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员个人13防护装备: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

　　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
　　第一集　海内最富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0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今天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凭什么对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虽然中国的商业不是很发达，但在历史上有段时间曾经很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他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到达了今天的新疆，而且到了今天新疆的南部，在西南的地方从山西商人方面的资料来看，到达了贵州、四川，在东南地方更不在足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现代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一两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
　　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海内最富的标志我认为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咸丰三年（18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学者余秋雨：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现在所说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一个原因就是他因为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那么钱庄跟清朝政府的关系远远没有票号这么紧密，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
　　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现在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
　　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这里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好多的商人到那儿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发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年－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在光绪32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32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
　　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我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
　　当我们今天穿行在这些山西的古老县城时，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些高墙大院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间屋似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
　　第二集　表里山河
　　临汾古称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尧庙位于临汾市郊区，这处巍峨而宁静的殿堂始建于晋朝，以后历代均有修饰，现在我们看到的格局和建筑式样都明显带有大唐的气度与风骨。尧、舜、禹的功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中国带入了农业社会，而农业对于中国人、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和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一样，华夏文明也是发源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山西南部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汾河也在这一地区注入黄河。在几千年前，这里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当时这里沟渠纵横、植被茂盛，宛如今天的江南水乡，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条件。有了大自然这样丰富的赋予，中国人终于可以在黄河边上建造自己最初的家园，但真正亲手教会中国人种庄稼的却不是尧、舜这两位帝王，这项工作是由一个身世不明的弃儿来完成的。一天清晨姜媛从家里出来，她要生产了，问题是她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十个月前，她在回家的路上无意间踏过一个巨大的脚印，回家后这个可怜的山西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姜媛生下的孩子非常丑，一生下来就像个大肉球，姜媛就把他丢弃在大路旁边，结果牛羊过来以后见到这个丑的大肉球也避道而走，姜媛又把她丢在那结冰的湖面上，结果好多鸟飞过来用羽毛、用翅膀、用羽翼将这个孩子盖起来保护他，怕受冷受凉，最后姜媛受到感动，只好把这个孩子又抱回家，后来就取名叫“弃”。
　　这个一出生就具传奇色彩的孩子，就是后来被中国人尊奉为农业之神的后稷。由于来历不明，弃的童年非常孤独，他只能在田野中找一些植物的种子、果实充当玩具，这样的经历使他长大后成为种庄稼的好手，当他的子孙建立周朝的时候仍然认定中国最早种植高粱和小麦的人就是自己的这位先祖。由于庄稼种的好，弃被尧和舜两代帝王任命为农官，职责是向全国的百姓推广他的农业技术和粮食新品种，此后中国的史书将这种职责叫做教民稼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教授陶正刚：稷王在山西来讲，稷就是指农业方面的发达，在我们山西考古资料来看，侯马在配合基本建设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粮仓，直径大概4米多，深6、7米，地底下还有将近五六十公分厚的小米壳子，这么大的粮仓说明当时的粮食很丰富。
　　不论是尧、舜、禹还是后稷都被后人加以神话，将自己的祖先推崇到半人半神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浪漫情怀。中国疆域广阔，具备山西南部这样环境的至少有与它隔河相望的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但为什么古老的文明偏偏在这里如此昌明呢？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山西的河东盐池它都已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所以山西的盐资源占了很大的优势，而且据我们现在的考证运城盐池对最早的华夏文明起源有直接的作用。比如尧、舜、禹的建都建在山西晋南一带，像夏、商、周经济文明都跟河东盐池有最密切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期管子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通俗地讲，如果你不吃盐就会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在那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盐却是一个大宗的商品，而河东是一个重要的产盐基地。
　　盐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构造文明的基石。三千年前，只有控制这片盐池的一代代君主才能从容地建筑出体积巨大的礼器，才能派出威武的士兵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伐。不仅如此，在农业社会中，盐还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人就是借助它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卤”，而“卤”就是指山西解州的盐池。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西夏县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钱币的工具--范，当厚重的黄土被翻开时，历史被带回到了三千年之前。
　　山西夏县博物馆馆长蔺永久：从出土的大量货币范的标本来看，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作为河东郡制的安邑古城是当时中国官窑铸造货币的一个重要基地，就在禹王城遗址里发现了一个货币窑层，这个货币窑层出土的货币有7600斤。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早在春秋时代，晋国的商业就非常发达，它是当时五霸之一，它的国力之所有有这样的强盛主要原因一方面它有丰富的盐铁资源，另一方面它采取了一个“轻关、易道、通商、宽贾”的好政策。由于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晋国无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都非常发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专门研究工商、贸易理论的人物，比如计然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时对外的工商贸易总结了一套经验，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计然之策。
　　重商的经济政策，不但培育了晋文公的霸业，而且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种经济繁荣的余荫。《国语》这部记载当时历史的典籍中，第一次出现了山西商人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轿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各诸侯之间。当时一个叫范蠡的吴国人将晋国公子计然的治国之道用于商业实践之中，这位昔日的政治家凭借这套理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他经商的手段--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一个叫猗顿的人来到这位大商人门前，他从范蠡那里把这套商业理论学了回来，并在山西南部进行实践。他是个好学生，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大商人。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在《汉中》书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可见猗顿在当时的名气很大。根据近来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陶朱还是猗顿都是依靠贩盐起家的，陶朱是凭借齐国的海盐，猗顿是靠山吃山，依靠解州的池盐。
　　与贩盐相比，山西人经商的另一支历史源头就显得曲折艰难的多。在这条商旅之路上，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场景也由黄河岸边移到了青山长城脚下，表里山河的地理特点开始对商业造成深远影响，商业活动也越来越与军事征伐、政治交易纠缠在一起。
　　山西省民俗协会会长曹振武：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称谓，这个称谓最早见诸《史记》。意思是说外有山内有河，山西夹在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之间，北边和内蒙古的草原相邻，南边隔着黄河与广阔的中原地区相望，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曾经一再左右着山西历史的走向。
　　表里山河不但是描绘山西地理环境的一个词汇，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山西历史的独特视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为几千年间产生在这片土地上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汉武帝时，又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出现在雁门关外长城脚下，他的名字叫聂壹，除了商人的身份外，聂壹还是个皇家间谍，他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的名义为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历史竟然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掀开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龙登高：在司马迁的笔下也就是在《史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这一带他用“山河地区居天下之中”来描述，它的西面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它的西北和北面是游牧民族，当时称为北狄，山西商人的山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南部洪洞、临汾这一带。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就是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结合起来，或者说利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这种互补性，他们来进行商品交换。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原政权，它必须要在两个文明的交汇处设置一个天然的非常重要的防御设施，或者说它的军事重心始终在这样一个交汇处，这个军事重心的交汇处必须要囤驻大量的军费。
　　聂壹的身影被此后在长城脚下、草原深处燃起浓浓的战火烽烟所遮蔽，有两个山西人卫青、霍去病统领的大军从雁门关出发远击匈奴，据历史记载，双方投入战斗的人员超过四十万。从这处雁门关外、长城脚下的汉代墓葬群我们就可以猜测出当时战争的残酷。唐朝一个叫李颀的诗人，走过这片古战场时留下这样一首诗：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唐代。
　　公元618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在晋阳宫中拥戴自己的父亲，当时任晋阳留守的唐国公李渊为首领，加入到推翻隋朝的农民战争之中，唐是山西古老的称谓之一，二十多年后，李世民父子在长安建立自己的帝国时选择了唐作为帝国的名称。当李世民父子率领大军南下中原时，大军还有一个山西商人的身影，这个山西商人名叫武士镬，是有名的木材商，李家父子最初的军费很多就是出自他的腰包。武士镬在唐朝建国后曾官至礼部尚书，但武士镬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女儿，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唐以后有数不清的人用数不清的故事渲染过她的一生，即使在唐朝关于她的作为就已经众说纷纭，但哪怕是她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政治才华和知人善任的胸襟。
　　历史上名闻天下的山西人并不止武则天一个，山西籍的政治、军事、文学、外交、人才可谓浩若群星，他们激起的诸多文化潮流，他们代表的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具一格，而且也成为后世山西商业文明的精神内核。先秦的李悝、吴起、商秧原籍山西，由于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司马迁甚至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人也。佛家人物惠远、法显、昙鸾也都是山西人，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都做出过杰出贡献。宋、辽、金、元时代，山西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甚至传说中吕洞宾的诞生地就在这里。
　　在军事方面，山西也代不乏人，汉代的霍去病、卫青、三国的关羽、唐代的尉迟恭、宋代的狄青、杨家将都是英勇神武，战功赫赫。　　山西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曾经鼎盛一时的文风，《全唐诗》中记录的诗作有一大批就是山西人的作品，初唐四杰的王勃、边塞诗派的王昌龄、名满天下的王之涣、新乐府的领军人物白居易都是山西人。一部《资治通鉴》贯绝古今，作者司马光是山西籍，而元曲四大家中至少有两位是山西人。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商品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有文化。所谓有文化也就是说有文化的人头脑才灵活，才会去进行各种的经营活动；第二点是要有诚信。有诚信在社会上才能够存在下来，那么山西过去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其实在晋中这一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晋中人在晋商的发展上一个他是经营头脑非常灵活，能够看准时机，比如说最早晋商做俄罗斯的茶叶生意，他们当年原来是向福建买茶叶，以后他们在福建买了地，然后雇人种茶叶，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整合了一个产业链，我既有生产又有加工又有销售，整个是一条龙的过程，要求到这一点我想没有文化的人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经商要靠智慧。靠资金财源、商品的运作很重要，但还要有生意头脑，他抓住这个机会就做起来了，抢先一步，别人没有发现，他已经发现、悟到了，这是一个悟性，悟到这里有生意可做，根本在于山西人本身特有的一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历史形成的，包括文化的沉淀一代一代积累下来，到一定的时候爆发出来。　　学者余秋雨：这个农民的思维方式，要变成能够把万里江山踩在自己脚底下，把所有的钱财流通，当作自己生命流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他一定要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人格转换。这个人格转换在我看来，山西商人在中国转换的比其它的地方都要透彻，都要让人钦佩。
　　厚重的文化底蕴对即将崛起的山西商人来说并不是一种负担，相反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以一种更加轻松的心态，更加朴实的风格开创出另一片天地，那是一项平民事业，但这项事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色作为使中国文化显出更丰富的层次，更灿烂的色彩。
　　第三集　雄风乍起
　　张壁古堡修建的时间是明代，不论是从名称还是外形都可以猜想出这是一处古代的防御工事，它的堡墙高5米、厚3米，即使这样，当时的建造者似乎仍在担心不足以阻挡来犯之敌，所以他们在堡墙之上还挖掘了结构复杂的地道。1993年中国军事科学院曾经专门派了五位专家来这里进行了一番考察，考察结束时，这些专家曾用“固若金汤”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古代同行的杰作。
　　从地理位置上看，张壁古堡位于山西中部，并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点，那么为什么当年的人们要花巨大的力气来造一座这样的古堡呢？如此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又是要阻挡怎样强悍的敌人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把目光从这里向山西北部延伸，我们会发现以张壁古堡为基点一直到蒙古高原的边上沿途这样的防御工事到处可见。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道纵深达五百多公里的防御体系，绵延万里的长城就是串起这道防御体系的锁链，整个山西北部看上去就像一座面积广阔的军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林：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徐达（朱元璋的军事将领）主张往北要追他，朱元璋感到国内才统一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设立了九边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商品的供应，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了一个建立说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现在的专利凭证，商人拿上盐引只要给边关运多少石粮食，政府就给一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很大，这个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所在当这个建议上去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明朝时，扬州是中国盐业最大的交易市场，而扬州最有势力的商人原本不是山西商人，当时大量的盐引都操纵在两淮商人手中，但山西商人不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短缺时给予慷慨借贷，条件是稍稍让他们一点对盐业的经营权。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当时在扬州的山西商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叫席铭，他初到扬州时有一个当地的商人向他借了不少钱，到时候还不了这个钱，只好拿他的商号来抵债，没有想到席铭反倒说你把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东西都给了我，你一家老少难道喝西北风、喝露水吗？于是当场烧掉了借据。由于席铭办事比较公道，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助人，以助人为乐，不久就被扬州的盐商推为首领。
　　目光远大使山西商人做生意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气度，这一点保证了他们能在商场上纵横自如。很快晋商就成为明朝实力最大的商帮。他们在扬州也风光占尽，他们不仅建立起这样精美的园林，甚至把一大片瘦西湖的水面都框进了自家的后院。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山西的商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这里头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成群结队的一种群体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单个的个人冒险，只要我们稍微地涉猎一下山西的商业史料，你就会发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或者是兄弟、或者是父子、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乡邻，他们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一个集团实力，可以说是呼朋引类、气势压人，它是一种商业的大气候，大气势。
　　在当时，造就这种商业大气候的基石恐怕就是信义二字，在这本《晋录》中作者提到，山西人合伙做生意，爷爷、父亲借了别人的钱还没来得及还就客死异乡，过了几十年甚至当时的债主都忘了这回事，但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贷”。明朝众多的山西商人中特别要提到蒲州的王氏家庭，他们的经商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的山西商人。王氏商业的创始人就是王现、王瑶兄弟。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王瑶是明朝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山西商人，他的祖籍在蒲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学正这样的小官，可是所挣的薪俸不足养家，所以他和哥哥王现很早就开始迈入了商旅的生涯。
　　在这段明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找到王瑶的身影，“公蒲善士为养生计而商也，生财有道，行货而重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儒雅忠厚的商人身影，“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做买卖的时候仍捧着书本不放说明他非常喜欢读书。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我们要明白王氏兄弟的这种选择也就是说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时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在另外一个方面山西又是一个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明代有个文人陆琛，他在《燕闲录》这本书中讲山西是“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所以讲明初那个时候从明初一直到后来的晋代，山西可以说人口和土地或是资源还有一个矛盾存在。
　　地贫人多使山西人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来，在交换和流通中取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明朝中叶王瑶的外孙、宰相级的大官张四维在说到自己先辈涉足商界的理由时说“吾蒲介在河曲，田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轻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四百年前，在这些荒凉的古道上，可以看到许多匆匆赶路的山西商人的身影，从王现、王瑶兄弟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对当时山西商人的行踪有个大概的了解。在这本笔记中说：“王瑶行货张叶酒泉间，复货盐淮，浙、苏、湖，往返数年”，他的哥哥王现走得更远，“遇张飨、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巴蜀”，沿长江下吴越，最后到达山东。
　　在三、四百年前，靠着原始的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放下其中的艰苦不谈，仅仅这份胆识、这份将天下置于眼底的气度就不得不让人感叹。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山西商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关羽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在这座关帝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由山西商人敬献的匾额，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会馆中最主要的建筑都是供奉关羽的殿堂。山西商人对于关羽的崇拜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山西人，也不是他的军事才干，而是他对朋友的义气，他为人的公正，这两种美德恰恰是商业道德中最重要的成份。在乡情的基础上对于共同道德的尊崇使游贾四方的山西商人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堂：晋商的“伙计制”明朝就开始了，起码是明朝初期就有了，当时明朝人有一个叫沈孝思的，他对这个“伙计制”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他说“合伙而商者都叫伙计”，也就是一个人出本，一个人出资，大家来经商，按我的理解来说，当时他们用的那个徒弟，用进来，一定时期毕业，一定时期工作，三个不同时期有三种不同的待遇，一直到后期，出徒以后工作了，经商者也就是拿出资本的人还要分股份给伙计，所以说合伙共商制就是这个意思。沈孝思还说过，他说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就是把钱给伙计散了，实际是这个意思，当然多少不一样了。晋商的伙计制对当时的晋商商业本身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而且对社会的效益很大，对社会贡献很大。
