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阻力系数(ξ)表:影响中国的十大德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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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十大德国人物
中国网 china.com.cn　2007-08-31
卡尔·马克思（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１８１８年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１８３５年进波恩大学，次年１０月转入柏林大学。在大学阶段，他参加了倾向进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上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
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７６）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被誉为当代最有创见的思想家、最杰出的本体论学者、技术社会的批判者。１９２７年出版的重要着作《存在与时间》（Ｓｅｉｎ ｕｎｄ Ｚｅｉｔ），奠定了海德格尔一生哲学活动的基础及其在２０世纪哲学中的地位。海德格尔一生着述很多，除《存在与时间》外，主要着作还有《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论真理的本质》、《林中路》、《路标》等。
胡塞尔（Ｅ．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 ，１８５９～１９３８德国哲学家，２０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生于现属捷克斯洛伐克的普罗斯涅兹城，系犹太族后裔。他早先攻读数学、物理，１８８１年获博士学位，１８８３年起在维也纳追随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Ｆ·布伦塔诺１８３８～１９１７　 钻研哲学，先后在德国哈雷、哥丁根和弗赖堡大学任教， １９３８年病逝于弗赖堡。主要着作有：《算术哲学》、《逻辑研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等。
莱布尼茨（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１７、１８世纪之交德国最重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伊曼纽·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出生在普鲁士的柯尼希斯伯格，１６岁进入大学，在这里教书直到７３岁，除了在这个城市４０英里的范围内走动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５英尺高，胸部凹陷，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一生不变，据说这是为了保存他那脆弱的健康状况。康德的写作和讲课涉及广泛的范围：伦理学、神学、宇宙哲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在政治和神学上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他同情法国革命，直到恐怖统治为止，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是莱布尼茨的弟子，直到中年他读了休谟然后说，“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并得到启发，发展了一套比莱布尼茨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
黑格尔（Ｈｅｇｅｌ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客观唯心主义者，近代辩证法体系的完成者，宏大哲学叙事的代表人物，着有《精神现象学》、《小逻辑》、《逻辑学》、《美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等。在中外思想交流史上，黑格尔是决定性地影响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哲学家之一。即使在今天，黑格尔着作仍然是最受中国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着作之一。
尼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西方现代哲学大师，１９世纪后半叶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家、美学家。他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持批判态度，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并创造新的价值观。鲁迅先生曾喜爱他那惊心动魄的批判性思想闪光。
歌德Ｊｏｈａｎｎ Ｗ． Ｇｏｅｔｈｅ，１７４９～１８３２）德国诗人。１７４９年生于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的父亲是法学博士母亲是市议会会长的女儿。１７６５年他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１７６８年因病辍学。１７７０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攻读，次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在１７７３年写了一部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里欣根》，蜚声德国文坛。１７７４ 年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更使他声名大噪。
席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５）德国剧作家、诗人。生于符藤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先学法律后学医，逐渐形成顽强的反封建思想。１８岁时写出第一部成名作《强盗》，于１７８２年在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引起强烈反响。第二部是《斐爱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于１７８４年１月在曼海姆剧院首演。同年４月，《阴谋与爱情》上演。次年写出名诗《欢乐颂》等。１７８８年后研究美学和康德哲学，着有《论悲剧艺术》等。从１７９４年起，他与歌德开始密切合作并长达１０年，硕果累累。在歌德的影响下焕发出文学创作的巨大热情，写出了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华伦斯坦》（１７９９）三部曲、《奥尔良的姑娘》（１８０１）和《威廉·退尔》（１８０４）等。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Ｌｕｄｗｉｇ Ｖａｎ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１７７０～１８２７）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与海顿、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他在自己短短的五十七年生涯里，为人类留下了无价的音乐宝藏，因此，世人尊称他为“乐圣”。
贝多芬于１７７０年生于德国波恩。祖父和父亲都是宫廷音乐家。贝多芬从小就具有十分敏锐的乐感，五岁开始学习钢琴，八岁就公开举行演奏会，十岁开始作曲。贝多芬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包括：九部交响曲、五部钢琴协奏曲、一部小提琴协曲、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十首小提琴奏鸣曲、十六首弦乐四重奏等。
德国人心目中的名人排行榜不久前，德国ＺＤＦ德国国家２台　的一个节目“ｕｎｓｅｒｅ Ｂｅｓｔ”我们中最棒的　是关于古今内外德国名人排行榜，是由德国民众选出的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德国人，该节目评选在全国范围沸沸扬扬地展开了，通过电视、电话、邮件、网络等多种形式最终结果如下第一位是二战后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瑙，他的政策和领导才能使废墟下的德国走上复国之路；第二位是音乐大家巴赫；第三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第四位则是后任总理布朗特；第五位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第六位是德国的着名文学家、思想家歌德；第七位是最早发明印刷机和印刷术的古腾堡；第八位是着名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第九位是中国人都熟悉的卡尔·马克思；第十位是二战时期反法西斯、反纳粹的学生领袖绍尔兄妹。
