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serv u 防火墙: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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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题 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江泽民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对建国初期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带领全党认真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1953年6月，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中心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底，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从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新中国的成立与执政党地位的确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与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得到苏联、东欧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的承认、同情和支持，这有利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但坚持敌视和拒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我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我国并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新中国来自外部的主要威胁。
在国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但是，还有许多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首先，在全国尚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台湾的全境和福建、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的局部地区尚未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些地区还保留有二百多万政治土匪，妄图在大陆建立所谓的“反共”基地，继续与人民为敌。其次，在广大新解放区农村(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尚未废除，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再次，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溃逃时，还遗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妄图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亟待清理和镇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形势也是十分严峻和困难的。由于长期战乱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和摧残，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陷于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局面。1949年工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50％(其中，重工业生产下降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农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25％，工厂关闭，农田荒芜。关内的铁路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有的路段连路基也荡然无存。城乡贸易停顿，市场物资奇缺。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浩大，以及政府负担的公教人员的迅速增加，还有重点恢复和救济灾民的需要，国家财政开支数额巨大。然而由于生产的破坏以及正常税收制度尚未建立，国家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家被迫增发通货。这样做，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却引起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加之，投机资本的火上加油，兴风作浪，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4次大的物价上涨风。其结果是，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处境困难的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受到冲击，人民群众叫苦不迭。
在我国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断言中国共产党无法克服这些困难，等待着我们的失败。当时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种种说法，诸如“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经济上零分”，等等。
上述情况表明，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同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矛盾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尽快地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乃是涉及到新的人民政权能否存在与巩固的更为困难、更为紧迫的大事。因此，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并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以最大的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二)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斗争
建国初期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集中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当时一项牵动全局的中心任务。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1．恢复国民经济的努力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又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定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转移，这是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深刻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不少人担心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确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放在第一位，同时经济建设则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阻碍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我们只有坚持自力更生才能打破封锁，依靠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
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党和政府一直把重点放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解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发展。在充分注意发挥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党还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开展劳动互助，到1952年底，已有40％的农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农户普遍增产增收。国家还从减轻农业税收、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发放农贷、奖励丰产等方面，特别是动员农民兴修水利方面，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巨款用于水利建设。三年中用于水利工程的投资达8．25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5％。在这些水利建设中，比较著名的有治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和官厅水库工程。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三年中中央人民政府用于交通建设的投资达17．7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6．7％。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在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上，到1952年底新建成的铁路有成渝(成都到重庆)、天兰(天水到兰州)、来睦(来宾到睦南关)等线，正在修建的有宝成(宝鸡到成都)、兰新(兰州到乌鲁木齐)、丰沙(丰台到沙城)等线，使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4万多公里。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新建公路3 846公里，使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7万公里，其中有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有沟通新疆和内地的兰新公路等。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党和人民政府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特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为此，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国营企业中开始体现出来。在生产改革中主要是在经营管理中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在生产中大力推广和使用新技术。通过改革，使国营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有重要作用。人民政府在打击投机资本、限制私营工商业消极作用的同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大力扶持。但是，到1950年春物价稳定后，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的消失，致使私营工商业出现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国家采取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调整税收负担，使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用协商方法解决劳资纠纷等措施，合理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通过这次调整，不仅使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很大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私营工商业户数增加11％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但是，尽管资本家的利润大大增多，他们中的不法分子却不满足于获得一般利润，出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他们采取向干部行贿等手段来牟取暴利。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中共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长期斗争的初战。通过“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通过“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开始造成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反”、“五反”运动也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树立了新社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
“五反”运动后，党和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使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4％。特别是1953年上海私营工商界几十个行业都消除了亏损，全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所以，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1953年”。
3．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项任务已全部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好转。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递增率为21．1％。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年产量，钢产量134．9万吨，比建国前最高水平增长46．2％；发电量72．6亿度，增长21．8％；原煤6 649万吨，增长7．4％；粮食3 278亿斤，增长9．3％；棉花2 607．4万担，增长53．6％。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这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获得根本好转。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 580万人；职工年平均工资到1952年为446元，比1949年增加70％左右。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职工的社会福利有很大的提高。农民收入平均每户增长30％以上。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使新中国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考验，政治安定团结，经济欣欣向荣，人民共和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同时，也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和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灿烂的一章。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成功的经验是：(1)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正确处理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坚决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牢牢地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切工作的中心。尽管这一时期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千头万绪，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和妨碍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2)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等正确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正确处理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和发挥其他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包括合作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正确处理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注意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从而调动和团结了一切积极政治因素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4)党在这个时期，十分注意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从而使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较好地反映和符合中国的实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临着在全国执政以后大量的新问题、新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确立执政党地位的重大举措
