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推抚起最新情况: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竟是为了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22:28:12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DIV.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DIV.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除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袁世凯采用又拉又打的两面派手段,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外,“钱”也是孙中山让位的重要原因。 

有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

 

  武昌起义是一次突然的胜利,几十天之间,革命党人迅速掌握南方半壁江山。但是,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也突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需求。革命党人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要兴师北伐,处处需要经费,其总数,当以亿元计。不幸的是,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这就使得原来并无财源的革命党人碰到了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决定暂不回国,先赴巴黎、伦敦借款,但是,革命军尚在和清政府对垒,胜负难明,西方的资本家采取“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轻易解囊,孙中山空手而归。

  据孙中山估计,革命党人当时大概需要五亿两白银。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也有一本账。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2亿两,每月须有一千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出掌财政,但他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不肯就职。

  孙中山未到上海前,就传说他挟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带回了多少钱来支持革命军。未料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孙中山不得不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找寻办法。

  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阳历,以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新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his/1104118244_banghuishi/62.shtml
        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谈即在进行。孙中山归国后,虽然同意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兵不血刃地光复全国,但在和议过程中,他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直捣北京,以战争解决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前后进行的合办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借款谈判,本意都在于取得一笔经费,支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发放南京附近革命军队的军饷,同时也支持北伐。但是,却迟迟不能到手。

  合办汉冶萍公司之议遭到临时参议院和张謇、章太炎等人的强烈反对,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的借款谈判也困难重重。2月初,孙中山、黄兴不得不转而以租让满洲为条件,要求日方紧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孙中山当时的计划是,一面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一面筹措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继续排袁”。但是,这一谈判,也由于日本陆军大臣的反对,没有成功。其后,孙中山又企图以全国赋税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50万英镑,也未获结果。这一时期,南京临时政府还进行过其他一些谈判,除与日本大仓洋行进行的“苏路借款”谈判,获得三百万元外,其他均告失败;孙中山委托日人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也中途取消。

  由于缺乏经费,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

  孙中山对短期内获得借款绝望,不得不接受和议。2月12日,清政府宣布溥仪退位,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同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于3月9日获得银110万的借款。5月7日,继获银三百万两。6月12日,再获银三百万两,6月18日,又获银三百万两。

  其后,袁世凯3月10日在北京就任,孙中山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遂为袁世凯篡夺。  

国际银行团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资本输出的国际金融垄断组织。其目的在于避免在竞争中相互削弱,有利于合伙对付中国,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190976,英、法、德三国财团签订了组织三国银行团的协定。19101110,美国财团加入银行团,成为四国银行团。1911 520日,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了总额为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并取得续借款的优先权。此前于1911 415日,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了币制实

业借款合同,并取得向东三省提供借款的优先权。此事遭到俄、日两国强烈反对。经过多次交涉,以承认俄、日两国在中国北部地区的侵略特权为条件, 俄、 日于1912620日加入银行团,使四国银行团扩展为六国银行团。后因列强之间的矛盾,美国财团于1913 321日宣布退出,于是成为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合同于1913426日签订,借款总额两千五百万英镑,是国际银行团规模最大的借款。银行团趁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之机,在合同中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除了重利盘剥之外,还取得了监督中国财政、干涉中国盐务等各项特权。国际银行团本身是一个经济组织,但有关各国政府通过其驻华使节直接干预银行团的借款活动,使之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银行团的活动基本陷于停顿。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国财团随之解散。此时国际银行团已名存实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19187月美国提出组织新四国银行团的建议,邀请英、日、法三国参加。19201015,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于纽约。由于参加国同床异梦,特别是美、日矛盾尖锐,新四国银行团成立后未能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刘蜀永)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  张小杰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310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样票,见有一、五元,关于此票有三种看法,一、认为是辛亥革命时期货币①,二、认为是被误认“辛亥革命时期货币”②,三、认为有可能在民国二十七年前后南京傀儡政府之用③,笔者认为第一种看法的可能性较大,现将主要以李廷江著《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资料与其它史料整理供大家参考:

 

武昌起义以后,为了组织中央政府,选举大总统,各省代表曾争论不休;但当孙中山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这个问题的争论立刻停止。29日,以16票对1票,选举孙中山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就职,中国历史上第—个共和国诞生了。

