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镁板与硅酸钙板:粟裕独特的人格魅力----陈小鲁

    和蔼可亲的长辈

    家父陈毅与岳父粟裕是老战友，他们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岳父曾著文《激流归大海》，记述了朱德和家父收拢南昌起义军残部，转战湘粤赣，最后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历程。抗日战争时他们并肩东进北上，创建了苏南、苏北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们并称“陈粟”，携手指挥华东野战军，歼敌243万，战果辉煌。岳父的《战争回忆录》中，提到的人名中最多的就是家父的名字。

    我小时候就知道岳父的大名，父母提到岳父时总是称呼“粟司令”。1962年，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中三年级时，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兄粟寒生。也许是因为父辈的原因，虽然我们同级不同班，却一见如故。那时我家住在中南海，出入管理很严格，很难请同学到家里去玩。岳父家在胡同里，独门独院，好进好出，我们常到那里聚会。20世纪50年代初，岳父一进京就在此居住，他特别爱种果树，多年经营下来，院里果木成阴。岳父岳母都很好客，允许我们一帮同学、朋友来家里恣意妄为，还拿出糖果招待。特别是到了秋天，枣甜梨脆，大家采摘秋果，边玩边吃，不亦乐乎。那时岳父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和蔼可亲的前辈。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向我们微笑着点头示意，有时还问问我父母的身体如何。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我和粟寒生都积极参与。但是不到半年，热情消退，我们都成了逍遥派，开始在北京周边地区旅游玩耍。1967年春，我与寒生等几个朋友结伴去北京西南郊的上房山石花洞。那时交通条件不好，我们先坐了3小时火车，又步行了4小时才找到石花洞。等逛完山洞，天已经黑了，我们只能在山里林场过夜。寒生一夜未归，岳父岳母十分担心，岳父亲自给我家里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母亲一听是粟司令的电话，也紧张起来，生怕我们在外边惹祸出事。当时我住在学校，父母根本不知道我的行踪。母亲把我叫回家训了一顿，说小孩子不懂事，不体恤父母的心情，外边这么乱，出去一定要跟家里讲一讲。以后我们再出去玩，就先在岳父家集中。这样寒生的去向岳父母就知道了，另外岳父家东西多，吃的喝的都有，还可以借到大比例的军用地图，出行准备方便。我们曾骑自行车到德胜口水库、到河北盘山去玩。1968年初，我和寒生应征入伍，寒生当了海军，我则到驻扎在辽宁南部的三十九军锻炼，这样我们都离开了北京。

    1971年5月，我首次回家探亲。到北京后，第一个与我联系的朋友就是寒生。那时，他改名“郑涛”，在北海舰队任职。别后重逢，格外亲切。我到他家去拜访，见到岳父岳母。他们很关心家父的身体。岳父说，你父亲动了大手术，我们都十分担心啊！5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他精神饱满，大家都高兴呀！他再三让我问候父亲。寒生把他妹妹粟惠宁介绍给我，我们开始交往、通信，不久就建立了恋爱关系。

    1972年1月6日，家父去世，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家父的追悼会。不久，我去岳父家。岳父讲起南昌起义失败后，家父挺身而出，协助朱德，整顿组织，严肃军纪，发动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往事。他流下了眼泪，动情地说：“那时没有陈老总，部队就会垮掉，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呀！”

    父亲刚去世，母亲又被诊断得了肺癌，真是祸不单行。母亲顽强地与病魔斗争，病中她在赵朴初的帮助下，整理了家父的诗词。她把编辑好的《陈毅诗词选集》稿，寄给中央领导，希望能得到批准出版，但石沉大海无下文。母亲只得找人打印了200多本，私下送给友人。我给岳父岳母送上一本。岳父拿着书，沉默许久后说，好好照顾你母亲，身体养好了，总能看到出版的那一天！

    岳母楚青和母亲是老战友，1938年她们参加新四军就在一起，留下的几张英姿飒爽的女兵旧照，据说还是岳父给她们拍摄的。母亲病中，岳母常与一些老阿姨来陪母亲聊天。岳父也不时抽空探望。1974年3月，母亲的病情恶化，卧床不起。岳父岳母来看望母亲，来到病床前，岳父对母亲说，小鲁的事你放心，我们会照顾他的。岳母让我和惠宁一起站在母亲前面，告诉她我们的事定下来了。母亲的气管被切开了，不能讲话。她眨眨眼睛，表示了同意。后来，岳父岳母专门在家里请我吃饭，正式对我说，他们同意我和惠宁的婚事，让我把他们家当做自己的家，有事尽管找他们。

    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岳父岳母是我精神上的支柱。

悉心关爱的岳父

    1975年春，我所在部队驻地辽宁海城发生了里氏7.3级地震。后来我探亲时向岳父岳母报告了抗震救灾的情况。我所在部队驻地虽在震中，但因谨慎防范，指挥得当，全团干部、战士和家属2600多人，仅2人负轻伤，获军区嘉奖。岳父听后甚为赞许，说地震后，他给沈阳军区打电话，得知与震灾地区部队通信中断，十分着急。又说，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是指挥员必备的素质，这次对你也是个锻炼和考验。

    当年8月，我与惠宁结婚，加入了岳父的家庭。那时我个人生活美满，工作顺利，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职干部。但是国家的形势却令人忧虑。

    1976年初，邓小平被批判，周恩来去世。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岳父的心与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的心是相通的。他对我说，在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是周恩来的警卫班长。“文革”中，周恩来把他调到国务院工作，保护他……今后的情况更严峻，更复杂，大家都也要有所准备。

    岳父的话引起我的深思，我回到部队反复斟酌，给岳父写了一封信，向他提出调回北京的要求。在这封信里我引了一句古语“道不同不相为谋”陈述理由。当时，我所在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我是政治处主任，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干吧，有违我心；不干，部队有纪律，也不好向关心培养我的部队领导交代。我思前想后，调走是最妥善的办法。当时也没料到“四人帮”半年后就会垮台。

    岳父设法满足了我的要求。不久，我被调到总参二部工作。离开三十九军时，军长找我谈话，他对我要调走十分不解。他告诉我：军区组织部最近对全区部队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领导和群众反映都是最好的。这么好的基础，为什么要走？他指着自己的椅子对我说，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我很感谢军长的好心，但不能说出真实的想法，只能以岳父身体不好，妻子无法随军为托辞婉谢军长的挽留。

    我回到北京后不到20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岳父对我说，你看，要是再耐心等半年不就都好了吗？不过你写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好！表明了政治态度，头脑清醒。他又说，我是主张你留在野战部队的，当然有机会出国也好，可以好好地研究对手，不然打起仗来要吃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不久，部里派我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 1977年8月暑假，岳父到新疆视察部队，全家都随同。多年的军旅生活，使我养成了早起锻炼的习惯。我一大早就在招待所院子里跑步，正好碰上岳父。他见我在招待所院子里跑步，很高兴。吃早饭时，岳父就在全家人面前表扬我，说假期中还早起跑步，保持当兵的习惯，说明对自己要求严格。还有一次，岳母要在家招待一帮老战友，人多饭桌小，我建议搞自助餐。岳父说，那就交给你了。我带厨师、警卫员、司机等人忙前跑后，送菜倒水，让客人吃饱喝足。送走了客人，岳父对岳母说，我看小鲁有组织能力，可以独当一面呐。原来他一直在观察我。

    1981年，我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处工作。1982年，岳父75岁寿辰时，我在英国写了一首“思父”小诗遥寄祝贺：“身驰两万里，游子念父慈。几番故园梦，惊断更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