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逃生窗标识图片:回忆我的父亲母亲（原创）

回忆我的父亲母亲（原创）

東泰山人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一日）

今年，奉姐姐哥哥们之命，工作之余，对《家谱》进行了重新整理。整理过程中，重读父亲有关家史的一些文字，既感动又遗憾。感动者，是仿佛眼前重现了父亲在一字一句一丝不苟地认真笔耕的苍老身影；遗憾者，是感到父亲可能囿于当时种种原因，还没有把他人生的全部展现出来。如今，我们作为子女一辈，随着星移斗转，无一例外，已全部迈入领取老人证的“时代”。为了追溯父亲母亲渐渐远去的过去，我感到有必要把我还是在孩提时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有关父亲母亲的点点滴滴，回忆记载下来，这不仅是对父亲母亲的追思与缅怀，也算是给后代留下一些先祖在流淌的岁月里踏下的些许痕迹。

小时候，听爸爸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的爷爷在晚清时期曾经是一个革命者，追随孙中山加入过同盟会。而且像孙中山那样学习西医。之后，爷爷还自己开设西医诊所，当过医院院长，并且热衷公益教育事业，在家乡三水县倡办小学。我的三哥好记性，他根据父亲所讲的爷爷办学的事情，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亲眼看到三水县编撰的《三水县教育志》中的《大事记》。《大事记》有一段关于爷爷回乡办学的记载。但苦于当时没有复印机扫描机电子抄书机之类的先进工具，看了也就看了，无法拿出这段文字给兄弟姐妹们一起欣赏兴奋一番。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六年，在三哥所提供信息的鼓舞下，我找到了三水区委区人大的热心朋友，请他们帮忙找找。几个朋友于是在三水展开了三水史上少有的“寻找×××先生大行动”，搜索这本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的教育志。皇天不负有心人，三哥曾经看到过的那本《三水县教育志》终于浮出水面，据说，该书目前仅存两本，一本存当今佛山市三水区教育局，一本存三水区档案局。热心朋友惊喜万分，马上把有关文字电传给我。该书的《大事记》第四页“民国十八年（1929）”栏目的第三条原文记载：“在高州县医院任院长的×××（青岐银坑人）回乡倡办竞进小学、促进小学、演进小学，在他积极倡导办学的影响下，青岐各村先后开办了小学”。这段文字，有力地证明了父亲对我讲的那些过去的事情，确实有根有据，并非杜撰。因此，我对父亲讲述他自己那些过去事情的真实性，更加充满信心。

根据父亲的自述，1926年9月至1929年7月三年间，父亲在广州市光孝路光孝寺内的国立广东法官学校专门部夜班读书并毕业。当年，孙中山力主开办两间学校，一间是“黄埔军校”，一间就是父亲入读的这间“国立广东法官学校”。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原意，“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是用来打天下的；“国立广东法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法官是用来治天下的。由此可见，当年年仅22岁的血气方刚的父亲，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因为父亲当时入读这间“法官学校”的时候，北伐枪声刚刚打响才两个多月，北伐军还在湖南长沙与军阀浴血奋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何去何从，中华大地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在这个时候入读孙中山先生力主办成为革命摇篮的革命学校，可见父亲当时也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热血青年。这三年法官学校的学习，为父亲日后担任挂牌律师，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兴县县政府主任承审员和阳春、从化地方法院暂代检察官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县的大亚湾登陆,并在9天后攻占广州。广州沦陷之前，广州已经遭到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

父亲的“自述”中提及，抗日战争爆发前，父亲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广州的“将军东路居住，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举家迁返原籍三水居住。”

其实，当时的三水已经是浴血战场。据“纪念三水沦陷70周年”有关资料记载，1938年入秋时节，日本飞机开始对三水实行轰炸。三水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有广三铁路直通三水县城,有半江桥码头，西南铁路桥更是广三铁路上最重要的桥梁，因此，三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成为了日军入侵广东与广东军民抗击入侵的主要战场。就在父亲举家迁返原籍的时候，根据上述史料记载，日军曾对三水实行过几十次轰炸，有时一次出动飞机竟达10架之多。 1938年10月25日,日本侵略者出动大批飞机对三水先后实行三轮轰炸,把三水县城西南街炸得面目全非,火光四起,有近一半的房屋被毁(现少年宫一带的房屋被炸成了平地)。之后，日军兵分多路占领了三水县城和西南街, 并在这里驻扎了大批军队，扼守着主要交通要道, 到处杀人放火，制造了多起对平民的大屠杀事件。但是,三水军民和游击队同仇敌忾，抗击日军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断用各种方法与日军展开斗争。

父亲带着一家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回到家乡的。据父亲说，他们回到家乡时，家乡的村民已经自行组织了抗日自卫队，并且捡到国民党军队逃兵丢弃的两挺机关枪和十几条步枪，这在当时来说已是一支很不错的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小队伍了。那时，家乡的村民正愁他们文化不高见识不广，无法应付抗日自卫的复杂局面。看到父亲这个大知识分子突然回到家乡，喜出望外，一致推举父亲为自卫队的负责人之一，带领乡亲一起抗击日军。

