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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

默认分类 2008-10-16 18:04:57 阅读78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宋朝”条的编撰，该条最后专列“宋朝的历史地位”一节，近九百字，扼要地论述了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出：一、“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二、宋朝“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尚未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有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经济的又一高峰期”。三、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区最小的王朝”，“在与北方辽朝的抗衡中，宋朝处于劣势，后被新兴的金朝占夺了北方半壁山河，最后又被北方的元朝灭亡”[1](p106-107)。
 
    2004年春，笔者又应邀承担重写“宋朝”条的编撰任务。由于原来的“宋朝”条有七万多字，而此次新“宋朝”条限为一万四千字，又要吸取近二十年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最后一节以不到一百二十字简述宋朝的历史地位：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但它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同时，它还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在经济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与旧“宋朝”条相比，新“宋朝”条尽可能吸取旧条的成果，尤其是旧条的第一点。不过，新“宋朝”条对旧条作了以下三点修正：
 
    第一，关于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旧条认为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宋朝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宋代文明无疑也超越了唐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等等。此次，笔者吸取近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觉得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封建”一词，并非中国古代“封土建国”、“封邦建藩”的原意，而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这实际上是译介、创新语汇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容易造成混乱。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随着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一词泛化，便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多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2]。据此，新条笼统地把宋朝定位为中国古代“继五代十国之后赵氏建立的”一个“中原王朝”，在“社会阶级结构”一节中指出：“宋朝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由唐朝中叶以前的门阀士族和均田户、部曲、奴容、贱民、番匠、奴婢等旧的社会阶级结构，转变为宋朝的官僚地主和佃客、乡村上户、乡村下户、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新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化，这是一次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一变化逐步由法律肯定下来。”在“政治制度”一节中指出：“随着唐末以后旧的皇帝、土族政体的彻底瓦解，宋朝建立起皇帝集权，官员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皇帝、官僚政治体制。”这实际已经指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即继唐朝中叶以后的一个新的继续发展时期。
 
第二，关于宋朝在当时中国的地位。旧条比较强调宋朝对北方的辽朝和金朝、蒙元“处于劣势”的地位。新条则没有沿袭此说。这是因为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宋真宗与辽朝订立“澶渊之盟”以后。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十五年外，即“绍兴和议”后的长时期内，双方的实力实际不相上下，很难说谁处优势，谁处劣势。南宋后期，即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攻灭金朝后，蒙古军乘机南下攻宋，直到1279年南宋亡国，前后算来，南宋有四十五年的时间对蒙元这一劲敌完全处于劣势的地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第三，关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的估计。旧条高度评价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新条则略有不同：一是在充分肯定“宋朝是社会经济获得迅猛发展的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的同时，指出宋朝“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二是在肯定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指出“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一定破坏”，具体为从北宋初起，“黄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渭、洛等水两岸的森林植被，继续遭到破坏。”到北宋中期，齐、鲁间松树林皆被砍尽，太行山及京西、江南的松山大半不长草木。“黄河两岸水土流失严重，造成黄河平均每年出现一次决口或改道的水灾。梯田的过度开垦，也以破坏丘陵地带的森林为代价。南方圩田的过度填筑，导致许多湖泊从此消失，周围地区水旱之灾频仍。”“这些都给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后代留下了难以逆转的隐患。”
 
总之，笔者以为，以往的史学家包括笔者在内，对于宋朝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方面，仅注意“迅猛发展”的一面，而忽略为了这些“发展”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即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一定破坏，给以后的持续发展和后代留下了许多隐患。在当时中国的地位方面，以往的史学家过分强调北宋对辽朝、南宋对金朝处于劣势，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北宋对辽朝、南宋对金朝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双方皆无攻灭对方的实力。至于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再采用“封建社会中期”的旧说，而代之以中国古代的“一个新的继续发展时期”。
经历过晚唐五代的社会变动，既有秩序被冲击，社会结构调整重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明显，王朝的务实基调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宋代本身的发展来看，大量新的因素出现：生产水平提高，租佃制、雇佣制发展，坊郭户等非主体社会阶层成长，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兴盛，都市面貌改观，社会流动频繁。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在宋代基本完成，江南由此成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于隋唐的科举选官制度，从操作方式到社会影响力在宋代都发生了深刻和明显的变化。新型精英(“寒唆”)站在开新风气之前沿，文化传承者身份下移，知识传布面扩展；家族与地方社会凝聚力增强。此外，新儒家的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创新，士人对于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艺术情趣与品味风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传播，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加强；为保证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宋代士大夫亦努力“致其君为尧舜之君”。
 