第一，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委会和党组的决定。由于建国初期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依法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赋之以行使国家政权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政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又行使统一领导最高行政、军事、审判和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中央一级的两级政府的过渡性体制。
建国初期，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处的构成及职能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下设立党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党对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在政府系统，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党章的规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具体情况，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委会和中国共产党党组。
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在军事学院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党和军队的关系，他说：“全军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必须明确认识：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就是说：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只有这样，全党全军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完成我们艰巨的历史任务。”①
第三，加强对青年团和工会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早在1949年1月，中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已指出：为着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团的组织迅速壮大，青年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工会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城市党委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指出：工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柱，是联系工人群众的传动带。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是搞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环节，各级党委要用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和主要干部去加强工作。建国以后，中央又强调指出：全国总工会及各级工会必须在党中央及各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工会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帮助党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以发挥工会为党与群众联系的纽带，以及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各级工会的党组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
第四，加强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和大量的是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合作，是一个关系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重大问题。
到1949年，我国共有9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9月，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起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承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人民政权时，吸收了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它们的领导人，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一些部、委的正副部长和主任，有的担任省、市等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政权建设中的一个创举，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大特点。它同时也表明，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们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起担负起管理和建设国家的任务。
2．从革命党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度里的执政党。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地位作用、中心任务、工作对象与活动环境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第一，从进行革命战争向支持人民治理和管理国家转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往往表现为垂直式地领导千百万群众开展疾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取得全国政权后，党仍然要按照自己制定的纲领进行治国，但更多是表现为网络式的进行间接的领导。一方面，党通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去治理和管理国家，另一方面，要通过在党领导下的各个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直接实践。应当指出，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不包办代替去实现人民的利益。党反映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样是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和治理国家。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所以，执政党要正确处理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以及直接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要支持人民通过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治理和管理国家。
第二，从社会革命向巩固与发展新政权的社会改革转变。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社会革命，革命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因此，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夺取政权。建国以后，由于社会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执政党的任务则是巩固和发展政权，发展经济，实行民主，进行文化建设，为此要通过改革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要面向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制定正确的政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整合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各个成员的利益，尤其要解决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经济差别，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公平与效率以及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和最终消灭阶级创造经济和政治条件。在处理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执政党不能光从意识形态上来区别敌友，制定国际战略，而是要从争取实现国际和平环境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来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心任务是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而党执政以后，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基本结束，党除了领导人民为建设和巩固新政权而斗争外，中心任务由进行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党执政的任务与指导革命战争比较起来，更加艰巨和复杂，需要更长的时间和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怎样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革命党的任务是通过阶级斗争和进行社会革命最终夺取政权，把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执政党则是要运用取得的政权进行社会变革，实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尽可能增加生产力总量”，“创造比旧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从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到向建立新的法制秩序转变。革命是造反，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打碎包括旧的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及其物质附属物，即旧的国家机器。执政党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除了革命胜利后要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残余势力的反抗外，在很长的时期内还要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和境外反动势力的渗透和颠覆。而执政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文明、民主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扬民主，不断完善法制。党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建国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法律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用法制规范包括党及其领导人在内的各个集团和个人的行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社会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国执政以后大量的新问题、新考验，如何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适应革命和建设新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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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旧中国，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统治以及十多年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日益衰落破败，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以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其中重工业减少了70％，轻工业减少了30％，煤炭产量减少48％，钢铁产量减少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由于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赤字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加剧，市场物价猛涨。据统计，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5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可怕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和强有力的措施。随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人民政府没收了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80％、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把它们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1950年1月，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海关工作的决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很快控制了全国各海关，掌握了对外贸易。为了战胜解放初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各级政府首先抓了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的恢复。到1950年初，全国大陆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交通十余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互助合作，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并且通过发放农业贷款，供给肥料、新式农具、农药和用合理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等办法，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了改变各个地区财政工作分散管理的状况，适应全国交通、物资流通与币制等等已经统一的新形势，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此后，人民政府采取紧缩开支、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和工商税以及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活动等措施，接着又实行了统购棉纱的政策，从而迅速扭转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局势，通货膨胀停止，金融物价趋于稳定。