　　晋商这时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历史，到明朝中叶，晋商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文书、文人的笔记中。《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往大同宣府办理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香、茶等物资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报边中盐的特权。沈孝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说“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他说的山右就是山西。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王现经商致富以后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子弟里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关帝庙里，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召来天谴，必折阳寿。
　　在缺乏商业法规约束的社会条件下，如此庄重地在神前赌咒可能是最严肃的事情了，王现不惜以这种宗教禁忌来规范后人的商业操守可谓用心良苦。直到今天，山西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杆秤。王现在晚年曾对自己的子弟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他在总结自己商业成功的经验时说了四个字“以义制利”。他的这种儒商心态对清代的山西商人影响很大，使他们做生意时不萎琐也不自满，把商业看作一项与读书、做官同样重要的事来追求。
　　这所大院的主人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人家族祁县乔氏，正是由于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包头由黄河边的小村落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他们的治家格言中就把“以义制利”四个字写了进去，他们认为经商首先要守信，其次要讲义，最后才是取利。
　　明隆庆四年，王瑶的儿子王崇古来到了大同，他的身份不是商人，而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宣大总督。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嘉靖年间的时候，在蒙古比较靠近山西的地方地默川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呼和浩特这一带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就想能不能通过和谈的方式、通过“互市”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嘉靖十三年的时候，第一次主动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所谓“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然后保证部勒他的民众和他的军队不进行抢劫，但是条件就是你要和我“互市”，你要提供我的生活必需品，然后我用牛、马、羊和你进行交换，但是在整个嘉靖一朝，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辞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和明朝进行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地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是事实上这种封锁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它禁不住，王崇古其实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早就已经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只不过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契机，使明朝的中央朝廷这边来改变这个国策，因为他作为一个镇守边关的这样一个总督，他只能执行这种国策，无力改变这个国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俺答汗陈兵大同城下，王崇古其实这个时候他无意与俺答汗打这个仗，他想把这个事情圆满地解决。
　　这件十分偶然的边境事件在王崇古看来却是解决蒙汉争端的良机，他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从明初开始的连续二百多年的战火熄灭了。在《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明末，战火再次试卷整个中国，这一次山西人并没有躲过兵灾，山西是李自成由西安出发，攻占北京的必经之路，其后八旗兵又随着撤退的农民军掩杀过来，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再雄厚的家底也经不起战乱的折腾，明朝赫赫有名的商业世家几乎没有一个能挺过这场战乱，明朝的山西商人虽然悄然谢幕，但是他们开创的事业才刚刚开始，甚至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又一批年轻的山西庄稼汉开始推着独轮车上路了。
　　第四集　走西口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在清军队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西洋大炮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先进武器，不仅帮助清军在一天之内打垮了噶尔丹的主力总队，而且从此永远改变了草原上游牧骑兵占优势的局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努力，清帝国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广大的西北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范毓滨。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张海瀛：范毓滨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
　　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三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同时它还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在历史上，山西商人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的，所谓走西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部分人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人口流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说明当年的山西人还是有一种闯劲，能够到其它地方去寻求新的生活。
　　在一则清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耕种上岭下坡，汗牛痛仆，仰天续命，不但土地贫脊而且人口众多，据康熙时的《山西通志》记载，仅太谷一个县，当时的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中国历史上铤而走险的农民比比皆是，土地和人口问题几乎是所有朝代更替的最初原因，但山西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走出去，用勤劳和智慧来缓解生存的压力。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一个叫黑土崖子的地方，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很多人被抢、被劫甚至葬身在这个沙漠里，还有的被冻死，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象中原地带暖和，那时候也没有气象部门预报，他不清楚什么时候有暴风雨，只有被冻死，还有的被饿死的就是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字院专业作家：比如说有个关，这个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是关口一开大门，就会有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来，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草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贸厅研究员梁绍森：气温反差很大，如果结冰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晕过去，就是这样山西商人照样走的过去，所以说山西人是搭着命在走西口。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的道路上跋涉过，但是在山西的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比如榆次有个姓董的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他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他父母，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给别人当长工赚钱以后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见到一个从西北回来的人，说话很像山西口音，就向他打听，这个人告诉他敦煌有个庙里人的长相很像你要找的人，他赶到庙里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
　　最晚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已经是西北地区商业的主宰，他们甚至垄断了一些市场的商业活动，像祁县乔氏家族，在包头地区商号就达二十余座，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两白银，呼和浩特过去叫做归化，城中著名的商号全部由山西人开设。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就是因为中俄贸易的发展才成为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而这项贸易就一直被山西商人垄断。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他那种敬业精神使他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跟他聊天到激动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把汉语变成了蒙古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不十四岁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到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他要学习蒙语、俄语、维吾尔语、藏语等多种语言，他的学徒不学这些的话将来业务没有开展，打不下好的基础，所以史籍里面记载的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还是伙计，早、暮都在背诵，据说乡间士子们甚至还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勤快，曾经在市场上看到一本蒙古番语记载，这里面就是蒙古语和汉语对照，是学习蒙语的一个办法，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怎么样做生意的语言，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
　　这些聪明的点子只能使牧民对山西商人建立初步的好感，要想把生意做大做长久还得靠更重要的东西，康熙末年，杀虎口的一间草房里，三个山西商人正惨淡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草料行，他们都是太原府人，名字叫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人曾挑着担子，为西征的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三个人合伙在杀虎口经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一天年三十晚上突然有人敲门，有一个蒙古人牵着一列骆驼到他这儿做生意，住了一夜这个蒙古人消失了，结果一检查他的货垛子，里面全是银子，掌柜的就商量，把人家的这笔钱点清楚了当成股本放进本金里，然后每三年结帐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加进去进入万金帐上，就这样滚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出现钱的主人，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帐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评价的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
　　这个故事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当年大盛魁的山西商人要把讲述这个故事当作每年开张之前的一个仪式，他的含义就不再是夸耀一段传奇历史，这番举动，除了弘扬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之外，更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希望每一代后人都能够把诚信当作经商的第一要诀。这些声名赫赫的晋商世家中，大多把这一要诀写进农规，传诸后事。
　　学者佘秋雨：他不是一般的漂泊者，不是一般的流浪汉也不是一般的偷渡客，他就是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和文明转型时期的种种可能往前走的一支队伍，走西口这个歌尽管充满了悲凉，但是其实后面听起来又充满了一种豪迈，一个人成功可以带来全村的繁荣，就是成功者的数量和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比例就很大，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是和整个背景有关，不是说当时中国任何地方想离开自己的乡村的人他都有走西口这样一种悲壮而又豪迈的情怀，所以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会给许许多多的文明转换带来死路，又会给他们带来活路，而山西在当时这个大背景给他带来的是条活路，所以走西口眼前的是条活路。
　　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在那里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血水在西北草原、沙漠、乡村间铺就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个最早传唱着走西口民歌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边上放上成千上万盏这样的河灯，据说每一盏河灯都代表了一个孤魂，这些顺留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第五集　纵横天下
　　任何一个第一次走进这片建筑群的人都很难相信这里只是一个晋商家族的私人住宅，它占地近千亩，大小房间八百余间，光围绕四周的院墙就长约三公里，不仅如此，更加让人惊叹的是现有的这座晋商宅院只有原来规模的三分之一。离常家庄园不到四十公里的地方，也有一座气势不凡的晋商大院，院子的主人姓曹，他们的家族才真正是众多晋商中的霸主。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鼎盛时期全国的字号有640多座，雇员有三万多人，总资本有一千多万两白银。
　　三多堂博物馆总顾问吴秀峰：整个曹家的总资产最高的时候达到一千多万两白银，整个晋商当中它的地位是极其显赫的。从商业网点来看，它几乎就是大江以北的主要城市都遍布了。
　　这样的晋商大院以惊人的密度拥挤在山西各地，哪怕在最偏僻的山区也能看到高墙灰瓦的背影，到清嘉庆、道光年间，当年走西口的山西庄稼汉们这时已经把事业推展到全国各地，北京、武汉、广州、苏杭这些名城大邑只不过是他们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山西商人对京津天地的发展贡献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在北京有很多大量的资料记载，富商里边的大户都是来自山西省，好多的行业都是山西商人占有垄断地位。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从我们研究的这个范围内，从华北来看晋商主要的作用集中在几个大的城市北京、后期的天津、东北、库仑、张家口以及外蒙的乌兰巴托。我在日本看到一些晋商的资料，在乌兰巴托100多家商人当中有两点，一个是京商，一个是晋商，它的名字排列都是晋商在前，说明它的发展脉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国内。
　　中国财政大学赵德馨教授：山西的商人在金融领域里它的汇兑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金融领域它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整个汉口几大帮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帮，这个帮的特色主要就是票号、茶叶。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在东北地区《龙江述略》中记载“汉民到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另外《清高宗实录》记载“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人”。从清初走西口起家到清朝中叶势力遍及天下，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要构造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也需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参与。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组织如此数量的人员，这样的事业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少有人能做到，为什么偏偏晋商做到了呢？
　　乾隆年间太谷县一个年老的读书人正在做一项每天必备的功课－记日记。他叫刘大鹏，举人出身，长期任教于晋商家庭，他写下的日记后来结集出版，这本名叫《退想斋日记》的书不但真实地记录了他任教二十年间的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后来的研究者研究山西商从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资料。那天，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重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读书人痛心疾首的感慨在街巷中被人用一种轻快的语句表达出来“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不论是老举人的痛心，还是民谚的幽默都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
　　学者余秋雨：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有了钱以后让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便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这个，他的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无牵无挂地远行万里，不遮遮盖盖。在他们面前官场和儒家知识分子也不遮遮盖盖，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所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真正的官员，或者真正的学者，而不必要象大家既在赚钱，又千方百计说明我是儒商。他甩掉了一切一切的虚伪，这是我对山西商人特别觉得佩服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明清两代的山西人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哪怕是考中了进士也放着官不做，跑回家来做生意办工厂。这间书房的主人是晋商发展后期的领袖人物渠木翘，他原先的名字叫本桥，光绪年间他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主考官亲笔为他改名，不久他考中进士，但有相当长的时间他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他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继百年，就连那位最初连呼风气大坏的举人刘大鹏也不得不在日记中写到“余于近日在晋接触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诚如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自诩为深谙下情的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到“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类是谋入营伍，至中材以下方便之读书入仕，其俗殊属可笑”。可笑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大量的山西人多入贸易一途却是不争的事实。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多少年学而优则仕这样一个观念转变了，学而优则商在那样一个轻商的社会里很可能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一个事实，当时的商人不敢这么张扬，但是在整个民间已经形成这么一个价值观念的转变，所以一流子弟都去从小读书，然后他就投靠字号。
　　在清代甚至普通的山西人也把这种精神当作立身之本。一些晋商的研究者曾在山西省柳林县发现一本《杨氏家谱》，柳林县地处吕梁山区，在历史上这里并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那本家谱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劳力，业不可废，唯一勤，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日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当然，依靠精神的力量还不能成就晋商纵横天下的事业，晋商的成功还在于他们创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
　　太谷曹氏家族是清朝晋商中资本最雄厚、经营规模最大的山西商人家族，为了管理家族的六百多个商号、二万多名员工，这个家族发展出一套与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规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还在中国发展了企业制度，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收集资金方面来看先是独资后来是合伙，再后来发展到股份制，从管理方面来看，先是家族经营，后来是合伙人股东经营，后来发展到依靠有专业修养的经理制，由专业人员来经营，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分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承明：有一件事情我在别的商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如这个东家同经理的合同规定：东家不准住在店里，不准用店里的钱，在店里吃饭要给钱。这个简直是现代化了，在中国我还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合同。
　　英国著名学者、曾任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院长的李约瑟曾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列出三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职业经理阶层的产生，而且他认为西方的职业经理阶层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十五世纪前后，而晋商中的职业经理－掌柜也产生在这一时期，但是西方社会职业经理阶层产生时社会的各项条件像商业法规等都很成熟，但当时中国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那么山西商人是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保障这种制度能够顺利实行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它内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股份制，而这个股份制里面有一个精华，就是顶身股，这个顶身股把所有的人员大至掌柜小至一般的人都牢牢地拴在一起，这个顶身股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而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许多地方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也是借用了这个顶身股制。顶身股制就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店铺以后，你除了挣自己正常的工资，那么根据你进来的这个年代和任职，再给你一个股份，就是说你不用掏钱，就有了你的股份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店铺里做的贡献越大，待的时间越长，你的股份就越多。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它在产生激励作用的同时又降低了自己经营管理的成本，这可以说是解决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而晋商在一两百年前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点确实让我比较感慨，像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来说，晋商和南方的商人或者和其它地方的商帮他们是有一定区别的，像南方的商人包括徽商、广东商人，基本上都是经营权与所有权是合一的，也就是老板他往往也就是总裁，或者说他是亲自管理的，当然他下边有他的助手，但是我们看到晋商它的财东、它的所有者是不去经营企业的，而且放手让这种大掌柜、二掌柜去经营。
　　清末山西最大的一家商号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曾以这样一段话题概括了财东与掌柜的关系，“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经理受财东依赖与委托，任重而道远，所以事事必出，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崎岖前行，务使操纵自如，决不行险侥幸。”
　　正是建立在利益和情感双重纽带之上的制度，使晋商能迅速地将一个个小小的商号发展成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
