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排气管隔热护套:领航科技新中国

　“中国正处在超越美国成为科技创新一流大国的有利位置，若美国人不能增加博弈筹码，将被中国超越。”这位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主任这样“奉劝”奥巴马。

　虽然霍尔德伦的紧张多少显得夸张，但隐含其中的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只有60余载历史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着有着几百年现代科技史的西方列强，诸多科技成就甚至令世界刮目。

　中国科技崛起的背后，是有着9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奋斗历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重视科技事业，领导全国人民为加快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进行了艰苦努力和不懈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科技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我国科技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一章 向科学进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了自己的科技事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研发体系，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治国方略的一部分，执政党的科技发展理念有了宝贵的雏形。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接过掌管新中国的钥匙，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亟待重振的河山。

　这曾经是一个创造了无数人类辉煌文明的民族，但在现代科技上，它已经落得太远了。个别领域尚有一些凤毛麟角的大师级科学家，但中国科技发展总体上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年！

　落后就要挨打。毛泽东和他的执政团队体会到缺乏科技的切肤之痛。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便应运而生。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由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但我们所要记叙的历史至少要从1949年5月14日讲起。这一天离开国大典还有4个多月，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其议题是筹划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推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结和发动全国科学工作者从事新中国建设。虽然这只是一个程序性的会议，但不难窥见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并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力量。

　毛泽东远在全民御侮的抗日战争年代就极为关注科学技术事业，支持延安的科技活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讲，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8年，毛泽东，这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以革命者的口吻，把这个号召翻译成：“向自然界开火，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4年之后，《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前完成时，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第二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比4年前深思熟虑，也比4年前更加豪迈：“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毛泽东饱读史书，他对历史有自己的判断：“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绘就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战略蓝图

　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着手为新中国科技事业描绘一幅可以因循的蓝图。

　一时间，600多名各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学者，以及近百名苏联专家集结到一起，他们用了半年时间便编制完成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蓝图——《十二年科技规划》，其效率之高，如同这份规划最后的落实一样，令人惊叹。1962年，《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前5年完成。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邓小平、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接见了参加制定规划的全体科学家。

　这份规划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提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项重点任务，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一共定了6项我国紧急发展的尖端科技。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曾撰文评述，这是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规划，显示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1961年4月，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科委人马拟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这个“意见”后来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比如，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这些基本的科研保障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

　这一“宪法”经毛泽东批准，于7月19日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它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普遍欢迎，科技人员为之精神振奋。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协同攻关，经过10多年的奋斗，大到原子能、航天器，小到半导体收音机等尖端科技的研制相继取得突破——

　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人工胰岛素，标志人类在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的历程中又迈进了一步；

　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氢弹；

　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些重大的高科技领域，中国，赶上了世界。

　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如果追溯新中国自主创新的历史，应当可以从毛泽东时期算起。

　1958年6月，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呈到毛泽东案头，他随即在上面批示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把立足点主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一方针亦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对科学技术自主创新与外援引进辩证关系的初步认识。

　事实上，1956年5月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酝酿成立时，聂荣臻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导弹研究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予以批准。

　根据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指示，我国在开创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对于苏联的援助，既不放松对其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又不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而是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正是因为如此，当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时，我国才能不受制于人，完全主动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发展原子能事业。

　1960年7月，针对苏联在重要关键技术问题上卡我们的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凑巧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黯然下台。毛泽东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很多人以为这是毛泽东的幽默，但未尽然。

　毛泽东主张：“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所以，他的“口头勋章”既是幽默，也是成功之后的自得。但他过分强调自力更生，使中国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孤立了自己”，与今天改革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在遗憾中前行

　然而，这注定是一段曲折的历史。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思潮主导下，屈就为“目”的科技发展，自然要无条件地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执政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因此出现越来越大的偏差。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又继续错误地将知识分子整体划入剥削阶级范畴，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压抑，不能放手去搞科学研究。陈毅1962年为广大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的佳话，终究无法延续更多的精彩。尤其后来林彪以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使十年浩劫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摧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知识分子遭遇迫害，科技发展近乎停滞。