其他的还有着名音乐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着名演员卡尔海因茨；着名音乐家莫扎特；获得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多年总冠军的大舒马赫；着名物理学家伦琴，以他命名的伦琴射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ｘ 射线”；曾叱咤网坛的女将格拉芙；辛德勒名单中的着名反法西斯者辛德勒，其拯救１０００多犹太人的事迹后被改编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伟大的德国医学家、大名鼎鼎的罗伯特·科赫 他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炭疽 伤寒，霍乱弧菌杆菌第一次分离出结核病细菌，第一次发明了预防炭疽病的接种方法，第一次提出了霍乱预防法，可谓近代传染病，病菌学之父，没有他的贡献世界上很多还生活在病魔的阴影中；德国着名音乐家瓦格纳；着名女演员罗密·施奈德；奥地利伊丽莎白皇后；格哈德·施罗德，德国刚卸任总理；诗人尼采；世界伟大数学家之一高斯，记得以前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即在一个班上，老师 让学生从１加到１００，一个小男孩以最快的速度算出结果那就是高斯的童年；汽车发明者卡尔·奔驰；着名诗人海涅；着名童话家格林兄弟；十世纪时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撒；德国的电工学家、实业家西门子；着名汽车工业家费迪兰·保时捷；燃料柴油的发明者德国工程师鲁道夫·狄赛尔Ｄｉｅｓｅｌ　；世界名模克劳迪娅·希弗。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左迪（书评人）
马克思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德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康德研究所、黑格尔研究所，而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前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马克思被我们写进宪法。马克思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武器，是１９４９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对于中国人不仅仅是位哲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更是导师。戏剧性的是，马克思也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德国人。１９４９年以前很长的时间，马克思是官方扼杀限制的对象。１９４９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只有特定的人才能确立对于马克思思想解释的观点。今天，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作用又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一个简单的传播史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这之前，马克思的大名和他的思想已经传入中国。按照现在的看法，１８９８年出版的由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英国人克卜扑所著《社会主义史》，中译本名为《泰西民法志》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到“麦喀士，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读了日本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的著述，包括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值得一提的是同期的留日国民党人胡汉民（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朱执信（１９０４～１９０６年）、戴季陶（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等也受日本国内研究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高潮影响，回国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的文章，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１９１８年２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１９１９年５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为国家的重建、经济的富强、民族的团结等方面都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和支撑。不可否认，中国人在使用马克思思想的时候，走过弯路，比如把领袖崇拜当作民主、把命令经济当作计划经济、把教条主义当作真理、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忽视了对个体自由的关注、挂羊头卖狗肉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压力促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福利化改革和民主平等的探索。马克思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平等、族群的和谐共处。毛泽东思想可以看作中国人反馈给世界的财富，它无疑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在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很多，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对马克思有深刻理解的不多，更没有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国人要抓住契机，参与到发现新马克思主义的旅程中去。
今天有一部分国家精英和小知识分子出于自己的身体性感受和自身得失利益的考量，处处贬低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受马克思的中国式副产品的影响非常之深，很难去除掉其印记。马克思是为了资本主义而生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下去，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像闪灵一样不经意间在某个角落突现。是马克思警示着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社会为安全运行不断地修正其轨道。
我相信，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全面复兴的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仍将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在社会经济环境中沉浮的意义，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群体在美式帝国的图景下生存和工作的境遇。
海德格尔
曾有过翻译《老子》的奇妙时光
○赵成文（中国石油大学）
１９９９年秋天，法国著名现象学家保罗·利科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在回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两位师徒的风格有何异同时，作为２０世纪现象学运动的见证者，博学而审慎的利科说道：“胡塞尔是工地，海德格尔是教堂。”当时在场的笔者，至今对此语留有深刻的印象。
胡塞尔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自己的弟子海德格尔赞赏有加，他曾对后者说过：现象学运动——我和你。但是，正如利科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现的，胡塞尔的工作是基础性的，有着浓厚的学院风格：严谨以至于刻板；而海德格尔则显得神秘、恢弘，伴随着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样两种迥异的风格也使得二者在汉语思想的接受史中产生不同的效应。与老师相比，似乎海德格尔与中国学人有着更明显的亲缘关系。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入口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悬挂着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此在（Ｄａｓｅｉｎ）”、“烦（Ｓｏｒｇｅ）”、“先行到死中去”、“语言是存在的家”等诸如此类海德格尔的行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超出了西学研究圈子，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海德格尔研究也成为继黑格尔之后的中国西学研究中最大的“显学”。