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只超过财政收入的4．4％；从1951年起，财政就实现了平衡，井略有节余。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采取加工订货和收购成品的办法，并在原材料分配和其他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以维持和发展那些社会需要的工业生产，并克服它们的无政府状态；对于私营商业，国家一方面限制它们的投机活动，同时在价格(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和营业范围方面给以活动余地，使其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服务。对个体手工业则采取扶助政策，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一部分手工业户组织起来。这样，这些面临倒闭破产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就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35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3万吨；原煤6 649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61万吨；发电量73亿度，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亿度；原油4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2万吨；水泥28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57万吨；棉纱65．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21．1万吨；粮食1．639亿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 390万吨；棉花130．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5．5万吨。三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 000多公里，公路127 000公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从1949年到1952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了30％以上。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6页。
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考虑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实现中国革命第二步的奋斗目标。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提出
建国以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得到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日益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日益加强，国内各项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这不仅为经济建设和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人民群众改变国家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要求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愿望，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实践的发展促使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渐改变原来的设想，开始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改造的新构想。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最后确定，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1)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几亿中国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
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创造了最初是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再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底，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同时试办初级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贯彻自愿互利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55年下半年；是大办初级社阶段。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议进一步肯定了经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的形式。第三阶段，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是合作化运动高潮阶段。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农业合作社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到1956年底，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开展，促进了广大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形式上，中国共产党根据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的特点，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上和形式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从供销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很顺利。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以前为手工业合作化试办阶段，主要把城市里的失业和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底的发展阶段。至1955年底，合作组织发展到6．8万余个，社(组)员达220万人。第三阶段，1956年合作化高潮阶段。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甚至跨越了手工业供销合作阶段，直接组成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10万多个，入社的手工业者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基本上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渔业、盐业、民间运输业、小商小贩等个体劳动者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实现，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
(3)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建国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年底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建国后，通过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等，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经销代销，既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也使这些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到1952年底，这种低级形式企业的产值已占私营企业产值的52％。
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下半年，除继续发展初级形式外，开始实行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这时，国家着重发展以公私合营为主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国家同资本家的合作由企业外部深入到企业内部。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个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后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
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1955年下半年，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加快了改造的步伐。中共中央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赎买政策是，对私股实行定息的办法，即把资本家的利润限制在一定的息率上，统一规定年息为5％，当时国家决定付息7年，后又延长3年，共计10年。对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也按“包下来”的方针和“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作了人事安排。从此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属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工人由雇佣劳动者变为企业的主人。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99％与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行了公私合营。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在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随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业用和平赎买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卓有成效的运用。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提出了借助无产阶级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又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联盟的“两个联盟”的伟大战略思想，把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巧妙地结合起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创造了三大改造同时取得胜利的辉煌成果。
第三，在具备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可能性的前提下，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要党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指出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当他解释什么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时，又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充分领会和具体发挥了列宁提出而在俄国未能真正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构想，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构想作了创造性的运用，从而为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与政策。
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特征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我国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即在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从而建立我国独立的和基本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逐步地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经济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逐步地把以剥削工人阶级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因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逐步实行国家工业化和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两者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去开展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主体和两翼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鸟无两翼不飞，车无双轮不行”，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在执行总路线过程中，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全胜利创造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前提条件。
第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①这个“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制扩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两种私有制的改变。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总路线的主体即中心任务来解释这个实质的。也就是把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巩固，国民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国际形势也不断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面发展。这样，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任务、总路线就迫切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适应了当时我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正确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1．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
我国旧有的工业基础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并且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仅有的工业也主要是一些轻工业，某些重工业也多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修理厂和为他们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经过三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我国工业生产还是十分落后，1952年钢的年产量仅一百三十多万吨，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8％，农业及其副业、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2％。所以毛泽东曾在1954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和唯一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技术来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才能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之，如果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就建立不起来，我们国家就很难有真正的独立和富强。