外交问题与财政问题是临时政府的致命困难。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没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就是为了争取列强在外交与财政上的支持。结果还是一无所得,两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国。当时人们期待着孙中山带回大笔巨款,在问到是否携回巨款,他答复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帝国主义在表面上采取所谓“中立”政策,实际上暗中极力扶植袁世凯。当时,关余(即还剩下列强债的关税)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革命政权无法得到分文,各地的税收被各省截留,无法送达中央,财政收入完全没有着落。19111110,张謇在《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中指出;“……如是估计,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万二千万两。……按月应有一千万两之大款。今临时政府能否得此项巨款,此诚一大问题也。”南京一带军队麋集,需款浩繁,加之政府其他支出,每日近一百万元,靠过去那种募捐办法是无法解决的。孙中山向欧美各国寻求借款的努力均一无所获,能够给革命军提供援助的国家,只剩下了日本。为筹措军费,何晓柳(天炯)作为黄兴革命军的代表(后又为孙中山临时政府的代表)于1911年底与日本之间进行了汉冶萍(大冶矿山)借款、苏省铁路借款、招商局借款交涉。1224日本元老大臣会议后,日政府一改以前对清一边倒政策,而对双方采取了两面政策,但建议必须由阪谷芳郎帮助临时政府设立中央银行。1230下午l时,在上海的黄兴,收到了三上由神户发来的急电:“东京元老大臣会议结果,确定援助共和政府。何天炯与松方、大隈。阪谷芳郎、三岛正金面谈之后,同意设立中央银行,资本一亿日元。现款筹集办法,向各国广泛招募,分若干次进行。眼下则不发行兑换券。设立此银行,涩泽等人皆愿尽力。近二、三月中可筹得各国资金。阪谷早有成案。此事紧急重大,理与犬养相商。速复为盼。三上”。  孙中山开始不同意由日本人帮助设立中央银行的提案,后为了获得最急需的一千万日元借款,以挽救革命的危机,在提案中附加上十日内融资一千万日元的条款。当时的紧急情况,从孙中山的几次谈话中可见一斑。孙中山对日本友人宫崎滔天:“明天身无分文也关系不大,但你如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112《东京日日新闻》又报道了孙中山下述的一段话:“今后两个月内能否得到二干万日元,是件大事,胜负的关键是资金问题”。后又与日本提出租借“满州”的代表森格谈到“近日,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已达极点,供给军队之财源无几,几达破产之地步,若数日内无法获得救燃眉危机之资金,或解散军队,或解散政府,命运当此。此时,余等若数日不露面,恐谣言四起,谓余等逃走矣。鉴于上述现状,旧历年前后不拘何种手段,亦要筹足维持军队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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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南京临时政府任命阪口芳郎、原口要(清末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铁道顾问)为财政顾问,并委托其制定设立中央银行的方案,111,孙中山给阪谷发了电报:“东京。阪谷男爵。阁下同三上丰夷、何天炯所谈设立银行一事,应迅速进行。若阁下方便,乞光临南京。关于急需之武器,乞速关照。南京,孙文。 1912111日午后545分。” 116日,阪谷芳郎收到孙中山的来信“阪谷博士阁下:谨以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件相托,本日已由电信奉闻,兹更修书申告。阁下能来南京一行,尤为厚幸。专此敬候。孙文”。115日给日本元老松方正义的信“松方侯爵阁下:中华民国政府设立中央银行之事,巳嘱托阪谷博士、原口博士,关于此件,当望阁下鼎助实为厚幸。专此。孙文。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十五日大总统印”(附件一)。 26日原口要赴中国,携带阪谷芳郎120日给孙中山的回信以及建立中央银行“特许状”的中英文译本(附件二)。28日孙中山电告取消设立中央银行计划。宫崎滔天回忆到:“这段时间内,袁世凯每次提出妥协条件时,我们便敷衍应付,不置可否,想方设法拖延谈判时间。胡瑛的先头部队来到芝罘,在那里等待这一千万元借到手,但是等到的却是对方的爽约。后来,袁世凯又提出谈判的条件,说是愿意听取你们的任何意见。最后我们提出了让皇帝退泣的要求。袁世凯答应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再也没有拖延时间的口实,不必继续谈判下去了。当然,即使再拖延时间,也没有指望得到一千万元了。于是终于输给了袁世凯。因为单在钱这点上便没有能斗赢袁世凯。”孙中山坚持北伐,曾想尽方法借款,以苏省铁路、招商局作为抵押及汉冶萍中日合办为条件,与日本签订了三笔借款合同,但是,消息传出,引起巨大的反对风潮。章太炎、张謇等互相配合,大肆指摘,气势汹汹。黄兴任陆军部总长,日常军费都发不出,北代各军多不听调度,而每日到陆军部索要军饷的则有数十起之多.穷于应付,寝食俱废,以至吐血,因而也开始主张停止北伐,同袁世凯重开和谈,认为只要袁世凯同意实行共和,就可以满足他当总统的愿望。孙中山虽“始终不愿妥协”,但同盟会内部右翼势力和失节同盟会员.或讥讽孙中山“理想太高”,或恶意攻击,说他拒绝和谈是舍不得大总统职位。在内外压力和重重难以解决的困难面前,孙中山无可奈何,不由不“萌退志”,同意中止北伐,停战议和。212日,南北议和达成,清帝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后继者。15日袁世凯即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为何日本这么热衷帮助革命军设立中央银行呢?这要从阪谷芳郎这位日本的近代财政家谈起,阪谷芳郎是当时日本财界头号人物涩泽荣一之婿,历任大藏省的主计局长、总务长官、次官,1906年至1908年任大藏大臣,19127月至19143月任东京市长。他认为“清国”和“韩国”是日本资源供给地和商品市场,主张必须建立日本财界对外扩张的特殊银行——陆军参谋本部那样的机构。他据此构想于1903年制定的《关于设立朝鲜中央银行之方法》,成为1904322发布的《朝鲜中央银行条令》的雏型。19116月为清政府的币制改革,制定了具体方案,提出了建立清国中央银行的建议,也是设立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蓝本,在何天炯向其请教如何解决中国财政问题时,阪谷芳郎借机推出:“要想真正解除革命政权财政上的危机,建立中央银行乃当务之急。”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正是他们所要利用临时政府急需借款这个可对华经济扩张的良机,建立由日本人控股的中央银行,以日元作为“东亚的指导货币” (中国为银本位,日本为金本位),统一各省混乱的币制,以谋巩固与扩张日本在华特权利益,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一个具体步骤。为了建立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日本政界、财界的一些主要头面人物,上至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前总理大臣桂太郎,政界元老松方正义,“财界之神”涩泽荣一,外交大臣内田康哉,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以及井上馨、犬养毅、原口要、添田寿一、胜田主计等都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筹备工作。可见重视之程度。

