝廷突然下诏，将张佩纶逐出天津，勒令立即回原籍。原来御史端良奏劾张佩纶，说他以罪臣身份呆在北洋总督府、紧随李鸿章，“居北洋幕中，妄干公事”，应对这几次战争失利负责。奏劾张佩纶，是军机大臣、醇亲王亲信孙毓汶和北洋总督衙内李鸿章几个亲信共同策划的结果。因为孙从来以贪著称，十几年前张佩纶就参劾过他，故一直想找机会报一箭之仇。李鸿章左右则因对张提的意见不满而生忌恨，其中主角竟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郎舅失和，反目成仇。

　　张不得已离津，但他提出想去南京，得到同意。1895年初春，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时，被逐出北洋衙门的张佩纶携妻南下南京。随后几年国事蜩螗，张佩纶“忧伤君国”却又对政坛深感失望，无可奈何。1900年秋，慈禧急盼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尤怕自己被列为应受惩罚的“祸首”，盼李与列强交涉使自己免受惩罚。这时，慈禧又下诣重新起用张佩纶，赏他为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但张并无意于此，经多次催促才在1901年初谈判基本结束时前往北京。在形势逼迫下，慈禧也下诏变法，开始行“新政”，设立“督办政务处”统办全国新政，庆亲王奕、荣禄、王文韶等，张佩纶被任命为襄办。但此时，他于仕途已意兴阑珊，不顾众人劝说坚辞不就，离京返宁。李鸿章1901年深秋在京逝世时，张在南京未及奔丧。

　　1902年至1903年，此时已是“天下名臣”的张之洞来到南京。多年老友，近20年未见，在此期间却只见了一面。个中原因，说法不一。一说是张之洞知道朝廷不喜张佩纶，故百般推脱。另一说法则正好相反，谓张之洞来宁后多次想见张佩纶，但后者因当年同僚如今天壤而以病辞之。无论哪种说法，终归最后还是见了一面。回首当年意气风发，如今物是人非，二人垂泪而别。1903年初，张佩纶于潦倒中在宁病逝。

　　尽管张之洞身后在当朝备极衰荣，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二张”最终的命运却如出一辙：“文革”中响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的红卫兵在1966年11月8日掘开张之洞与三位夫人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双庙村的合葬之墓，曝尸荒野，任人拨弄踢踹，不知所终；次年10月24日，红卫兵掘开张佩纶与夫人在家乡河北丰润大齐坨黑山沟的合葬之墓，二人尚完好的尸骨，被红卫兵用锹镐捣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