　今天的人们大都带着些许遗憾去感叹这段历史。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了自己的科技事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研发体系，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难能可贵的开端。作为治国方略的一部分，执政党的科技发展理念此时虽不尽完善，但却有了宝贵的雏形。

　第二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这一生产力所作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后来“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执政党的科技发展理念正是在这样不断创新和求实中日臻成熟。

　拥抱科学的春天

　1978年的3月18日，这是老一辈科学家“重生”的日子。

　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开幕。千山肃立，万壑摒声。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令人荡气回肠。

　那一天，与会的5000多名劫后余生的中国科技界精英大都泪满衣襟。

　这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一个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拐点”。执政党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当代中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影响。

　针对当时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几个关键性的认识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拨乱反正，澄清了“四人帮”搞乱的重大是非。

　在论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话锋一转，亲切地设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是一面呼唤新时代曙光的旗帜。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

　在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他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歌颂了春天的到来：“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春天吧！”

　这不单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而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也不仅仅是邓小平的个人气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是非面前勇于纠正的作风体现。

　在那个春天，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智慧终于重归真理的天地……

　科学技术从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访问，在国外亲眼目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后，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在阐述我国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邓小平提出了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论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不仅于此，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政治高度，论述了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他说：“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战略地位的理性认知，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复出后，自告奋勇主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之前，他专门邀请科技、教育界代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呼声。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猛，高科技不断涌现，并迅速形成产业化，使社会生产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当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要素。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时，首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更进一步阐述了他新的判断：“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科学技术已是突飞猛进，尤其在信息、生物、自动化等高科技领域已然一片新天地。

　邓小平复出不久，看到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急切地想改变：“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

　怎样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技呢？邓小平借鉴毛泽东领导中国突破尖端科技的宝贵经验，认为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他说：“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邓小平的决策下，中国把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确定为新时期科技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1986年3月，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选择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航天技术、激光技术、新能源、新材料7个领域作为重点，并组织优秀科技队伍，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先后批准建立了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今天回看这些战略计划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篇幅已经难以尽述了。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当时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长期未能得以解决，科学技术对现实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难以释放出来。有鉴于此，邓小平在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同时，着手解决科技体制问题。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邓小平一语中的：“科技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科技生产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时进一步强调：“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

　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

　和胡萨克见面一个星期后，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汇报时，邓小平说：“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反复呼吁要尊重人民教师，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

　邓小平对科技与教育内在联系的精辟阐述，深刻揭示了科技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这一思想，为以后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重视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认为必须为青年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他说：“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30岁左右。”“1957年我去苏联，尤金说，苏联的原子弹，是3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由此，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为科技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青年科技人才除了立足自己培养外，邓小平殷切希望所有出国留学的青年学子回来，像老一代科学家那样，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多做实事。他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并认为青年科技人才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他指出：“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讨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这是我们科学研究机构党委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是一段令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振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这一生产力所做的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紧跟世界潮流，也为后来“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执政党的科技发展理念正是在这样不断创新和求实中日臻成熟。

　第三章 科教兴国 国兴科教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科技已经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伴随着科教兴国的时代洪流，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日益完备，《科技进步法》和《教育法》相继实施……执政党领导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沿着法制的轨道，飞速前行。

　科教兴国成为执政党治国理念

　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百年间，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兴邦强国，为了民族复兴，都曾高举起科技和教育的旗帜。而科教兴国真正提升到执政党治国理念的高度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则是在1995年。

　这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加速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通过新华社的电文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人将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20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从而将邓小平在理论上形成的科教兴国战略思想付诸实践。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支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再次提出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他明确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由此可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部署的中国跨世纪的宏伟纲领，是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治国方略。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少走了不少弯路。但是，中共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那些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江泽民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一味依赖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的安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称强世界几百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首先掌握和应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经济、军事上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我们不紧紧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不下大力气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就会落后。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会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因此，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我国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着力提高我国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创新。没有创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就永远不可能超越。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创新”问题。以后他在许多重要会议和场合反复强调科技创新问题。1995年5月，他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