　　曹家的商业就是由清初的一家豆腐坊成长为一个大规模的商业集团，但是不论是股份制还是掌柜制，都只能管住一个掌柜，管好一个商号，那么如何管好一个由六百多家商号、两万多员工构成的庞大的商业集团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总管里面有一个总钦差，每隔几年要下去视察全国的情况，那么全国的帐庄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一个大字号，大字号下面还统辖好几个小字号，就相当于现在的子母公司。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还进行了联号的经营，所谓的联号经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连锁店，比如在归化城有他的连锁店，他在新疆的三个地方都有他的连锁店，而且他们连锁店的经营方式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经理负责制这样一种形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如在新疆的商务活动委托于某一个人具体负责，所以这显示了当时的经营方式的一种先进性。
　　当年由这里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被迅速地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三百年前的山西商人已经自如地操纵着不论人员还是规模都可以和任何一家现代集团公司相媲美的商业帝国。从明朝起步的晋商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攀登，此时已经逐步迈进第一个辉煌的段落。
　　第六集　小伙计　大掌柜
　　山西财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阎应福：山西商人雇用的伙计一般讲究一个班期，有的三年一个班期，有的四年一个班期，有的从十五、六岁甚至十三、四岁就开始学徒，在票号里面叫练习生，几年都不能回家，有的是结婚以后也是几年不能回家。
　　人行天津分行呼市金融监管办监管专员李增毅：做生意、学生意的过程中主要靠的是诚信、刻苦和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人品要好，信誉要好，能干也要吃苦，不然在学徒的那几年中间即使家有万贯也不能在自己家当学徒，必须到别人家去，就是说要受人家严格的限制教育。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小伙计入店之前是要经过选拔的，这也看出山西商人对经商素质的要求，商人不是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入号来的，首先要面试、口试甚至笔试，最起码得有一点文化基础。
　　考试都是在商号的总号进行，主考官也是由总经理一级的人物担任，考试的内容第一是笔试，考察文理通顺字迹工整，第二是珠算，这是商人必备的一项素质，最后是由主考官亲自主持的面试，在这时候主考官甚至会问到祖辈三代的情况，一来是看他家世是否清白，二来看他是否患有遗传性的隐疾，既然考试如此艰难，而且未来的学徒生涯也不轻松，那么山西人为什么还要送孩子学生意呢？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建生：从它的身股制来讲，最盛时期一股分红能够达到一万七千多两，也就意味着一个顶三厘生意的小伙计一年的收入就达到了1075两白银，而一个七品县太爷一年的年俸加上养廉银仅仅是1045两白银，因此晋中民谚说：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上茶票庄。
　　经过考试的孩子就正式成为商号的一名小伙计，在伙计入门的那天，商号要举行一个仪式，这种仪式叫“请进”，意思是说小伙计虽然身份低微，但只要勤奋刻苦，在将来也有可能成为统领全号的大掌柜，山西商人中一些赫赫有名的大掌柜像雷履泰、毛鸿翙、高钰等人就都是小伙计出身，这种仪式过后，小伙计就要经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学生意过程，最短的要三、五年，最长的甚至要九年，这也是小伙计学徒的年龄要从十二、三岁开始的原因之一，他们学徒的地点往往是条件最艰苦的分号，不仅如此，在学徒期间是不允许回家探亲的，这是因为山西人的商号遍及全国，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回家往返一次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不许探亲，一来是花不起这种时间，二来当时山西商人认为吃苦是取得成功的前提。
　　原晋商伙计霍泰喜（九十一岁）：学了当小伙计合格以后就成了站栏柜了，当小伙计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给掌柜的端茶壶、提夜壶，而且我们都会抢着干活，所以说也是一种竞争，平时站柜台是绝对不能坐的，如果以前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东家就会用打和骂来处罚我们。
　　除了终日的辛苦之外，还要面对一些临时性的小测验，当年在这些墙角、门边，小伙计会偶尔发现一些散碎银两，那是掌柜的有意放在那儿的，拾起来交回柜上考试合格，拾起来装进兜那就得打铺盖卷回家了，经过一段这种近乎残酷的考察之后，小伙计就有机会接触实际的商业知识，晋商对于这种教育就更为重视。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三年期间不拿薪水，只吃饭，三年期间的学习很重要，算盘、写字，尤其写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那个时候是写毛笔字，票号里边它主要是书信往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打电话，每天写信都要写到半夜，第二天就早早地发走了，而且写汇票的字每一个分号是一个专人，不能谁都写，汇票就是一个人的字体让一个人看，防止仿照出错。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抄那个信件，信来以后要抄写，抄写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了解整个分号与总号之间的业务关系往来，比如有些什么批示，在哪儿执行，各个地方市场信息情况，这些他自己也能够明了。
　　过去山西有一句商谚说，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生意的辛苦竟然超出了考状元，这是晋商的往来信函和账册，不要说信件内容的文笔，就是这样工整秀丽的小楷不下一番苦功恐怕写不出来。
　　在日本京都大学的谷阳井子女士手中保存着一本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商业专业教科书，这本书的名字是《贸易须知》，在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山西方言，象哄人、纸箸箸、头醋不酸等等，从这样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书的作者也是一位山西商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慈玉：我想他是针对他的子弟或者是初入商场的人所写的，而且写的很全面，有经商指南、诚信、朴素节俭等等。
　　毛鸿翙是清代晋商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开办他功不可没，这样一位金融奇才在做伙计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
　　平遥县财政局王夷典：有一个传得很久的传说就讲到毛鸿翙去了一个油面坊，让他去平遥采当时吃的胡麻油，但他去晚了一步，油没有采到他也没有回来，只是把当地编的油篓全部买了，买油篓到分油的过程还有几个月，到了分油的时候谁家也没有带油篓，他们的油谁都带不走，最后油篓只好都从毛鸿翙那儿买了，后来各家回去以后都向大家做了宣传，最后，他就向买他油篓的人换取了油，结果他采的比别人的数量还大，而且他当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奇招。
　　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创造商机这就不是小聪明，而近乎是一种商业智慧了，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在任何地方都足以独挡一面，但对于晋商来说还远远不够，当伙计们掌握了足够的商业知识以后会派往全国各地的分号参加实际的经营，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
　　高钰是乔家最出色的掌柜之一，乔家能成为晋商中持续时间最长、盈利最多的商人家族，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了这位大掌柜的功绩，他就是在伙计的位置上被破格提拔入管理层的，晚年时他对这段伙计的生涯有了这样一番评价：练习成熟再测试，做事能力与道德，如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以现在的观念看来，这样的作法实在有些不近人情，但商场本来就是残酷的，既然商场充满了诱惑，山西商人就把未来的接班人放到诱惑最大的地方接受考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这些基本的功夫学徒是比较扎实的，因为与此同时要对学徒进行一些道德、讲信用、维护商界自己的形象这些训练，甚至要专门请老师来，当时《大学》、《中庸》、乔家的大德通都要讲。高钰那个时候面对西方商人入侵，市场上花花世界、各种各样的声色犬马刺激，他觉得自己的号一定要把人们的思想维持集中起来，通过学习《大学》、《中庸》，维持一种正常的心态，一定把信用、道德放在前面。
　　清代一个叫王文宇的山西人在保定做生意，结交了一个叫葛东岗的朋友，葛东岗为了保住家业，临死前将八百两银子托给王文宇，希望他对自己的妻儿有所照顾，王文宇在葛东岗死后不但帮他的儿子成家立业，而且在这个孩子立业之时将葛东岗给他的八百两银子一分不少地交还给他帮助他开创事业。
　　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崇于的汾阳籍的商人，他在张家口大同一带做丝绸生意，有一年就陪了十多两银子，东家有些不满意，崔崇于觉得商誉受了损，竟然剖腹而死，死前说我不精通业务导致东家赔了钱没脸再活下去，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个。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但它说明当时的一些山西商人认为做生意没有尽到责任，辜负了别人的信任就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晋商的事业能够做大、做强、做的百年不衰，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怀着这种念头的商人，几百年的时间很难说清楚有多少投身其中，当时不论是小伙计还是大掌柜，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看待自己的那份生计，每一个都兢兢业业地尽到自己的那份责任，就像这些高墙大院，没有人能清楚它是由多少块砖、多少块瓦盖起来的，但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砖每一块都经过手工打磨，所说即使是最好的工匠一天砌砖的速度也不能超过五十块，也正是由于在点点滴滴上的严谨，在每个细节上的慎重，使这些深宅大院能经历几百年风霜雨雪、严寒酷暑的考验。
　　第七集　日升昌（上）
　　平遥城西大街上有一家商号叫日升昌，现在一些学者把它形象地叫做中国各式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做银两异地汇兑生意的字号，当时的人管它叫做票号。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票号当时也叫汇兑庄和票庄，现在大家叫票号，原因就是别人把钱存到它的号上，由他来写上一纸汇票，拿汇票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拿到钱。
　　日升昌票号的出现不仅对晋商来说是一件大事，就是对整个中国金融史来说也影响深远，学者马寅初先生对它的评价是：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路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在民国初年曾当面对一些山西票号商人说，因为票号执中国金融界重心，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所以做事一定要慎重。在民国初年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中，说到山西的众多特产时，特别讲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煤炭，再一样就是山西票号，小学课本中传授的东西应该是普级性的常识，所谓常识就是指大多数人都知道，都明白的一类知识，既然这本教材的编订者把票号也列入了这一范畴，说明当时即使普通百姓对票号也一定不陌生。
　　说起山西票号，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雷履泰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日升昌的创立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可以算做所有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在唐代已经有了类似这种形式的票号，宋朝也有，但是没有流通开，没有流行的很普遍，也没有保存下来，而在清朝的时候在雷履泰发现这种商机以后，他及时推行这种办法，制定了比较规范的规则，创造这种制度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院长刘建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普遍的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当？历史就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既然雷履泰的功绩如此之大，地位如此重要，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雷履泰的故居，两进院落，北屋堂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绂乎其萃”四个字，这是平遥商人为了感激他创立票号为众人添一生计、增一富源在他七十大寿时送给他的。这处宅院是少数几处能见证雷履泰生平事迹的地方，令人不解的是，在票号界学术界大名鼎鼎的雷履泰其实留下来的东西很少，这就使我们难通过文物史料对雷履泰的生平有个详细的了解。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陈其田，即使在那个时候陈其田就已经面临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困境，当时研究票号的学者对于雷履泰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票号业遗老遗少的口述，由于年代久远，其中难免有许多演绎的成份，为了追根溯源，我们又做了实地的调查。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细窑村村民：雷履泰的家是高楼大门，雇长工、短工等伺候着，一般人雷履泰都不会跟他们说话，不过这都是我们听说的。
　　细窑村村民：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房。
　　实地的访问令人失望，遍查平遥的史籍方志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尽管那个时候平遥许多人的生计或多或少的都依赖于他一手创立的票号，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大院如今只依稀存在于村里人的记忆中，只有这个门楼能实实在在的表明它们存在过。雷履泰的生平往事就像这处院落只留下雪泥鸿爪供后人想象、推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时间久远是一个原因；商人地位低不入文人笔记、官方正史也是一个；除了这些是否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雷履泰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事有多么了不起，更没有想到以后这些事会载入史册，他做生意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谋生，生意做大了还可以提携村里的乡亲和他一起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这些想法看上去实实在在，不花哨也不玄奥，但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想法，不仅让山西的许多百姓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也为中国梳理出一条金融流通的大血脉，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想法和作为让人们在他逝去百年之后不去议论他，议论他创办的日升昌票号。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承明：票号出现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没有直接运银子的危险性，可以异地汇兑，这个就方便多了，不仅方便了商人而且促进了流通。
　　在日升昌开办之前除了晋商，还有一些其它有名的地方商人集团，其中名气最大、实力与晋商不相上下的要属徽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徽商的老家徽州地区发现了一批工商汇票。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二十三张汇票分为两类，一类有五张，它是代其他人汇兑的，这就说明工商汇票流通期间，那些商人已经代替人给别人汇款了，其余的都是两个商人之间的汇票，这个在我们国内算是最珍贵的资料了。
　　这批汇票说明徽商即使不比晋商更早，至少也是与晋商同时懂得了用汇兑的方式来解决异地银两的流通和结算，那么为什么第一家专营此项业务的商号不是产生在徽州而最终由山西商人创办呢？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我想有这几个原因，首先票号作为一个专业的汇兑机构，如果搞异地资金汇兑至少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要有分支机构，第二要资本雄厚，第三信用卓著。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我们在徽商那里也发现了很多过去的汇票，但是它都是简字的而且只限于在少数的亲威、朋友、熟人之间，一旦有生人它就不能进行了，而山西这个票号之所以在西裕成颜料庄再改办成日升昌票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分号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
　　即使有了这种遍设分号的特点也只能说明当时晋商具备了开设票号的一些基本条件，并不能单凭这一点就一口咬定票号非得首先出现在山西，至于资本雄厚、信誉良好、经商的手段高明这些赞誉是可以放到当时任何一个著名的商帮头上，那么老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票号一定产生在山西呢？在日升昌出现之前，晋商的名气、地位和财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宗货物的长途贩运，他们把南方的茶、丝运往西北，把西北的牛、羊、马匹运回中原、江南，到清朝中叶这种贸易量已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内蒙古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白拉：清朝末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大盛魁旅蒙商它的总部在呼和浩特，但是它的营业区却是在蒙古国，清末的时候，一年之间根据不同的资料记载，光是给它付的债款利息就是几十万只羊、几万匹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白云：最初它的总号在乌里雅苏台，它的分庄是归化城和科布多，到了咸丰年间的时候，它的总号就变成了归化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成了它的分支机构，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一共有四千多华里，从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有一千多华里，这么长的旅程全是靠它的驼队来驮运货物，所以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浩大的商业活动，它的贸易额也是相当可观的，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的贸易额一年可以达到一千万两。
　　一千万两银子最少也有两百五十吨，这还仅是一家商号一年中用于贸易的银两数量，在草原、戈壁、沙漠瀚海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运送这样重量的银子，辛苦且不说，单是安全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从这方面讲，晋商对于票号的需要一定比身处舟便利、人口稠密的徽州商人更加迫切，既然晋商在日升昌诞生之际就已经面临这些难题，那么当时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镖局镖师后裔陈振家：当时产生镖局一开始是运送公家粮草之类的东西，那时候老百姓和做生意的军队不给他保护，所以就从民间产生镖师、镖局给予他们保护。
　　1928年，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万籁声先生总结中国武术渊源出版了《武术汇宗》一书，现在这本书被研究者公认为是论述中国武术史的权威著作之一，在书中万籁声先生认为镖局最早是由一个神拳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创办的，创办的目的就是保障晋商的往来银两安全，这在一个侧面也佐证了晋商在票号诞生之前已经开始想一些办法来解决银两运送的问题，但镖局押运只能算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贸易量的增加，镖局越来越显得不堪重负、力不从心。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我们对明清社会的评价比较低，它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还是比前期更高的，既然他达到了比前期更高的水平，它在社会上的商品流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就可想而之，票号、钱庄在其中的作用，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些年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史学家对鸦片战争前我们国家国内的商品值做过一个估计，仅仅七种商品象桑丝、丝制品、茶、棉布、食盐等等的商品值就达到三亿七千万两白银，这就说明在汇票产生前国内国际贸易交易量是相当大的。
　　清道光三年也就是公元1823年，在这一年雷履泰创办了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的创办有它的历史渊源，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也不能排除一些主观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一定要提的就是雷履泰的作用。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雷履泰把个人才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碰撞以后出现了票号，在中国商业史上、金融史上是很了不起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雷履泰为票号出了一套管理的办法，应该说都是从他那儿先开始的。
　　山西省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因为商家的汇兑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个事情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去开展，而雷履泰想到了。
　　汇兑方式存在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雷履泰是第一个看出其中蕴藏巨大商机的人，见别人不能见就是独具慧眼，最让人感叹的是在通信、交通都很原始、相关法令更是一概没有的条件下，雷履泰就已经领导日升昌做着不论是规模还是品种都足以与现代银行媲美的大生意，这份才干足以令后人仰视。
　　第八集　日升昌（下）
　　日升昌票号的院子里有一块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汇通天下”，牌匾上没有题跋也没有落款，这就使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它是由谁写的呢？又是由谁在什么时候挂在这里的呢？这“汇通天下”四个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道光末年的时候，日升昌除了它的总号以外，它在全国有二十七个城市建立了分号。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1900年，天津当时的资金存量大概是三千万，票号就占一千万，占1/3。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滨下武志：我们同济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国外或者亚洲、东亚一代的金融网络。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仲惠：山西票号在中国国内有400家左右，可是还有三个国外的，分别是日本的神户、日本的东京、韩国的仁川，1907年左右设立分行。
　　日升昌是晋商开办的第一家票号，它开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23年前后，由于资格最老，后来生意又做得实在，所以不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把它看作山西票号的代表和象征。据说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有很长一段时间曾与日升昌并列于一块招牌之上，日升昌汇通天下，在当时的社会敢于挂出这样招牌的商号大概没有几家，但这份自负因为有了无可争议的事实做后盾就变成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自豪。
　　穿过日升昌敞亮的前院，绕过正厅中的一扇屏风，一条窄窄的过道闪了出来，过道的左侧就是日升昌的大掌柜房。房间长四米、宽两米，和日升昌炫赫的气势相比，这间大掌柜房不但显得很窄小，而且陈设也极为简单，房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一个商人的办公场所，它更像一间供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因为在当时要想在一片白地上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得由他经过苦思冥想寻找出答案。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现在这样做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用的钱是由银行统一印制的，全国各地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与此大不相同，钱指的是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又有许多不是由朝廷统一铸造，重量、成色千差万别，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得在这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同庆钱庄博物馆导游李晓繁：在以前银子产于不同的地方，银子的成色肯定不一样，当时山西商人为了鉴定银子的成色编了这么一首歌：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洋豆规诚别致......金陵顷化是足色......。它的意思是当时南京的银子叫做顷化银，天津的叫做化宝银，北京的叫做松江银，上海的叫做豆规银，当时南京的银子含银量是最好的，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比如您是个顾客，在票号存南京的银子是一百两，而要取上海的豆规银就不止一百两，要取到一百一十两，当时它存在一个汇率的差别。
　　这种做法并不莫测高深，据考证，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个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但雷履泰第一个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日后票号业将近四分之一的盈利就取自这里，当时他们叫“平色余利”，但光凭这个聪明的点子日升昌还不能开门做生意，雷履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票的防伪。汇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如何能让一张普通的纸变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呢？
