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任务管理器卡死:深圳往何处去：关于现实与未来的论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7月23日下午，香港杏花 ，本刊记者与呙中校在地铁站旁一家麦当劳里相见。

　　这个生于1975年的湖北青年，现在就职于香港，而我们的话题，仍旧是与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那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相关，那时候，呙中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我为伊狂”。

　　深圳“抛弃论”

　　发生在2002年与2003年之间的“抛弃论”事件的高潮部分，是当地媒体促成的时任深圳市领导与网民“我为伊狂”于2003年1月9日的会面。回忆起来，呙中校记忆深刻的是当时一位陪同会面的深圳市政府官员的话。

　　“他说，其实，深圳也没那么多危机，没那么严重，按照深圳市的经济基础，十年二十年都会发展得不错。”呙中校回忆，而他现在的评述是：“的确，按照深圳的经济基础，这几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都不成问题，而自写那篇网文后的这些年，我觉得深圳的发展一直都‘四平八稳’。”

　　呙中校是在1999年底来的深圳，他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先在武汉工作了三年，来深圳后，在一家财经网站任职，后又到一家金融公司做金融分析研究。像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其他一些年轻人一样，呙中校以“我为伊狂”名字活跃在一些网络论坛上。

　　“那段时间，深圳金融业非常低迷，2002年，股市行情很不好，深圳证交所停发新股，一些金融人才开始往上海走，”呙中校回忆说，“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很直接的感受，就想写一篇关于本行业的文章。”

　　文章还在构思当中，2002年9月，呙中校利用休假机会去了一次上海，“上海当时要成为金融中心，气势逼人，深圳则与之相反，很低迷，我发现它已经不是一二十年前那种特区的状态了。”

　　从上海回来，由感而发，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达1.8万字的文章很快完成，在这篇文章中，呙中校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发展积弊。当年的11月1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下午，呙中校把它放到了网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只过了一个月时间，就有数万网友阅读了这篇文章，“甚至传闻深圳90%以上的机关工作人员都读过，而市里的大小会议上，《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不能不谈的话题。”

　　“抛弃论”在那一时期，不仅在深圳坊间庙堂热议，也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而这种争论发生的一个背景，是随着2001年11月中国成功“入世”，人们对“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存在下去存有争议。有人甚至认为，经济特区执行国内税、关税等优惠政策，与WTO的精神相违背，“入世”之后，经济特区的这些优惠政策都该取消。

　　失落的情绪弥漫在深圳人身上。

　　而随着会面的大幕落下，呙中校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一连串的逆转：不久，他即被所在的公司辞退，后在一家地产公司短暂任职，2004年底，以“专才”身份被香港一家杂志社招揽，担任财经版块编辑。

　　这5年来，呙中校频繁奔走于深港之间，对“双子城”的融合与差异感触直接而又深刻，现在，他侧重关注的话题之一是深圳能向它的这位近邻学习些什么。

　　“特”与“不特”：胡鞍钢厉有为之争

　　“谈这个问题，你应该去找前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争论，他都跟胡鞍钢拍桌子了。”82岁的经济学者梁文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鞍钢与厉有为之争发生在1994年春至1995年秋，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资料显示，1994年3月，经济学家胡鞍钢写了一份上呈高层的报告，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

　　胡鞍钢认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有人当时这样评述道。但是，胡鞍钢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在深圳引起反响。

　　同年6月，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胡鞍钢将其“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予以公开，9月，在上海做报告时，他再次阐述了其相关观点。

　　深圳仍是保持沉默。首先做出回应的是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1994年10月7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刘福垣与胡鞍钢观点截然相反，认为非但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应更“特”。同年12月，胡鞍钢撰文说，要“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的论说。1995年7月，在厦门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胡提交了题为《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

　　深圳终于回应了。第一个站出来驳胡鞍钢的，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生于1938年的厉有为是1990年12月从湖北省副省长任上调到广东任职的，先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11月任深圳市长，1993年4月开始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是深圳建市以来的第五任掌舵者。

　　厉有为的回应是1995年8月7日发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的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厉有为说：“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边了。东北话叫‘埋汰人’。”

　　厉有为谈到深圳特区创建15以来取得的成就，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厉有为算了四笔账：

　　一、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二、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 三、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四、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据几个省统计，目前在深圳的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此后，这场论战再经几番较量，直到是年秋才止息。

　　“不同阶段，争论的话题与焦点不同”

　　1991年，一个名叫黄东和的来自湖南永州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深圳，随后又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再次来到深圳，就再没有离开。在深圳，黄东和另外一个名字更为知名：老亨。

　　自1997年定居于深圳，直到2005年，老亨都是在做公务员，因为工作稳定，又有兴趣，“就观察与研究起深圳这个社会，把深圳历史都翻了个遍。”2001年，老亨建了一个叫做“因特虎”的网站。因同样喜于激扬文字，他与“我为伊狂”、金心异一度被称为因特虎“三剑客”。

