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新产品新技术:论道德(道德人生)

论道德
周国平

（1）
　　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美德即智慧。”一个人如果经常想一想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对于俗世的利益就一定会比较超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到底，道德败坏是一种蒙昧。当然，这与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有些识字多的人也很蒙昧。
　　假、恶、丑从何而来?人为何会虚伪、凶恶、丑陋?我只找到一个答案：因为贪欲。人为何会有贪欲?佛教对此有一个很正确的解答：因为“无明”。通俗地说，就是没有智慧，对人生缺乏透彻的认识。所以，真正决定道德素养的是人生智慧，而非意识形态。把道德沦丧的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失控，试图通过强化意识形态来整饬世风人心，这种做法至少是肤浅的。
　　意识形态和人生智慧是两回事，前者属于头脑，后者属于心灵。人与人之间能否默契，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取决于人生智慧的相通。
　　一个人的道德素质也是更多地取决于人生智慧而非意识形态。所以，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集团中，都有君子和小人。
　　社会愈文明，意识形态愈淡化，人生智慧的作用就愈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愈真实、自然。
　　在一个人人逐利的社会上，人际关系必然复杂。如果大家都能想明白人生的道理，多多地关注自己生命和灵魂的需要，约束物质的贪欲，人际关系一定会单纯得多，这个世界也会美好得多。
　　由此可见，一个人有正确的人生观，本身就是对社会的改善做了贡献。你也许做不了更多，但这是你至少可以做的。你也许能做得更多，但这是你至少必须做的。
　　知识是工具，无所谓善恶。知识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美德与知识的关系不大。美德的真正源泉是智慧，即一种开阔的人生觉悟。德行如果不是从智慧流出，而是单凭修养造就，便至少是盲目的，很可能还是功利的和伪善的。
　　在评价人时，才能与人品是最常用的两个标准。两者当然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在最深的层次上，它们是否相通的？譬如说，可不可以说，大才也是德，大德也是才，天才和圣徒是同一种神性的显现？又譬如说，无才之德是否必定伪善，因而亦即无德，无德之才是否必定浅薄，因而亦即非才？当然，这种说法已经蕴涵了对才与德的重新解释，我倾向于把两者看作慧的不同表现形式。
　　人品和才分不可截然分开。人品不仅有好坏优劣之分，而且有高低宽窄之分，后者与才分有关。才分大致规定了一个人为善为恶的风格和容量。有德无才者，其善多为小善，谓之平庸。无德无才者，其恶多为小恶，谓之猥琐。有才有德者，其善多为大善，谓之高尚。有才无德者，其恶多为大恶，谓之邪恶。
　　人品不但有好坏之别，也有宽窄深浅之别。好坏是质，宽窄深浅未必只是量。古人称卑劣者为“小人”、“斗筲之徒”是很有道理的，多少恶行都是出于浅薄的天性和狭小的器量。
（2）
　　西哲认为，利己是人的本能，对之不应作道德的判断，只可因势利导。同时，人还有另一种本能，即同情。同情是以利己的本能为基础的，由之出发，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替别人想，就是同情了。
　　利己和同情两者都不可缺。没有利己，对自己的生命麻木，便如同石头，对别人的生命必冷漠。只知利己，不能推己及人，没有同情，便如同禽兽，对别人的生命必冷酷。
　　利己是生命的第一本能，同情是生命的第二本能，后者由前者派生。所谓同情，就是推己及人，知道别人也是一个有利己之本能的生命，因而不可损人。法治社会的秩序即建立在利己与同情的兼顾之上，其实质通俗地说就是保护利己、惩罚损人，亦即规则下的自由。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利己的行为都得到保护，损人的行为都受到惩罚，这样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
　　同情，即人与人以生命相待，乃是道德的基础。没有同情，人就不是人，社会就不是人呆的地方。人是怎么沦为兽的？就是从同情心的麻木和死灭开始的，由此下去可以干一切坏事。
　　所以，善良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界限。
　　人如果没有同情心，就远不如禽兽，比禽兽坏无数倍。猛兽的残暴仅限于本能，绝不会超出生存所需要的程度。人残酷起来却没有边，完全和生存无关，为了龌龊的利益，为了畸形的欲望，为了变态的心理，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只有在人类之中，才会产生千奇百怪的酷刑，产生法西斯和恐怖主义。
　　善待动物，至少不虐待动物，这不仅是对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尊重，也是人类自身精神上道德上纯洁化的需要。可以断定，一个虐待动物的民族，一定也不会尊重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感一旦麻木，心肠一旦变冷酷，同类岂在话下。
　　一个对同类真正有同情心的人，把同情心延伸到动物身上，实在是最自然的事情。同样，那些肆意虐待和残害动物的家伙，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对同类也一定是冷酷的。因此，是否善待动物，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动物的命运，其结果也会体现在人身上，对道德发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道，救赎动物就是人类的精神自救。
