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推抚起最新情况: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竟是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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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
武昌起义是一次突然的胜利,几十天之间,革命党人迅速掌握南方半壁江山。但是,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也突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需求。革命党人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要兴师北伐,处处需要经费,其总数,当以亿元计。不幸的是,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这就使得原来并无财源的革命党人碰到了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决定暂不回国,先赴巴黎、伦敦借款,但是,革命军尚在和清政府对垒,胜负难明,西方的资本家采取“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轻易解囊,孙中山空手而归。
据孙中山估计,革命党人当时大概需要五亿两白银。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也有一本账。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2亿两,每月须有一千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出掌财政,但他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不肯就职。
孙中山未到上海前,就传说他挟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带回了多少钱来支持革命军。未料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孙中山不得不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找寻办法。
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阳历,以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新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his/1104118244_banghuishi/62.shtml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谈即在进行。孙中山归国后,虽然同意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兵不血刃地光复全国,但在和议过程中,他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直捣北京,以战争解决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前后进行的合办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借款谈判,本意都在于取得一笔经费,支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发放南京附近革命军队的军饷,同时也支持北伐。但是,却迟迟不能到手。
合办汉冶萍公司之议遭到临时参议院和张謇、章太炎等人的强烈反对,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的借款谈判也困难重重。2月初,孙中山、黄兴不得不转而以租让满洲为条件,要求日方紧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孙中山当时的计划是,一面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一面筹措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继续排袁”。但是,这一谈判,也由于日本陆军大臣的反对,没有成功。其后,孙中山又企图以全国赋税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50万英镑,也未获结果。这一时期,南京临时政府还进行过其他一些谈判,除与日本大仓洋行进行的“苏路借款”谈判,获得三百万元外,其他均告失败;孙中山委托日人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也中途取消。
由于缺乏经费,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
孙中山对短期内获得借款绝望,不得不接受和议。2月12日,清政府宣布溥仪退位,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同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于3月9日获得银110万的借款。5月7日,继获银三百万两。6月12日,再获银三百万两,6月18日,又获银三百万两。
其后,袁世凯3月10日在北京就任,孙中山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遂为袁世凯篡夺。国际银行团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资本输出的国际金融垄断组织。其目的在于避免在竞争中相互削弱,有利于合伙对付中国,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
业借款合同,并取得向东三省提供借款的优先权。此事遭到俄、日两国强烈反对。经过多次交涉,以承认俄、日两国在中国北部地区的侵略特权为条件, 俄、 日于1912年6月20日加入银行团,使四国银行团扩展为六国银行团。后因列强之间的矛盾,美国财团于1913年 3月21日宣布退出,于是成为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合同于1913年4月26日签订,借款总额两千五百万英镑,是国际银行团规模最大的借款。银行团趁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之机,在合同中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除了重利盘剥之外,还取得了监督中国财政、干涉中国盐务等各项特权。国际银行团本身是一个经济组织,但有关各国政府通过其驻华使节直接干预银行团的借款活动,使之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银行团的活动基本陷于停顿。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国财团随之解散。此时国际银行团已名存实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1918年7月美国提出组织新四国银行团的建议,邀请英、日、法三国参加。1920年10月15日,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于纽约。由于参加国同床异梦,特别是美、日矛盾尖锐,新四国银行团成立后未能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刘蜀永)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 张小杰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310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样票,见有一、五元,关于此票有三种看法,一、认为是辛亥革命时期货币①,二、认为是被误认“辛亥革命时期货币”②,三、认为有可能在民国二十七年前后南京傀儡政府之用③,笔者认为第一种看法的可能性较大,现将主要以李廷江著《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资料与其它史料整理供大家参考:
武昌起义以后,为了组织中央政府,选举大总统,各省代表曾争论不休;但当孙中山于
1月10日
为何日本这么热衷帮助革命军设立中央银行呢?这要从阪谷芳郎这位日本的近代财政家谈起,阪谷芳郎是当时日本财界头号人物涩泽荣一之婿,历任大藏省的主计局长、总务长官、次官,1906年至1908年任大藏大臣,1912年7月至1914年3月任东京市长。他认为“清国”和“韩国”是日本资源供给地和商品市场,主张必须建立日本财界对外扩张的特殊银行——陆军参谋本部那样的机构。他据此构想于1903年制定的《关于设立朝鲜中央银行之方法》,成为