2．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我国农村大量存在的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狭小的、落后的经济。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已从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获得解放，但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由于农民分散地耕种着小块土地，不能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也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抵御自然灾害，不能避免城乡资本主义的剥削。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市场等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同时，这些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个体手工业的情况，与个体农业的情况类似。因此，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
3．国家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国内主要矛盾所决定的
建国初期，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此必然要加以限制，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扩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够全部实现。随着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的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尖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的步骤来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便最后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
综上所述，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经过三年的奋斗，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为我们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时机”。所以，“毛主席提出这种新的构思，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①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
从1949年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内，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宣布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确“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②。
1．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
在广大农村，党领导农民通过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形式，逐步实现了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变革。到1956年底，全国农户96％参加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其中87．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总体上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成功的，它不仅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表明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党领导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手工业改造方面，通过由手工业合作供销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到1956年底，已把全国92％以上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基本上实现了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通过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初、中、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具体形式，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6年的国民经济同1952年相比较，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19．1％提高到32．2％，合作经济由1．5％提高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6．7％提高到7．3％；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0．1％以下，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这说明，在我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为主体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我国也形成了包括以计划体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一系列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制度和管理机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期间逐步建立起来，并在此后相当长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强化。与此同时，我国逐步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金融管理模式。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统一财经的各项措施，逐步实现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并实行了银行业的国有化，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现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务。
总的来讲，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形成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经济建设需要的。国家以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对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重点建设顺利进行，促进“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对于保证市场稳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条块分割的弊病，影响和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更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2．我国的政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的同时，我国的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各方面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当时具有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性质，实际上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政协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的设想，并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基本框架。这一时期，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行使其职权；在全国政协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行使国家最高政权的机关(由政协全体会议产生)，它组织政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军事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宪法。它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制度正式形成。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具体的组织形式，它主要起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但它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需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1954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政协会议的作用作了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但各民主党派依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调动各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与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
总之，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基本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它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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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
毛主席的这些话，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这不仅是初次听到他对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更感到这是他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判断。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在以后的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又多次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搜寻记忆，并参照有关档案资料，记述如下：
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
毛主席的这种构思，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前面已谈到，毛主席那时的设想是可能要在建国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合乎逻辑的。毛主席提出这种新的构思，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现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3页。
三、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历史让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么办?中国社会现代化应该怎样去实现，这无疑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建国初期，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受此影响而发生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历来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认清中国的国情。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呢?这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出发点。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前提
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是极其复杂的。
第一，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直接转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不能否认，建国之前，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百余年的缓慢发展过程，对原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有一定的破坏和解体作用；然而，整个地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是一个小农经济充斥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占极小的比重。
第二，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的领土面积约九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然而，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非常不够；另一方面，人口多、耕地少，每人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极其有限。人口多，消费较大，资金积累就不可能过快，基本建设投资也不可能增加过猛。相反，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必须随生产的发展，及时而妥善地加以解决。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旧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为便于掠夺，投资地点多集中于沿海大城市及少数内陆城市，投资部门偏重于进口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商业投资，尔后才是生产投资，包括制造业和矿业。这样一来，造成了我国沿海区域与内陆边陲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上明显的差异。
第三，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榨，广大人民生活贫困，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后。近代中国由于长期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广大的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以致大批地破产，长时期内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解放以后，广大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却绝不会一蹴而就。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严重阻碍着对于先进科学知识的吸收和利用，给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第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遇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所谓“有利”有两层含义：一是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国的建设不仅有先例可循，而且能广泛地吸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二是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呈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给我国建设事业以极大的刺激和推动。尤其是新中国建设刚刚起步时，得到了主要来自前苏联的援助，使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同一时期，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保持了友好的经济往来和互助合作的关系。