毋庸置疑，马丁·海德格尔是２０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早年于弗赖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追随现象学宗师胡塞尔研习现象学。１９２７年，海德格尔发表《存在与时间》，并由此迅速成为德国哲学界最耀眼的明星。作为自尼采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最激烈的批评者，海德格尔认为，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恰恰是一部“存在”被遗忘的历史，因为自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大师均错把“存在者”当成了“存在”；因此，需要重新回到源头——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从而找回被遮蔽的“存在”。“此在”是追问、开启“存在”的原初基础。海德格尔后期通过对语言、技术以及诗歌与思想关系的追问，再度揭示“存在”的命运。
这位追问“存在”的大师和中国思想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早在１９３０年，海德格尔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中，就曾经引用《庄子》中“濠上观鱼”的故事来诠释其思想。在标志后期思想“转向”的“论真理的本性”一文手稿中，海德格尔又首次引用《老子》２８章的“知其白，守其黑”。更值得关注的是，１９４６年，海德格尔因纳粹问题赋闲在家时，曾有过一段和来自台湾的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奇妙时光，一位２０世纪的西方大师和２０００年前的东方思想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揭示出思想的原初含义，它也是中西思想会通中一段难得的佳话。在海德格尔后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中，不难发现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的印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和道家思想的契合为海德格尔开启或引领出一种新的思想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哲学在中国学界的引入和传播，和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熊伟先生密切相关。熊伟先生于上世纪３０年代留学于德国弗赖堡大学，期间曾多次在海德格尔的研习班上听课。熊先生自１９４０年代回国后，几乎独自一人开始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此外，自１９５０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也在研究中多次涉及海德格尔。１９８７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在北京首次出版，译者是熊伟先生的学生陈嘉映和王庆节。此后，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加强，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专著和文集也陆续问世。其中，孙周兴先生成为最重要的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者；张祥龙先生致力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古代思想之间真实的对话，并最终寻找一种不同于现成流行的范式的研究中国思想的新的可能。至此，中国海德格尔研究渐入高潮，并开始对哲学之外的人文学科诸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道路，而非著作。”这是海德格尔临终前对自己《全集》所说的话。海德格尔与中国的相遇同样是在一个尚未完成的、持续的、不断深入的过程——道路之中。
胡塞尔
回到实事本身
○胡格（书评人）
大约是十年前，我在翻阅一本材料翔实的西南联大校史时，不经意间发现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名字。那本书中有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先生上世纪４０年代于西南联大讲授胡塞尔的课程记录，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截至上世纪９０年代，在中西思想会通碰撞中，胡塞尔一直是一个隐而不显的名字，比起约翰·杜威、伯特兰·罗素、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思想家，胡塞尔在汉语思想界的登场似乎姗姗来迟，这与他作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地位也是极不相称的。某种意义上，“发现”和“遭遇”胡塞尔或许是２０世纪中国西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埃德蒙德·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是西方欧陆哲学发展的里程碑，比照传统西方哲学，它最重要的贡献是揭示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考方法的可能，或一个看待哲学问题的更原初的视野。胡塞尔早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并从事过短期的数学方面的工作。与他的老师Ｆ．布伦塔诺（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１８３８～１９１１）的相遇，改变了胡塞尔的一生。布伦塔诺取自中世纪并加以改造的“意向性”理论开启了胡塞尔对哲学的崭新理解， 至此，“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在胡塞尔看来是完全可能的，由此也引发了这位现象学宗师与哲学的终身不解之缘。
１９００～１９０１ 年胡塞尔发表两卷本的巨著《逻辑研究》，首次提出了现象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现象学描述分析方法的基础，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现象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产生，《逻辑研究》也被公认为２０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胡塞尔把现象学的精神概括为“回到实事本身”，这一精神的实现是通过“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等现象学方法而达到的。现象学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诸多顶尖哲学家如马克斯·舍勒、海德格尔、萨特、勒维纳斯、梅洛·庞蒂、德里达等，２０世纪欧陆掀起巨澜的现象学运动也至此展开。
胡塞尔的著作素以艰深晦涩著称，这或许是中国学界一开始对其思想知之甚少的原因之一。这位极其严肃的哲学大师曾经以类似开玩笑的口吻说，他本人在头脑不清晰的时候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思想。胡塞尔称自己的哲学为“工作哲学”，其特点是极其精细的描述分析，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回忆老师胡塞尔当年的讲课风格时说，胡塞尔就像一个“走火入魔的钟表师”。笔者曾经体会过，当你真正沉浸于胡塞尔著作的思路之中时，胡塞尔的手法仿佛层层剥笋，你会感受到钱钟书先生所讲的“追寇入巢”之致。与他杰出的学生海德格尔相比，中国学人似乎更难适应胡塞尔的风格。但是，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中，仍然不乏思想敏锐者很早即注意到胡塞尔的思想。据最近的研究表明，早至１９２９年，历史学家杨人木便所写的《现象学概论》一文，即刊登于当年的《民铎》杂志上，而且此文极具水准，北京大学张祥龙先生认为它“是１９８０年代之前中国对于胡塞尔最早也最有深度的阐释”。更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上文提及的，金岳霖先生的高足、鼎鼎大名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先生曾经于上世纪３０年代游学于德国弗赖堡大学，并与胡塞尔有过直接的交往。沈先生后来在和逻辑学家王浩的通信中还谈到，他于１９４０年代写成的《意指分析》等文受过胡塞尔的影响。此外，张东荪、贺麟等人也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时顺便提及胡塞尔，但胡塞尔的思想仍无从进入中国学界的主流视野中。