据以上史料分析,并对比同时代日本银行纸币文字、图案的风格特征,及此样票的纸张特征,可以确定“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即为此时期的设计试印样票。但从设立银行的提出到计划的取消,总共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再加上钞票上没有印年份(这也是符合当时日本纸币的特征),就给后世留下了悬念。有没其它可能呢?从《中央银行史话》 “中央储备银行见闻”一文中提到“1940年3月,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成立后,
松方正义:明治维新元勋,他从政几十年,长期掌管大藏省,自明治18(1885)年起,两次组阁任首相,六次出任大藏大臣,他的对日本经济财政的意见被誉为“松方财政”。由于他长期主持财政,故在日本各界,特别是大藏省,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①《中国钱币》一九九0年第三期吴筹中“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
②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编著说明”
据日本友人平山周的回忆,中山樵的姓名是这样来的:在孙中山与日本友人犬养毅初次会见的那天晚上,犬养毅叫我伴孙中山寻旅馆住宿。孙中山对我说:“今晚两人就住在东京吧,这样可以畅谈一番。”因此便在京桥的对鹤馆———现在的对鹤大楼住下。我问孙文:“填写什么姓名好呢。”孙说:“填写你的姓名就好。”我说:“填写同样的姓名不太妥当。”孙说:“随便写个什么姓名都可以。”那时,中山忠能侯爵的邸宅在日比谷,刚才我们是通过那邸宅的门前到这对鹤馆来投宿的,因此便想出“中山”二字来。孙便顺手拿起笔来,在“中山”二字下写个“樵”字。我说:“以此名作为日本人的名字有点儿奇怪。”孙说:“这个意思表明我是‘中国的山樵’,故以‘樵’字为名,”因此,“中山”之名便自此开始使用起来。
“四大寇”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不满现实,在朋友间常常慷慨激昂抨击清廷弊端。他和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三人引为知己,被人称为“四大寇”。
尤列,广东顺德县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人士交游,孙中山在广州读书时候便与他结识。陈少白,广东新会县人,少有才学,经区凤墀介绍到香港会见孙中山,又经孙中山介绍入西医书院学习,两人遂成同窗。杨鹤龄则是孙中山同乡,同是翠亨村人。
与黄兴因“国旗”生隙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图式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黄兴的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亦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争执中,宋教仁站在黄兴一边,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甚至由此认为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机。”于是宋教仁正式向孙中山辞去同盟会的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法国乘船回香港,再从香港乘船抵达上海。孙中山还未到上海,中外各报都盛传孙中山带着巨款回国,以资助革命军。孙中山刚上码头,就被大批中外记者团团围住,所问的也多离不开金钱之类的问题。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5月9日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 讽刺四国银行团用心的漫画《铁路之险象》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强化中央集权,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此次收归国有的铁路线包括: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汉口至广州的粤汉线、北京经张家口至恰克图的京恰线、北京经齐齐哈尔至珲春的东干线和成都至汉口的川汉线。其中,川汉铁路从1903年起,经四川绅民极力争取,至1907年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1909年,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宜昌至万县段已经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则在湖南、湖北、广东绅民争取下,于1905年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此后,3省绅民大举筹款,并开始自筑。
全国铁路的商办潮流,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清政府中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新洋官僚,亦鼓吹借债筑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并开始策划先将铁路国有,再借债筑路。
1909年(宣统元年)6月,军机大臣兼粤汉铁路两湖境内段(简称“湖广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与德、英、法三国银行订立《湖北、 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此前,美国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曾取得外务部有关川汉铁路的承诺,若需款项,先尽商借。这时,它除指示本国银行做好参与准备外,还以责成清政府履行上述承诺为词,要求参加湖广铁路借款。湖北、湖南两省在1905年刚从美国收回粤汉铁路权,民众反对再借外债、坚主自办建筑该路。湖南铁路公司和咨议局通过决议,并由该省巡抚奏陈清廷,要求宣布上述草合同无效,以安人心。同时,该省地方人士加紧展开集股自办工作。湖北的绅、商、军、学各界,也联合发起成立铁路协会,作为拒借外债、集款自办的机构。
清政府面对两湖人民的抵制和美国等国的压力,既防激成变乱,又怕得罪列强,便一面向英、美、德、法四国驻华使节表示,决不改变借债筑路政策;一面谋求安抚,在原已批准湖南铁路商办之后,于1910年批准湖北铁路也归商办,却又给以多方刁难。
英、美、德、法四国各自谋求扩张在华势力。从1909年7月起约一年时间里,四国驻华使节接连嗾使清政府采取强硬办法,压制民间拒借经款行动,并要求从速签订正式借款合同。同时,四国政府又各自支持本国银行就任用工程师、承包铁路长度等等权益,在巴黎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力图取得最大限度的份额。1910年5月间,四国银行就这些权益问题达成协议,并组成了四国国际银行团。同年11月,他们又达成另一协议。协议以隐约的词句,透露出企图独揽除东北地区的中国全境铁路投资权益的野心。然后,英、美、德、法四国驻华使节相约,分别以同文照会催逼清政府签订借款合同。
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一再指出列强对中国铁路的投资,目的在于扩张势力范围,借款筑路,国将不安。清政府对这些社会舆论充耳不闻,反而认为签订借款合同“势难久延”。给事中石长信承此意旨,于1911年5月5日奏陈铁路商办的弊害,主张干路国有,以制造舆论。清廷遂于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签字前九天即5月9日,用上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除支路外,其从前批准商办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并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5月20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作。合同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4国银行团享有该2路修筑权和2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廷诏谕一经颁布,举国反对,湘、鄂、粤、川四省尤为激烈,绅民开始直批清廷卖国。四川民众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亦批评清廷“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将引来“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四川保路运动迅即转变为流血斗争。清政府急从湖北调兵前往镇压,客观上为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