　　倏忽20年过去，老亨是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深圳的变化的：“1991年时，深圳很有商机，只要有钱倒卖肥皂、电子表这些东西，就一定能赚到钱，到了1997年再来的时候，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生意就不好做了。”

　　老亨回忆，他第一次来深圳，深圳还像一个庞大的工厂或集贸市场，当时内地人过来，“能进工厂的进工厂，进不了工厂的就回去，熙熙攘攘，都在买卖东西。”1997年，深圳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城市了，已经没有了农村，但生活设施还不配套，幼儿园或老人修养设施还很少，而现在的深圳则已是“一个生活气息很浓厚，生活与经济发展平衡的城市，人们已经开始讲究生活的休闲、品位与闲适了。”

　　“因特虎”是深圳著名的网络意见平台，聚集着一批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老亨看来，2000年以前，从内地来深圳的人群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社会精英，像袁庚他们，还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能力，很自信，是为了改革与国家前途而来，而另一个层面，则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待业青年，是来打工，只要赚到钱就行，没有把深圳当作自己的家。”根据老亨的观察，2000年以后，这种人群的分层发生了变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到深圳，“就像我这样的，既不像社会精英那样能把控社会，有坚定信念，又不像那些打工者一样赚一把就走。”而他的“因特虎”网站就是聚集了这样一批年轻人。

　　当时，在这个人群的老亨、我为伊狂、金心异三人，“都在找出路”，后来的发展路径也大同小异：老亨于2005年辞去公职，现是一家杂志社的副总编辑，金心异是一家财经报纸的编委，而逐渐淡去“我为伊狂”名号的呙中校在香港也已做成资深编辑。

　　在老亨看来，对于深圳定位与发展路径的争论，从特区成立以来就几乎没有止息过，“不同阶段，争论的话题与焦点也不同。”最初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要不要办特区、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之争，1997年香港回归后，国家全方位开放格局也已逐渐形成，“深圳不再是惟一的先遣部队了，而深圳对于自己的发展定位也一直拿不定，就有了失落感。”

　　尽管如此，在老亨看来，“从2000年到现在，这10年当中，深圳自身惯性发展是非常好的，成绩非常大。比如，深圳的产业升级抓得非常好，它的社会转型，包括从游民变移民，从移民变市民，公民社会的建设与摸索，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另外，在全球企业范围，行业内第一的企业深圳就有很多家，他们都找到了市场的点，抓得很准。”

　　要GDP深圳，还是要幸福深圳

　　今年5月31日，在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市长王荣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确定了今后五年深圳发展的目标：“到2015年，本市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万元。”

　　对此，曾做过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的徐景安有自己的理解。在1987年调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之前，徐景安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69岁的徐景安对本刊记者描述，自1993年离开公职后，他开始投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在增长，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恶化，特别表现在自杀率越来越高，人的精神障碍越来越严重。”2009年4月，由他任主任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开始运作，“到今年7月，接了近5000个电话，避免了18起自杀事件。”

　　“深圳每年约有2000人自杀，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徐景安说。2010年1月，徐景安的护理中心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电话，声称要杀两个外国人，这立即引起徐景安的注意，他坚持约见这名男子，次日在徐的办公室里见了面，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向徐景安描述说，他是皇岗口岸的保安，孩子在从老家到深圳的路上不幸夭折，他的侄子有病要动手术，没有钱，他四处求助，得不到帮助，因此感到社会很冷漠，受到接连发生的校园血案的影响，也想行凶。徐景安努力对其开导，成功避免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这个事情不复杂，”徐景安说，“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渠道，他就杀人了。”

　　徐景安以及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的工作也许会对近期发生的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因为成功制止了深圳巴士集团一名司机的报复性自杀行为，徐景安等人的工作得到巴士集团领导层的重视，情感护理得以进入巴士集团与深圳农产品股份公司等企业，“就员工感受与意见进行调查，反馈给公司，然后进行解决” 。

　　在徐景安看来，深圳特区进行了30年改革，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但是，他更为关心的是，深圳下一步该怎么走，下一个30年会是什么样?

　　7月11日，在广东一个公众论坛活动上，徐景安做了一场题为《深圳未来的选择：GDP深圳还是幸福深圳》的演讲。徐景安说：“2010年，深圳迎来特区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深圳名副其实地当了中国的排头兵。深圳未来怎么走，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深圳不应再走以GDP为中心以及‘深圳速度’的老路了，应该创造一个幸福的深圳。”徐景安对本刊记者说。

　　在徐景安看来，“幸福深圳”就是要制定幸福指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环境等各项指标，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以及他一直呼吁的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都纳入这个指标体系。

　　“这样，扩大内需，公共服务、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文明都将成为深圳发展与改革的重要议题。”徐景安说。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陈文定主编《深圳这些年：一座被“筹谋”的先锋城市》以及陈宏著《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