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对胡塞尔思想的介绍和翻译几乎无迹可寻，唯有贺麟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中又再次提及胡塞尔。上世纪８０年代，有关胡塞尔研究的论文开始出现，这其中最早的作者有李幼蒸和罗克汀等先生。但是对胡塞尔的讨论至少在规模上，远远无法与后来成为“显学”的萨特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研究相提并论。１９８６年，倪梁康先生翻译的《现象学的观念》出版，这是胡塞尔著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这本艰深的小书在当年有着骄人的出版记录。倪梁康后来留学于胡塞尔生前所任教的弗赖堡大学，并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主业，回国后成为胡塞尔研究和翻译工作的最主要的推进者。此后，随着以归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现象学委员会的成立，对胡塞尔以及现象学的研究很快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张祥龙、张庆熊等人把胡塞尔思想引入与中国思想的对话之中。张祥龙认为，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的话，那么正是胡塞尔现象学所开启的新的思想方式使得这种紧张局面得以大大改观；而且透过源自现象学的非概念化的、境域构成的思想，恰恰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国思想的实事本身的期待成为可能。
２００１年，正值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１００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召开“现象学在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一大批海内外一流的现象学家云集古都北京，这可谓中国学界对胡塞尔这位现象学大师的最高敬意。
莱布尼茨
他本人就是一所科学院
○胡作玄（数学家）
莱布尼茨是从马丁·路德到康德和歌德的３００年间，德意志世界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诚然，他的名声不如这三“德”，然而，莱布尼茨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却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多少是一鳞半爪，他的许多著作大都深入到学术前沿，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思想影响到２０世纪乃至２１世纪。
首先，使莱布尼茨不朽的是他和牛顿独立地发明微积分。时至今日，这项３００年前的数学虽然不为９５％的人所了解，但是正是微积分推动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是近３００年数学的基础。
其次，他是现代信息时代的先驱。最早的计算机是大科学家帕斯卡制造的，但只有加减法。莱布尼茨首先设计既能做加减，也能做乘除的计算机，最后由其他人实现。而对现代电子计算机而言，他的最大贡献是发明二进制，而且，他以二进制思想理解六十四卦图。
他超乎寻常的眼光是提出普遍文字以及逻辑的符号化，这预示着其后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在２０世纪的伟大进展。他把一切思维过程数字化、计算化与机械化，这些现在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他提出的充足理由律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重大补充。
对莱布尼茨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哲学方面。在科学兴起的１７到１８世纪，哲学的主线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斗争，而莱布尼茨是唯理论的代表。这直接引向康德的综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比起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国内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实在太少了，尽管马克思说过：“我是非常钦佩莱布尼茨的。”
莱布尼茨不仅在中国研究得不够，实际上在欧洲和世界也是如此。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全集至今远未完成，他遗留大量的手稿尚未整理，他的书信也数量惊人，他与１０００多人有１．５万封通信，其中大量的思想有待发掘。
莱布尼茨几乎猎措当时的所有学术领域，在每个领域均有所创见。除了上述的哲学、逻辑、数学之外，他在力学、物理学、化学、地学、法学、历史编史学、语言学乃至图书分类学和目录学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他对帕潘改进第一台蒸汽机也有所助益。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从事外交活动，为国际和平努力。在他的推动下建立柏林科学院，并且曾通过白晋建议康熙皇帝建立科学院，他对中国事情有极大的热情、极高的兴趣，编辑出版《中国近况》。遗憾的是，中国对他的了解却很少，这也许是因为他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所说“他本人就是一所科学院”。不信，维纳的《控制论》把莱布尼茨当做其先驱。
康 德
王国维对其非常推崇
○孟令朋（哲学博士）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康德哲学较早就进入了中国前辈学人的视野，康有为、王国维、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对康德的学说均有阐释，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思想巨擘独具慧眼，只因当时德国哲学界还是新康德主义的天下，新康德主义的口号是“回到康德”。甲午战争之后，局势逼促，中国学界的自信力大降，就“器”的层面而言，是“师夷长技”，就“道”的层面而言，对待西学，也持一种小学生的态度，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在中国这些学者身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力多半是通过日本传递过来的。
诸先贤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居功至伟。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与其他西方大哲的思想一样，康德哲学引介中国的开始，也是以“曲解”、“误解”为发端的。康德的哲学可分为三大部分：知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梁启超曾用佛学术语来解释康德的知识论（《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自然其中比附的成分居多。这和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何其相似，当时佛教混作黄老之学。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缺乏的，而这些方面的论证却是佛学的长处，因此，梁启超用佛学术语来解释康德的知识学，是顺理成章之事。就伦理学而言，似乎有更大发挥的空间。在中西哲学汇通方面，牟宗三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学者，他把康德的伦理学与儒家学说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也有流弊，知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这种划分与中国传统学术圆凿方枘，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即以康德的思想为框架，把中国的传统思想当成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用这些材料来填充这一框架。这样做的好处是，康德使用的概念、术语可以比较顺利地找到相应的汉语表达，并帮助汉语学界来理解康德哲学，但造成的另一种效果却是肢解了原有的学术传统，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对中国经典思想资源的“乱砍滥伐”。时至今日，我们就会有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样的问题。
王国维对康德非常推崇，对康德的著作用力颇深，这样一位大学者，也感到康德哲学非常艰深。与洛克、休谟、笛卡尔等哲人的论述相比，康德的诠证非常晦涩，在今天，受过大学本科哲学教育的人也未必都能进入到康德哲学的堂奥。虽然王国维认为他对康德的思想有较好的领悟，然而，他也并没有写就一本关于康德的研究著作。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它显示出了一位学者应有的谨慎，这也是“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的应有之义。
