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博学，海外宗师”——怀念柳存仁先生
刘梦溪
“不轻妄语；有失必自己认错；看书必看完全部；于闲书力之所及，有读过周匝者”，可视为他一生为学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的治学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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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送走季羡林、任继愈两先生，就传来了久居澳大利亚的柳存仁先生逝世的消息。时间是2009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终年九十二岁。不久前刚收到他的信，告以体内有积水，足部微肿，尝住院疗治。他还为无大碍而释然呢。信的落款时间为七月十六日，距他远行只有二十余天。而信封上接收局的邮戳，则为2009年八月九日，是他不幸而逝的前三天。由于此信的内容殊为珍贵，兹特全文抄录出来以飨读者。
梦溪吾兄史席：前得五月间远道惠寄大刊《中国文化》最近期两册，甚为慰欣。拙文乞常指疵，俾得附骥，大编中奖饰逾恒，实当不起，更乞多加鞭策，俾得稍有寸进耳。接尊刊後不久，弟即住入医院。自丁亥间去西安随喜，忽瘿足疾，不乐少履。返此间後，医生言体内积水分，宜加排除。近又发现足部微肿，或与肾脏有关系，需入医院加细检察。近始返家，幸尚无大碍。惟需多些休息，减少午夜抄阅劳顿，思之诚然。贱龄已九十二，近来举止频顿，大异九十年代在京捧晤时之灵便，似不得不为左右言者耳。弟因失聪，听电话时感困顿，赐书乞作短笺为幸。惟府上电话，迁新第後，想旧号或已更新，便中仍乞并传真号码一并见示，俾必要时联系，则远人念兹在兹者耳。专此奉谢并遥祝俪福。弟存仁再拜。七月十六日。
尊刊本期《中国文化》已寄赠左首两人，皆专研摩尼教者也。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林悟殊教授
瑞典 Dr peter Bryder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University of Lund
Bredgatan 4, 522221
Lund ,Sweden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写给友朋的最后的文字，但确是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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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柳先生初识于1980年国内首届《红楼梦》研讨会上，来往渐多起来是八十年代末我开始创办《中国文化》杂志。承他俯允担任刊物的学术顾问，并先後有六篇文章赐给《中国文化》发表。信中所说的“《中国文化》最近期两册”，指的是今年春季号总二十九期，上面刊有柳存仁先生的《金庸小说里的摩尼教》一文。由于该文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我在此期的编后记中予以特殊推荐，并介绍了柳存仁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本期柳存仁先生《金庸小说里的摩尼教》一文，开启了武侠研究和宗教研究的新生面。柳先生精通《道藏》，小说史和道教史是其专精的两个域区，而尤以研究小说和宗教的关系享誉学林。写于1985年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著。他还出版过英文著作《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现在又通过对金庸小说宗教门派的研究，将摩尼教在中国传布的情形作了一次历史的还原，勾沉索隐诸多不经见的珍贵史料，融大众欣赏的说部与枯燥无味之考据于一炉，虽不过四万余言，实为一绝大的著述。钱钟书先生称柳先生“高文博学，巍然为海外宗师”。余英时先生叹美其治学精神则说：“他的著作，无论是偏重分析还是综合，都严密到了极点，也慎重到了极点。我在他的文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句武断的话。胡适曾引宋人官箴‘勤、谨、和、缓’四字来说明现代人做学问的态度，柳先生可以说是每一个字都做到了。”但当世真知仁老博雅渊深之学者甚乏其人，故余英时先生致慨：“新史学家恐怕还要经过几代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认识到他的全部中英文著作的价值。”（见柳著《和风堂新文集》之余序，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7）英时先生还披露，单是仁老多次阅读《道藏》的笔记，就有数十册之多，真希望这些稀世珍奇之初始著述能够早日印行面世。