　　导游王芬：这个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我们首先看一下月对暗记：谨防假冒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听起来像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的冒取，其实十二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而堪到明三十个字代表一个月的三十天，以前是农历没有阳历所以没有三十一。票号说盘，客户回答说数，这个密押它是不定期地更换，生意好的时候三个月换一套，票号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九十五年以来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据史料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密押和背书这种一百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手段现在仍被许多银行用于票据的防伪，但这并不是晋商掌握的唯一的防伪手段。在当时晋商甚至已经懂得使用水印的技术，可惜的是由于票号管理严格在它一百多年的经营时间里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些晋商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水印。技术手段再发达也只能为经营提供便利，仅靠它是做不成汇通天下的大生意的，这种大生意必须要建立在业务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经过票号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汇兑业务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银行命名的银行之前，我们国家的汇兑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的。
　　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名声就这样慢慢地响亮起来，当时平遥城中，入日升昌当伙伴成为许多父母为儿子设计的最好未来，据说日升昌生意兴隆之后，甚至号内的厨师在行为处事、农着打扮上都自视高人一等，如果有人请教他在哪里发财，他先看来人一眼，嘴里响亮地吐出两个字“昌记”。日升昌的名声并不仅仅局限在坊间乡里，甚至一些朝廷官员都开始议论山西票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有很高地评价。道光年间许梅这样评价到：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义真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证，信也。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它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日升昌还有一位非常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翽。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在票号的创造、形成过程中毛鸿翽和雷履泰的贡献不能说是各占50%，但是也不少，可以说毛鸿翽本人也是票号业务的一个创始者。
　　毛鸿翽的二掌柜房与雷履泰的房间门对门，中间只隔着一个二米宽的过道，从内部看，两个人的房间规格相同，甚至陈设也相差无几，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回家静养就使得毛鸿翽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事小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创业之初，两个堪称经营大师的人物比肩而立，联手打造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金字招牌，可以想象，许多令后人惊叹的大手笔就出自这两个不大的房间，那么此时是什么使雷履泰和毛鸿翽不能再像当初一样再在同一盏灯下做联床夜话呢？又是什么夹在这两扇门之间使原来一步之遥的距离变得如同天涯呢？原本该创造出更多奇思妙想的大脑开始盘算一些别的东西。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雷履泰对毛鸿翽二掌柜有戒备心理，不想让别人来插手日升昌的事，而二掌柜是跟他一块创业所以他也很不高兴，雷履泰病了以后他也不离开字号，所以毛鸿翽就去东家说：雷大掌柜这么辛苦，他病了还扶病在料理字号事务，让他回家好好修养吧，雷履泰是咱们的大本钱，他身体不行咱们字号也就不行了。东家一听也特别着急，就去字号慰问雷大掌柜，劝说他回家好好休息，。雷履泰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没说什么就回家了。
　　大家原以为雷履泰回家之后是安心养病，可是几天之后，东家去看望他的时候却发现雷履泰家里的桌上摊了一堆写给各分庄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各地的分庄暂住营业，准备撤回，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精明的大掌柜稍稍用了点手段就让东家明白了，离开了雷履泰日升昌就要垮台，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真正的目标是毛鸿翽。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东家一听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对雷履泰说，反正这个字号我就交给你一个人了，重申财东和经营掌柜的关系，所有一切经营的事都是你一个人决定，谁也不能干涉。然后雷履泰一听这话他说，我也不是拆你东家的台，就暗示、影射毛鸿翽。
　　从第二天起，日升昌的马车准时往返于雷履泰的宅院和日升昌之间，车上有一桌酒席、五十两银子，这是东家让人送的，他指望这些能打动雷履泰依旧回号上班，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翽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翽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别人的礼聘创立了蔚泰厚票号，蔚泰厚的号字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翽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他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合，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翽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庄，毛鸿翽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翽，毛鸿翽马上还以颜色给小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雷履泰是明清两代山西商人中最杰出的人才，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不仅开创了山西商业新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中国金融史的走向，这种贡献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自己也始料未及。毛鸿翽也是这样的人，在创业之初，他和雷履泰比肩而立，在晋商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经营大师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其中的许多恩恩怨怨由于岁月久远永远成为历史上的谜团，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其实做这样的评判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鸿翽以及他们创造的令后人叹服的事业。
　　第九集　祸福之间（上）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工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的荣耀。
　　马车的国轮碾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显露出一派富贵的气象，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与票号相关的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的生意也都兴旺起来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相邻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票号自道光三年左右创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在业务上票号也突破了单纯的汇兑，成为一种能全面承担存、放、汇业务的金融信用组织，基本上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全部功能，当时山西票号一年的业务量将近五千万两白银。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江苏巡抚陶澍说“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得银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晌午时分，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留下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似乎都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大路，实际上老谋深算的大掌柜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的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当雷履泰的马车碾过平遥城中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以便参加来年的科举考试，他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准备这次考试，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道光二十三年，当他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西方的上帝最终在较量上占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就宣称自已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在广西贫苦的乡村开始传播被他改造后的上帝福音。这些事情雷履泰以及所有的山西商人都不会知道，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会看出广西一个私塾先生的古怪想法会对自己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德馨：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是一些贫苦的、下层的农民、矿工、一些搬运工作、私塾的老师等一些下层的人，他们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那么他起义以后带着家属走，就必须要有吃的、穿的，就是说要军饷、要军需物资，军需物资怎么筹备呢？他有一个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不仅损失惨重，甚至斥资百万修建的三晋会馆也毁于战火。一向从容大度、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咸丰元年四年，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涉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和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甚至欧洲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茶叶等等，战争一起货源就中断了，运输就遇到了困难，这对晋商的发展的带来了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吸引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和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往往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但是南方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于是晋商就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将军说“南方商船，闻风裹足”，江南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咸丰三年二月，各家票号在得知太平军即将攻占南京的消息时一齐向北京的分号发出了撤庄的命令，而这项命令引起的连锁反应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大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宫中的咸丰皇帝一天之内接到两个坏消息，太平军攻陷六朝古都南京，同一天京城所有商号几乎全部歇业。南京失守固然对清帝国打击很重，但京城的商业危机似乎更加紧迫，所有店铺的歇业不仅使昨天还是繁华的京城一夜之间就变得死气沉沉，而且城中一下子多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它商号也告贷无门。
　　咸丰三年四月，北京迎来了一个特别寒冷的春天，似乎天气也没有从两个月前那场萧条中缓过劲来，虽然朝廷用半强迫的方式挽留住了匆忙离去的山西商人，但这并不能缓解大清国内无粮饷、外无精兵的局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清政府财政十分紧张，维持前线的军饷、粮饷都很困难，当时清政府户部的存粮顶多能维持半个月的开销。
　　咸丰皇帝也还没有从刚刚平息的京城风波中缓过劲来，就又接到了这更让他心惊胆颤的坏消息，此时京城中一些大清国的官员却替皇帝想到了一个解决僵局的办法，他们都从刚过去的市场萧条中看到了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
　　四月十一日，惠清王绵愉以密折的形式首先道破天机“风闻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夷，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御史章嗣衡甚至已经列好了一份名单“山西太谷之孙姓富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五姓各三、四百万”。
　　咸丰三年十月，朝廷明颁上渝命令山西等地的总督巡抚劝令商人捐输军饷，这时候即使山西商人不乐于从事，恐怕也是天命难违了。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据史料记载，光是咸丰三年全国商民捐输的银两就达五百多万两，在这个数目里面山西商人捐输的钱就占了一半，这种捐输对山西商业资本特别是票号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山西商人在这种勒索性质的捐输中不能一无所获，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名誉官职，如果说捐输只是暂时的事情，那么这种捐输换来的顶戴却对山西商人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使一些创业时兢兢业业的杰出商人沾染了许多官场习气。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刘建生：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起到法人地位，在这种无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儿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深刻地分析了这种影响“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修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无奈的是捐输只是山西商人与朝廷直接接触的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还有很多交道要打。
　　第十集　祸福之间（中）
　　在山西的许多地方至今流传着这样的风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都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在这一天里各家商号不仅门前悬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之前还要举行祭财神的仪式，来求得新的一年中财源广进，这种风俗山西人叫开市。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城开市的仪式显得格外红火，这不仅是因为为期一年的咸丰皇帝国丧期满，更重要的是云集在这些县城中的票号在惨淡经营几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
　　原山西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在熬过了太平天国初期的战乱之后，朝廷终于取消了票号不能承揽官方银两汇兑的禁令，同意各省、各海关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京饷可以由山西票号汇兑，当时各地上缴的京饷每年都超过四千万两，汇兑如此数目的银两对山西商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发财的良机。
　　在山西票号创办之前，各省每年向中央上缴财政税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首先是要把民间流通的碎银重新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官银，其次再将新铸好的银子装入特制的箱子之中，最后还得派大量的军队押运进京。
　　1823年日升昌开张，此后民间银两往来大多选择了方便、快捷、安全的汇兑方式，但朝廷并不接受这种方式，如果说当时因为票号刚刚开张还没有得到朝廷的信任的话，那么到1863年票号已经成功经营了四十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组织完备，信誉良好，而且山西商人还曾经在危急时刻帮过朝廷的大忙，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什么还是要禁止票号染指官府的银两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清朝的财政制度所有的各地方的上解中央的款项或者是各地方的财政款项历来都是要由蕃库来储藏，不能随便动的。要解送银两的时候历来就解现（银），这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认为这是祖训，他的祖宗给规定下来的制度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为什么这项坚持了四十年的政策会在1863年同治二年的时候有所松动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太平军起义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江苏、广州，捻军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开始汇兑了。
　　同治元年（1862年10月），朝廷一再下文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省的官员不得不又来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它的总号就设在太谷城的这条街上。以前志诚信广东分号曾多次借钱给广东巡抚衙门，所以这次广东的官员又求到它的门下。这一次志诚信的大掌柜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官府的请求，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精明的山西商人不仅看到了广东省的财政困难而且也看到了大清朝的难处，他们决定利用这样的机会迫使朝廷放弃泥古不化的笨办法。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山西商人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因为广东现钱有限，可以给你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实际上山西商人这里做了小小的一个强迫他按照我商人的意见去办。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方面大员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想办法。江西巡抚沈葆贞说“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伏有骑马贼出没无常，现未敢冒险道行，致滋疏失，而京师待饷孔急，可否暂为变通交给在江省开设新泰厚汇票兑汇”。同治元年十月，朝廷终于同意了各督抚的请求：“奏准京饷案内，行令设法汇兑，总期妥速”。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是在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汇兑还是运现，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朝廷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争取朝廷的认同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都押在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晋商是在封建社会里面经商，所以他们就离不了政府，一方面他们代理政府朝廷财政管理，而且把财政收入送到中央政府去，这一项对他们的业务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或者是不讲信誉，或者是各种官员的苛扣，所以晋商也吃了大亏，当时各地解到北京的京饷大概是八千万两左右，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两是由晋商垫付的，所谓垫付也就是你先把钱拿出来，以后有钱再还，可是由于政府以后的财政困难和各种原因，这笔钱其实很多都是有去无还，这就使晋商资金的流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成为晋商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0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城已经是一片火海，那天凌晨，由俄国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由东便门攻入北京，在其后的五个月时间里，自认为最文明国家的士兵在北京城中争先恐后地进行犯罪比赛。当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逃离北京时，一个叫齐梦彪的山西商人却从容地端坐在志诚信北京分号的帐房内。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李三谋：这个时候有人劝票号的掌柜齐梦彪让他躲一躲，但他感到自己作为票号的掌柜，对刚刚收到的一批海关银，就是官府的官银，一定要好好地保管好，要做到信、义，他坚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批官银的安全。
　　那么为什么齐梦彪非得呆在充满凶险的北京城呢？在当时的北京城这些数额巨大的官角不但不会给志诚信带来任何利益，而且随时会给齐梦彪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齐梦彪的一位朋友记下了他当时的作为，文字很短，“君斯驻京，以庄存海关巨款，约同人死守，屡遇非常之惊，从容应会，了无惧色”。
　　山西商人就是凭着这种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信誉的作法赢得了许多政府官员的认同，光绪年间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银行倒闭了，亏损了户部的公款，所以朝廷命令停止票号汇兑官银，而且还重申了违禁条例，要各省“知所敬惧”，但是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祯向皇帝上奏折说“川省银号向无南商，止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还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京饷。
　　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也逐渐转为汇兑和借贷公款为主，而这些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票商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年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这里曾经是一位日升昌大掌柜侯殿元的产业，由三座楼房构成，正厅为七开间，这样规格的房屋按朝廷规定，只有亲王一级的官员才能修建，而一些票号的经理出行时甚至要动用官员的仪仗。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就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显赫。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这个社会的基石，虽然哪怕是在这座最低级的官衙中，也到处挂着这样的匾额、对联，以此来提醒老爷们时刻注意自己的职责、使命，但他们为之服务的百姓走进这个地方却只能跪在这里享受从上而下的服务。当官员把大笔公款交由票号汇兑时，或多或少是带着些恩赐的味道，因为他们知道票号在帮忙的同时也得到了大笔的不计利息的借贷资金，当时不论官员和商人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原本可以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合理的关系。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资本主义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由此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面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他们在河北的乡间度过一段很悲惨的逃亡生活后进入山西，当慈禧的车驾进入山西时，最早知道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1900年8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清帝国的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招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进：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来经营，这样的话山西票号又出现了晚霞中的最后一抹余晖。
　　票号又一次从战乱中挺了过来，不仅如此，这次复兴把山西商人的事业推向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七千两，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当时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一座屋顶上时，对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是福还是祸。