康德哲学较早就进入了大学的课堂，蓝公武不仅翻译过《纯粹理性批判》，而且他在北大讲授过《纯粹理性批判》，牟宗三、齐良骥都是班上的学生。严格来讲，蓝公武不能算康德研究的专家，因为他没有相关的研究著作传世。可是没有相当研究水准，很难来翻译康德的著作。比较一下胡仁源的译本（１９３１年商务印书馆）就能看得出来。胡译本比较粗糙，有许多语句不通的地方，个中原因是，他没有搞懂康德的哲学，没有相应研究积淀，谈不上好的翻译。现在，康德的著作出现了若干个译本，这对于提升汉语学界康德的研究水平大有裨益。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就第一批判而言，郑昕的《康德学述》，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学》，杨祖陶、邓晓芒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都是较好的辅助性读物。即便在这些解读的帮助下，一般读者也很难读下去。读康德的著作是一种哲学练习，它是一种思维训练，就如同围棋的打谱，下围棋的人揣摩这些棋谱，是为了实战。读康德的人并不是要成为康德专家，就如同每个下棋人并不是非要成为专业棋手。贺麟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曾经慨叹，康德黑格尔哲学少人问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又过了一甲子，我们检视一下，研究康德的上乘之作也是乏善可陈，这并不是最糟糕的局面，失去了本民族文化与思想的自信，那才是致命的，研究康德也要持平常心，不要妄自菲薄。
黑格尔
他今天仍然深深地打动着中国学者的心灵
○张国清（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也许是中国学界了解最多、最全面的哲学家，也是对中国学界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家。然而，如果单纯从学术思想传播的角度来看，黑格尔哲学进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学界产生实际影响的时间并不算早。据贺麟先生考证，马君武１９０３年发表在《新民丛报》第２８期上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是我国学者讨论黑格尔哲学的第一篇文章。但在２０世纪头三十年里，中国学界只发表过三篇讨论黑格尔的文章。直到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之后，这种情形才发生实质性改变。１９３１年，为了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在瞿菊农倡导下，《哲学评论》５卷１期刊发了《黑格尔》专号，收录了张君劢、贺麟、瞿菊农、朱光潜等当时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者的文章。同一年，曾经留学欧美的中国最早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者、《黑格尔的伦理学》的作者张颐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张君劢在《大公报》和《北平晨报》上就黑格尔哲学名词译法及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展开辩论，大大吸引了中国学界对黑格尔哲学的关注。接着，中国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渐成气候，产生了郭本道、周谷城、张铭鼎、贺麟等一批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他们在翻译、介绍和研究黑格尔哲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讨论黑格尔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就不得不谈到贺麟所起的核心作用。贺麟早年留学欧美，专攻西方古典哲学，１９３１年回国后开始在北大、清华讲授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著有《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主持翻译了《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黑格尔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全面地研究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中国哲学家、中国最杰出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家和翻译家。贺先生在谈起自己之所以致力于翻译、研究和传播黑格尔哲学的心迹时，曾经特别提到：我们的时代与黑格尔时代“很有些相同”，“都是政治方面，正当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的时代；学术方面，正当开明运动之后；文艺方面，正当浪漫文艺运动之后”……黑格尔的学说对于解答时代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而黑格尔之有内容、有生命、有历史的逻辑——分析矛盾、调解矛盾、征服矛盾的逻辑，及其重视民族历史文化，重自求超越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实足振聋起顽、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觉与鼓舞。”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黑格尔哲学对现代中国学界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动荡的革命和战争年代，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为其先驱思想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学界和普通民众心中产生了附带性的广泛影响。毛泽东在那个年代完成的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显著影响，对传播黑格尔哲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黑格尔哲学仍然是中国学界长期认真研究的对象，产生了一些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家，一些在黑格尔影响下的哲学家，像张世英、冯契、姜丕之、王太庆、王玖兴、王树人、薛华等。即使中国哲学家不一定赞同黑格尔的某些核心见解，但是黑格尔思想仍然对他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学界，正在继续着前辈未竟的学业，认真地翻译和研究黑格尔哲学原著，如梁志学对《小逻辑》的重译（《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张澄清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而且也在继续引介国外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重要二手资料，如前不久出版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和法国哲学家柯耶夫的《黑格尔导读》（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等等，都表明了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
另外，如果从黑格尔哲学方面找原因，在我看来，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对中国学界产生着重大影响。首先，黑格尔哲学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今天，持有一种联系、发展、进步、全面的辩证法思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常识。正是黑格尔，在宏大的哲学体系中，全面而彻底地阐明并且自始至终地贯彻了这一思想。中国学界也正是在这一核心思想上，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自从其诞生以来，虽然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一直受到来自诸如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哲学流派的攻击，但它仍然是最受中国学界认可的西方核心哲学成果之一。其次，正是黑格尔，把一种厚重的人类社会发展观和进步观、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传授给了整个人类，也传授给了中国学界，进而传授给了广大的中国民众。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些话，比如，“要历史地看问题”，“要历史地看一个人”，“要历史地看一件事”等等，都受到了黑格尔这种凝重的历史感的影响。这是一种对待人类历史，也是对待人类自身的根本态度。这种对待人类历史的自我意识，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和揭示。第三，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既充满理性又讲究实际的哲学。这种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务实精神”相吻合。著名的黑格尔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借助恩格斯的精辟剖析，持久地激荡着中国学界。这种思想，教导给人的，不仅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且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态度。