上述四个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特点。如果概括起来，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的国际环境下起步之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就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①以上这些，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前提。
2．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进行得十分顺利，尤其是在启动阶段。由于缺少经验，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发展和确立一样，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基本上从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模式开始的。
建国初期，特别是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这段时期内，经济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看，则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即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毛泽东明确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并不是哪个人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苏联模式在各国共产党中特殊地位的形成，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后苏联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所树立起来的伟大形象，使得苏共当之无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苏联的模式成了各国共产党和二战后东欧及亚洲一系列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公认的楷模。加上斯大林又把苏联模式的作用和意义绝对化，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和普遍规律，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效仿，这就使得苏联模式进一步泛化。
在上述背景和方针指导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并在苏联直接帮助下进行的。应当说，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在实践上也是很有成效的。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对于增强国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和国防，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但是，毛泽东从来都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他决不会满足于这种照抄照搬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前后，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之所以感到心情不舒畅，根本的就在于他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他一贯倡导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此，一旦有条件，他必然会改变这种现状。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第一次公开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给中国共产党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背景。
3．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以批判教条主义、倡导独立思考为突破口的。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当作教条机械搬用，也不能把现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原封不动地套用过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第一，鲜明地提出了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总结建国头八年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认为，我们虽然没有全部照搬苏联模式，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是严重存在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分长处和短处都去学，盲目地学。因此，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首先要从思想上获得解放，而思想解放必须从反对教条主义做起。
第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再认识。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在50年代中期已经尖锐地显现出来了。毛泽东认为，对于苏联经验要加以分析，其中有先进的经验，也有落后的经验，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即使是那些先进的正确的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第三，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能够独立思考。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提出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一方面是反对不加分析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指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因此，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必须要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为人们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思考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提供了契机，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地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虽然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持有不同看法，并就如何全面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主持写作和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但对苏共二十大在解放思想方面的意义还是充分肯定的。
(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进人高潮之后，如何开拓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及时地转入研究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早在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初步经验的基础上，陆续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毛泽东从2月起，连续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分别听取中央工业、农业、运输、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并调阅了国内外大量的有关资料，从理论与政策上反复研究思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本国的实情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几次开会讨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到4月份概括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贯穿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前三个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在肯定过去成绩的同时，强调要适当调整和平衡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调整和平衡沿海工业的改造与扩建同内地工业的新建之间以及经济建设开支与国防军政开支之间的比例关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第四第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主张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度，要求改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主张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要求通过正确处理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改善企业内部的管理，这样就初步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
《论十大关系》后五个，论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各项原则。其中包括：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既要继续肃清反革命，又要在社会镇反中“少捉少杀”和在机关、学校、部队内部肃反中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给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自新的机会；对党内犯错误的人，既要批评斗争又要团结帮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问题，正确地总结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新方针、新设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它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2．党的八大的胜利召开
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经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任务，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大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大会确定了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大会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大会还重申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要正确处理经济与财政，基本建设与物资储备，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这两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大会作出了初步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决策，提出要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要保证企业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有适当的自由权。陈云在会上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强调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个体经营作为补充；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又要有自由生产作为补充；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以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些意见，为大会所采纳。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突破旧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尝试。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方面，大会指出我们还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要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大会确认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会还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式确定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
大会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党的八大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群众路线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党的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它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以及党的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提出的许多新方针、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对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3．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党的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八大路线，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国内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但是，1956年秋冬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从国际上看，苏共二十大召开，东欧先后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矛盾。如何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摆在全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为此，中共中央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中，讨论了国内思想动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强调要以当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为鉴戒，认真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对党的八大前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所涉及的新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