柳先生信中所说的“奖饰逾恒”，盖即指此。但我有些后悔写下了这些文字。特别关于期待他的《道藏》笔记能够早日面世，本应是现在可以说的话，却说在当时了，于今思之，实所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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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对柳先生了解是比较少的，一般读者更鲜知其人其学。可是当看了钱钟书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的评价，我们应该知晓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钱钟书先生称柳先生“高文博学，巍为海外宗师”，绝非虚美之辞。以我对柳先生的粗浅了解，他完全当得。余英时先生说“新史学家恐怕还要经过几代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认识到他的全部中英文著作的价值”，也是物则有据的学理判断。因为钱也好，余也好，他们的眼界极高，从不轻易许人。
我所目睹，1991年六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和1993年马来亚大学召开的国际汉学研讨会，柳先生都是特邀主讲嘉宾，而尤以前者规模更其盛大，全世界稍见头脸的汉学家悉皆出席，仅列入名册的代表就有280多人。柳先生在开幕式上以《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和未来》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大会主席陪侍一旁，礼仪隆重，全场肃穆而无不为之动容。
柳存仁先生的籍贯是山东临清，1917年八月十二日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亦曾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学位。後长期定居澳洲，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以及亚洲学院院长等教职。他还是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也是澳洲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1992年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AO勋衔和勋章。国际汉学界公认他是顶尖级学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和风堂文集》暨《和风堂文集续编》，以及台湾出版的《和风堂新文集》，是他专著之外的重要学术论文的结集。上海古籍1991年还出版过他的文化随笔集《外国的月亮》，我们从中可以体会他的文史知识和文笔情趣。其实青年时期他还写过剧本和小说。我与柳先生的联系所以比较多一些，一则由于彼此都涉猎过红学，二则由于《中国文化》的创办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三则也与他的一部长篇小说重新在国内出版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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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199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我有纪录，晚八时左右，柳存仁先生突然打来电话，说人在北京，第一次携家人到国内旅游，明天就返回，没有惊动任何人。我意识到他是有什么事需要和我见一面，于是立刻赶往他下榻的台湾饭店。
原来他让我看一本书，他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叫《青春》，1968年香港初版。我说国内也许可以重版此书。他开心地笑了，答应可以暂放我处。三年之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50多万字的小说，只不过将书名改作了《大都》。当然是经过柳先生同意改的。百花主人初意恐书的内容尚不够“青春”，故提出易名问题。柳先生于是改作《四季花开》，但百花嫌意涵稍轻，建议叫《故都春梦》或《故都》。最后柳先生定名为《大都》，与书中所写清末至二十年代中期京城的人物与故事，庶几能相吻合。
我与柳存仁先生有较多的通信，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已有十七八年的时间，单是他写给我的信就有七十通之多。就中涉及《大都》出版事宜的，有十余通。他的信内容非常丰富，从不就一事而写一事，而是顺手牵引诸多文史掌故，娓娓道来，幽默细腻，妙趣横生。比如因讨论书名可否叫《故都春梦》，他会联想到鸳鸯蝴蝶派名家张恨水，以及民国十八九年阮玲玉演的一部无声电影。而且还插入一段鲜为人知的“今典”故实。他写道：“说起张先生（指张恨水），有一逸事，是口头听人讲的。八十年代中国要人胡先生曾莅此间，有区区教过书的洋学生在外交部服务任接待者，曾陪同坐飞机，不免闲谈。胡公告以中国小说以张先生写的最好。”此语于张于胡均无贬义，而是觉得此掌故甚隽，可入“世说新语”。因为柳先生对张的作品是颇具好感的，连《啼笑因缘》第一回的回目“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他都背得出。只不过《大都》的写作，他认为还是属于五四新小说的一流，故取名宁愿远离鸳鸯蝴蝶派的“风花雪月”。