　　第十一集 祸福之间（下）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平遥这个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县城中，也传出了天主教唱诗班的歌声。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是在康熙年间由一个叫侯存智的平遥商人带回到这里，平遥的居民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纳了西方的天主，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种陌生的东西。到鸦片战争前，平遥已经有一百多位教民，从平遥人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山西人的一种基本想法，对于外来的东西并不断然排斥，但也不过分热心，山西商人更是以一种纯粹的商业眼光来打量西方的一切。早在清朝初年，他们已经在洽克图和广州与欧州商人开始做生意了，由于有这样的渊源，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很快成为大批来华的西方商人的贸易伙伴。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中国当时只是在一些允许通商的口岸才有洋人存在，因此也只有这些口岸才有所谓的西方的银行的存在，西方的银行在登上中国大陆以后突然发现，他们需要寄生在山西票号的网络系统上面。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西方商人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们发现生意并不好做，因为他们的商号银行只能设立在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无法进入广阔的中国内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中国的贸易方式、社会状况与自己国家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以急切的目光在中国寻找一种与自己国家大体相似的商业组织和贸易伙伴，很快他们发现了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叫做票号的金融组织。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当时驻汉国的英国领事在一份商务报告中曾经这样说过“汉口是以一个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体系而自豪，商人与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他的作用几乎与英国的银行一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北移至上海，大概在1861年左右，山西票号开始进入这个商贾云集的新兴城市，山西商人来到这里时，首先要面对的还不是外国银行，而是另外一群与他们一样聪明的中国商人－江浙籍银钱商人。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当时上海金融业的主宰是浙江籍商人开办的钱庄，明末这种钱庄就已经设立，到清中叶大概有六十多家，他们不但经营银钱兑换、存放款业务，大一点有实力的钱庄还发行钱票和银票。
　　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后并没有借助财雄势大与上海钱庄抢生意争地盘，而是细细观察一番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票号与钱庄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有过这样的描述“从表面视之，大有两雄对峙势不两立之状，但实际上相处正善，毫无冲突之虑，推厥原因则本地钱庄资力薄弱，有赖于票庄之供给，而票庄与各省人情风俗又多隔阂，极愿与之往来通声技，于是相互提携共营斯业，然感情既已联络，而营业究不一致，不免日久发生冲突，于是划分界线互不侵犯，本地之事，钱庄任之；各省之事，以票庄任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和外国人交往的国际贸易中，钱庄票号需要互相配合才促进事情的发展，要和银行结合起来。
　　山西商人凭着长袖善舞的经商才干很快在上海站稳脚根，据调查，至光绪元年，山西票号在上海设立分号的就有24家，并且为统一行动还购置地产合组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山西票号与外国银行之间这种互惠互利的蜜月期非常短暂，国家的贫弱很快就使山西票号在合作中丧失了平等的地位。
　　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王玉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不平等待遇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子口半税”就是在税收上，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以后是低税，而中国的商品是层层加价的；二、我们在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海关管理上；三、外国在中国建立租借，外国产品的包装、加工业以及他的货栈、堆栈业已经非法的营业了。
　　1898年德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济租界条约》攫取修筑胶济铁路等特权，德国政府的这次公开抢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所谓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似乎此时的大清朝廷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而是替他们看守赃物的同伙，这些来自文明国家的文明人争先恐后地将刀叉伸向中国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山西因为储量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疑是这块蛋糕中最诱人的一部分，当时的上海英商总会主席相当正式地向英国驻沪领事建议“现今航运事业因燃料价昂负担很重，因此本会主张要求中国允许使用外资本与技术与中国煤矿的开采方面。”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年山西巡抚胡聘之采纳了他的幕僚－《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的意见，说全国都在搞洋务，山西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搞一些实验，开发山西的资源，这样胡聘之采纳和刘鄂的意见准备开发山西的矿产资源，但资金从何而来？政府难以支付这笔启动费，在刘鄂的建议下和英国福公司两家联办，其实是把山西的矿权卖给了英国福公司，当英国福公司一旦拿到了这样的矿权，马上明令禁止山西地方小煤窑、民办煤窑全部封禁因为这涉及到主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群情激愤。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大家要求把矿权争回来，从平定开始一直到太原省城大学生流行，最后影响到海外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给政府来电，要求政府把矿权收回来。
　　一个叫李培仁的山西留学生在日本以跳海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他写着“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不振”的遗书被送回山西时，闻者无不泪下。
　　1906年早春，渠本翘离开了祁县南关的家，坐上马车前往太原，那一年他四十岁，他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两百年前他的祖先就开始与俄国人做茶叶生意，他的父亲是山西票行业非常有影响的人，他的母亲来自于另一个著名的商人家族－声名显赫的乔家，他的早年经历与别的商人子女有所不同，他曾经中过进士，后来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回国后又加入到家庭生意当中，当山西人争回矿区、路权的运动开始之后，他率先以商人的身份加入并且很快就成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方法既不是鼓动农民私自开矿，也不是率领学生上街游行，他知道这些举动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联合了几乎所有的票号商人，目的是通过谈判首先从英国商人手中赎回被政府廉价出让的矿权、路权，然后再按照现在的方式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用现代机械化开展山西的矿产资源，他甚至为这个新公司想好了一个颇具含意的名字“保晋公司”。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山西的争矿运动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全国争矿运动之一，它从自发的、无组织的状态转入实质性的阶段，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07年的2月，山西各界的代表当时到清政府外务部去交涉，要求收回矿务，他们已经在发动捐出钱来作为条件和福公司进行谈判，也使得当时清政府外务部、山西巡抚恩寿也只好表示极力支持，到了第二年1908年1月20号，双方就签定了第一批合同，合同签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山西商人拿出二百七十万两银子。
　　1908年，又是一个寒冷的早春，渠本翘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屋子里，前一天他刚从太原回来，在那里他知道的新合同签订的消息，但同时他也得知，一个月内山西巡抚根本拿不出一百多万两银子交给英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几年辛苦得来的新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英国商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做出了最后的让步，几十年后，当渠本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他用了这样一句话“瞬息千变，不可思议，倘别生枝节，则所失更多。”在他的合力呼号下，晋商众志成城纷纷解囊。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山西的赎矿运动得到了票号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调集了一百多万两的赎矿银，而且踊跃认购保晋公司的股票，通过自己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承担了保晋公司在全国招股的任务。
　　1908年2月25日，山西商人按时交付了一百七十万白银的赎矿款，中国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上登出了这样的消息“闻晋有名票庄均认先行挪借，以免失信于人，而保晋省名誉，晋人团体如此团结，将来发达岂可限量？”日后，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票庄不动声色，不爽时刻，纯然以彼外国银行的周围之票相交付，于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金融界活动之力若何，亦可睹矣！”
　　渠本翘等山西商人在保矿运动中的一系列作为都值得我们骄傲，他们在与外商竞争夺回国家利权的过程中完全按照现代商业的规则谈判代替对抗，虽然双方的处境非常不公平，但是山西商人不退让又不蛮横，最有意义的是在夺回矿权之后山西商人又以一种近乎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对矿区的生产过程和制度建立进行了改造。阳泉矿务局－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在它保存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一个世纪之前，这里还被叫做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在经理一栏写着”渠本翘“三个字。
　　第十二集　同舟忠告（上）
　　1914年冬天，强劲的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席卷过山西中部那些高大的门楼，厚重的院墙似乎也不足以阻挡逼人的寒气，一层层的窗花像密布的蛛网一样爬满了这些深宅大院的每一扇窗户。太谷、祁县、平遥，山西商人的大本营，笼罩在一片阴冷忧郁的氛围之中，日升昌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倒闭了，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倒闭的山西票号，只是日升昌的倒闭更具有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从1910年到1914年，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百年之久的金融帝国呢？1910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一撅不振呢？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非常有名望的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个现象，其中包括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1923年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来到平遥，他希望通过实际的调查来解开这个谜团。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他查了山西省志、太原县志、平遥县志、太谷县志、祁县县志，他在这些史志中找不到有一个字涉及到票号，原因一个是中国有轻商的传统，历史正史没人来记录，体制入不了志，第二个是山西商人商业的保密性，他不愿意留下任何记载。
　　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都曾被最为严格的商业纪律所约束，从他们一踏入这些大门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于是票号商人的一切作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个神圣的传统，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这两本书将为我们提供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10年前后这些院落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当时一位重要的票号商人--李宏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50年，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在全国是最重要的码头。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他看到当时外国银行已经闯进大清，他对这种情况有一个预见，感到山西票号不改革、不组建银行就竞争不过国外的银行，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提倡者。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写了很长时间：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第意我同仁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为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焉。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他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是外国银行大举进入中国，逼着中国走国际化路子。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黄汉民：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包括还有其它的荷兰等国家都进来了。
　　中南财政大学教授赵德馨：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还是制度，其次就是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长期住在山西平遥、晋中等地方，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近代化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商业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写完这封信后，李宏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他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名信片寄回平遥。“京师风景雄视天下，况宫殿禁地尤为人迹罕到，庚子圣驾西巡，洋人以西法照图，极其可观，所费无多，而名胜皆宛在目前，今特寄呈十三张，即祈查收，以备观玩。老兄未曾来京，得此亦可当来游一次。”
　　李宏龄煞费苦心地将中外的差别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递回了平遥，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图片在平遥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执掌山西票号生死兴衰的大掌柜们并不会对这些西洋画产生多大兴趣，虽然他们也感到时局动荡和外国银行竞争对于票号形成的压力，但每一位大掌柜都有理由相信，票号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正迎来了全面的复兴。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庚子赔款给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后，整个对外国人的赔款是按照各个省分摊的，由中央户部给各个省分摊，钱集中起来由汇丰银行汇到上海交给外国银行，任务下来以后什么时候交款，地方政府必须把地方钱拿上来依靠票号汇到上海，地方财政没钱，所以票号实行了垫汇，票号帮他垫上把款汇出去，以后有了税收、收入再还票号，这样票号不仅赚了一个汇费收入而且还赚了一个贷款利率收入，他就满足于现状，不按政府规定，所以产生了矛盾。
　　这一年秋天，接到李宏龄来信几个月之后，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了北京分号的来信，所有来信都在讲一件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上谕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聘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户部银行。对于这件事，票号的大掌柜们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决定--拒绝。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如果进去后实际是官府控制，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一个参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经营很成功的，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他无法接受这套理念已经过时了这个事实，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改变了。
　　在北京的李宏龄还是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那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从资本上来说，第一、它不是集腋成裘，它是家族的合伙，筹集资金的范围来源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二、它有一个制度是基本上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经营下来结了帐，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他没有留公积金，就是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的思路，没有这样的经营理念，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第三、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在当时美国留学归国的银行家经营之下采用一元开户，过去存银元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开户，这样很多普普通通社会老百姓把自己的一点点的钱也存在这儿，它的储蓄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番，到了30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了500万元，它的储蓄存款已上亿元。
　　当时票号的种种不利条件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并不止他一个。1904年，受到户部尚书鹿传麟召见的所有北京分号的经理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于朝廷的邀请都持积极的态度。在总号拒绝加入命令还没有到达京城时，他们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科副研究员王兆祥：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手段名满天下，几乎是当时办银行的唯一人选，所以朝廷全部接受了山西商人提出的所有的条件。但就在这时，各家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与山西商人的态度相反，江南的绸缎商人敏感地觉察到这件事件背后隐藏的巨大商机，他们挤了进来，主动要求承办户部银行，这一举动使他们日后成为中国金融界新的主宰，江浙财团成为民国时期左右天下局势的商场新贵。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出来走一走。“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二百多年前，这里的山西人推着小车、背着包袱从破旧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他们站在家门口举头一望就将整个中国收拢在自己的眼界之内，于是他们走出去，大漠的风沙没有阻挡住他们的步伐，江南的大江大河也没有拦住他们的去路，若干年后，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们站在自家门口抬头望见被高大的院墙、更加高大的城墙围成的四四方方的天空，是什么挡住了他们的脚步呢？1904年，山西商人站在了事业成败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山西商人将要迈出怎样的一步呢？
　　第十三集　同舟忠告（下）
　　从1904－1914年的十年时间里，山西票号商人为了挽救山西票号江河日下的局面曾经三次公议合组资本雄厚的现代商业银行，但这些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均告失败，票号内部人员以及后来从事票号研究的学者对失败的原因各执一词，那么票号为什么不能突破传统的界限，通过内部的改革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呢？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几年来南方省份的革命党起义、京城内朝廷的种种丑闻使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年春天，朝野上下试图挽救全局的各种想法都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冒了出来。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影响很大。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银行通行则例》是管理国家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在这之前二百多年，从帐局到票号到钱庄不受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清政府颁布了《银行通行则例》以后是和票号相抵触的。
　　4月23日，德胜门外山西会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作家王进：《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少。比如像当时英资的汇丰银行的注册资本金高达一亿美金左右，而当时的大清银行，也就是原来的户部银行，注册白银也有五百万两左右，而当时山西的票号与当时的银行、官钱局比起来实力非常弱，只有几十万两白银。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它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其次，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之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我觉得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就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61岁，四年前他就主张山西各家票号接受朝廷邀请主办户部银行，利用这样的机会完成票号的改组，但他的建议由于总号大掌柜的反对而不了了之。此后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李宏龄甚至打破票号界施行多年的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的规矩越级上书票号大股东，为了表明心迹，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写道“弟系指全局，并非指一人一事。且弟年已六旬有余，蒙东君厚爱，股俸已丰，并非见好东君更思进步，只因在号年久，既有所见，不得不具实上陈”。那么李宏龄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挽救日益衰败的票号命运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山西的票号必须向现代化改组，实行股份制银行的办法，他就邀请了在北京的各个票号的经理共同商量怎么样把票号改组，适应时代的发展，机构体制上要进行改革，为了促进这件事的成功，特地还邀请了渠本翘参加，渠本翘当时是比较有威望的富商，在清政府考上过进士，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渠本翘对这种计划也是完全赞成。