(1)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特点、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则明确指出：矛盾普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
(2)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敌对阶级或政治势力在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指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如果处理得当，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有的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
(3)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性矛盾虽然分为两类。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被消灭，大量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愈益上升到主导地位。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界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性问题。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4)阐明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方法。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专政的方法、强制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必须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则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都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根本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总之，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构想和新的观点，这些新构想和新观点，是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中国革命建设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发展。历史证明，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是成功的，它为后来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最初的航道。
(三)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不久，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从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经济建设工作中产生了“左”的思想，从而导致了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1．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
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动起来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首先把1956年正确开展的反冒进当作所谓“右倾保守”来批判。接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上，又不断地批判反冒进，说反冒进是“右倾”、“促退”，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次会议还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一错误论断不仅妨碍了党坚定不移地实行战略转变，使党的指导思想自相矛盾，而且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根据。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样，在总路线提出以后，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伴随这种生产上的所谓“大跃进”而来的，即是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8月初，毛泽东在河南、山东农村视察时公开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便出现了建立人民公社的热潮。
195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不切实际地决定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3000亿至3 500亿公斤。并通过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迅速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了“全民大办”。全国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全国农村就人民公社化了。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相继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反对两个急于过渡；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遵守价值法则的重要性；批评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初步调整了国民经济的过高指标；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体制，等等。这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是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的。
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程度和产生错误的原因认识不足，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纠“左”工作的深度和进程。1959年7月到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继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2．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甚为困苦。严重的经济困难教育了党，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又继续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努力搞好综合平衡，使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1962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了有7 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党的团结，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同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5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这些措施主要是：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率；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充实轻工业，保证石油工业；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等等。在经济调整的同时，党中央在政治上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进行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贯彻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由于决心大，措施得力，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度过了最困难时期。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中央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2至3年时间，继续执行“八字方针”，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外，着重于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更新设备，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由于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不少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宣布：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我国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3．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
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艰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尽管这十年中社会主义建设发生过严重的曲折，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在各项工作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纠正了经济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十年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倍，全国工业固定资产达1 046亿元，比1956年增长3．6倍。与1956年相比，钢产量增长2．4倍。原煤产量增长1．29倍。发电量增长3．9倍。原油增长11．5倍。十年中，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议起采厂，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如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拖拉机制造业以及精密机床、精密仪表制造业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十年中，钢材自给率由1957年的85％提高到1966年的95％。我国机械制造所需要的金属材料，基本立足于国内。1965年我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在这十年中，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了70倍。196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增长11％，棉花增长61．7％，烤烟、甘蔗等都有较大的增长。十年中，交通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十年中，工业布局也有了改善，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原来缺少工业的内地和边疆各省区的工业有了不同规模的发展，出现了武汉、湘潭、开封、洛阳、郑州、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
其次，在这十年中，我国的文教、卫生和科技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具有一定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1966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比1956年增长32．5％，十年中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为建国前七年的4．9倍。1957年到1963年，科学技术人员由120万人增长到230万人。1966年全国医院病床比1956年增长2．3倍。十年中，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成为世界上电子计算机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合成方法合成了胰岛素，夺得了一项科学的“世界冠军”。1964至1967年我国先后把原子弹、氢弹送上了碧空，这不但表明我国科技发展达到了新水平，而且打破了少数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后来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
第三，在这十年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主要经验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党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在党的八大上已经基本上提出来了，可惜未能坚持下去，发生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干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教训是沉痛和深刻的。十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这十年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要失误是脱离我国国情，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结果欲速不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后来，实行了调整方针，注意综合平衡，实事求是，我国的经济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建设高潮。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党领导人民迅速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全面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在此基础上，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这期间虽然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失误，但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错误。
相关链接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①
可以说，“以苏联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①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③
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问题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②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①
十九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486页。
思考题：
1．为什么说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历史性巨变?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以苏联为鉴戒，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最初探索的?
3．如何看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