据徐恒堂的《近代佛山战事》原文记载：“民国27年（1938年）12月12日，日军出动飞机掩护，遣步、骑兵向三水青岐、灶岗地区大举进犯，遭驻军和民众自卫队痛击，三水军民赢得抗日战争初期'灶岗战役’胜利。是年三水县城河口沦陷后，青岐灶岗地区乡民组织成立灶岗抗日自卫委员会和灶岗抗日自卫中队”。

关于“灶岗战役”，徐恒堂的《近代佛山战事》另一段文字是这样记载的：“ 12月12日清晨，日军开始炮击灶岗，由晨至午共发射炮弹3000多发。硝烟遮天蔽日，我军阵地到处弹坑。驻河口日军共出动橡皮艇23艘，步兵2队，骑兵1队，400多人配备钢炮等重型武器，向灶岗地区大举进犯。在5架日机轮番扫射空中掩护下强行渡河。灶岗地区守军和自卫队待敌渡河全数进入包围圈后，同时四面射击。日军遭四面袭击，被杀得晕头转向。是役击毙日伪军176名，伤30多名。我牺牲21人，伤17人。”

据父亲回忆，当时他们自卫队依据西江天险，抗击了日军在河口对青岐银坑地段的进攻。我记得当年父亲讲到这里时不无得意地对我说，由于他们的自卫队有两挺机关枪，日军一过河就遭到射击。日军富有作战经验，一听到这是机关枪的枪声，以为对岸有正规部队，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龟缩在对岸河口一带，不敢贸然再次进犯。当然，当年的父亲恐怕也不知道他们参与的就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之为“三水军民赢得抗日战争初期胜利的'灶岗战役’”。我之所以断定父亲参与了“灶岗战役”，理由有三：一是时间上的判断。父亲在“自述”中说得很清楚，他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举家迁返原籍三水县青岐公社银坑村居住”的，而“灶岗战役”是1938年12月12日打响的。父亲是在“灶岗战役”发生前两个月就回到家乡，而且被乡亲们推举为自卫队的负责人。二是地理上的判断。灶岗村和银坑村是连在一起的。灶岗村在西江边有一段堤坝叫灶岗堤。银坑村的村民要过江，就是在灶岗堤或附近上船摆渡。因此，打起仗来，是根本无法分辨哪里是灶岗村哪里是银坑村。三是战斗规模上的判断。既然史料明白不误地记载：“12月12日清晨，日军开始炮击灶岗，由晨至午共发射炮弹3000多发。硝烟遮天蔽日，我军阵地到处弹坑。驻河口日军共出动橡皮艇23艘，步兵2队，骑兵1队，400多人配备钢炮等重型武器，向灶岗地区大举进犯。”日军如此大规模地进攻邻村，我村自卫队绝无坐山观虎斗的道理。

据父亲回忆，这次战役之后，国民党的部队眼红银坑自卫队这两挺机关枪，于是以抗击日军是部队的职责为理由，把银坑抗日自卫队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在这种情况下，1939年8月，父亲为了一家大小的安全与生计，举家迁往新兴县。我们一家离开家乡不久，日军大举进犯，家乡沦陷。我小时候，听奶奶说，当时日军进村后烧杀抢掠，要乡民把当时自卫队的负责人交出来。日军知道父亲是自卫队负责人之一，不仅煽了奶奶的耳光，而且把我们在家乡的祖屋烧个精光。2000年，在当时三水市杨市长的陪同下，我从广州回过家乡。家乡只有父亲弟弟的儿子一家，而我们一家确是片瓦全无。

据父亲回忆，我们一家到了新兴县之后，经父亲在“国立广东法官学校”读书时同学的引荐，在当时新兴县的县政府任主任承审员，负责初审走私、贩毒、赌博等案。之后，父亲先后到阳春、从化地方法院暂代检察官。父亲亲口对我说，抗战胜利后，父亲早已无意官场，只想带着一家大小回广州教书。1948年8月，父亲经朋友帮助，如愿返回广州私立复旦中学任教师。于是全家又迁回广州，先后在广州宝源中约、恩宁路逢庆大街、德政南路、德宣东路（东风三路）居住。

在父亲担任主任承审员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据父亲说，有一年，警察抓了两个人，说是共产党。父亲一听不是什么走私贩毒赌博的案件，就非常不高兴，再一了解，听说这两个人是共产党的头目，是打日本鬼子的，途径这里被警察抓住了。于是父亲说，既然是抗日的，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中国人，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了吗。我只审走私贩毒赌博案件，不审别的，放了吧。父亲还说，这是唯一一次由他处理的所谓“共匪案”。后来时隔二十年，有人上门来找父亲调查，说这两个人已经是某某单位的领导，怀疑当年被抓的时候叛变了，不然，为什么他们未经审讯就被放了。父亲哈哈笑道，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也不想问，只要他们是打日本的，我就放。并且亲笔写了证明书，交给来访者，请他们回去不要难为这两个素昧平生的共产党人。