它与我们一再提倡的，也是为中国普通民众广泛接受的“实事求是”的处世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黑格尔哲学不是单纯的形而上学思辨，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真关照。黑格尔哲学既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也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产物，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结果，又是德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环节，具有既深入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品质。黑格尔哲学能激起读者对自己的祖国文化历史传统的热爱和反省，激起读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追溯和重新叙事，在宏大的哲学叙事中，重新塑造本民族的民族精神。黑格尔提出的哲学是对时代的精神把握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见解，在今天仍然深深地打动着中国学者的心灵。第五，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黑格尔到哪个国家早，就对哪个国家早有帮助，哪个国家的文化就会早兴盛。”在黑格尔哲学中，既埋藏着充满革命激情的种子，更有寻求和解的勇气。在《精神现象学》中，革命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而在《法哲学原理》中，和解的勇气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使得他的哲学著作能够满足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在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学术谋求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和建设和谐之道而反复参照的重要文献。
总而言之，在中外思想交流史上，黑格尔是决定性地影响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哲学家之一，黑格尔著作是最受中国学界关注和研究的著作之一。如果以《精神现象学》在１８０７年出版作为黑格尔哲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它已有足足二百年的历史了。一种二百年前的哲学仍然受到中国学界的如此热爱，表明了这种哲学的顽强生命力，也表明了这种哲学的持久魅力。
尼 采
梁公最早将其名字引入中国
○赵广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回忆有朝一日将从我的名字……开始。”
这是尼采在其最后一部作品的最后一章中的话。这是一种病态的极度自狂，也是一种先知式的自信。西方思想传统的回忆是从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开始的，在尼采看来，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道德以共同的理念合谋了西方的价值传统，并成为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尼采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等于清空了西方思想和价值的全部内存，那么回忆，如果还有回忆的话，将只能从尼采这个名字开始。
从西方思想和精神百年来的情形看，尼采确实是个先知式的预言家：他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思想的真正起点。１９００年８月２５日，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的生命归于永恒的沉寂，而他的幽灵此后却一直处在西方思想和精神漩涡的核心处，虽历百年，强力依然。尼采的命运决不止于西方。在尼采死后的第二个年头，梁启超就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把他的名字引入中国，尼采的命运从此与中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２０世纪初中国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们对尼采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王国维在１９０４年发表的《尼采氏之教育观》中如此评价尼采：“氏决非寻常学士文人所可同日而语者，实乃惊天地震古今最诚实最热心之一预言者也！”而鲁迅对尼采的推重，以及鲁迅与尼采的思想关联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这是尼采与中国结缘的开始，从学理和对尼采的真正理解的层面看，这只是一个相当肤浅的开始，但在中国历史巨变和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借助那些划时代的文化先驱、思想巨擘的大脑，尼采一开始就把他的名字烙印在中国现代思潮的记忆中。虽然几度沉寂，但在２０世纪末，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尼采再次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最强音。
２０世纪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尼采的思想在世纪之初和世纪之末两度喧嚣，实非偶然，因为那正是为中国的历史巨变进行思想探索、酝酿思想革命和创造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换言之，尼采的思想与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变革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且其意义超过了２０世纪曾经影响过中国的其它思想和主义。
严格意义上说，尼采并不属于２０世纪的中国，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尚无法真正理解尼采。何以言之？因为尼采的命运就是西方的命运，是西方现代思想、精神和信仰的命运，而那个时代的中国对西方，对思想、精神和信仰意义上的西方及其命运尚未达到切身的理解，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尼采。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出于切身需要的误读成就了尼采在中国的大名。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尼采早就说过，往往是误读成就了伟人的伟大。
尼采与中国的必然联系何在？尼采在中国的真正命运将始于何时？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对尼采与西方命运的理解，对我们自身命运的把握。
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三联书店，２６１页）中写到：“尼采真正的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它的开端是上帝之死，它的中间是从上帝之死产生的虚无主义，而它的终端则是对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成为永恒的复归。”尼采对柏拉图主义——基督教道德的颠覆性批判，不是简单否定，尼采的批判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是将历史造成的有违生命的思想的积淀、陈腐、扭曲、谬误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让思想本然的清纯生机绽现，让生命回到最初、最本原、最强健的自然状态。这是一种虚无中的起始，其所以可能，所凭借和仰仗的是生命自身本然的强力（权力，Ｍａｃｈｔ）意志，这是尼采为世界找到的根基，其运作模式是永恒复归。永恒复归的关键，是对传统时间观念的超越，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向度作为对生命的重压被克服，永恒复归的是“瞬间”（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是当下斩断了时间之环的强力生命的自我肯定，这是轻松、快乐、童戏的生命状态，是自然、创造、审美的状态。在此，自然概念成为尼采哲学最重要的概念，是他再造西方价值和生命的根基与归宿：永恒复归，就是复归到作为自然的本原和起点，“我也谈论‘回归自然’，虽然它其实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令人恐惧的自然和本性”（《偶像的黄昏》）。
尼采把这个自然变成了一个理念，对于旧价值中的人类，这种自然是虚无和不可能，而对于超人，这是其自然（本性）。作为理念的自然，是柏拉图和康德都着力思考过的，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往往标志着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开始。当尼采继续着柏拉图、尤其是康德对自然理念的思考，并最终成就这一理念时，西方文明的命运就找到了自己新的起点；同时，尼采的这一创举也有助于我们对自己命运起点的寻找。