　　会议结束时祁县、太谷、平遥三地所有票号京庄的经理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都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朝廷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从1904年起全国各界都希望由山西商人出面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登载《劝设山西银行说贴》，在这篇说贴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祁县、太谷、平遥的总号写信，响应李宏龄等人提出的合组银行的建议。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沉闷，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做出反应，所有的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看着毛鸿翰的态度。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山西省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汉子，他是蔚泰厚总号的一名伙伴，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口信的内容是：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既没有说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说为什么不必再张罗，毛鸿翰以一种政治家的技巧对合组银行的事作出了反应，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忘谈天下事”。在信的最后李宏龄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如闻弟不是处，务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闻过则喜’，弟最喜此言”。当李宏龄从北京寄出这封信时，祁县、太谷、平遥的各大票号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渠本翘，渠本翘是来当面劝说各家票号的大掌柜出资合组银行的，渠本翘不仅面陈合组银行的好处，而且也说明即使将来银行失败，各家不过损失几万两白银，这和各家票号在以往的金融风波中损失的十几万两、几十万两的银子比起来要少得多。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票号对于渠本翘的建议和反映史料没有记载，便是我们从李宏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票号的态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就讲“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何况开设银行原来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他的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代表了当时各票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创业之时山西商人们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顾虑的是自已的利益而不是整体，所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渠本翘只能无功而返。
　　1908年冬天十一月二十日光绪皇帝驾崩，七天以后操纵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一年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事情结束得非常干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力“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十年后他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这场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改革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失败了。
　　1910年十月十日，湖北新军在一些低级军官的鼓动下发动起义，一个月后革命领袖黄兴到达武汉，局部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革命，这一年据中国传统纪年是辛亥年，这场影响全国命运的革命在历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大清完了，票号给清朝政府垫资、搞汇兑，和清朝大员们吸收放款存款都很多，而这些东西都打了水漂了，根本就收不回来，而我们晋商确实是讲信义，该还的都要还，所以不少票号民国初年都倒下来了。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萌贵：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中国在被鸦片战争、外国人打进来之后能够承认外国在有些方面比我们先进，它的先进不仅仅是机船、路矿这种东西，而且它的制度各个方面也比我们先进，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票号由于它自己有过一段很高的一段辉煌，它也很难认为、很难接受别人这套制度比它高明，但是它经历这个突然变故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做这种转变了。
　　各家票号都处于汲汲可危的境地，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然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人、蔚泰厚票号的大掌柜毛鸿翰。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后来还有次机遇，就是山西票号准备向奥地利银行借款、贷款组办一个银行，由政府担保、商借商还，双方都谈判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理他们是通过熊希龄来担保的，熊希龄政府跨台，这个机遇又失去了，这件事等于成了泡影。
　　最为可悲的是政府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各家无法就新成立的银行的责、权、利达成妥协，自已先吵翻了，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当时情况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退休回家，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将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在《山西票号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前后次弟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第十四集　百年乔家
　　乔家大院座落在乔家堡村中，知道这个村庄的人恐怕不多，但知道乔家大院的人恐怕不少，乔家大院曾经是一处晋商家族的宅院，这座房子如今在许多人眼中被看做是晋商的标记和象征。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我提到包头，恐怕现在国内的人没有人会不知道包头这座城市，包头是现在内蒙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北方、西北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包头这所城市在康熙年间，它仅仅是一个包头村，根本就没有城市的影子，只是有鹿的地方，在那儿吃草，是一个草原。它迅速地长成为一个城市，并且奇迹般地发展起来，是由于茶叶之路的推进。包头人民间都流传这样一句俗话：“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复字号指的就是乔家，商人先来了以后才逐步有包头这个城市。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从时间上是从乾隆初一直到解放都有复字号，延续时间最长，规模在包头是最大的，我们从拆除裱房时找到包头复盛公的帐目，这里边有明显的复盛公的印章，还有复盛当的印章，这些帐簿就反映出当时复盛公在包头每一日、每一月、每一年收入多少，这个钱都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复盛公的经营时间最长，它在包头成立了将近二三十个复字号的商号。
　　清乾隆元年（1736年），一个叫乔贵发的穷汉推着独轮车离开了乔家堡，他是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从本质上讲，他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他离开村子时，最大的理想也许只是盼着将来能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体面生活。对于乔贵发此后十年的经历，现在说法各异，有人说是在内蒙萨拉齐厅给当铺做伙伴，有人说是在草原上拉骆驼，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不难理解，在当时走西口的山西汉子休止万千，他们大多数人的事迹和身影已经淹没在漫漫商途之中，和他们相比乔贵发应该算是幸运的，至少他的名字今天还有人提起。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乔贵发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在那边没有亲友可以投靠，更没有资本，就是卖苦力，先是在合成当铺当店员，干了十几年以后稍有一点积蓄，他就跟徐沟的一个姓秦老乡到西瑙包开了一个草料店。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干的也不是挺顺利的，有一段也经营不好，后来他一个人又回到祁县老家开始以务农种地为生，包头的买卖就让姓秦的老乡守摊。
　　在乔贵发回乡务农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对以后乔氏家族影响深远，第一是乔家堡的乡亲不但没有歧视乔贵发，相反给了他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乡亲的厚道让乔贵发非常感动，在他经商致富之后立下了“和睦乡里、扶危济困”的农规，甚至死前也不忘叮嘱儿孙不准歧视穷人，第二件事是此时一贫如洗的乔贵发受到了村中一个姓程的寡妇的周济，不但如此，这位姓程的妇人在他离家期间还一直替他祭扫父母的坟墓，这种患难之中的情义在将来或多或少影响了乔氏家族的发展。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遇，那年是粮食丰收，老秦时候感到粮价便宜就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为的是给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存一部分粮食，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一旱以后大庄稼种不下去了，只好种小杂粮，黄豆值钱了，买卖有了转机，老秦又把老乔叫到包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有一点规模了，大约在乾隆后期，他的买卖比较大，他就专门聘请了掌柜，他两个人就成财东了。
　　乾隆三十一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乡盖起了乔家大院最初的这处院落，也就是在这一年，乔贵发成了亲，认人意想不到的是发了财的乔贵发没有娶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更没有聘有钱人家的小姐，而是娶那位程姓寡妇为妻，这时这位妇人不但已人到中年，甚至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这桩婚姻有些知恩图报的意味，但不忘患难之情在今天不是每个做生意发了财的人都可以做到的。成家后不久，乔贵发立下家规“乔氏子孙不准纳妾”，乔家后人对这条家规严格遵守，甚至是在乔家媳妇没有为乔家生养子嗣的情况下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破坏家规，这在传统的豪门大家之中非常少见。乔贵发有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乔全美最为聪明能干，乔全美不到20就去包头学做生意，乔贵发死后，家产虽然均分给三个儿子，但家族生意却由乔全美经营。乔全美接掌乔家门户不久，乔家就碰到一次真正的危机，由于掌柜的经营不慎，乔家商号在一次粮食投机买卖中亏了很多，几乎到了倒闭的边缘，乔全美在家中接到掌柜的报告后不但没有责备掌柜的，反而变卖家产凑足银两与掌柜的一起重返包头。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他把客户请来之后，对客户商量欠你们的还可以还，可是还了你们的钱我们生意就倒闭了，假如你们能允许把这些钱再继续借给我，我保证在三年之内可以连本带息的还给你们。
　　乔全美的诚意打动了债主，大家一致同意给乔家三年时间重整旗鼓。三年后，乔家不但还清了外债，而且赢利不少，乔家在欢庆之余，认为这是事业复兴的起点，所以将商号的名字由原来的“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全美不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这次危机之后他几乎是将父亲传下的铺子重新打理一遍，他不但制订了严密的号规，而且为商号订下了一系列经营原则。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从号规的内容上来讲，既有对行为举止、言谈方面的约束，更重要的它里边对信用方面都有所规定，而且非常具体，茶叶怎样压挤瓷实绝不让客商挑剔，这些都是非常注意的，如果违反的话要处罚，在和其它商家交往当中特别注重信誉，所以他在号规里就明晚规定不可以坑人、蒙人、骗人。
　　做生意当然有赔有赚，在赔钱时不急不躁，坦然应对，生意红火了也不大喜过望，反而冷静地制定出一套确保百年基业的规章制度，乔全美已然有了大商人的气度。在乔全美制定的众多原则规矩中有一条还值得大书一笔，那就是乔家的“慎待相与”，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能从晋商那里获利相与的待遇，拿乔家来讲，在结交之前一定慎重考察对方的人品信誉，不是本人老实人，哪怕利润再大也绝与之交往，一旦结为相与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也会倾力相助，即使明知已经无利可图也绝不中途绝交。
　　在乔全美的主持下乔家开始兴旺起来，逐渐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今天我们仍能在乔家大院的许多屋脊上看到这种砖雕的葡萄图案，“葡萄百子、一本万利”，当年院落的主人借用这种图案象征家族的兴盛。如果说乔贵发开创了乔家商业的先河，那么乔全美也只是给乔家的百年事业铺就了一个不错的基石，真正将乔家推向全盛的人物是乔全美的儿子乔致庸。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殿琦：乔致庸生于清代的嘉庆年间，他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活了89岁，他是现在我们查到乔氏家族中年龄最长的人。因为乔家有了钱，他父亲想培养他读书，他也想以儒术光耀门弟，靠读书来求取功名，但是他的哥哥年轻时候夭折了，他父亲也去世了，家族生意没人管，他就放弃了科举转到了商业上面。
　　在乔致庸手中乔家商业完成了两大转变，第一是完成了产业的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开设商号的数量上，而且经营门类也突破了粮油、日杂，延伸到典当、皮货、马匹等方面，并以联号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第二是完成了家族产业由商业向金融业的过渡，只有在金融业上的成功，才使得乔家的家产成倍地增长。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今天看到的乔家大院就叫在中堂，他的名字里边就带一个庸字，是中庸的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特别讲究中庸之道，就是不过不偏，这也是乔家人经商的时候一直追求的一个境界，所以乔致庸把这处建筑起名为在中堂，就是把他的名字跟他们家族的以中庸的追求巧妙地镶嵌进这个建筑里边去。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路经山西时由于缺少盘缠，不得已向晋商告贷，众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托，乔家大德通的一位分号经理却不经请示就慨然应允，无偿向朝廷捐输三十万白银，别人都以为乔家肯定是做了一个天大的赔本买卖，但乔致庸听说后不但没有重罚经理的违规，反而越级提拔了他。当慈禧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乔家获利了大量的政府税收汇兑业务。乔致庸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承担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但是我们可以把乔致庸的这一举动看成是他坚持了他一贯遵循的原则－济危扶困。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乔致庸对他的孙子，也就是乔家的第六代，他在观察很多儿子孙子辈，哪些是富有经商的才干，可以支撑这个家业，哪些有可以习武、哪些可以读书，根据个人不同，他觉得乔映霞是个理财的好手，就经常对乔映霞教导得比较多，他讲到处理人际关系上应该注重信义，怎样处理利和义的关系呢？所以他就把首曰信、次曰义，第三才是利，把利和义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清楚，而信义和利的关系历来也是中国众家的一个义利之辩，是不是只要义不要利，还是要利就忘了义，经常变，但是到了乔映霞所接受的教育明明确确告诉她，首讲信，次讲利，第三才是利。
　　像乔氏这样的家族在晋商之中还有很多，他们几乎都曾有过和乔家相同或相似的经历，这些山西商人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不畏艰苦、崇尚节俭、做事坚定、以诚信为立身之本，山西商人的独特是他们不论成功时还是失败时都不放弃，这才保证了他们的事业能经得起百年风雨的考验。
　　第十五集　书香门第
　　清乾隆年间，一个叫常威的山西商人来到了张家口，当时在张家口众多的山西商人中常威并没有显得与众不同，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里他的家族逐渐发展成了山西商人中最显赫的门庭，《山西外贸志》中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常氏家族，“在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的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常威的名字现在我们可以从这间祠堂中找到，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不光供奉着常威的牌位，而且还供奉着一个常威用过的卦包，那么为什么常家的后人们要对一件算命先生的行囊如此看中呢？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国明：这个卦包是八世祖常威用的，当时因为家境贫寒，为了艰苦创业他沿路没有带着路费，边给人算卦边往前走，一直步行到张家口。后人为了纪念祖先怎么艰苦创业，所以把当时所用的东西存放在南祠堂里，南祠堂是常威的长子常万玘这一系的祠堂，所以就存放在那里。
　　与众多的山西商人家族相比，常氏家族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首先常氏家族是聚族经商，在常威之后步入商旅生涯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其次常家商业的第一批创业者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些读过书的人，即使做个算命先生替别人测字、打卦，至少也得粗通文墨才行。如果说常威的做法还显得有些旁门左道的话，那么他的本家兄弟常佶就曾是正牌贡生出身，而且在当时常氏家族中最出色的经营人早年都有读书应举的经历，这种世兼儒贾为业的家族在山西商人中可谓绝无仅有，到光绪年间，常家的这种名声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重视，当时山西巡抚曾国筌在送给常家的匾额上特意写上了“义关风雅”四个字。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科举入仕是几乎所有正经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与之相比，行商坐贾就显得等而下之，那么为什么常家的祖先要丢开书本选择栉风沐雨的商旅生涯呢？
　　《常氏家乘》是常家记载祖先事迹、家族历史的典籍，它由常威的第六世子孙、曾任山西大学堂教授的常赞春主持编撰，由于参与者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所以这部书不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文字优雅、晓畅，文字性也很高，这样的家族文献在众多的山西商人家族中只有这一部。在这部书中记载了常威的子侄辈常万育弃儒经商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常家祖先最初经商的动机。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常万育八十岁的时候有个寿序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太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太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
　　这样的例子在《常氏家乘》中随处可见，“常万达自少英敏，具才济干，方弱冠，遂弃制举，常怀瑜，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的人生理想是通过不断地道德的修习来达到内心平和、待人宽容的境界，对财富的追求是这种道德修习最大的障碍，这就与商人的本质显得格格不入，那么常家那些刚刚放下书本的年青商人是如何平衡这种内心冲突呢？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其实这个难题早在明朝的时候山西商人就已经完成了，当时有位著名的商人叫王现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说这句话之后也做了一步的阐明，“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山西的商人认为搞商业和搞学问是一样的，也可以说和做官是一样的，在充满诱惑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场上，只要坚持以儒家的道德、以儒家的操守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那么做商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之下，山西商人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将商业的规模发展得越来越大。
　　把商场看作一个修习儒家道德的特殊学校，这是山西商人聪明的地方，常氏家族无疑是这所学校中的好学生，常氏后裔在说到他们祖先的经商业绩时谈的最多不是挣了多少钱、开了多少商号，而是他们在商场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至于寄迹尘市更有可法者，栉风沐雨，以练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贾风，其忆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就是在一批有如此心智素养的商业人才的主持下，常家的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我做了好几年调查，就是仅仅能找到的资料他们的商号在道光年间发展到50多个，咱们只知道南常有十大德，北常有十大玉，它仅仅是这么一个称谓，实际上远远不止这20个商号。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国明：规模一部分是在中亚细亚达到莫斯科，我知道的一部分在东北，在山西省内太谷、榆次、徐沟、阳高都有分号，经营茶、丝，它的范围已经达到了武夷山，从武夷山运上茶和丝经过汉口、河南，然后返回山西。
　　家业稍有基础之后，常氏家族马上把注意力转向了子弟读书上，当时常家的各门各支不但在自己的院子里设立了私塾，而且大家集资修建了这座占地广阔的家族书院。经商富裕之后让孩子多读些书，这在商人中并不少见，但像常氏家族这样郑重其事、不惜工本的却不多。那么常家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仅仅是一种家族传统么？
　　原山西榆交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他家在晋中一带都算一个大家族，其它晋商的家族没有它这么大的，在第四次修谱时有证可查，光男丁就有400多人，如果连上他的家眷、夫人们、小姐们大概将近千人，如果再加上为这个家族服务的人员，大概就是两千多口，这还不包括另外两个庄子，在榆次崇元寨的寨子、在徐沟姚家堡的寨子是给它经营田庄的，也就是近三千人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要维系这样一个大家族，就必然需要一种具有凝聚力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规范是现成的，那就是儒家文化，而对于这种文化的了解修习，最好的手段就是读圣贤书，常家的子弟们开始走进这座宽大的书斋，在这里先生们肯定要教给他们这样两句话“闻则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天，读书的目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开始这些孩子可能只是把读书当做修身、齐家的功课，渐渐地他们也开始从书本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国慧：我们具体知道的就是十四世祖和常旭春，常赞春写纂书，这两个人我们叫大爷，比我大一辈，还画指画，十二世祖常炳临摩柳公权的书法很有功底，古人临贴可是下功夫，这些东西都没有留下来，还有常哲的山水、动物画地颇为传神，常麟喜欢读医书，他是自己学的医学，他自己准备上药、车马替人看病也不要钱。
　　在大院子中呆得闷了，从后门中偷偷溜出来，在花园的长廊中躺一会儿，“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常家同族兄弟们也开始半真半假地组织起诗社，唱和的诗作自己结集印刷，过一过文人瘾，此后不久常家的子弟们读书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修身齐家了，治国平天下是任何时代读书人都梦想的事情。在常氏家族的书院里，书斋的对面静静地立着一面影壁墙，墙上镌刻着上迄周文王、下至慈禧太后的历代帝王书法，这是常家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这面题满帝王语录的墙立在这儿颇有象征意义，它的内涵可以用一句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俗语来概括“学好文武世，货卖帝王家”，这句话把读书入仕也比作了一桩生意，这桩特殊的生意却把常氏家族从商场拉回到书斋官场之中。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常氏家族十五世常风玄：最早是十三世的常立教中了举，这也就到了光绪的中期，以后是常麟书，这是十四世的第一个举人，他们两个人的中举对于家族的子弟来说影响比较大，紧接着在光绪后期，常麟书又考取了进士，是我们常家唯一的一个进士，在十四世除了常麟书以外，先后有常弟春、常赞春、常旭春、常麟春四个兄弟也中了举，后来科举废了以后就都北京的、山西的大学继续求学，以后在教育界方面工作的比较多，从政和经商的人不大多。
　　1895年中国的传统纪年是甲午年，在这一年朝廷要开科取士，在众多进京赶考的举子中有一个叫常立教的山西考生，他是常氏家族中特别有出息的一个孩子，常立教希望在这次的进士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这样不仅会给自己而且更会给家族带来无上的荣耀，但是他的想法被发生在那年的一件大事打破了。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不得不向日本投降、求和，因为日本要求条件很苛刻，所以当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正好全国的举人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准备考试、考进士，于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就联合向清政府上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个公车上书是在当时的举人康有为领导之下的，上书的内容主要就是：第一要求拒绝向日本投降，拒绝签订合约，第二是要求迁都，把北京的都城迁到陕西西安去，第三条要求练兵继续抵抗侵略者，而当时在这个公车上书上山西商人常家的子弟常立教也是当时的举人，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也在公车上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今天，公车上书的原件还在北京故宫博物馆陈列着，这个原件上就列着常立教的名字。
　　参与公车上书仅仅是常家后裔投身社会活动的开始，在此之后，常家的一大批子弟在政界、文化界都颇有作为，当这些常氏子弟在新的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时，常家的商业状况又如何呢？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榆次常氏商业衰落是在清末民初，它衰落主要是因为当时两个国内、国外大的事件对它的影响，国内来讲就是一百年前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进而占领张家口和呼和浩特，这两个地方不仅是常家起家的地方，而且是它主要的商号都设在这些地方，在这次的兵灾之中，常家损失惨重，国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一夜之间常家保存的大量的旧式的卢布成了一堆废纸，就这次常家白银损失144万两，常家的商业就至此一蹶不振。