　正是基于此认识，1998年2月，江泽民批准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试点工程，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和世界科学前沿的远景出发，明确新的科技目标，调整现有的运行机制，力争取得更多更大的科技创新成就，真正搞出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被确立为中国科技跨世纪的战略目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知识经济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单纯的加工制造已经很难分享世界经济的蛋糕。

　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在会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外籍院士时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

　而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存在着科技成果难于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问题，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脱节。邓小平大力支持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开始着手从科技体制上解决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脱节的弊病。江泽民经过缜密的思考，认为还是需要进一步从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入手。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措施，如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技术开发、成果推广等活动，要以市场机制为主，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主体；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工作，还需政府在各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扶持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发展，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结合等。

　这些措施正有力地推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即便在今天，仍然不过时。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可以说，江泽民的科技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科技已经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伴随着科教兴国的时代洪流，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实行，中国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稳步推进，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日益完备，《科技进步法》和《教育法》相继实施……执政党领导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沿着法制的轨道，飞速前行。

　第四章 中国驶向创新型国家

　从“向科学进军”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坚持，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战略思想，历经60余年的衍变、深化，升华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在全球激烈的科技竞争中落伍了，就会失去机遇、陷于被动

　跨入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然而，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核心技术缺失使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受制于人，企业创新能力低下，资源能源约束问题日益突出……

　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亟待破解的课题。

　2004年6月2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院院士大会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勉励和号召广大科技人员继续为科教兴国贡献智慧的同时，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出发，谈了一番他的“危机感”。

　他说：“世界科学技术酝酿着新的突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未来科学技术引发的重大创新，将会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进一步发生深刻变革，也将会进一步引起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个发展趋势，必然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带来重大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看清世界科技进步的大势，能够制定出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奋力跟上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就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把握住机遇、赢得主动。反之，如果没有看清世界科技进步的大势，不能制定出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在全球激烈的科技竞争中落伍了，那就会失去机遇、陷于被动。”

　他对在座的数千名院士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关键看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遇、加快发展，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随后，胡锦涛话锋转向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一语点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依靠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普遍提高，依靠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依靠科学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也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面向2020的战略部署

　在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激烈的科技竞争下，中国如何部署自己的科技战略？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制定国家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2003年3月22日，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并着手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这一关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正式列入新一届政府的工作日程。

　6月6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任副组长。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等24位部级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科技部，徐冠华兼办公室主任，发改委和财政部的领导任副主任。

　此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以周光召、宋健、朱光亚为召集人，王选等18名资深科学家为成员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其职责是对战略研究的方向、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大任务和战略目标等提出咨询意见；对规划战略研究与规划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争议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2003年12月10日至2004年1月10日，各专题组研究人员在国家会计学院集中进行脱产研究，参加脱产研究的专家和工作人员整整住满了8栋楼。

　这份规划整整制定了两年，其间12次易稿。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随之颁布……这份凝聚了2000多名中国专家心血的中国科技发展新蓝图，明确了今后15年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为中国科技未来发展立起了航向标。

　创新型国家启航

　2004年6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这一年的最后一周里，他在密集安排的3次与科技有关的活动中，都提到了4个字：自主创新。

　12月24日，胡锦涛分别看望著名科学家朱光亚、杨乐；12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12月29日考察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在这3次活动中，他强调，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2006年1月9日，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上明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

　随后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中央确定，全面实施规划纲要，经过15年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创新型国家，通常是指那些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99%，是名副其实的“强国俱乐部”。

　2006年6月5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他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更为系统的一次阐述。

　胡锦涛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他一连用了三个“坚定不移”：“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定不移地贯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针，制订科技发展的重大政策和配套措施，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高技术前沿研究、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加快把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真正使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开启了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追求持续进步和繁荣、实现科学发展的时代大门。也是在这次大会上，胡锦涛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并将其摆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8个着力点之首。

　无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巨大的实践载体。

　从“向科学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坚持，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战略思想，历经60余年年的衍变、深化，已经升华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的传承和延伸，又体现了其作为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时代追求，必将作为强大的引擎，驱动中国这艘巨轮，驶向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