百年动荡与坎坷之后，我们逐渐明白，中国的命运，决不只是经济与政治变革可以改变的，这不足于支撑一个伟大民族的自信；中国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一种思想、价值、信仰和精神的自信。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划时代的思想视野、气魄和使命感，需要一种彻底如尼采的价值重估，需要一种直面虚无的勇气，需要唤起一种最本然的生命强力，而最根本的，是需要一种对神圣自然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是我们的基因中先天就有的，一如《道德经》所昭示的。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永恒的自我回归，回归自己的自然。在此，尼采的命运、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有望成就一个共同的命运，这个命运开始于又一个世纪的转折点上，开始于现在，开始于２１世纪。
歌 德
生前阅读不少中国文学作品
○希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
歌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因此这里只能以尝鼎一脔的方式给大的题目一个极其粗略的概观。
歌德认识中国要远远早于我们中国人认识他。歌德在生前就阅读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如《好逑传》、《玉娇梨》等，他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关于歌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少学者对此做过较详细的论述。至今这个题目依旧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歌德传入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晚清和民国初期，歌德有着不同的中文译名：李凤苞在《使德日记》将他转写为“果次”，王国维则译为“格代”，鲁迅译为“贵推”，苏曼殊则译作“瞿德”。１９０３年，上海作新社译印赵必振从日文翻译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其中就有歌德。王国维在１９０４年的《红楼梦评论》中将宝玉与浮士德并举，谓“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１９０５年３月第１４号刊登了“欧洲大诗人”歌德（当时译作“哥地”）、席勒（当时译作“舍路拉”）的铜版照片插图。第二年１１月６日出版的《新译介》第１号也刊登了“德国大文豪”歌德的照片。马君武译过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米丽容歌》。苏曼殊翻译歌德的诗歌《沙恭达罗》，１９１１年收入在日本出版的译诗集《潮音》中。在《致高天梅》里，他引用歌德关于翻译的观点，说：“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须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劝之习英文，此语专为拜伦之诗而发。夫以瞿德之才，岂未能译拜伦之诗？以非其本真耳。”不过翻译却始终是中国人认识歌德、走近歌德的津梁。１９１４年应时推出《德诗汉译》，收入歌德诗篇《鬼王》。周瘦鹃译《驯狮》，列入１９１７年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也重视介绍歌德。《学衡》第４２期刊登了歌德画像。１９２６年９月刊发的第５７期，在刊登陈铨翻译的两首歌德诗歌《图勒国王》和《鬼王》的同时，还配发了德国Ｍｏｒｉｔｚ ｖｏｎ Ｓｃｈｗｉｎｄ绘的《鬼王图》。第７８期刊发了歌德在罗马城外苍茫吊古图。
在解放前就有歌德剧本在中国上演的记载。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田汉根据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眉娘故事改编成独幕剧《迷娘》。１９３１年长江发大水，江北农民流离失所，陈鲤庭把《眉娘》改成流民卖艺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它又被改成宣传抗战的故事，名为《放下你的鞭子》，在各地广泛演出。另据记载，１９３１年组建的太原市第一个专业话剧团五月剧社曾经演出歌德剧本《史推拉》。１９３３年，王毅哉任社长，又演出过剧本《克拉维歌》。不过，歌德在中国的接受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上演歌德剧本显然也曾遇到过一些阻力。如田汉就说，“以前广东省政府曾把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当作迷信戏禁演过，一时传为国际笑谈”（据《田汉文集》第十六卷，第５５页）。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田汉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歌德与现代中国——评广州禁演〈浮士德〉》。
在解放前执著于歌德译介的也是颇有几位的，如杨丙辰、周学普、郭沫若、冯至等。杨丙辰译有《亲和力》，周学普译有《浮士德》、《哥德谈话录》等多部歌德著作，冯至则著有《歌德论述》，而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则风靡一时，成为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的畅销书。
在新中国，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歌德研究和歌德翻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的歌德研究著作先后有冯至的《论歌德》、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余匡复的《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杨武能的《走近歌德》等。杨武能还撰写了德文专著《歌德在中国》（２０００），为外国人了解歌德在中国百年的翻译接受情况打开了一扇便利的窗口。在１９９９年的歌德纪念年之际，我国推出了两种不同版本不同规模的《歌德文集》，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一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十四卷本，可谓集近年歌德翻译成果之大全。
歌德的旷世名著《浮士德》有多个中文译本，各个译本争奇斗妍，都试图拉近中国读者与歌德的距离。如董问樵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第２版，译序写作于１９８１年，书后附《译后记》，亦作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略述翻译缘起）能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理解歌德的创作，他在注释中不时以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来体贴阐发《浮士德》。如评论甘泪卿对浮士德的痴情，则用中国诗：“妾谊比柔丝，郎情似酒热，酒热有时寒，丝柔无断意。”诗人梁宗岱虽然只译出了《浮士德》第一部，近年收入《宗岱的世界·译诗》（黄建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月第１版），但在《剧场序幕》的一则很长的译注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对浮士德的看法。他肯定浮士德在“罪恶与迷误”中的“不断的努力与无厌的追求”，认为浮士德“始终一念常惺，始终不昧于他那高尚的天性或神圣的天心”。从浮士德的得救中，梁宗岱窥视到了“西方近代精神和我国旧伦理最基本的分歧点”：“我国修行的极致在清心寡欲，等而下之，便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容易流入绝对的安息，或死水的境地，当代西方则不妨有过，但求有功，只有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前进！”梁宗岱同时认为《浮士德》是“现代精神的化身”。
席 勒
完成过一部中国戏剧《杜兰朵》
○符里希（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
席勒与歌德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对最耀眼的“双子星座”。席勒倡导美育与自由，其名诗《欢乐颂》由贝多芬谱成《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而广为传诵。为纪念大文豪席勒（１７５９～１８０５）逝世２００周年，德国曾将２００５年确定为“席勒年”。
和歌德一样，席勒也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写作过两首《孔夫子的箴言》。他对德译《好逑传》不甚满意，曾试图改译，但只留下了数页草稿。他根据意大利作家戈齐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的戏剧《杜兰朵——中国的公主》。