　　善良的人有宽容之心，既容人之短，能原谅，又容人之长，不嫉妒。在我看来，容人之优秀是更难的，对于一个开放社会也是更重要的。
（3）
　　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对于今天许多国人来说，这个观念何其陌生，往往只把自己用做了谋利的手段，互相之间也只把对方用做了谋利的手段。
　　一个自己有人格的尊严的人，必定懂得尊重一切有尊严的人格。
　　同样，如果你侮辱了一个人，就等于侮辱了一切人，也侮辱了你自己。
　　高贵者的特点是极其尊重他人，正是在对他人的尊重中，他的自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世上有一种人，毫无尊严感，毫不讲道理，一旦遇上他们，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因为我与人交往的唯一基础是尊严感，与人斗争的唯一武器是讲道理。我不得不相信，在生物谱系图上，我和他们之间隔着无限遥远的距离。
　　什么是诚信？就是在与人打交道时，仿佛如此说：我要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并且一定会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守信用。当你这样说时，你是非常自尊的，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待的。同时，又仿佛如此说：我要你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并相信你一定会对它负责。这就是信任。当你这样说时，你是非常尊重对方的，是把他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待的。由此可见，诚信是以打交道的双方所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
　　仗义和信任貌似相近，实则属于完全不同的道德谱系。信任是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这些方面彼此尊重，绝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时都遵守规则。仗义却相反，一方面抹杀个性和个人利益，样样求同，不能容忍差异，另一方面共事时不讲规则。
　　如果我是一个从前的哲人，来到今天的世界，我会最怀念什么？一定是这六个字：善良，丰富，高贵。
　　道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精神性的，旨在追求个人完善，此种追求若赋予神圣的名义，便进入宗教的领域。一是实用性的，旨在维护社会秩序，此种维护若辅以暴力的手段，便进入法律的领域。
　　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必生恶果。试图靠建立某种社会秩序来强制实现个人完善，必导致专制主义。把社会秩序的取舍完全交付个人良心来决定，必导致无政府主义。
　　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来树立榜样基本上是从道德着眼。我更强调人性意义上所达到的高度，亦即整体的精神素质，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只是他的整体精神素质的表现，并且惟有作为此种表现才有价值。
　　人性意义上的伟大是世界性的，必能赢得一切民族的人的尊敬。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往往不受欢迎，而在家乡之外却受到尊敬。”套用他的话，我们可以说，只在自己的家乡受到推崇、而在家乡之外不受欢迎的榜样是不够格的榜样。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我们可以把耶稣的名言变换成普遍性的命题：规则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规则而生的。人世间的一切规则，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都可以依据人的合理需要加以变通。有没有不许更改的规则呢？当然有的，例如自由、公正、法治、人权，因为它们体现了一切个人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基本价值理想。说到底，正是为了遵循这些最一般的规则，才有了不断修正与之不合的具体规则的必要，而这就是人类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
　　个人越是雷同，社会就越是缺少凝聚力。无个性的个体不能结合为整体。个人越是独特，个性的差异越是鲜明，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就越是生气勃勃。
（4）
　　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然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
　　据我揣摩，人们的心理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竟然有人做了，于是嫉妒之情便化装成正义的愤怒猛烈喷发了，当然啦，决不能让那个得了便宜的人有好下场；另一方面，倘若自己也做了类似的事，那么，坚决向法庭认同，与罪人划清界线，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仿佛谴责的调门越高，自己就越是安全。
　　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惟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中国人的“比赛精神”集中在有形的名和利上了，而在无形的领域，对于个人内在的优秀，个人能力的生长和心灵的快乐，则非常缺乏“比赛精神”。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功利的“比赛精神”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一种浅薄的民族虚荣心，特别在乎表面或次要事情上的名次，诸如体育之类。这是一种低级的“比赛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正视中国在教育、科学、医疗、环保、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在这些事情上耻于当最后几名，争取当前几名，我们就有高级的“比赛精神”了。
