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保险柜好不好:旧书新读

  ——《旧书新读》（26）

    第一次知道高玉宝的故事，是通过一部名叫《半夜鸡叫》的木偶故事片。公社电影队来村里放映，爷爷带我去看的。那时我还小，看不太懂，只记得那个尖嘴猴腮的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干活儿，半夜里装鸡叫；另外就是那个肉团子似的地主婆，对待长工们的穷凶极恶。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我问也曾给财主扛过活的爷爷：爷爷，那地主怎么那么坏呀？爷爷笑了笑说：“唉，说书唱戏点化人呗！”接着他就说起当年他给财主打工，东家待他如何如何好，财主自己如何勤劳之类。这与平时在学校里所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爷爷说：“那财主半夜三更的催长工们下地，啥也看不见，干什么活儿呀！”爷爷一副不以为然的口气，把我也弄糊涂了。是呀，半夜三更的学鸡叫，是真的吗？

    上了初中之后，我才第一次读到了高玉宝所写的这本原著《高玉宝》。据说，以作者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著作，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呢。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拿到此书后如饥似渴的读这本书的情形。其时正是夏天，中午放学后，我要回离学校三里远的家里吃饭。在路上，一边走路一边读书。明晃晃的阳光照着书本，看不大会儿，眼前就发黑了。当时读完这本书以后有什么感想，现在已经不大能记得了，但爷爷提的那个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长久的挥之不去。

    三十多年后重读此书，自然是另一番感慨。尤其是读了书后的《再版后记》，才总算是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我手头的这本《高玉宝》，其实是1971年修改后的第二版。它的第一版是1958年出的。作者在《再版后记》中描述了自己创作及修改此书的过程。小说的主人公，也就是书的作者高玉宝，是辽宁复县人，从九岁就给地主周春富放猪、当童工、出劳工。一九四七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军队中所开展的诉苦和“三查” 运动中，加深了他对地主恶霸的仇恨。因此，他决心用笔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揭露帝国主义、汉奸地主的丑恶与残暴；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伟大的党，歌颂工农兵，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样的创作动机，迎合了当时的政治环境，自然也会受到上级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就这样，他一边行军打仗，一边抓紧时间学文化、写书。不会写的字，就画符号来代替。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小说初稿终于写出来了。部队派专人帮助他修改，最后，于一九五八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但是此书被一印再印，而且还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尤其是“半夜鸡叫”的故事，简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品中的地主周扒皮，简直就成了地主恶霸的代名词。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作者越发的感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已经不能够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于是，他决心重新修改此书。他是这样描述自己修改此书的动机的：

    “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对于文艺怎样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怎样歌颂工农兵，怎样暴露敌人等问题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学习这些经验后，提高了我在这些方面的认识，使我思想更加明确了。因此，回过头来看《高玉宝》这部作品，感到里边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还不少，需要进行修改。”

    从这样的政治动机出发来修改作品，必然是“一切为政治服务”。按理说，既然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作品，况且又是使用的真名字，那么，不管是作为自传，还是纪实小说，都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即使有所虚构，也应当属于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如果可以任由作者虚构一切的话，那么，“典型”则典型矣，但是，却已不再是纪实的作品了。

    显然，作者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原来）写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个自传。这次在修改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离开作品的特点去改动，就等于重新创作，所以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作部分的修改。”于是，他在修改过程中，突出了高玉宝和群众的反抗精神，“增强了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阶级感情，加深了对剥削阶级反动本质的揭露”；另外，还根据当时的政治斗争情况，在部分章节中增加了共产党对高玉宝的影响等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就自然只能是“让它作为一份阶级教育的参考材料”了，“周扒皮”也不再是周春富，“高玉宝”也不再是现实中的高玉宝了。可是，你既然集天下罪恶于“周扒皮”之一身，那么，就不应该再使用周春富的真名字。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做，给周春富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事实的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有不少人对《高玉宝》这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作品提出了不少质疑。其中就包括萦绕于我脑海中几十年的问题：周扒皮为什么要半夜学鸡叫？有人做过调查，对“周扒皮”周春富的情况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了解。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蹇也专门出版了《半夜鸡不叫》来证明外曾祖父的为人“厚道”。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祯也证明周春富的勤劳：“周春富从不闲着，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还没亮，点了煤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一位姓阎的老人对记者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2008年8月，中国思维网曾发表了一篇《周扒皮其人其事》的文章，也对“半夜鸡叫”的事提出了质疑，并作了详细的考证。其中提到村里一位叫孔庆祥的村民，有一次在火车上巧遇高玉宝，便问他究竟有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不过，高玉宝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其实，这就等于高玉宝自己就明白无误的否定了半夜鸡叫的事。可是，这还是单纯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吗？老百姓不懂什么艺术性不艺术性，只知道高玉宝的“艺术性”给村里人带来了灾难。村里一位老太太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人家（周春富）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周春富）一回。人硬是窝囊死了。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骂。”其实，不用说，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周春富一家的悲惨遭遇。

    这么多年过去了，《半夜鸡叫》留在我脑海中的鸡叫声，依然是那么阴森森，那么恐怖、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