驻德公使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记席勒为“昔勒”，张德彝在《随使德国记》留下了在柏林观看《威廉·退尔》的记载。晚清文坛怪杰辜鸿铭对席勒的作品堪称耳熟能详。１８９８年，辜氏在上海出版英译《论语》，他在大量征引魏玛文豪歌德的同时，也援引了席勒的诗作《异国的姑娘》，以此阐释孔夫子“温而厉”的神态，可谓得席勒美学之神韵。因为作为席勒美学理想的“异国的姑娘”既让人欣慰亦因其“崇高与尊贵”而“使人们无从跟她亲昵”。在晚清，王国维对席勒也推许有加。我们可以说，在蔡元培之前，最早是王国维将席勒的美育思想传播到中国的。他在《叔本华和尼采》中就提到“希尔列尔之游戏冲动说”，这里的“希尔列尔”就是“席勒”。
至今，席勒的美学名著《审美教育书简》至少已有四个不同中译本。不过翻译的准确性一直是困扰歌德和席勒的思想在中国传播这项工程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如前不久就读到一篇发表在国内某个学术刊物上论述席勒戏剧理论的论文，该文绕开了德文原文，利用俄译本来转译席勒“论悲剧和喜剧”的文字，其中就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误作“《丽娜》”，将“喜剧应该把那个期望得到感谢的人表现为可笑的”误解为“喜剧应该把那个想忘恩负义的人表现为可笑的”。可见，席勒的东渐，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误读依旧是一个难以绕开的拦路虎。
席勒一生写作了近十部剧作，郭沫若曾翻译其剧作《华伦斯坦》。不过他在中国影响最巨的当推《威廉·退尔》。是马君武最早尝试将《威廉·退尔》译成中文。作为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席勒剧本，《威廉·退尔》在德语文学中译史、中德文学关系史以及德语文学中国接受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可惜的是，对马君武翻译《威廉·退尔》到底最早在何时发表，学界至今仍存在着错误的说法，很多人误认为马译《威廉·退尔》发表在１９１１年（该错误可能发端于田汉１９５９年刊登在《戏剧报》第２２期上的一篇纪念席勒的讲话，文中说“远在辛亥革命初期，马君武曾经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过《威廉·退尔》的名著的全译”）。实际上，马君武译本刊载发表的时间应该是辛亥革命之后的１９１５年，当时他正留学德国。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到６月２０日，马君武译“国民戏曲”《威廉·退尔》在上海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杂志》第１卷第１期至第６期连载。我们可以说马译《威廉·退尔》开创了德语戏剧文学中译的先河，因为在晚清民初为数不多的德语文学翻译作品中，小说占了绝对的优势。阿英在《晚清小说戏曲目》中只著录了德国的翻译小说，可见在晚清罕见德语戏剧的翻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英将马译《威廉·退尔》编入《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将它与１９１６年出版的曾朴译雨果《枭欤》、１９１８年陈嘏译易卜生《傀儡家庭》并举，称之为“从清末到‘五四’时期最足代表的翻译剧本”。１９２５年，马译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到抗战期间已经再版３次。１９１７年４月《清华学报》第２卷第６期上刊登童锡祥《德意志大诗家许雷传略》一文，称《威廉·退尔》是席勒“最后之名剧”，“叙瑞西诸邦独立之事。写奥吏残虐，令人发指皆裂。而写瑞西烈士之激昂慷慨，则又警顽懦立，令人闻而兴起”。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剧作家田汉在《醒狮》周刊５２号之《南国特刊》６号发表《“若安达克”与“威廉·退尔”》，介绍席勒的两部剧本。稍后，阿英于１９２７年２月９日创作诗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ｅｌｌ——读Ｓｃｈｉｌｌｅｒ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ｅｌｌ以后》。该诗后收入《饿人与饥鹰》（上海现代书局１９２８年版）。１９３５年我国曾经举行过较隆重的席勒纪念活动。项子禾重译了《威廉·退尔》，他写的译序刊登在《中央日报》（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４日）上。项子禾称赞席勒此剧为“世界文字、精神文字、自由文字、爱国文字”，而马译本“简略之处颇多，意或译自节本”，“无足本之华译”，他因此决定重译。先前德国文化协会还曾委托项子禾翻译席勒《黎库克及梭伦之立法》一文。大易写的《读马译〈威廉退尔〉剧》一文也刊登在《中央日报》（见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５日）上。
另据记载，解放前李健吾曾经改编席勒早期剧本《强盗》为《山河怨》，刊于《文艺复兴》新年号，这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强盗》的最早中译则出自曾经留学柏林的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杨丙辰之手，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过这个译本的修订本。
贝多芬
用自身的强大说服历史
○马慧元（西洋古典音乐研究者）
贝多芬于１７８７年初到访维也纳，五年后他２２岁时再访，莫扎特刚刚去世。那时维也纳的市民生活，据说是由吃喝、散步消化食物和去听音乐会组成的。大家看上去都高高兴兴，懒惰，肥胖。维也纳人说，“为什么不呢？”生活这样容易——连乞丐都过得舒服。人们的生活节奏很慢，没什么可以抱怨。然而这个快乐的时代却慢待了伟大的莫扎特——是不是一个令多数人愉快的年代，往往对大师麻木不仁？那时莫扎特还算吃得开，但公众对他的兴趣显然不如他当神童的时候了。也许，莫扎特成熟期后的灿烂和奇异，在任何时代也不能被迅速消化吧。这样的故事，在贝多芬身上重演，不过被放大了很多。贝多芬从来不是人见人爱的神童，但青年时代的作品令他出名。然而他越成熟，跟环境的关系就越紧张。
研究者们约定俗成的贝多芬的中期阶段是１８０３～１８１４左右，这时他慢慢成为真正的贝多芬了，也就是说，不再是受到时人热烈欢迎的贝多芬，而是屹立于历史上的痛苦的聋音乐家，几乎成为一个与“命运”抗争的符号。本来，贝多芬的痛苦和矛盾，更多地是出于个人原因，比如失恋、听力问题、与人相处的障碍等等，但这些完全可以出现在别人身上的挫折，被动荡时局下的幻想和失望加剧之后，宿命地跟音乐史的走向结成一体。他的音乐语言，正好非常适于表达隐含对抗和戏剧性的情感。典型的作品如第五交响曲中，有令人窒息的优美和坚硬——这当然只是外行听者一种方便的表达，而那音乐用完整丰饶的上下文包裹起“动机”、“发展”、“再现”，其间他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妥当的理由，于是寄生在传统模式之中的裂变异化为新的模式。贝多芬的交响曲协奏曲的总谱，我曾一一翻过，仍然大惑不解。我辈除了试图了解规范，然后捕捉点滴趣味，还能做到什么呢？
所谓贝多芬的晚期，一般说来是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２７年。晚期的交响曲，跟弦乐四重奏没什么可比性，因为不同体裁自然造成情感的侧重点不同。我私心偏向四重奏一些，家里的乐谱总是摆在好拿的地方，一旦放起ｏｐ．１２７或者ｏｐ．１３５，就条件反射地想打开谱子来读。那音乐太寒凉太险峭了，如果没有谱子扶持，真不知何以为继。它们抵达了听觉的荒芜之地，让人偶尔一游即可。
贝多芬是说不完的。多变的音乐风格加上斑斓人生，这个人简直就是供人言说的。而言说之重，总是跟他的“历史地位”相关，这其实非他自己能左右。天才以个人之力写自己所能写，而历史学家环顾上下，为之定论。窃以为把贝多芬当作西方音乐的代表实在有失偏颇，因为无论早年的巴洛克还是后来的２０世纪音乐，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都不输古典浪漫时期。但若作为一种粗糙的认识，选取一位音乐家来代表西方音乐，恐怕就只有贝多芬了。那个时期的欧洲文明已经在世界上胜出，几乎就是现在多数人了解的“西方”的代表。尽管贝多芬未必预料到自己在历史中的话语份额如此之大，但他以后的时代，却无法选择地成为“贝多芬后”。对这个世界来说，后来的日子更加复杂、充满悖论：灿烂高雅的德奥文化竟然跟战争相连，而邪恶的希特勒据说也喜欢贝多芬，并且不是一般的喜欢。人们只好反思一下贝多芬精神——那种对“崇高”、“完美”的幻想，居然也可为邪恶或至少不宽容输送动力？人之“原罪”有如原色，调配出纷杂的因果恩怨。让社会学家们去剥茧抽丝吧。
即使是从纯粹的音乐角度来看，贝多芬后的时代也可以反贝多芬，甚至将“反贝多芬”作为认识音乐的出发点。我这几天喜欢听的演奏，是中国观众熟悉的钢琴家阿格里奇与人合作的贝多芬三重协奏曲。这部作品当然不是贝多芬作品中最“贝多芬”的。因为三件乐器的对抗减弱了独奏乐器的张力，六十多岁宝刀不老的天才阿格里奇的魅力也展现得不够。不过在这相对收敛的作品中，我边读谱边听，听出贝多芬作为音乐家的纯粹。它的各个细部，你一听就是贝多芬，然而从整体来说，倒有点巴洛克的意味——比如一件乐器上的旋律出来，被其他乐器重复、加强和细化的过程，让人回忆起亨德尔的大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的早期作品比如钢琴奏鸣曲都是我的心爱。这样的音乐，其实未必只有贝多芬才写得出——但是，我以为“性格” 往往是天才的关键之一，你要用合适的手段和理由发展出自己的生命才有可能立足。贝多芬用自身的强大说服历史记住他，并让历史学家划分出他的时期以求一种圆满的描述。他不太知情地，活在历史的峰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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