　　爱国要有平常心。过去我们在大国心态和弱国心态的双重支配下，自大又自卑，排外又媚外，出尽了洋相，也吃够了苦头。今天仍有相当多的青年，一面高喊过激的爱国口号，一面费尽力气要出国定居，这应该怪不当的引导。做人要自爱自尊，作为民族也如此，而自大和自卑都是自尊的反面。两极相通，狭隘民族主义是很容易变成民族虚无主义的。正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也更有条件用全球的、人类的眼光来看中国，更好地辨别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建设一个更伟大的中国。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两种完全不同的爱国主义：诗意的，自然的，低调的，其实质是对土地和人民的感情；意识形态的，做作的，高调的，其实质是受权力操纵的表演。
　　判断爱国主义境界高低的标准：有没有普世价值作为其内涵和基础。
　　我心目中的“中国”概念：一个我们祖祖辈辈繁衍和生长的地方，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总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子孙孙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中国人的血。总之，是民族的概念，血缘的概念，制度会变，意识形态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
　　世界上特立独行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原因有二。一是懒惰，因为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真正实现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自己，是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的，许多人怕吃苦，怕麻烦，就宁愿放松自己，做一个平庸的人。二是怯懦，因为在一个大家都平庸的环境里，少数人若仍要追求优秀和独特，就会遭到讥笑、嫉妒甚至迫害，于是为了自保而退缩，违心地随大流。
　　由此可见，是多数人的懒惰导致了少数人的怯懦。相反，如果人人都对自己负责，以优秀为荣，因而也就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秀，这样的环境是最适合于特立独行的人生长的。
　　群体性的懒惰是阻碍个性发展的最大阻力。在社会中，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意味着竞争，于是，为了自己能偷懒，就嫉恨他人的优秀，宁愿人人都保持在平庸的水平上。
　　怯懦是懒惰的副产品。首先有多数人的懒惰而不求个人的独特，这多数的力量形成了一条防止个人求优异的警戒线，然后才有了人言可畏的怯懦心灵。
（5）
　　当我在一个恶人身上发现一个美德，我就原谅了他的一千件恶行。
　　当我在一个善人身上发现一个伪善，我决不肯因为他的一千件善行而原谅他的这一个伪善。
　　一个行为有两个动机，一个光明，浮在表面；一个晦暗，沉在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有谁想把它们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在幸福时，人也会有良心的斗争，但那良心是在脑子里，斗来斗去只是头痛。只有在苦难中，回首往事，良心发现，这时的良心才在心灵中，人才真正感到心痛。
　　当庸俗冒充崇高招摇过市时，崇高便羞于出门，它躲了起来。
　　猥琐假冒神圣乃是最无耻的亵渎神圣。夜里我不断梦见一个句子——
　　“子曰他妈的！”
　　除了平庸，一切都可以忍受。然而，我受不了的只是自己的平庸。至于别人的平庸，只要不冒充为高明，我是乐于原谅的。
　　蒙田说：“对别人的善良的信任，足以证明自己的善良。”的确，恶人是不相信有善良这回事的。在他看来，别人不作恶只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有力量仍然不作恶的人都是傻瓜。相反，善良的人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善良，并因此低估了恶人存在并且作恶的可能性。
　　当我享受时，我最受不了身边坐着一个苦行僧，因为他使我觉得我的享受有罪，使享受变成了受苦。
　　怨恨者的爱是有毒的，吞食这爱的人必呕吐。
　　有的人的所谓诚实是出卖别人的信任。
　　无论何处，只要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出现，那里的人们就要遭罪了，因为他必定要用他的完美来折磨和审判你了。这班善人，也许你真的说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尽管除了他的道德以外，你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像样的优点。
　　相反，一个真实的人，一种独特的个性，必有突出的优点和缺点袒露在人们面前，并不加道德的伪饰，而这也正是他的道德。
　　恶德也需要实践。初次做坏事会感到内心不安，做多了，便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不觉其坏。
　　阴暗的角落里没有罪恶，只有疾病。罪恶也有它的骄傲。
　　医生把罪犯看作病人，道德家把病人看作罪犯。在医生眼里，人人都有病。在道德家眼里，人人都有罪。医生治国，罪犯猖獗。道德家治国，病人遭殃。
文章来源：周国平的博客
图片来源：深山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