1996年六月，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大都》，装帧设计柳先生均称满意。接着在八月二十日，趁柳先生来北大出席道教会议之便，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在京学者、作家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赵园、韩小蕙，以及百花的社长、责编和天津的评论家夏康达、金梅等出席了研讨。大家谈的很热烈，专家视角，言皆有中。柳存仁先生最后致谢辞，说：“师姑生子，众神护持。”他强调自己的这部“旧作”，主要是写那一时期的几个忧郁幽悒的妇人和可怜的孩子，他的同情始终在妇人与孩子的一边。
1995年十月六日他给我的信里，也曾谈到《大都》的这一主旨，写道：“主旨实在要说，不论什么民族，什么体制，一定仍得有做人的道德。此为看到今日青年、今日社会如饮狂药，所以有此文字，现代化了的世道人心的关怀。”他希望现实世界中能够有“真的人”存在。而所谓“真的人”，并非指传统的“圣人”，而是“有血肉有情感，真实不欺的人”。“真实不欺”四字，揆诸今天，极平常而份量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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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研讨会之后，1998年在北京，2000年在台北，我们又有过几次学术会议上的不期之晤。虽然他当时已年过八旬，但精神很好，不禁暗暗为之欣慰。可是2001年的四月，他接连两次突然晕倒，终于不得不为心脏安上启博器。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信里，已告知此一情况，并感慨“贱龄八四，衰疲亦已逾格矣”。而第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长信里，写的更为详细：
不意去年四月五日，共内人上街，返程坐在公共汽车上（我们这里多数人有车，如弟之坐公共汽车者，往往可数，是不会很挤的。不知怎的，弟忽然晕了过去，醒时不知怎地是躺在车中地面上的，救护车已来，即抬上车，弟满面羞愧，平生无此窘境。送医院检示言无恙，氧气一吸，胸臆大畅，也就无事了。两小时後即回舍间。不意次日共友人及内人去一间饭馆“饮茶“，在座上人忽又变卦，再送医院，则四月六日了。住院中又五天，每天检验，最后说弟的心脏跳动失常，偶然会停摆。此皆有纪录可查，弟不能不信，遂于第五天施手术，在胸肩之际种入一个parr-makcr中文曰启博器。手术很正常，当天即出院了。现在坐飞机，检查身体会有异声，故医院又出了一张特别卡，做为过关的令箭，其余无所苦也。
尽管柳先生仍然像往常那样幽默乐观，但此后写给我的信，每每讲起他的身体状况，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因为他只要身体允许，便难辞却演讲或者会议的人情之约。此次心脏病发作，实与发病的前一月，即2001年三月，赴香港出席道教节并以“老子和太上老君”为题发表演讲过度劳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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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事有不单行者。心脏病发作的第二年，先生又因视力严重受阻，不得不施行手术，割去双眼的白内障。但手术的预后并不理想，阅读文字反而需要戴一种像放大镜似的眼镜。以前患白内障未经割治时，眯着眼勉强能看清楚报上的文字，现在却非戴那个笨重的放大镜不可了。因此先生颇有后悔之意。但他在2002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信里说：“然世间亦乏治后悔的药，吾又何尤？”这是一封很长的整整三页纸的信，在最后一页他又写道：
还有一层下情，也当告诉您，就是我的眼睛施手术后，常会发生一种粘粘的半液体似的东西，最近才似乎好了些。有时候眼睛又会觉得有一种也许别人看不见的光线，只自己能看见，有时在黑暗的甬道走，忽然左边或右边会看到有一盏小灯似的，刚才觉得它有，立刻这光就自己没有了，不知何故。问我的医生，他听了我的报告，“笑而不言心自闲。”也有人说，这样的光有害，也许慢慢会影响到眼球的下面，底下的地方rerina者，眼球最后的薄膜，它要是坏了，人就看不见东西了。希望区区的肉眼还不至于这样的倒霉。
柳先生心脏病和眼病之后的痛苦和乐观情状，这封信里表露无遗。
但接下来的打击更让他难以承受。这就是2003年的冬天，与先生一生甘苦与共的老妻，经医检发现患有乳癌，医治三载终归无效，于2006年四月二十八日不幸去世。柳先生在2006年一月二十日的信里写道：“前年冬季发现内人患乳癌，以年纪较大（今实足八十七，弱弟一岁），乳旁为有淋巴核线核 lymph nodrs，不宜电疗，经医生推荐用药疗 chemothrercpy 每周只用药注射一次。而其治甚苦，经过数月，头发悉脱，顶如比丘尼，行动无力，说话声音低喑。”此情此境，加上家中只有夫妇二人，原来一直都是老妻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现在则变成“生活杂乱，起居无节”，故信的结尾，情不能禁地发出了“北望中原，不胜綦念”之叹。