　　做为商人的常氏家族一蹶不振之后，作为读书人的常氏家族却成果斐然，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榆次共出过大学本、专科毕业生98人，而常氏家族就占了24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批新式的学校，其中甚至还包括一所女子学堂。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国慧：那会儿还上大义，就是讲三民主义什么的，算术、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全有，那会儿学校办得不错，我们家从太原师范和第一师范请教员，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学生不请，教育搞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在那儿念书感觉也挺好，各方面知识体育、音乐都能学到，设备其它学校也比不了，体育里足球、滚的铁环、踢毽、跳绳、翘翘板等体育用品特别全，乒乓球随便玩，那会儿没有手风琴，是脚踏的风琴，老师天天给我弹，特别好听，到现在那个声音好像还在。
　　第十六集　渠家父子
　　公元1888年，清光绪十八年春天，一辆马车驶进了山西祁县县城，马车的主人名叫渠本翘。渠本翘是晋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但是晋商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人，曾做到正二品的典礼院直学士，而且他曾在清末组织领导了山西的保路、保矿运动，山西省机械化采煤的历史就是在他的首倡下开始的。光绪十八年他二十六岁，刚刚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中举人，渠本翘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回乡祭组，二是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改善与父亲的关系。
　　祁县渠家是晋商历史上又一个显赫的家族，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他们就靠着对俄对蒙的茶叶贸易起家，咸丰年间渠家又开始涉足票号业，并由于在票号上的成功经营而跨入巨商的行列，当时著名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对渠家家产做过一个保守的估计，徐珂认为渠家的全部资产不会少于四百万两白银，领导渠氏家族做这次成功的投资转移的就是渠本翘的父亲--渠源祯。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科副研究员王兆祥：渠源祯一共有三个儿子，渠本翘是他的长子，根据渠源祯墓志铭记载，因为渠本翘自幼高度近视，所以渠源祯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渠本翘的马车停在了这扇大门前，车上下来的渠本翘被他面前的景象惊的目瞪口呆，自己的父亲渠源祯率全家跪在大门口，以接待官员的礼仪等候他这位新科举人。渠源祯的这一举动即使在现在也大违常理，在讲究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更显得离经叛道。渠源祯以长跪幼的作法不仅将儿子堵在了家门外，而且打破了奉行千年的宗族礼法，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渠家父子间在此之前又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呢？
　　作家王进：渠源祯是乔家的女婿，他由于多内宠夫妻感情不和，渠本翘和母亲从小是在外祖父家长大，他的外祖父曾经做过地方官，晚年退职以后回乡教授子弟，清末祁县的三个举人都出在他的名下，其中就包括渠本翘，渠源祯早年曾有段从政的经历，但由于宦海失意，回到家乡心理很不痛快，但是他的儿子中了举人以后回乡探亲的时候渠源祯竟然跪在门外迎接自己的儿子归来，这种礼仪等于迎接像官员回乡的仪式一样，这种举动让我们简直不可思议，在他的儿子看来这是父亲有意将他拒之门外。
　　光绪初年，渠源祯曾通过纳捐做了刑部员外郎，就任之后，他向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位律法专家学习，不仅对中国律例，而且对西方的法律都多有心得，但由于当时官场腐败、暮气沉沉，渠源祯的学识报负得不到施展，而且由于他不是科举出身，一再得不到应有的提拔，而一些庸碌无能的同僚却因为科举的资历获得了晋级，感于这种现状他愤然请长假回乡。
　　渠源祯做官并不是为了钱，因为在他步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是个富翁，也似乎不是为了名，尚在少年时家里就曾为他捐了奉政大夫的虚职，从他研习各国律法的经历可以推测他似乎是想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学习一些经世济民的本事，做一番事业，但这种想法在贪污成风、暮气沉沉的清朝官场中是不可能有所施展的。回乡之后，他对官场一直抱一种极不信任、绝不合作的态度，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曾一再拉他再次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催急了他就转荐他人代替，不仅不做管，对官员的骄横他更是深恶痛绝，表现的也比别人更加激励。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一个乡下人进城以后他找不到厕所，在街上就撒了尿，结果让巡警发现以后认为有伤风化，把那个人锁到衙门前示众，渠源祯就在衙门旁边住，他回家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觉得没有钱这么可怜，就因为尿了你就把他锁在那儿，他就一边骂一边自己也解开裤子从大门口尿到大堂，给老百姓出了气，因为衙门不敢理他，赶快说好话把那个人放走了。
　　渠源祯对于官场的情绪自然会影响他对儿子未来的设计，此时在他看来，科举不仅不能培养出真正有本事的人才，而且为了科举而读书也只会把儿子塑造成一个迂腐的人。渠源祯在儿子回家祭祖时做出的给儿子下跪的非常之态，也许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极端做法能使儿子有所警醒、有所感悟。1892年，渠本翘中进士，当他再次回乡省亲时渠源祯倒是没有再为难儿子，但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家中出了晋商家族中第一位进士而表现出多大的欢喜，他只是淡淡地对儿子说“科名本身外之物，智者当务其远大，慎勿以一第自封”。
　　在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很难找到一对父子像渠源祯、渠本翘这样的有着如此之大的性格差异，渠源祯久居商场，做事讲究实际，一旦认准了目标，世俗礼法、官场规矩可以视若无物，而在儒家经典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渠本翘在性格上却表现出浓重的传统读书人的色彩。1900年义和团兴起，中外关系紧张，渠本翘以七品小吏的身份一再向朝廷进言，指出朝廷的各种举措失当，他的意见自然不被重视，由于关心国事他甚至忧愤成疾，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众多达官显贵均作鸟兽散，渠本翘却抱病追随落难的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在传统社会对读书人来说忠君就是最大的爱国。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他是读书入仕之人，考取了进士，清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日本横滨副领事，曾经当过山西大学堂的学监即校长，曾经担任过山西商会的会长，因此他的眼界、思维远远超过了老一代的晋商。
　　渠本翘经商和渠源祯做生意有很大不同，首先不管是票号、当铺、茶庄，渠本翘一直经营传统商业，而渠本翘由于兴办民族工商业，借助西方的工业文明给晋商的事业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其次渠源祯做生意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挣钱，而渠本翘经商掺杂了很多政治动机，或多或少有一些实业救国的目的，这一点在此后不久发生的保矿运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煤矿、铁矿的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清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货恶弃于地，不必藏于已”，消息传出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1905年，英国商人开始在山西勘探、采样，并要求山西巡抚查禁山西人自己开办的民矿，矛盾激化，此时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职位，时局的变化使他再次从深宅大院中走出来，开始为山西人、中国人的利益奔走、争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慈玉：保晋公司是清末中国收回矿权运动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它是由商人招商集股以后发行股票，再向政府要求把阳泉矿、大同矿收回来，由商办来经营，一直到1930年它的经营状况都非常好。
　　对于儿子的这番作为渠源桢态度如何历史上没有直接记载，但从现存的渠家商号的一些帐册中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他当时的态度，渠源桢主持的渠家几大票号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而且还曾帮助保晋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源桢也是希望自己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这点渠家父子的想法是一致的。
　　山西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日俄战争以后，一个日本人曾经拜会过他，在谈话当中态度非常傲慢，一再说日本在东北打仗是为了清政府保卫疆土，渠源桢听了以后就对他说，你们政府的好意我们非常感谢，现在英国和俄国又在争夺西藏，贵国为什么不去帮忙呢？
　　在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表现出难得的默契，父子间的关系也大为缓和，但这种短暂的和睦并不能完全调和渠源桢和渠本翘在性格上的极大差异。渠本桢在骨子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的商业经营上。
　　晋商乔氏家族后裔乔挹青：在同治年间，他拿了三十万两白银投到平遥百川通票号，这年正好满清的人也存入三千万两白银，而且满清人要求只存银子不取利息，致使百川通的生意就一下做了上去，每股就能分一万两，渠源桢的本钱的就翻了一番，这个时候渠源桢就把本和利都撤回来了，当时商界人都感到奇怪，后来渠源桢私下说，做买卖就得有赚有赔，如果旗人从中作梗就承受不了，果不其然，后来百川通的买卖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对于朝廷的腐败，渠本翘也不是不知道，他当时想到政局的盘根错节“每以隐忧致疾也”，意思是说他也隐约感到这个朝廷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作为一个儒家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加上多年的官场经历，都使他不能像父亲那样脱身而出，他不是看不透，而是看透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以身相殉。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渠本翘其实经商的时间很短，他担任保晋公司的总经理只做了一年的时间就再一次弃商为官，到了1910年的时候，晚清政府就准备在成立议会名义下要设立一个典礼院，由所谓的七个直学士组成，渠本翘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渠本翘被当时的政府任命为山西的宣抚使，但是很快就开始了南北议和，渠本翘没有到山西就任就被派为南北议和的成员去谈判。
　　渠本翘再次入京为官后，几乎没有再回过渠家大院，渠氏父子间的关系主要靠书信往来维持，渠源桢对于儿子最终选择了做官这条路怎么看历史上没有记载，只是在儿子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家产铸成银锭深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山西晋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华而实：研究者根据渠源桢窖藏白银百十万两的作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山西传统的商人，窖藏不是资金的最好出路，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够生根多财，但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快覆亡了，整个票号业可以说是懵懂不知，渠源桢预先敏锐地察觉到了，最好的资金保存方式就是窖藏。
　　渠本翘1919年病逝于天津，家人一方面忌惮父子之间长期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怕老人听到消息后病情加重，所以对渠源桢隐瞒渠本翘的死讯。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殿琦：没有想到的是渠源桢平时就爱学习，他们家订有许多种的报纸，其中就包括天津《大公报》，他是每天必看的，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了这个消息－渠楚南学士去世了，他一看儿子死了五雷轰顶，从那以后，他就一病不起，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去世。
　　渠家父子的一生恩怨重重，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父子间的隔阂，家庭的不和、时局的动荡，加深了他们中间的距离，他们双方或多或少都对对方有所误解，其实他们父子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着同样的人生抱负，那就是为山西、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共同的追求却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了父子一生的矛盾，这就使渠源桢和渠本翘两人的人生多了一些悲剧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渠家的后人再没有一人涉足商界，他们大多成为学者、教师、作家，而且在内心中或多或少有些瞧不起商人。
　　第十七集　余音绕梁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这是山西人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不光是重大节日、宗教庆典、买卖开业要唱戏，甚至体面人家祝寿、嫁娶、孩子出世、老人发丧都要请一台戏以示庄重，可以说山西人的一生都伴随着这种高亢激昂的旋律渡过。戏曲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元代的文艺主流就是一种叫做元杂剧的文学剧本，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四位戏剧家中关汉卿和白朴的籍贯就是山西，不仅如此，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批戏台都集中在山西南部。为什么当时山西的戏曲演出活动会如此繁荣呢？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文峰：山西戏曲特别是在平阳、晋南发展起来也有一个历史原因，因为平阳离当时宋朝的首都开封特别近，元朝灭了宋朝以后，宋朝好多宫廷艺人流落到山西，另外在元朝的时候，山西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而且是相对比较安定的地方。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黄竹三：在元代山西处于北方的区域，它和河南、河北、山东形成一个演出区域，其中山西是戏曲演出的摇篮之一，我们不能排除河南等地是它产生的摇篮，但是山西是它的重要摇篮之一是无可非议的，据我前20年的调查，因为现存大量的戏曲文物在山西元代戏台就有20多座，有的已经毁了，有的还保留下来，今天保留下来的是8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位于山西南部的一座金代墓葬被挖掘出来，厚重的墓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一切疑问都有了答案。时间和空间在这些戏曲陶俑身上汇合起来，一段缺失的历史就这样被填补上了，开场的鼓板敲响了，更加盛大的演出即将开始。
　　这是中国现存唯一的表现元杂剧演出的壁画，从人物、场面、服装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元代的戏曲演出要比辽金时代更加华丽、气派、复杂，中国的戏曲到此时已经完全成熟。元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山西也逐步卸下了历史加在它身上的许多责任，操着山西口音的读书人又循规蹈矩地加入到科举、做官的社会规范之中，但戏曲却在山西民间蓬勃地发展着，此时扶植、传播、推广山西戏曲的责任相当大的一部分就由晋商承担起来，也是从那时起山西戏曲带有了明显的商人色彩和内涵。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黄竹三：每一个城市商业活动频繁城市人口增加，满足他们的娱乐需要必然戏曲繁盛，另外一个方面，商人的活动在新的地区来从事商业活动必须以乡土观念联络自己的同乡形成一个团体，这样就建立了各个地区的会馆，会馆的商人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纽带，维护他们之间的感情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家乡来的东西，家乡物品的共尝，家乡技艺的共同观赏，于是商业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戏曲活动必然兴盛，一个是本地戏曲的兴盛，一个是他们家乡的戏曲必然会传播到那个地方，因此说商路就是戏路。
　　这处兴建于二百年前的商人俱乐部和商业办事处占地一百多亩，规模宏大，和所有中国传统的建筑群一样它是沿着一条看不见的中轴线伸展开来。在这条中轴线上树立着两座最为主要的建筑物，一座是供奉着三国时期最有名的将领关羽的大殿，另一座是一个精美的戏台。对于飘泊在外的人来说，有什么声音会比浓浓的乡音更能打动那些孤寂的心灵呢？当时戏曲不光是联络感情的纽带，有时候它甚至是处理商业纠纷的手段，在河南社旗县的这座三晋会馆中至今还保留着一块石碑，上面记载着光绪年间山西商人共同制订的商业规范，而对于违反的人处罚竟然是罚戏三台。不管是犯规者还是处罚者，大家都会坐在这座戏台之下，中国人讲究面子，商人讲究和气生财，一通锣鼓、一串唱腔，批评和自责、不满和愤怒都在梆子声里烟消云散。
　　这里曾经是清代山西商人的住宅，在这个院落中有一座小巧精致的戏台，一百多年前，最著名的山西梆子演员都曾在这个戏台上演出过，而由宅院主人出资组建的戏曲班社聚梨园在山西梆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聚梨园的班主是渠源淦，他出生在当时著名的商人家族。当时由大商人出资组织戏曲班社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而且成功的戏曲演出活动又可以给商人带来极大的名声，于是渠源淦出巨资从山西南部请来梆子名角并且购置了豪华的演出服装和道具，据说当时旦角用的凤冠完全由真正的珍珠装饰，而老生穿的龙袍则由金线绣成，由于他组建班社的目的完全是自娱和获得名声并不为了盈利，所以他对于演员的培养、剧目的排练不惜工本、不怕耗时做了充分的准备，聚梨园的每次演出都能起到轰动的效果。与渠源淦自组班社不同的是另一个著名的商人家族太谷县曹氏却是将当时著名的演员、著名的戏班请到家中进行汇演，三多堂汇演的时间是每年的腊月，这时许多梆子戏艺人因为班主歇业而面临衣食无着的窘境，三多堂的主人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自己酷爱梆子戏，二来也可以帮助艺人们渡过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
　　原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士星：搞一个多月，每天下午五点钟开戏一直演到晚上十点钟，当时演出的剧目也很多，而且都是专人专行当，一个行当一出戏，都是按顺序演，比如今天唱《下河东》，不管哪一路来的演员都唱《下河东》，明天唱《打金枝》，大家都唱《打金枝》，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相竞争、互相比赛的局面。第一天演出，第二天大家就在一起评议看谁唱得好，哪个戏班唱得好，所以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比赛竞争，在互相竞争中就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由于山西梆子的形成得益于晋商的出钱出力，所以在演出的剧目中也就难免服从于商人的情趣。这是山西梆子历史上最著名的剧目《打金枝》，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唐代，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山西籍将领郭子仪，《打金枝》的大致情节是唐朝的皇帝为了感谢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功业将自己的女儿下嫁郭子仪的儿子，这对小夫妻由于生活背景不同感情不和，在郭子仪寿诞之日，皇帝的女儿凭借公主的身份拒绝为郭子仪祝寿，郭子仪的儿子一怒之下打了公主，这种对皇室成员的侮辱在传统社会足以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最终皇帝将这件事当作家庭纠纷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君国大事被人之常情所取代，皇权的威严，宫廷的神秘，在舞台上被温情脉脉地唱腔、台词冲刷得荡然无存。
　　山西省戏曲研究所原副所长高晓江：戏剧的内容总是伦理性、道德性比较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因为商人他是商贾，离开家乡的那一批人他是游子、客商，远离家乡思乡，他们的情感倾向会对戏剧的内容造成一些塑造，造成一些影响。
　　在戏的最后一幕《劝宫》中皇帝不像是一个帝国的主宰，而更像一个宽宏大度又有些故做糊涂的老岳父，皇后也不再有母仪天下的尊严，而是既心疼女儿又心疼女婿、唠唠叨叨的老岳母，身份高贵的公主完全被塑造成任性刁蛮的年青妻子。山西人按自己喜欢的样子重新演绎了历史，这出戏在1956年作为山西梆子的经典被摄制成电影，剧中的皇帝由山西梆子戏史上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丁果仙扮演。
　　山西省戏曲研究所原副所长高晓江：在山西的梆子当中和商人的关系相对紧密的是晋剧，可以说商人催发了晋剧的形成。现在的晋剧我们听起来的时候会有热耳酸心的感觉，显得较弱一些，它比较柔软的东西在四大梆子中风格最为柔软，这和商人的欣赏口味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当山西商人席卷天下的事业结束的时候他们扶植、传播、推广的梆子戏却日益成熟起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声机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时第一批灌制唱片的剧种中就有山西梆子，这时梆子也从晋商的大院、会馆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舒展着身姿，这种从一千年前传来的声腔此时已完全脱去了读书人的斯文、精致，它演绎着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悲欢离合。
　　第十八集　深宅大院
　　1934年秋天，太原郊区的乡村公路上驶来一辆当时还十分稀罕的长途公共汽车，被颠簸的路面和午后的阳光弄得昏昏欲睡的旅行者中有两名特殊的乘客，他们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音。晋祠梁思成和林徽音很早就知道，但这里并没有列入他们的考察范围。晋祠似乎就要与梁思成和林徽音擦肩而过，这时圣母殿上的一大片屋瓦进入了梁思成的视线，他呆住了，那古朴的线条、宏伟的气势，一看就让人觉得这是古建筑中的杰作，梁思成和林徽音又一次被山西保存的古代建筑留住了脚步。几年前在山西五台山唐代建筑佛光寺就已经让他们有过一番这样的经历，在他们合著的《中国建筑史》中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山西境内的古建筑，其中一些是做为建筑史上的孤例收录进去的。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山西是第一的，唐朝、辽、宋、金，就是说宋代以前的古建筑山西占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木结构建筑，所以我们称山西是古建筑的宝库，主要是指木结构建筑，因为中国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所以山西在木结构建筑上是全国之首。
　　这座位于山西南部的牛王庙戏台始建于元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戏曲舞台之一，它不是建在名城大邑、要道通衙，而是静静地伫立在一座小村子之中。在众多的山西乡村中类似这样国宝级的古建筑还有许多，它们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百姓比邻相居、相互守望，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同承担了无数的天灾人祸。在这个过程里几乎没有人试图打破两者间的宁静与和谐，这种和谐的基础就是山西人性格中的平和和大度，虽然不能说山西的百姓比中国其它地方居民更加善良，但不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山西人似乎都不以民风强悍、尚武斗狠见长。
　　在历史上的山西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山西商人，山西商人最早的形象也能在山西的古建筑中找到，开始时他们只能占据一些很不起眼的角落，不论是谦卑的体态还是讨好的表情都不难看到在整个社会中他们的地位，然而几百年后他们将从这个角落中走出来，占据更广阔的空间，最终成为明清两代山西古建筑的缔造者。
　　这里是一处山西商人的住宅，这样的深宅大院在山西的乡间几乎随处可见，哪怕在偏远的山区不经意间也能看到凭空跃起的飞檐、错落有致的斗拱，这里是山西商人做生意的地方，论气度、论规模即使在现代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的作为并不局限在山西，在中国许多地方标致性的古建筑也都出自他们的手笔。这里是苏州的江苏戏曲博物馆，过去的名字叫全晋会馆，这里是开封的关帝庙，当年的捐资修建者一多半是山西商人，在西北地区这样的例子更多，现今中国占地面积最广、气势最大的会馆建筑群在山东聊城，这处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加以保存的古建筑最初也由山西商人修建。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你没有经济实力是出不来的，过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特别像晋商、徽商没有那样的财力出不来这些作品，拿故宫来说，这个建筑如果不是在王朝盛世出不来，第一要有经济基础，没有钱修不了，第二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没有钱买不到，第三有很高技术的建筑工匠，雕刻、绘画、彩画，所以建筑要脱离了经济基础不可能有很高的很多很好的艺术。
　　丁村，山西南部的一个小村落，一百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在这里构造自己最初的家园，现在这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它获得如此殊荣倒不是为了纪念人类的早期活动，而是这个小村子中有几座明代的商人住宅。这个院子是丁村现存最早的一处民居，建于明万历年间，与以后山西商人修造的深宅大院相比，它既不大也不豪华，但简约的线条、质朴的布局、点点滴滴都透出传统文化的气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副主任郑孝夔：建筑是一种文化，建筑的确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气质，有的看着很商业气、俗气，有的看着高雅一点，有些建筑能有一种很神秘的气氛，庙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把你的感情扣住。我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气很浓呢？我有文章特别写到王家大院的文气问题，一个是体现在它的礼制上，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里面礼制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礼制从周代一直往后贯穿下来，礼制是一种儒家文化思想。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修建的房屋，不论规模大小、布局繁简，看上去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站在高处俯视这些民居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由一组组四方的线条构成，迈步进门，所有建筑都沿着或明或暗的中轴线对称地铺展开去，侧身院落之中，每个院大多都由正房、厢房构成，正房是父母长辈的居处，东厢住着哥哥，西厢住着弟弟，大户人家的小姐则被安置在隐秘的绣楼之上，建筑中隐含着长幼秩序。