    认识宋代的历史，还需要将我们的视野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宋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赵宋作为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大势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影响上[8]。
 
就横断面来看，宋代的统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一个相对流动的社会中被潜移默化地整合着、渗透着，以至于今人还会感觉到宋代留给我们的些许印痕。应该说，宋代处于中国历史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然而，笔者却有两句打油诗：“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其实，两宋历史有其很不窝囊、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引以自豪的一面。对于宋代的历史地位，就连某些日本学者也有较为客观的看法。他们的下面两段论述颇值得重视。一是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另一是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换言之，第一，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以上两点可以称为对两宋历史地位的两个基本估计。一言以蔽之，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一次文化高涨，足以同汉、唐前后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有宋代的历史是一部窝囊史之说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两种传统偏见的束缚。
 
    一种是旧式的传统偏见，即积贫积弱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宋代弱而不贫，不能因其弱而称其贫，即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不发达。宋代弱，但不贫，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宋代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段时期内财政比较困难。有宋一代“革命”多。某些学者将宋代石炭即煤的广泛使用并运用于冶炼称为“煤铁革命”或“燃料革命”，其实质为能源革命；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称为“农业革命”；将城市面貌大改观，坊市制度的打破，商品交易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再受限制称为“商业革命”；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将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所引起的书籍逐渐普及称为“印刷革命”，其实质为信息革命，人们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上述现象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使用“革命”一词是否恰当，人们可以提出质疑。但很难否定宋代在不少领域的较大发展，有的领域甚至可以用“突飞猛进”一词来形容。积贫积弱之说实不可取。
 
    另一种是新式的传统偏见，即上行下行阶段说。此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传入。苏联的权威史学刊物《历史问题》曾开展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讨论，最后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总结性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行即上升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甚至突飞猛进；第二阶段为下行即下降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当时的时髦语言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国历史学界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一味盲目学苏联。于是，上行下行阶段说被移植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来，用所谓“理论”宰割历史，不加论证就把宋代判定为已进入下行阶段，社会停滞。此说是对生产关系一定适应生产力性质原理的刻板理解和机械运用，将社会发展的模式简单地描述为滑梯式的，由两条笔直笔直的直线所构成的“人”字形，直上直下，陡升陡降，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足凭信。如今人们常常讲到的“唐、宋变革”，就不是停滞性的下降型转化，而是前进性的上升型运动。中国古代社会从宋代开始进入了继续发展、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绝非停滞或下降。
 
    要把握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应当将这一具体历史时代放在历史发展演变的总进程中去作动态考察。不仅要顺看历史，而且要倒看历史。也就是说，既要瞻前，也要顾后。北宋大臣李清臣夸耀：“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1](卷135，《欧阳文忠谥议(李清臣)》。蒙古出使南宋的使者郝经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汉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贵朝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可以为‘后三代’。”[2](卷39，《使宋文移·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李、郝之说均属于瞻前，即与前代作比较，确实可以凸显宋代的历史地位。人们经常引用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p245)，也属于瞻前。其实，顾后比瞻前，或许更重要。所谓顾后，即与后代相联系，而不是刻意去论证宋代如何为后代所不及，那样的论证并无多大意义。如果把宋代与后世联系起来考察，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点。
 
    第一，开后世之先河。元、明、清时代不仅其社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其政治制度对宋代因袭之处颇多，而且其某些标志性的突出社会现象早在宋代已见端倪。目前，学术界论唐、宋变革多，讲宋、明联系少，当然也并非绝对没有。如朱瑞熙将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即时文追溯到宋代[4]，李弘祺认为，明清时代举人所享受的种种待遇和特权，宋代已有之[5]。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很多，只是我们研究得不够而已。如明清时代的居住乡间而有功名，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并代表地方势力的乡绅，北宋时已出现，南宋时为数更多。
 
