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系统合同:《中国的教训：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教训：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 沈睿 潘文（John Pomfret）于1980年9月来到南京大学学汉语。那时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二十一岁。他来到中国，住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宿舍里，同宿舍共有七个同学，跟中国同学同住，他不但学中文，也开始了解中国。

对刚到中国的潘文来说，在中国他经历的“文化休克”不亚于一次文化地震。他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海滨来到南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中国的颜色：中国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国家！那时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颜色只是两种：土色和灰色。全中国老百姓穿的衣服也都是只有两种：蓝色和灰色。偶尔看到孩子们穿稍微鲜艳一点的服装。街道上到处都是灰尘，商店玻璃从来似乎都没擦过。商店的柜台里没有什么东西。人们买东西得用各种票证：粮票、布票、油票、种种票证，潘文完全被弄糊涂了。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日本占领前的三十年代。他在南大的食堂吃饭，吃的是肥猪肉片炒蒜苔。蒜苔（美国没有蒜苔）是一种让人爱放屁的菜，他与七个同学住在一个房间里，冬天没有暖气，房间的窗户不能开，房间里的味道可想而知。他常常和同学一起打篮球，大家打篮球打热了，把衣服脱了，他吃惊地看到他的同学的身材，几乎人人都跟非洲饥饿的人们差不多。

 

二十多年过去了。潘文已经在世界转了好些圈。他于九十年代初曾因为美联社工作报道中国而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他也跟一个云南姑娘结了婚。1998年到2003年他又回到北京，在北京作《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北京的时候，他跟他的南大的老同学们再次联系上了。六十多个同学，他采访了五十多个，跟很多人有很深的友谊。2006年他根据他的同学的故事写作了他的第一本书《中国教训：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 书名中的“Chinese Lessens”可以有多种翻译：中文课、中国课、或中国的教训。这本书通过他的五个同学的故事，描述了中国四十年的社会和历史。

四十年， 从1966年到2006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许不是很长的时间，可是却是他的同学们的主要一生。这些同学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都十岁左右。十岁的他们已经都有非常不快乐的童年。他们都有不幸的过去：受迫害者的子女、贫穷、饥饿、红卫兵、上山下乡、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1992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也都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这些人从青年到中年，成功与否，每个人都写出了自己的一生。潘文的书中的故事，对中国读者来说毫不陌生。我阅读这些故事，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经历。这五个人，吴晓晴、周连春、管永星、叶皓、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管永星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子女，随着父母她下放到农村去了。还是孩子的她被别的孩子欺负，最终导致她成为一个瘸子。文革后，她上了大学，大学毕业的时候，她被分配到北京做编辑。可是她没有到北京去，放弃到北京工作的机会而到了安徽，因为她要和她的在安徽的男朋友结婚。（我当然记得大学毕业分配的事情。去北京成为七七级最好的选择。人人都想去北京。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班上有二十多个同学进京。放弃北京？我的同学最后中有两个。）这种放弃到北京工作的机会而到安徽去，让同学们不理解，认为她把个人生活看得过重。周连春是从农村来的，曾经当过红卫兵，大学期间他开始与思想解放运动挂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财经大学任教，直到现在，他被称之为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八十年代初，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是不许谈恋爱和离婚的，老周无法跟已经如陌路的妻子离婚，因为如果他离婚就被看成是陈世美搬忘恩负义的人物。吴晓晴的父母都在文革初期被折磨而死。而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师范大学，那是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学校，与那些迫害他的父母致死的人一起工作。潘文不理解吴晓晴怎么能平静地和这些人一起工作。菲没有考上大学，希望通过与外国人的关系离开中国。这些人的大事小事，如我的大学同学的故事一样。我读的时候，好像是读我们的故事。而对我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角。

本书的意义对我来说却不是这些故事，而是作者对中国这四十年的观察和分析。潘文对中国这四十年——二十年革命，二十年向前看（向钱看）的分析。中国的传统的善良为本伦理道德已经被极权文化彻底毁坏了。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不停地把中国推向火坑，让老百姓互相折磨，摧残彼此。这个集体最提倡的文化是“出卖文化”，彼此告发，互不信任。周教授的学生告发周教授，目的是自己加入党组织。加入组织的目的当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利益所在。这个领导集团内充斥着腐败、背叛、相互杀害。这个集团把这种文化散布到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潘文在中国遇到的中国人都敢跟他讲实话，跟外国人讲实话没有关系，可是却彼此防备，因为在中国你不防备你的同事，同学，邻里，你就可能背后挨上一刀，有的时候这样的一刀是致命的。二十年革命的心理遗产是信任的丧失。中国今日成为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是这个领导集团以身作则的结果。

二十年的向钱看（向前看），虽然领导中国走向了经济的繁荣，但是中国领导集团对自己地位的不确定导致另一种过度文化的产生：人们生活得好像没有明天，一切都过度。从革命的性压抑到经济发展时代的性泛滥。从吃饭要粮票到大量的浪费，到处都是饭局，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餐馆。二十年的向前（钱）看，领导集团成功地将痛苦的历史的记忆从人民的心灵中抹掉了。人们不愿意回顾过去，不想看过去走过的道路。人们一心一意地向钱（前）看。从教育内容到历史研究，没有人谈论文革，没有人探讨反右运动，没有人探讨大饥荒，没有人探讨政治运动对中国的伤害。政治运动从人们的生活里退出，似乎也从人们的记忆里抹掉了。一个不记住历史教训的国家，一个似乎没有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国家，结果就如同潘文的一个老同学那样，利用这个社会提供的机会嘲弄和揶揄这个社会。这位老同学曾经是个军人，八十年代末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命运所赐，来到深圳，开始新的生活。他现在写作的歌词，就是号召不停地要“革命的新高潮”。一次潘文跟这个朋友去他的音乐会。新高潮这个词在这个大部分是老干部出席的音乐演出时出现了几十次，不停地重复，高潮连接而来，层层高潮，革命高潮加高潮。是什么新高潮（性高潮）？作者问老同学。老同学大笑：我是拿这些老干部开涮。
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处境。他们是这二十年向（前）钱看的产物。没有这二十年也没有他们的房子和汽车，他们的孩子都尽量送往国外读书。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普遍鄙视他们生存依赖的社会。他们挣多少钱都不满。他们绝不说这个社会的好话。他们仿佛觉得他们该天经地义地拥有一切，对这个国家的领导集团也没有任何赞美可说。他们对让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没有感激，反而充满愤怒。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国的成就，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没有人对生活感到满意。人心涣散。

潘文认为，中国的未来——中国是否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将取决于中国领导集团怎样处理几个关键的问题。这似乎像一场赌博。目前中国的领导集团在这几个关键问题上都在赌博。他们能否成功，有待于历史的铺开。第一，中国能否在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坚持不做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的状态是中国领导集团将拼死坚持这条。他们的统治完全靠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如果有一天经济发展得没有那么高速，他们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性？第二，中国在二十年之内就将进入老龄社会，他们能否在变老之前变成一个强国，有足够的能力支持这些老年人？如果没有，会发生什么？第三，中国的环境污染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们能否在发展的的同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第四，中国已经丧失了道德的方向盘，在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中国领导集团能否提出一种思想，凝聚全国人民的心？一个没有价值观，没有道德的社会能否真正“和谐”发展？国家主义（nationalism） 是一柄双刃剑。中国领导集团不太敢过度运用这柄剑，因为弄不好，这柄剑就会杀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