　　这里是清代山西富商乔氏家族的住宅，在众多的院落里只有这处没有高高的台阶，过去它是乔家佣人的住处，不修台阶的用意是只有主人可以拾阶而上步步登高，佣人是不能有这样的权利的，建筑中也体现着地位的尊卑。方正就是直来直去，不歪不斜，长幼有序、尊卑合礼就构成了规矩，这种儒家的文化内涵不仅是规划山西商人住宅的标准，也是组成山西商人的精神世界最主要的东西。
　　如果说苏州的园林代表了水乡民居的秀气，徽州的居民体现着天人之间的和谐，那么山西民居则给人厚重结实的感觉。这里曾经居住着山西商人中最富有的家族，他们的住宅由上百间房屋、十几个院落构成，为了突出气势，在三百多年之前住宅的主人就修造了四层的楼房，从结构上看这些楼房甚至已经有了现代建筑的某些特征，如果再仔细观察就会从楼房的窗户上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不由得使人联系起黄土地上那一层层的窑洞，这种感觉可以在许多山西人的住宅中找到。这些建筑的底层都被主人刻意修造成窑洞的模样。这里曾经是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的故居，它不但外表看上去象窑洞，如果身处室内还会发现屋里的格局、陈设完全和黄土坡上掏出的窑洞一模一样。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副主任郑孝夔：民俗上、习惯上有传统的这种东西我继承下来了，过去窑洞不是玻璃窗的，糊的纸上面贴上窗花，别有风味，现在这些做成窗子了，砖雕、木雕、石雕就更讲究身份、等级了，所以总的来看山西的民居包括平遥、王家大院等都象征他的财富、文化层次、地位和制度。
　　门庭由砖雕装饰，影壁用砖雕构成，黄土地上不生长竹子，就干脆用砖石雕几管出来，雕刻图案的选择也非常有讲究，例如这道影壁是儿子为父母修造，图案就以龟背上的纹理为主，带着祝寿的味道，为了突出商人身份，又用不同的线条连成一个个外圆内方的铜钱模样，这里的意思就更加大气，鹿和荷花取六合一统的含意，花、草代表春天，整个图案构成六合一统、天下同春的意思，用这样图案装饰门庭是因为住宅的主人除了商人身份还有官员背景，类似的象征和隐喻不光用砖雕来体现，这种作用还被当年的山西商人含蓄地安置在住宅的一些细小的局部。书房门前的石墩上被特意刻上了两个香瓜一卷书，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到，主人的用意是表明这里是书香门弟。这种祖孙三代居住的院落正厅由父母居住，于是石栏杆上的装饰就是猴子，抱着鲤鱼的小孩，这些代表了老人希望子孙能后辈公侯、年年有余，厢房里住着儿孙，于是装饰图案就由代表孝行的二十四个故事为主题，这些隐藏在深宅大院的图案花纹、石刻砖雕，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了讨个口彩，图个吉利，更显示着大院主人与众不同的性格。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孙丽萍：有几层意思，一个是天山斗，如果按咱们山西的方言来讲，叫天山斗（添三斗）就可以了，经商的人家希望每天能添三斗，换一个方向来念是斗山天，斗比山要小，山比天要小，它是由小到大，说明这个曹家要兴旺发达，就要由小到大。
　　长裕川茶庄曾经是山西著名的商号之一，穿过传统风格的院落，一座具有明显欧式风格的建筑闪了出来，不仅风格是欧式的，甚至建筑材料也选择了欧州人喜欢用的大理石，如果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些混血的痕迹，石头雕刻的装饰图案完全是传统的，公鸡对着牡丹打鸣免征了中国人心中功名富贵的希望，这座建筑修造时山西商人正和欧洲商人进行一场茶叶大战，商战以山西商人的失败而告终，除了国家积弱的原因之外，山西商人的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用传统的驼队与火车赛跑、用手工的精细与蒸汽机带来的工业化竞争。如果西方文明仅仅用来装点门面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悲哀，幸好这种影响力不只是表面的，现在走进乔家大院的旅游者会发现乔家最后建筑的一批院落中门窗都开始采用欧洲的式样，更多的阳光、更新鲜的空气透过这些大窗吹进传统的深宅大院，乔家甚至让一列火车跑到了自己的屋顶上，与此同时，在乔家的家族教育中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增加了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等课，乔家的最后一代家长乔映霞是当地第一个穿起了西装的人。在乔家接受教育的另一位著名的山西商人渠本翘十几年之后开办了山西历史上第一家现代矿业公司－保晋公司。
　　变化在高墙之内悄悄地开始了，深宅大院只能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停在过去的时空之中，后来的人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营造完全不同的生活。
　　第十九集　遥远的生活
　　清晨第一束阳光爬上市楼的宝顶，接着又将一层淡淡的金色镀在市楼两旁店铺的屋檐上，再接着它将洒满这座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平遥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这里不仅曾是一座山西商人聚居的城市，而且它也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城，今天所见到的大部分建筑、街巷和一两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因为这样的缘故，1997年平遥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跨越时空的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走进山西商人的生活，去了解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
　　清咸丰元年，平遥城中二十四位最著名的商人被知县请到这座衙门的内堂，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重修平遥城墙，在传统社会中，城墙不仅仅是城市的疆界，它更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对于城墙的修缮保护是历界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那为什么这样一项政府工程知县要请一群商人来商议呢？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平遥城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城的规模和格局主要是在明代确立的，当时的山西不断受到蒙古骑兵的骚扰，所以城墙修筑的非常高大，而且十分坚固，到了清代西北游牧部落被平定了，平遥城墙的军事功能也就丧失了，除了因为康熙驾临曾经对它修缮过，就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工程，到了咸丰年间，城墙已经多处倒塌、破烂不堪，只是在咸丰元年由当时的知县出面对城墙进行过一次彻底的整修。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这是平遥城墙的修缮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商人来出资管理，参加这次工程的商号有24家，其中有7家是票号，像日升昌、蔚泰厚等都名列其中，著名的票号商人毛鸿翙也捐了纹银四百两，不光是修城这样的工作由商人管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商人也是这座城市中实际的主宰，这座市楼可以说是平遥城的另一个象征，它最初的功能是政府的市场管理机构所在地，类似于现在的工商局，可到清末，对于平遥商业管理监督的权力，几乎完全操在商人手中，所以市楼的维护也由商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他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块小牌子上找到，那么这些本该政府掌握的权力为什么会落入商人手中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由于商业的发达，传统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像平遥和一些周边城市已经开始由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商业为主的社会转化。太谷县县志上面有一段对明朝太谷的记载“土脊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谆厚不奢”，到了清朝的时候，由于经商发达起来了，已经是“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因富，实由于此”，到了清末的时候，祁县就有60%的家庭有过经商的历史。
　　平遥的官员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深刻的变化的，当时官员的主要职责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税收，清初核定的平遥一地的税收总量为七万多两白银，其中大部分是农业税和人口税，而商业税收只有可怜的四十四两，即使清末平遥商业十分发达，平遥的父母官也不能改变朝廷的规定私自增加商业税收，平遥县官的另一项职责是主持诉讼，这一点上他们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涉及到商业的纠纷也必然增加了，有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办，清朝的官员们也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因为清朝当时一部法律《大清律》，《大清律》以刑法为主，当中根本没有关于如何处理商业纠纷的条文，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官员只好把这里的纠纷交给商人自己组织的商会来处理。
　　平遥县官的最后一项主要职责是教化居民，只有这一点他们完成的很好，他们不仅在平遥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孔庙，甚至自己出钱修建了一间书院，清光绪版《山西通志》中提到了几任杰出的平遥县官最大的政绩就是让读书的风气重新回到这座商业气氛浓郁的县城之中，到清末，平遥几乎在各方面都显露的商人色彩，城市的主要建筑除了商号就是商人的住宅，但是在精神世界中儒家的影响却占绝对优势，甚至在由商人们出资修造的城墙上也体现着这一点。
　　平遥居民张燕生：孔子在春秋的时候曾经做过中都宰，它是鲁国的一个地名也叫中都，平遥也是中都是，所以平遥人借助这一点线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请到平遥来了，把他的弟子们也在敌楼上修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并不是让他们来平遥城墙上一站就了事，敌楼和垛口它是武备的防御工事，用文的意向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向来取代武备的设施，是偃武修文的意象。
　　金庄是离平遥城七公里的一座小村子，甚至在这样的小村子中也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孔庙，在庙里保存着元代的孔子塑像，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孔子造像之一，儒家文化的传统是重农抑商，为什么当时的山西商人还要对这种轻视自己的文化表现出如此尊重呢？
　　学者佘秋雨：他又把我们中国商人多少年以来的农耕文明当中的道义感大块面地引入到商业文明当中，因为原来儒家所给的道义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主流文明当中比较完整，商人好像就投机取巧，无商不奸，但山西商人不是，山西商人干脆把道义、把农民身上的纯朴和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道义感全部移到商业文明当中来。
　　如果说对孔子的尊崇或多或少还有受了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影响的话，那么对关羽的崇拜则完全是自发的，山西商人甚至将这种崇拜推广到全国，在他们的完善和提升之下，关羽所代表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于右任先生曾在关帝庙中留下这样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了民族精神”，最早记录关羽生平的是陈寿的《三国志》，而真正使关羽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却是明朝山西人罗贯中，当罗贯中写下不朽文学经典《三国演义》时，山西商人的事业也才刚刚开始，关羽对朋友的忠诚、信义、他的英勇神武还有他的山西籍贯，无疑都会成为联接起那些漂泊异乡的山西商人的精神纽带，在事业发展之后，山西商人又将许多美德加诸在这位老乡身上，诚信、公平这些在商业交往中必须的条件他们都从关羽身上找到，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考证出关羽最初的职业就是商人。
　　山西商人所到之处都不惜重金修建了例示祭祀关羽的庙宇，不仅如此，山西人开设的商号中在显著的位置上都摆上了冯羽的神像，久而久之，关羽甚至替代了传统财神的位置。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让关公这样的信义精神，做为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用这种精神来约束我们，不是强行规定的，而是我们大家共同来遵行关公的这种信义精神，所以会馆遍及全国各地，
　　平遥的城隍庙与县衙同处一条大街，在清朝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许多公共活动也在这里进行，而当时这些事务都是在商人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不论是它的规范还是豪华程度都超过了街道另一头的县衙，在这座城隍庙中有两座非常气派的戏台，一座位于供奉城隍的大殿之前，另一座建在了财神殿对面，不需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财神殿前的戏台要比上一座气派、精致不少，每年城中的商人们都不惜巨资在这两座戏台上进行戏曲演出，演出的目的名义上是娱神，实际上是一次全城居民的文化讲座，在这样的日子，城中的居民们身着盛装来到这里，这里也是他们显示财富的最好机会，商业的成功使社会风气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县城中的居民逐渐放弃了简朴的生活而倾向于享受人生。
　　山西省民俗协会名誉会长晋振武：据《襄垣县志》记载“因在我经商者多，思想开化，时将各地服饰引入境内，稍有余资者，不分男女竞相仿效，故虽系小邑，县人服饰之时髦不亚于省城”，还有民国年间编修的《汾阳县地理调查概要》上记载“西南乡人多在张家口、内外蒙古、恰克图等地贸易，东北乡人多在直隶、京津等处贸易，故衣冠服饰多杂各商埠之华丽，俗尚浅，重文艺，近竞好色”。
　　豪华的场面并不仅仅在节日和公众集会中能见到，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体现，精美的家具在任何体面人家之中比比皆是，紫檀、花梨木等稀有的木材在过去只是被制成手饰盒等小物件，如今被毫不吝啬的用来打造大件家具，当时的巨商曹氏家族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甚至制作了这扇高达三米的大屏风，它由硬度很高的核桃木制成，象牙做为装饰，屏风的背面是由内阁大学士祁隽藻题写的古人治家格言，这样精美的艺术品即使在宫廷中也不曾见到，大富之家用奢侈来显示财富，平民百姓则享受着财富带来的轻松，直到今天山西许多乡村中妇女并不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照料家务，将生活环境料理得干净利索，这种风俗或多或少是由山西的重商风气造成的，这种风俗并不能看作是妇女解放的先声，因为它是以忍受长期的离别为代价的，作为商人的妻子，他们要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要比别的地方的妇女大得多，至今山西的民歌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描述这种痛苦的作品，它们都有着共同的主题，难活不过人想人，平遥妇女的命运具有很深的含意，那就是财富并没有带来人性的解放，除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外，精神上山西商人依旧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是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力量使他们建起这样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市，在高大的城墙之后享受着欢乐也经历着痛苦。
　　和生活起居的考究相比，山西人在饮食上似乎比较单调，即使是晋商富甲海内之时，在山西也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种菜系，可是在单调之中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晋商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山西以两样东西闻名天下，一是醋，二是刀削面，这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原料简单，加工过程繁琐，在北方以小麦为原料的调料、食品数不胜数，但其中名堂最大、讲究最大的都出自山西人之手，在这些东西中也体现着山西人独特的性格，用最简单、最不被人看重的东西做出最有滋味的调料，在看似人人都能上手一学就会的饮食上最到最精、最巧，最名动天下。
　　第二十集　老字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苏两国结束了二十多年的相互敌视和武装对峙，民间商业往来成为双方交友的一项主要形式，第一批到达中国的俄罗斯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有一样特殊的商品--红梅牌砖茶，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茶，甚至众多的中国企业、连贸商人没有人知道这种商品产地在哪儿，是由谁生产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段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在这个时候许多山西人才第一次知道了在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做着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大买卖，一批山西商人的住宅被清理出来，对外开放，很多老字号被开辟为博物馆，在这个叫长裕川的茶庄中人们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家专营对俄、对蒙贸易的大商号，而当年他们向俄国输出的一种主要商品就是红梅牌砖茶。这就是那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商品，为什么俄罗斯商人对这样的商品情有独钟呢？甚至制造这种商品的商人已经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会让他们念念不忘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这个砖茶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亚，过去就不讲了，现在蒙古人包括呼和浩特只认川字茶，哪怕这个茶叶已经早就不知道变得什么人生产，内容、质量都已经变了，但是人们还认这个，这种深入骨髓的品牌简直让你赞叹，奇迹。
　　世界上有多少商品曾经享有过这样的荣誉呢？世界上有多少商号在消失百年之后还会被人以一种赞叹的口吻提起呢？这样的老字号不止长裕川茶庄一家，它们中甚至有一些直到今天仍在营业。
　　在山西的一些古老街巷中，这样经历过百年风雨的招牌随处可见，由于岁月沧桑、时代变迁，在这些招牌底下的商号大多已改换门庭。日升昌创办于1823年，是1914年歇业，它是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的商号，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它经营的资金高达几亿两白银，即使对一家现代的大型银行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业绩。一百多年前，当人们走进这个大门，将成千上万两的银两放进这个柜台时，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商号既没有政府背景也没有朝廷担保，而且当时涉及金融、保险等等商业法规一概没有，那么他们凭什么放心大胆地将银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呢？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在晋商的这个活动里面之所以能维持几百年持久下来，在中国商界驰骋“诚信”是他最基本的信条，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想出用票的办法来进行信用的支付。
　　天津文史馆研究员刘续亨：金融机构要想建立信用，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见票即付，如果不能够见票即付的话，信用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大家怎么能够相信你呢？所以信用是金融业的生命线。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张海瀛：清朝人陶圣希就说过，山西人不如南方人机敏，它就是靠诚信来取信与人，所以说人们愿意和山西人交往。
　　就像这些百年老字号是由一块一块的砖，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营造救起来的一样，老字号的信用也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凭空得来，这些商号的创建者几乎全部是白手起家的，当他们刚刚开始缔造百年的家业时就表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皮毛店的含义是一种中间性的行业，你把皮毛弄来了，我帮助你推销卖出去，从中收取一些雇佣金百分之二，这样的皮毛店今天讲有货栈，商家好多货在这儿存着，一场大火烧了，烧了以后广恒西讲信用，按原来的清册逐项逐项赔偿，这样就流传下广恒西宝店不漏针，就是广恒信一根针掉下来商家也不漏掉要归还给你，非常讲诚信的，所以失火之后不仅没有造成商号的损失，有更多的商号来到这个地方进行皮毛交易。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忻州有一个人叫陈其昌，道光十一年生，14岁到口外学艺，经营的是栈房，别人在这个店里边存了些东西，十几年，好多人都以为早就不在了，你把它处理了算了，但是陈其始终认为货是人家的，我不能轻易处理，始终给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几年以后，当这家的后代到这里找的时候发现这个货还完好无损，由于这件事周围好多人都知道陈其昌这个人非常可靠，所以他成为了有名的绸缎商人。
　　山西省外贸厅研究员渠绍淼：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了，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一座老宅中，在众多的山西商人家族中都流传着同样主题的故事，《常氏家乘》是清山西最大的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的家族史，常家的子孙在记录自己祖先的商旅生涯时最让他们骄傲的不是先辈挣了多少钱，生意做得有多大，而是祖先在商场中的操守，关于这一方面，他们最常用的两个字就是“诚信”。
　　大盛魁是山西商人在外蒙开设的一家商号，它的历史几乎和清朝的历史一样长，在数百年时间里它由一家小小的草料铺发展成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号，当时能在这家商号当学徒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但是大盛魁的学徒时间长达九年，什么样的职业教育需要花费这样长的时间呢？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跨进商号的大门时，老员工就开始向他们灌输几十年从商的心得：“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不仅如此，商号甚至不惜重金请来满腹经纶的宿儒为员工讲《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以此来陶冶员工的心性，这可能是当时最高水准的素质教育了。熟记商谚、通读经典只是一个开端，各种各样的测试贯穿着整个学徒生涯。
　　三多堂博物馆总顾问吴秀峰：生活非常之苦，而且掌柜也考验你吃苦耐劳的精神，考验你的人品、人格，比如说学生意的时候掌柜专门在一个地方放了一块现大洋，看看你捡到以后是放在自己的口袋还是交到柜了，要多次考验你。
　　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的说法，久处名利场的山西商人并不天真地相信这一点，既然商场充满诱惑，那么各种各样的诱惑就是磨砺人才最好的试金石。大德通是最著名的山西票号之一，它最后一任总经理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实验严格得近乎残酷，但是就是这种残酷的训练，不仅造就了汇通天下的晋商而且也成就了一批百年不倒的老字号。招牌对任何商号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它不仅是商号的名字，更代表了商号的经营理念，大德通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操守才能保证生意兴隆，志诚信甚至不用解释就已经明白商号的主人是用什么理念来做买卖。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国辉：八国联军的时候是非常重视自己的信用，这是票号的特点。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庚子事变外逃的时间，京城有的票号把账本丢了，可是官吏路过那个地方或者到了成都那些地方拿出存折都可以给他付款，所以在庚子以后信誉就更高了。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山西自己发的一种钞票叫晋钞，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大量贬值，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一样，25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这种状况下晋商对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时候怎么办？他也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拿晋钞发给你，但是当时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来折给你，给你兑换。
　　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些老街上的老字号，如今他们像已经谢幕的演员静静地侧身于历史的帷幕之后，，不张扬、不显摆，只是敞开襟怀任后来人在这些百年的砖瓦、廊柱之间寻找他们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这幅汇涌天下的匾额曾经是它们事业最好的写照，但这幅匾额不是高悬在大门口也不是挂在厅堂之上，而是被他们悄悄地藏在最深的院落里，在这个四个字的背后凝聚着山西商人怎样的艰苦劳作和不计代价的付出。
　　学者余秋雨：把农耕文明的道义观点和商业文明的灵活、大气组合在一起，这都在山西能够完成，所以我觉得他的人格意义还是值得我们参考，我们还可以讲出他很多很多的优点，最根本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商人，同时又把农耕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信义移植过来，这一下子他们变大了，甚至他们有些作为比当时有一些自以为很懂商业灵活的人还要大气，很憨厚的山西商人他在当时情况下可以战胜东南沿海地区的聪明人、善于计算的商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以诚信作为背景的大气，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恩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说这番话的不是有名的大商人，而是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山西商人中的一个，他叫张静轩，他把这段留在家谱中讲给儿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