    第二，为后世留下遗产。据前辈学者研究，主要是两大笔：一笔是物质遗产——发达的江南经济；另一笔是精神遗产——理学。仅就这两大笔遗产而言，宋代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6](p80)此前，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其认识更高远也更深刻。他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具不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7](p1)尽人皆知，唐代以善于对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具有惊人的吸收力而于史有名。对于外来文化，唐朝人胃口好，消化能力强，不怕吃了外来物种变为异形。由于唐代正处于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难免带有某些所谓“异国情调”。而宋代文化则是在消化过程基本告一段落以后，建立起来的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明显地不同于外国人。按照严复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与宋代、宋朝人和两宋文化有很深的渊源。难怪某些外国学者，如曾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国际性宋史研究计划的已故法国学者巴拉兹(汉名白乐日)认为，要认识当前的中国，应当从宋代开始。可见，宋代不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而且具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当前，学术界每逢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其中不乏过甚之词。就宋代历史而言，从前的主要倾向是贬低宋代。目前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同时似乎又出现了高估宋代的倾向。如果我们今天仍沿用宫崎市定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视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引发了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就不免有哄抬两宋历史地位之嫌。如今在有关书籍中，不时发现将宋代艳称为传统社会的“理想状态”、“最佳境界”等提法。在我看来，这些只怕也属手过甚其词。 
 
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
 
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
 
    社会生产方面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
 
    科学技术方面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
 
    精神文化方面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
 
    制度文化方面“以唐为鉴”，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
 
    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
 
    经济方面  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两税法”发展而完善为“二税”。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交子”，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
 
    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政治制度方面  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道”而设“路”，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
 
    农民起义方面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宋朝的这些社会变革和承上启下的转折，规模巨大，内容全面，丰富多彩，波澜迭起，大多始于中唐以后，完成于宋朝，并且深远地影响于后世。蒙文通曾指出：“秦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巨大变化来看，可以唐前唐后分为两大段；就其显著的段落来看，可以魏晋、中唐、晚明为四段”。“这四个阶段中，又以唐前唐后之变最为剧烈，而且也更为全面。”因此，同正确认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高度一样，也要正确认识宋朝在中国古代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方能科学地了解历史真实，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南宋(1127—1279年)立国一百五十三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较低。一是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
 
    几十年来，随着对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逐渐开始改变这种看法，认识到南宋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甚大的朝代，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但是，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尚有不少人或仅仅根据南宋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或囿于传统记载甚至小说家之言，仍然轻视南宋，贬抑南宋至深，即使一些承认南宋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也总以为它毕竟是一个偏安政权，比之汉唐，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只是就南宋而论南宋，缺乏对南宋国家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繁荣的社会经济
 
 
 
    宋室南渡和女真贵族对华北、中原地区人民的野蛮统治，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南宋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与当地百姓一起，辛勤劳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在南宋时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一百○五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至此，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一直沿用至今。二是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两倍多。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其次，南宋时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北宋时，南方手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虽然已经赶上北方，但还有不少生产部门在南方之上。到了南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以及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仍较落后以外，其他生产部门如纺织、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等全都超过了北方。
 
再者，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9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1](P246)了。
 
 
 
二、光辉灿烂的文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北宋灭亡以后，宋文化在南方地区继续蓬勃发展。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南宋时理学最终形成，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械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叶逋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在理宗朝以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3.7万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初的250倍[2](《崇儒一》)。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3]，约为北宋的4倍，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繁荣。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南宋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将著书立说、刻书卖书作为谋生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之严谨，考辨之详赡，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他们的史学著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其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文学、艺术的繁荣。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章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873人中，北宋227人，占26％；南宋646人，占74％，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的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诗，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却大大超过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私家藏书更是远胜前代。
 
 
 
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南宋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4](《导论》)此话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在南宋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当时，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水浮单针发展为比较复杂的罗盘针；南宋绍兴年间，作为地方守臣的陈规，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用长竹竿制枪筒以喷射火焰的“火枪”，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此后，南宋人又发明了使用弹丸的“突火枪”；南宋文臣周必大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刻印了自己的著作，成为历史记载中实际应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人。
 
    其次，在农业科技上，南宋陈旉所著《农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该书首次对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在养蚕栽桑和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卓越见解。
 
    再者，在数学领域里，秦九韶和杨辉是南宋数学家的杰出代表。秦九韶撰著《数书九章》，发展了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正负开方术)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大衍求一术)，其研究领先欧洲五百余年。杭州人杨辉撰有十余种数学著作，不仅记录了古代大量的数学算题和算法，还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他在著作中所列“纵横图”是世界上对幻方的最早系统研究和记载，他改革了乘除算法，对中国明代珠算的发明有重要推动作用。
 
    最后，在医药学方面，南宋医药分科更加完备，几乎每科都有名医、名著。如陈自明精通外科和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代仍被妇科医生奉为圭臬。外科医生李迅编成的《集验背疽方》，深受百姓欢迎。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两书，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对后来的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综上所述，南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巨大的朝代，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