    据以上史料分析,并对比同时代日本银行纸币文字、图案的风格特征,及此样票的纸张特征,可以确定“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即为此时期的设计试印样票。但从设立银行的提出到计划的取消,总共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再加上钞票上没有印年份(这也是符合当时日本纸币的特征),就给后世留下了悬念。有没其它可能呢?从《中央银行史话》 “中央储备银行见闻”一文中提到“19403月,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成立后,51即颁布了所谓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成立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委派周佛海兼筹委会主席,钱大櫆为副主席,并根据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原议,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的情况来看,此行在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银行筹备期间就已将行名改了,而且这时的日本人已不会像在1912那个年代,那么热心的在3月至5月二个月的时间里帮着赶制样票,更何况汪伪政府为蒙蔽人民,纸币以孙中山像为主图,以视其为正宗,再从后来中储票都是在国内印制的情况来看,此样票是汪伪时期的可能性较小。

 

松方正义:明治维新元勋,他从政几十年,长期掌管大藏省,自明治18(1885)年起,两次组阁任首相,六次出任大藏大臣,他的对日本经济财政的意见被誉为“松方财政”。由于他长期主持财政,故在日本各界,特别是大藏省,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①《中国钱币》一九九0年第三期吴筹中“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

②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编著说明”

③柏文《百草集》下编982页    “中山”的由来

  据日本友人平山周的回忆,中山樵的姓名是这样来的:在孙中山与日本友人犬养毅初次会见的那天晚上,犬养毅叫我伴孙中山寻旅馆住宿。孙中山对我说:“今晚两人就住在东京吧,这样可以畅谈一番。”因此便在京桥的对鹤馆———现在的对鹤大楼住下。我问孙文:“填写什么姓名好呢。”孙说:“填写你的姓名就好。”我说:“填写同样的姓名不太妥当。”孙说:“随便写个什么姓名都可以。”那时,中山忠能侯爵的邸宅在日比谷,刚才我们是通过那邸宅的门前到这对鹤馆来投宿的,因此便想出“中山”二字来。孙便顺手拿起笔来,在“中山”二字下写个“樵”字。我说:“以此名作为日本人的名字有点儿奇怪。”孙说:“这个意思表明我是‘中国的山樵’,故以‘樵’字为名,”因此,“中山”之名便自此开始使用起来。