而2006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则告知：“内人不幸已经不在了，她于上月二十八日逝世，年阳历八十八岁，现在荼毗已毕，弟成了孟子所说的鳏夫了。”六月二十三日函又告余：“内人罹胸癌之疾，历三年余，至今春（北半球之春）乃加剧，四月二十八日不幸去世，年八十八。”孟子鳏夫之说，见于《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由先生引孟子，可知他处境的孤独与凄凉。
这也就是2006和2007两年间给我的信里，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老妻病逝一事的潜因。2007年一月十七日的信里说：“舍间仅一男一女（谓内人及区区也），一人生病，另一人自难离开，固已不在话下。去岁四月底内人病逝，舍间堆积甚繁，不止开门七事，平时内人管的，弟俱不记渠恒言‘生在福里不知福’。今则弟自作自受孽，盖可谓深受其报矣。结缡六十四年，奈何！” 2007年四月一日一信又写道：“去年四月底内人去世，寿八十八。弟在舍间杂务顿增，忡忡若有所失。”此可知先生当时寂寞无助的苦况。
而且由“结缡六十四年”一语，可推知先生结婚的时间係1942年，二十五岁，夫人当时为二十四岁。先生之子女，各有自己的专业职司，平时无法尽在身边照料。子为医生，也年过六旬，工作在悉尼。女儿在母亲离去後时来帮助“治具共食”，使先生稍破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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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身体正常之时，每年都有外出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的安排，早些年去得最多的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近些年也曾多次到过北京和上海。但2004年自己以及老妻患病之后，有三四年的时间不曾“出远门”。2006年十二月，饶宗颐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庆会，柳存仁先生出席了。因为有作医生的儿子全程随侍，虽年已八十九岁，往返还算平安顺利。
但2007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为主讲钱宾四讲座，共三次讲了三个题目，然后又去台湾，还第一次到了台南的成功大学，返港後再赴西安的道德经论坛。这样自三月底至四月二十九日，前后一个整月的时间，尽管也有人陪同，显然是过于劳顿了。致使返程由西安经港，不得不以轮椅代步。而甫及回到澳洲住所，便住进了医院。本文开头所引最后一信所说的“自丁亥间去西安随喜，忽瘿足疾，不乐少履。返此间後，医生言体内积水分，宜加排除”等等，就是指此而言。
不用说是九十岁的老人，即使是一中年人或者青年人，连续一个月频换地址的旅行演讲，也会让身体有吃不消之感。所以先生在2007年五月三十日（返回澳洲住院后未久）的信里，在向我讲述此次出行经过的时候，不免痛乎言之，说“三月至四月间弟作了些愚而可数的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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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存仁先生的离去在我是很突然的。如果不是那一个月的过度劳累，我想他也许不会走得这样快。他有着惊人的学术生命力，即使近五六年每信必及年龄与身体，好像在预示着什么，也始终不曾或离艺文与学术。《中国文化》杂志每次收到，他都有所评骘。
前引主要谈患病经过的2007年五月三十日这封信，最后一段也还是关于《中国文化》，2007年春季号，他刚收到。此期有龚鹏程兄《土默热红学小引》一文，柳先生连类写了好长一段话：“在台南看见了龚先生，这一期他的土默热红学看了很让人折服。弟于《红楼梦》所识甚薄，对此亦无异说，只是觉得现在有这样的新意见，龚先生加以分析，登在尊刊上是很可宝贵的。私意则以为此案归诸曹公的线索不止一条，曹学固可不治，但知道《红楼梦》之外还有曹家，也就很复杂的了。今又拉远拉早到明末，则范围益大，颇疑此一方面清初诸老时代与之更接近者，何以不一疑及，今既疑之，何不更多找些结实的材料来和曹学或索隐派学者重辩资料，此固读红、涉红的人所共关心者也。”
他并不以为土默热的观点可以完全论定，《红楼》曹著说也不见得已然被推翻，但不同的意见发表出来总是好的。特别由拙编《中国文化》来刊载，他见之而喜，因此使用了“很可宝贵”一词。他信中还提到持曹著说最力的冯其庸先生是不是表达了什么意见，问“冯宽堂（冯先生号宽堂）等人有没有新消息”。先生称自己对《红》书“所识甚薄”是过谦了。其实他治《红》极具心得，1994年撰写的《王湘绮和红楼梦》，发表在翌年中研院文哲集刊第七期，曾蒙见寄抽印本，那是一篇绝妙的好文。