1959年2月的一个傍晚，下班回家不久的父亲忽然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当时我刚好不在家，我吃过晚饭后到离家不远的小北路文具店买作业本子（我当时在广州丹桂里小学读书），出门前后不过二十多分钟，父亲就被带走了。回家时，只看到左邻右里对着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进了门看到母亲在家里哭成一团，问她什么事，她也说不清楚。我记得母亲后来赶紧出门去找人，至于是找大姐还是大哥，我就不清楚了。后来，据母亲说，父亲被关押在黄华路看守所，母亲还去看守所看过父亲。如果我没记错，父亲几个月后就放出来了。父亲回家后曾经亲自跟我说过，他是因为在当时开展的审干运动中被怀疑“历史交代不清”而被抓走的。后来，经过公安局调查了解，认定父亲“历史清楚，可以回复原职”并释放了父亲。

但是，因为当年的历史背景或者其他原因，父亲虽然多次申诉，但是广州市教育局一直不给他安排工作，他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完全被停职停薪了（他当时在广州第二十九中学担任教务主任）。

父亲被停职停薪之后，全家的生活费用全靠大姐大哥三姐的支持来维持，虽然我们有时候也在家做一些小手工业帮补一点家用，但也是断断续续，收入菲薄。当时三哥五哥和我都在读书，父母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自从父亲被停职停薪后，我的生活与读书与其说是父母抚养的，不如说是姐姐哥哥们共同支持的，因为父亲母亲除了大姐大哥三姐以及后来参加工作的三哥五哥支持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了。对此，我终生感激我亲爱的姐姐哥哥们。

期间，父亲曾经在家挂牌当家庭教师，但是不久也因为当时的政策限制而停止了。父亲最后一直闲居在家。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父亲忽然爱上了读毛主席著作。我记得他有一段日子里，天天吃完午饭午休后，都从我的书架上取下《毛泽东选集》，在书桌旁正襟危坐地阅读，而且是从第一卷读到第四卷。一日，他读完毛著，忽然掩卷自语，难怪蒋介石打不过毛主席，蒋介石就没有本事写出这四本书来。父亲对自己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虽然很不理解，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曾经说过，我是因祸得福，如果不是早被停职，搞不好文革这几年会更惨了。但是，父亲对被评定的成分是“伪职员”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我说过，什么“伪职员”，我是抗日的又不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你叫我是“旧官吏”、“旧职员”都可以，就是不能叫我做“伪职员”。后来，1981年9月，经广州市教育局批准平反并定为“教师”身份，在广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办理正式退休，父亲终于如愿以偿。

母亲在世时对我们的生活管理十分严厉，从小，我就要自己洗衣服、擦地板、买米买煤。也可能因为这样，我们这一辈人自立能力比较强，都能在自己所在的环境条件下适者生存，做出一番事业。大姐三姐三哥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成为优秀的教育骨干。大哥长期担任广州市房管局的部门领导，五哥是某市人民医院的院长。六兄弟姐妹中出了五个共产党员，真是各有各成功，各有各精彩。我记得三姐夫曾经盛赞过我们兄弟姐妹，说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有本事，都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干出来的。

母亲一生十分辛苦，前后生育子女十人。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突发奇想，找母亲来问。我说，“我们一家的兄弟姐妹有一件怪事。”母亲问我，“什么怪事。”我说，“你没注意到吗，我们兄弟姐妹中，凡是排行单数的都能活下来，排行双数的都早早夭折。比如二哥二姐四哥四姐，都死了。但我是例外，我排第六，也是双数。可我没死。”母亲听了，忽然插了一句，“你也不是双数，在你和五哥之间我还生了一个，不过死了。”我大吃一惊，不敢再追问下去。这么说，我母亲一生生育的子女不只十人，而是十一人。

回想起来，父母的去世，也是一件奇事。父亲临终前一直忍受着疾病的煎熬，但他坚持到母亲过了生日的第二天才走，享年九十岁。母亲更奇，1996年初，我和大姐春节回家过年吃饭，母亲当时身体还好好的，突然平静地对我们说，今年我要找你们的父亲去了。我们还埋怨母亲过年期间乱说一些不吉利的话。母亲淡然一笑，我们也不以为意。谁知到了三、四月间，母亲突然发病。后来母亲一直在医院治疗，身体和精神时好时坏，有的时候还极度虚弱，多次抢救。记得一天在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守着母亲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连忙悄悄地跟大姐说，不知道爸爸妈妈搞什么名堂，爸爸是一直等到母亲生日过了的第二天才去世的，现在离爸爸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妈妈不会也在等爸爸的生日？难道他们两个老人家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姐听了也连说有道理。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姐弟之间的悄悄话，再不敢跟别人乱说。没想到，母亲果然在坚持到父亲生日过后的第三天离世。享年也是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