  “四大寇”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不满现实,在朋友间常常慷慨激昂抨击清廷弊端。他和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三人引为知己,被人称为“四大寇”。

  尤列,广东顺德县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人士交游,孙中山在广州读书时候便与他结识。陈少白,广东新会县人,少有才学,经区凤墀介绍到香港会见孙中山,又经孙中山介绍入西医书院学习,两人遂成同窗。杨鹤龄则是孙中山同乡,同是翠亨村人。

  与黄兴因“国旗”生隙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图式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黄兴的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亦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争执中,宋教仁站在黄兴一边,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甚至由此认为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机。”于是宋教仁正式向孙中山辞去同盟会的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法国乘船回香港,再从香港乘船抵达上海。孙中山还未到上海,中外各报都盛传孙中山带着巨款回国,以资助革命军。孙中山刚上码头,就被大批中外记者团团围住,所问的也多离不开金钱之类的问题。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5月9日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  讽刺四国银行团用心的漫画《铁路之险象》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强化中央集权,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此次收归国有的铁路线包括: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汉口至广州的粤汉线、北京经张家口至恰克图的京恰线、北京经齐齐哈尔至珲春的东干线和成都至汉口的川汉线。其中,川汉铁路从1903年起,经四川绅民极力争取,至1907年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1909年,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宜昌至万县段已经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则在湖南、湖北、广东绅民争取下,于1905年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此后,3省绅民大举筹款,并开始自筑。

全国铁路的商办潮流,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清政府中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新洋官僚,亦鼓吹借债筑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并开始策划先将铁路国有,再借债筑路。

1909年(宣统元年)6月,军机大臣兼粤汉铁路两湖境内段(简称“湖广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与德、英、法三国银行订立《湖北、 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此前,美国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曾取得外务部有关川汉铁路的承诺,若需款项,先尽商借。这时,它除指示本国银行做好参与准备外,还以责成清政府履行上述承诺为词,要求参加湖广铁路借款。湖北、湖南两省在1905年刚从美国收回粤汉铁路权,民众反对再借外债、坚主自办建筑该路。湖南铁路公司和咨议局通过决议,并由该省巡抚奏陈清廷,要求宣布上述草合同无效,以安人心。同时,该省地方人士加紧展开集股自办工作。湖北的绅、商、军、学各界,也联合发起成立铁路协会,作为拒借外债、集款自办的机构。

清政府面对两湖人民的抵制和美国等国的压力,既防激成变乱,又怕得罪列强,便一面向英、美、德、法四国驻华使节表示,决不改变借债筑路政策;一面谋求安抚,在原已批准湖南铁路商办之后,于1910年批准湖北铁路也归商办,却又给以多方刁难。

英、美、德、法四国各自谋求扩张在华势力。从1909年7月起约一年时间里,四国驻华使节接连嗾使清政府采取强硬办法,压制民间拒借经款行动,并要求从速签订正式借款合同。同时,四国政府又各自支持本国银行就任用工程师、承包铁路长度等等权益,在巴黎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力图取得最大限度的份额。1910年5月间,四国银行就这些权益问题达成协议,并组成了四国国际银行团。同年11月,他们又达成另一协议。协议以隐约的词句,透露出企图独揽除东北地区的中国全境铁路投资权益的野心。然后,英、美、德、法四国驻华使节相约,分别以同文照会催逼清政府签订借款合同。

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一再指出列强对中国铁路的投资,目的在于扩张势力范围,借款筑路,国将不安。清政府对这些社会舆论充耳不闻,反而认为签订借款合同“势难久延”。给事中石长信承此意旨,于1911年5月5日奏陈铁路商办的弊害,主张干路国有,以制造舆论。清廷遂于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签字前九天即5月9日,用上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除支路外,其从前批准商办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并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5月20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作。合同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4国银行团享有该2路修筑权和2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廷诏谕一经颁布,举国反对,湘、鄂、粤、川四省尤为激烈,绅民开始直批清廷卖国。四川民众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亦批评清廷“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将引来“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四川保路运动迅即转变为流血斗争。清政府急从湖北调兵前往镇压,客观上为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