柳先生护惜我们的《中国文化》杂志，经常勖勉有加，但遇有舛误，也会不吝指教。2006年秋季号的“编后”在介绍作者和文章时，有“本期刘梦溪先生《论国学》一文”的措辞，先生看后以为不妥，随即在2007年一月十七日的来示中写道：“编后话未署名，文中称梦溪为先生，而卷首即梦溪为主编，梦溪素本谦卦六四爻俱吉，此一笔漏重印时可稍移易，信无褒贬也。”此一教示令我极为感动，当即复函致歉致谢。“编后”虽非我所写，但实难辞失察之责。《易》“上经”第十五卦“谦”，其六四爻为“无不利，撝谦。”《象》辞则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撝谦”指奋发向上之谦。盖先生在期许于晚辈的同时，其督责亦分毫无漏。
我们的通信，先生总是有信必复，我则未能做到四时节候都及时问候。一次许久未向先生通音问，故在信里讲起，平素和友朋对坐，也曾有默然无语的时候。先生回示讲了一则故实警示于我。他说与一老辈长期书信往来，中间有一段时间居然有去无还，电话中问起，对方直说并无他因，只缘近来懒惰耳。这是先生写给我的七十余封信里，唯一两处对我直接垂教的地方。前者关乎文则，后者关乎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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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柳存仁先生另外还有一次奇遇，不妨在这里一并向大家告白。那是2003年的十月份，我曾有澳大利亚之行，随同本院的学术访问团，其中十六日在堪培拉有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由于临行匆忙，竟未将先生的电话带在身边。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当晚用餐后，陪同者开车送我们回宾馆，途经一路段的英文名称是Condamine，我大呼柳存仁先生就是这条街！陪同者先将其他成员送回住地，然后带我在这条街上慢慢寻访。车行没有几步，突然见路左侧小径的深处有一朴拙的房舍，我说停下来看看。待一敲门，开门者不是别人，正是柳存仁先生。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蹊跷的事情，由不得不信造物的神奇伟力。柳先生也没有想到我会突然而至，他的高兴自不待言。这已经是他心脏发病的两年之后了，语言思维无任何问题，只是身体明显地向左倾斜。我们照的一张合照，我居左他居右，冲出来一看，先生的头部紧紧地歪向我的一侧。因急于寻觅先生，我的一只假牙拉在酒店了，说起话来颇不雅观。柳先生说他的许多老友都有此经历，“我们管这叫无齿（耻）之徒”。说罢我们相视大笑。又过了两年，2006年，先生在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我的信里，还提到“前两年您过澳洲摄寄的照片仍在架上”云云。
先生无论为文还是写信，字写得极小，密密麻麻，若非熟读，颇难辨识。心脏患病後，字不仅小，而且一溜往左侧倾斜。故先生信里多次引书家柳诚悬（柳公权字诚悬）“心斜则笔斜”语，自我调侃。2006年一月二十日函云：“此篇又写斜了，昔柳诚悬言‘心斜则笔斜’，吾为此惧。”五月二十八日之信尾又云：“纸无行格，字愈写愈斜。昔吾家诚悬先生言心不正则字不正，大可怵戒也。”病患缠身，亦不改幽默的习惯。
1994年为《大都》出版事，涉及小说正文中数字的写法，二月一日的函示中加一附语：“国内出版小说，其中数目字皆改印亚剌伯数字，如10月、20元之类，弟较不习惯。幸十分高兴尚未作10分高兴，一宿无话尚未作1宿无话耳。一笑！”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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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多天整理重读先生的信函，其和蔼宽仁的音容宛然如在。又想到不久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真有东坡“不思量，自难忘”之感。二十年来柳存仁先生对我的相惜之情和沾漑之益，我无法忘怀。如果有人问我，柳先生的学问精神有那些值得晚生後学汲取呢？我可以用他信里的一段话作答。
2003年元月二十二日，我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涉及到了他治学的一些方面，于是他在二月六日的复示里写道：“辱荷谬赏，高明前贤而外，时人又以选堂先生为比拟，弟荒陋何敢上侧饶公，无论先辈前贤。所自勉者，不轻妄语；有失必自己认错；看书必看完全部；于闲书力之所及，有读过周匝者；如是而已，不足为外人道也。”其中以分号隔开的几句话，即“不轻妄语；有失必自己认错；看书必看完全部；于闲书力之所及，有读过周匝者”，可视为他一生为学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的治学格言。此亦可印证余英时先生所称美的“他的著作，无论是偏重分析还是综合，都严密到了极点，也慎重到了极点。我在他的文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句武断的话”，确是知者的平实之言。
真理原来如此简单。
可尊敬的我们学界的仁厚长辈柳存仁先生将永远活在愿意和学问沾边的人的心里。
2009年九月二十四日写毕于京城之东塾
已刊刚出版的《中国文化》2009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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